从流亡学生到职业革命家：中共鄂豫边区知识青年的人生抉择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平津、沪宁等地相继沦陷，一大批知识青年瞬时失学离乡，走上流亡路途。武汉作为临时首都与交通枢纽城市，成为流亡青年寻求民族救亡和个人前途的暂栖之地，同时也开始在此面临多种人生道路的选择。动荡时局中，他们在权衡考量国家安危、事业前途、家庭生活，甚至内心情绪等因素后，相继作出人生抉择。其中，具有较高革命理想与抗日热情的知识青年，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湖北省委的吸纳、培养下，逐渐承担起武汉与湖北各县救亡宣传、党组织开辟，以及组建地方抗日游击队伍等事业的重任。知识青年在初尝革命的艰涩后，或许曾对所选择的人生前路产生过犹疑与徘徊，但这正是人性最真实的呈现。战争环境中，诸多未知和不可控因素在不断修正着知识青年人生道路的同时，也使他们学会了服从组织纪律，将个人理想与私人情欲让步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因此，投身革命并非一瞬即可完成的职业选择，而是经长时间磨砺与沉淀才可廓清的人生道路。在中共党团组织的有效引导和培养下，流亡知识青年在面临个体际遇与民族危亡、个人理想与革命现实需要等矛盾冲突时，纷纷作出坚定的人生抉择，但随之也意味着牵涉个人、家庭等私领域的一切事物和境遇均将历经颠覆性改变，甚至需将生命置之度外。最终，这批知识青年饱经残酷的对敌斗争和非人的意志磨练后，在中共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扎根，并蜕变为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关键词
抗日战争;知识青年;武汉;中共鄂豫边区;
From exiled students to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The career trajectories of intellectual youth in the Hubei-Henan border region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king, Tianjin, Shanghai, Nanjing and other places were occupi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a large number of educated young people were momentarily out of school and left their hometowns and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exile. As a temporary capital and transportation hub, Wuhan has become a temporary place for exiled youth to seek national salvation and personal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began to face a variety of life choices here. In turbulent times, they made life choice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weighing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career prospects, family life, and even inner emotions. Among them, educated youth with high revolutionary ideals and enthusiasm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absorp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Hube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ave gradually undertaken the important tasks of national salvation propaganda in Wuhan and Hubei counties, Par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local guerrilla forces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difficulties of rev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ducated youth may have hesitated about the life path they chose, but this is the most real present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war environment, many unknown and uncontrollable factors constantly revised the life path of the educated youth, but also made them learn to obey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cipline, and concede their personal ideals and personal desires to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revolution. Therefore, joining the revolution is not a career choice that can be completed in an instant, but a life path that can be cleared only after a long time of honing and precipitation. Under the effective guidance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Youth League, the exiled intellectual youth have made firm life choices when facing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individual fate and national crisis, personal ideals and th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ary reality, but it also means that all things and situations involving personal, family and other private areas will undergo disruptive changes, and they even need to put lives aside. In the end, these educated youth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brutal struggle against enemies and the tempering of will, took root in the Hubei-Henan border reg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fifth divis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evolved into real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and indispensable forces in the revolutionary team.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列宁曾指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1]。培养“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即“职业革命家”，对确保革命事业的秘密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本安坐于课堂的广大青年学生被迫随学校或家庭迁徙，走上流亡路途。正如音乐家马可所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遭受了这样的大劫，大家分散到若干地方流浪去了。”[2]41而这一代青年中的思想进步者恰是此时中共急需吸纳和培养的“新干部”的潜在对象①。
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于这一时期在爱国热情和个人理想驱动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新干部”群体。而对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流亡武汉，后随战争和革命洪流汇入中共鄂豫边区，并逐渐成长为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师骨干力量的知识青年着墨较少②。这批流亡到湖北的知识青年，基于各自的人生际遇和所处环境，在投身革命前后的内心世界较为微妙与复杂，值得予以重点关注与剖析。本文便拟对这一群体加以考察，并着重于他们在作出人生抉择时的心路历程与中共在其中发挥的引导作用③。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次日进占天津。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中共中央命北方局由北平移往太原，同时撤出平津党组织。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各校进步学生疏散离平，以清华大学暑期学生会主席赵石为代表的骨干力量即在此动员之列。学生南下途中，赵石承担起平津流亡学生的联络工作，先后辗转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等地，最终进入湖北省委领导的第十三军青年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3]27-28,32。8月，北平学委委员、清华大学学生杨学诚抵达武汉，发起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于光远前往武汉设立民先总队部驻武汉办事处，负责联络黄河以南各省与海外民先队部[4]。
战事危及京沪地区后，国民政府和沿海工矿企业开始向武汉迁移。中共中央在上海失守后作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即将转移至武汉的判断，指示上海党组织重新分配人员，将一部分人员派赴武汉[5]389。一些逗留在南京的进步学生也在中共党团的动员下陆续前往武汉。当时正在南京晓庄组织农村服务团，计划前往大茅山打游击的南京秘密学联成员、中央大学学生马识途和刘蕙馨等便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命令下撤至武汉[6]52。
除中共党团有组织的引导和疏散外，更多的失学青年跟随内迁人潮，跌跌撞撞闯进武汉三镇。淞沪会战爆发后，来自浙江的何满子在上海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其间因目睹军队的腐败与溃不成军，对国民党大失所望。上海沦陷后，何满子孤身一人在混乱、惶恐和失望的情绪中夺路而逃，其日后回忆：“究竟是继续奔逃还是设法回到杭州？这是我进入社会后面临的一次困难的选择，终于决定去电话与杭州的亲戚联系。哪知对方说，杭州也很紧张，有办法的都在想法逃了，你还是跟上大伙儿走吧。”何满子就这样流亡到了武汉[7]11。
“七七事变”的爆发不仅导致平津、京沪等大城市学生流离失所，战争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山东、江苏等中小城市和地方院校。就读于山东临沂师范的张东里在学校停课后返回家中，“祖国的大好山河一片片沦陷，人民群众见国民党那种狼狈逃窜的状况，都象没了主心骨的慌乱起来，千斤大石压在人们的心中，我们这些读过几年书的一代青年，在这风雨如磐的现实面前，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于是，张东里背起行装前往曹县寻找山东流亡中学，但当赶至曹县时，却得知学校已启程去了许昌。张东里只好又步行至开封，从开封扒火车到郑州，再经郑州转车直奔许昌，最终跟着学校迁徙到湖北均州[8]4-8。
苏北青年孔宪质在所就读的运河乡村师范被迫解散后，因不愿留在家乡等着做顺民，便乘火车前往徐州寻求出路，其在日记中写道：“车上实无寸尺空地，车头也无下足之空。予即勉强坐车头上，天实寒冷，加之车快带风，时同车人皆声声言寒，栗栗乱战。吾亦有支持不住之势，况坐处危险，偶一不慎，下车即死。及到最后站，吾已难省人事。”抵达徐州后，“校长因人多无法带走，故多叫参加医院或报考学校”，但地方上并无安置办法[9]。孔宪质自此预感：“这次的战争不独于国家有关，就是将来个人的出路也十分重要。读书之望自此打消了罢。”不过，孔宪质并不甘就此沦于平庸，有着一腔抱负想要施展，“现在自觉生命不是为个人而生存，是为家庭、地方、国家谋利益，打尽世间不平而生存的”。因此，返家后的孔宪质终日焦虑于徐州失守后的个人出路，以致夜不能寐，遂决定再次前往新安、洛阳、郑州等地寻找机会[9]。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城市率先遭受冲击，致使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发生剧烈改变。待到1938年初，这股冲击浪潮席卷至内陆城市。地方青年可以通过报刊等渠道，获取外界时事资讯与战事进程，并逐渐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产生忧虑，也相继作出人生选择。相较于何满子、张东里等人被迫以求生存为起点的流亡之路，内陆青年迈出家门时更多的是为探寻人生方向。身处湖南华容的刘大年思虑道：“或者是在家乡恶劣的环境中苟安下去，那实在难以容忍，不情愿，而且苟安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或者改变生活，到通往抗战前线的地方去……”[10]14来自福建的石澜因愤怒于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节节败退，而反观八路军的队伍却在不断壮大，更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遂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石澜由此作出了政治上的第一个抉择，即前往武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因其从《新华日报》上获悉抗日军政大学在武汉公开招生[11]44。
自从武汉成为抗战的中心和人口内迁的枢纽城市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失学青年一时麇集。中共中央为应对大批青年失学离乡的特殊局面，曾指示民先在各地可依实际情况组织各种名义和性质的公开青年群众团体。中共湖北省工委遂在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武汉民先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救国团（以下简称青救团）。随后，一些湖北民先队员遵照中共中央“凡散布到各地去的个别民先队员，即应参加到当地各种青年群众团体中去，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的指示，直接转为青救团员[5]373。至1938年7月底，武汉的青救团员达1万余人[12]371。
然而，对于众多选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来说，武汉尚不是前方，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才是失学离乡后的理想归宿。当冼星海建议流亡到汉的阮章竞进入武汉大学开展歌咏工作时，后者便因受平型关战役的鼓舞，明确表示不愿留在国统区，请求帮助接洽前往太行山[13]。当石澜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武汉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时，她则以“武汉失守了怎么办，南京不是也失守了吗”的回答婉拒[11]47-48。
何满子来到武汉后，住进流亡学生招待所。“招待所流动性很大，我们住大教室，天天一批人来，一批人去。有的找到自己的学校走了，有的被国民党军校、战干团或什么部队招收去了。”对于这些，何满子都拒绝参加，而是坚定地要到延安去：“我刚读过斯诺新出版的《西行漫记》的中译本，读后很是激动。过去在杭州读过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深深地在我脑子里留下印象。我很想去看看延安，是怎样把共产主义理论运用到实际的。”[7]12,14
何满子的这种想法并非个例。当汪大铭计划率领一众青年前往皖南时，团体内部就曾发生争论和分裂。因不少人醉心于到延安进“鲁艺”，不愿到就近的新四军去。即便多方劝说，最后也只能按照各自意愿各奔前程[14]6。因而，在逗留武汉的青年中，更多的人是为寻找机会前往延安。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书记郭述申就曾在报告中谈道：“如过去一部分外省同志，现皆离汉。甚至本省亦如此，如武大支部三十余人，现在一个也没有，女师、女二中等都走去大半。这些人一部分进陕公、抗大、党校、合作社以及往外省。”[15]201
彼时能否顺利前往延安，最重要的是有无组织介绍。杭州沦陷后，就读于浙江湘湖师校的潘流等人经金华、南昌和长沙，抵达武昌。潘流等在造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无果后，只好搭车离去。幸运的是，潘流后经许昌、郑州至西安，最终抵达延安。另一浙江青年吴江亦自家乡金华流亡到汉，原本是“白云黄鹤”的武汉，已变成天上敌机、地上难民的危险场所。吴江因在家乡时已入党且携有介绍信，在新华日报社寻到潘梓年后，仅略加讯问便被介绍至八路军办事处，自此踏上奔赴延安的路途[16]。1938年5月至8月间，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880人[17]。
除介绍关系外，能否自行筹措到路费也至关重要。为给刘大年筹集川资，家中在卖掉十旦新谷后，又经七拼八凑才攒够30元钱，使其得以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关系[10]23。张东里因缺乏家庭支持，只得和同学成立“山东省流亡中学话剧团”，一路通过演出筹款的方式，辗转湖北襄樊、谷城、十堰等地，最终抵达延安[8]4-18。而既无关系又无经济资助的孔宪质，在两次外出“乱投”失败后，只能暗自苦闷道：“像我这样的一个苦学生，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环境又恶劣的很，偏偏我的思想又迟钝，而脑子又笨又愚，到处都受打击。”[9]
延安虽是进步青年最为向往之地，但仍有不少流亡到武汉的学生因缺乏北上途径或出于机缘巧合，选择就地投身革命。例如，因战争滞留家乡无锡的清华学生须浩风，本计划随布商先到南通再至延安，但因战局紧张，未能成行。在得知武汉已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后，须浩风走香港经广州、长沙到武汉，通过清华同学杨学诚等人的关系，进入位于鄂中的汤池训练班[18]。又如，金陵大学学生林镇南原本随学校西迁，因途经武汉时失去领取助学金的机会而萌发当兵念头，遂投考了汤池训练班[19]16。再如，江苏丹阳青年蒋立在抗战爆发前曾两次赴沪寻党未果。南京沦陷后，蒋立随全家漂泊到湖北，终因偶然的机会入了党[20]131-133。
自1930年起，武汉地区因受白色恐怖影响，中共党组织发展异常困难。“一二·九”运动后，武汉大学秘密青年救国团和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先后北上找党，但均无下文。至1936年春，武汉地区中共党组织仍基本呈空白状态。1937年9月，杨学诚到汉后，才正式组建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工委）。10月，郭述申受中共中央派遣与何伟、钱瑛、陶铸等接收了武汉工委的组织关系，组建中共湖北省工委[12]365。此时省工委领导下的党员仅30余人，包括十余名文化干部、平津流亡学生和武汉大学党小组成员等。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大批流亡学生的集聚，不仅活跃了武汉的抗日救亡氛围，也为地方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局面。12月底，湖北省临委成立时，武汉地区已有党员约100人，其中2/3为流亡学生[15]288。
战争突然爆发，许多热血青年一时激于义愤，纷纷弃文从武，但当真正直面残酷的战争，以及安定的读书和生活机会再次出现时，不少人的内心也会纠结和徘徊。马可曾在亲历武汉轰炸后写道：“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形容飞机在头上时，心中的感觉，因为那是没有感觉的。生命像放在针尖上，很可能，在一两秒的瞬间，便了结了自己。在这种紧张的场面下，神经系统已经失去作用，没有惊骇或惧怕，一切都想不起来了。”[2]34
彼时的流亡青年虽未能都像马可一样，将亲历轰炸时的内心活动留于字里行间，但置身炮火时触目惊心的体验，无疑会让他们重新思考个人前路。有的人在一番犹豫后仍旧一往无前，有的人则退回到原本的人生轨道之上。据在长沙临时大学从事地下工作的赵石观察，最初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学生奔赴前线后，来到长沙的复学者多抱着“抗日军兴、救亡事息”的心态。但当长沙也开始遭到日机轰炸，学校决定再迁云南时，在原计划随学校内迁的流亡学生中，才重新掀起投笔从戎、奔赴前线的热潮[3]29-30。南开学生陈浚就在此时决定前往武汉投考抗日游击训练班[21]。
自南京来到武汉的马识途和刘蕙馨，通过参加秘密学联增进了解，坠入爱河。当马识途在武汉接到中央大学复学通知和家中规劝时，内心开始动摇：“如果既能读书又能参加抗日活动还能和小刘发展恋情，那该有多好。”刘蕙馨却坚决表示，如果马识途重回中大，二人就此一刀两断。马识途为表明决心，“当着小刘的面，把一直揣在身上的‘复学通知书’掏出来，一把撕成粉碎”[6]45,54-55。清华大学学生韦君宜在抵达湖北之初，曾多次遭到家中阻挠。她在日记中写道：“忽遇外公来了!将我拖去……我爸爸也要乘飞机来了。找我两月，今天撞见，我外祖母和娘都已痛得要死，要我快回去。”[22]418最终，韦君宜抵抗住亲人劝阻，但一同外出参加革命的妹妹魏莲一则在母亲的劝说下重返了家庭[22]3-4。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进步青年虽怀揣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抱负离开家庭和学校，但革命人生的开端往往并非“一旦强掳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的单线程路径。他们面临的是多种人生可能性和目的地的选择。在辗转漂泊的流亡途中，知识青年初入社会后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得以急速成长，将国家安危、事业前途、家庭生活，甚至内心情绪和个人性格等多方面情况反复权衡考量后作出人生抉择。不过，动荡时局中的诸多未知和不可控因素，以及革命的初体验随后也在不断修正着知识青年在战争爆发之初所作出的人生选择。
全面抗战爆发前，湖北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干部损失殆尽，仅存的少数老党员对“组织党、组织群众的方式毫不晓得”，“新政策虽知道一点，但不知道用”[15]102。长江局也要求老党员在个人经历未经考察清楚前，只能参加党外工作[23]137。1938年1月，湖北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鄂西旧有组织，整理鄂中、鄂北、鄂东等地组织关系[23]324。因此，外来学生承担起武汉地区和湖北各县市党的发展重任。据同年5月的统计，仅武汉所辖三个区的区委中，武昌区委的5名干部均为学生；汉口区4名区委中，2名为学生；硚阳区5名区委中，3名为学生[23]326-327。若以《鄂豫边区新四军人物志》所收录的920名中共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县团级以上干部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可知1912—1922年间出生者（即1937年时年龄为15~25岁）共计565人，占比超过60%。其中，1937—1938年参加革命者就有243人④。
这些青年虽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理论素养，“有些同志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喜欢在胳肢窝里夹一本书，这成为当时‘救亡青年’的一种时尚”，但却缺乏在基层社会从事乡村革命工作的经验和技巧[24]353。因此，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之初，通常需先接受来自党组织的短期培训。自1937年10月起，湖北省工委与集结在黄安七里坪的原红军二十八军举办了多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抗日青年训练班。12月起，董必武与国民党人李范一、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石瑛协商，亦以省建设厅农业合作委员会名义举办汤池训练班[25]46。
韦君宜、刘西尧和陈景文等来自北平、南京、武汉等地的知识青年经党组织介绍，成为前往七里坪受训的第一批学员[26]30-31。来自北平的顾大椿、南京的林镇南和上海的刘慈恺等，则随陶铸、曾志等人前往湖北应城汤池训练班受训[25]42。而当他们满怀憧憬地踏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时，或许会发现实际境况与梦想中的“桃花源”尚有些出入。
徐朗在进入根据地前，曾幻想着那里应该像“天上的彩霞：共产党的红旗；斯诺《西行漫记》里的传奇；无私与无畏；坦率与公正”。但一进入新四军教导队，徐朗的“小资产阶级的梦”就被撞破了：“教导队还没有一整套制度，学员的来历也很复杂，生活、学习、领导、学员显得松散。”[27]12尽管徐朗反映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的情况，但据此可以想见环境更为复杂的湖北敌后或尚不如此。几天后，徐朗参加了一场枪决逃跑者的公审大会。大家相继揭发斗争、青年代表激昂发言的情景，令徐朗的内心大受震撼，以致“一夜没有好睡”[27]14。不过，随着教导队的逐渐正规化，徐朗的思想也趋于安定。当觉察到身边同学仍有些“思想”和怕苦情绪时，徐朗感慨道：“人总是这样：有的把理想比做雨后虹桥，许多人跨不到桥，许多人看着虹桥消失；有的把理想也比做虹，心里有虹，用血、泪，一步步踩出五彩缤纷的岁月。”[27]18
对于20多岁的热血青年来说，到敌后打游击，真刀真枪干一场通常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原始动力[6]56-57。训练班会组织学员参加紧急集合、夜行军和小型军事演习，以及讲授地图测绘和爆破等军事技能。除此之外，训练班最主要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战形势分析、抗日救亡宣传、统一战线有关政策，如何开展农村调查等[28]238。上述课程和学习内容不仅是为向知识青年传授在敌后从事革命工作的技能，更在于通过环境对他们的精神意志和理想信念加以锤炼和形塑。曾志作为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的主要工作便是了解、考察学员的政治思想和发展党员，从而在结业时培养出一批派往各地建立与发展党组织、领导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29]。
汤池训练班第一、二期结业后，学员均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鄂中应城、京山、天门、汉川、荆门、钟祥、安陆、云梦等县。第三期除招收流亡学生外，还着重吸收当地知识青年，结业后亦全部委派为农村合作指导员，前往鄂西远安、宜昌、恩施、建始等县开展工作。第四期则吸纳了一批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七里坪党校的学生，以便通过湖北建设厅取得合法身份，分赴鄂东、鄂北工作。截至武汉沦陷前夕，汤池训练班学员遍布全省32个县市[28]20-21,24。
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在被派赴各县之初，通常会产生心理落差。韦君宜从武汉前往襄阳花费了一个星期时间。这座鄂北第一大城在她看来十分缺乏现代气息，颇有与世隔绝之感，其撰文写道：“我是在天津北平武汉这些现代都市里待惯了的，目击耳闻，什么事都是紧张，高速度，机械化。我虽并不留恋我那洋楼汽车高跟鞋的生活，但是却真看不惯这种摇摇摆摆磨磨蹭蹭的中古生活方式!”[22]271先期抵达襄阳的光未然，就因无法适应当地安逸的生活而选择离开：“我过紧张生活过惯了的，在此地一天只有一两件事，人们在街上摆来摆去的，真急人!”[22]414
迟钝滞缓的工作节奏，不禁令韦君宜感慨：“不啻以牛车与日本飞机赛跑。”虽焦急于工作效率之低，韦君宜却无力改变。因身为外来者，她缺少发展地方党组织所需的本地人际关系，只能暗下决心：“假使组织成了，令我作分析，谈理论，领导歌咏，计划配置，我一定好好做。”不过，韦君宜很快又产生了怀疑情绪：“我舍己从人，自愿跑出来流离颠沛。我付了这大代价，应有何种收获，方足补偿？而工作如此，‘群众’如此，令我忧愤悲伤，心中痛楚。”[22]416-417抗日拓荒工作中遭遇的种种挫折，令韦君宜内心愤怒、失望、苦闷、无所适从的复杂情绪时隐时现、不断反复。
内陆地区不仅生活节奏缓慢，相较于平津、沪宁等大城市，抗日救亡氛围也较为沉寂。初到豫南罗山县的马可，曾略带失望地写道：“罗山可算一个三等县份，城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或生意买卖，点缀这荒凉的城池的，唯有青年救国团体及青年军团罗山工作团张贴的应景的壁报、漫画等等而已。”[2]19不仅如此，基层地方的政治派别也较为复杂，青年的社会气浓厚，通常缺乏成立青救团的条件，致使党的拓荒工作异常困难。外来知识青年只能借助抗日宣传团开展工作，并尝试通过座谈会团结干部，再辅以书店和秘密刊物等方式扩大影响[22]413-414。然而，宣传团成员却因忌惮“政治侦探”，在座谈会上不敢发言。即便如此，他们仍会因封闭社会中所谓的“男女之防”，被身边的同学视为异类。韦君宜由此意识到“统一战线的影响还一点没有到这里”，不禁喊出：“天呵!这荒地该怎么垦的熟？”[22]414-415韦君宜虽能领会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但在实际工作中则不屑与当地的名媛贵妇为伍。当看到“无才、无学、无识、无知的一群要人姬妾”成了救亡领袖，“而我等历千辛经万苦，奋勇挣扎的朋友们”反被屈抑下去，韦君宜遂自问究竟与她们“统一”何益[22]423-424？
在以韦君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青年深入湖北各县后，仍有较多学生党员聚集在武汉。湖北各县此时共有党员632人，学生仅占20%。而武汉地区党员366人，其中学生135人，占比超过1/3[15]289。因此，徐州沦陷后，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鼓励集中在汉的骨干前往长江以北的乡村开展工作，并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组织[23]239-240。湖北省委为此决定进一步加强外县党的工作，陆续撤出武汉地区的党员干部和在党影响下的革命人士[23]908。随后，武昌、硚阳和汉口三个区的区委书记相继撤至敌后。武汉青救团近千名团员亦被派至鄂东、鄂南和鄂中等地，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作准备[23]42。在相继建立的鄂东特委、鄂中特委、鄂南特委、鄂西中心县委和鄂北中心县委的五名县委书记中，除郑位三和王致中外，何功伟、杨学诚、安天纵均为学生干部出身（表1）。
| 地区 | 组织演变与负责人 | |||
|---|---|---|---|---|
| 鄂中 | 汤池训练班书记：曾志（1937年底） | 鄂中特支书记：曾志（1938年2月） | 鄂中中心县委⑤书记：杨学诚（1938年4月） | 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1938年6月） |
| 鄂西 | 荆沙特支书记：杨茂新（1937年11月） | 宜昌特支书记：李声簧（1938年4月） | 鄂西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声簧⑥（1938年4月） | 鄂西中心县委书记：王致中（1938年7月） |
| 鄂东 | 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漆先庭⑦（1936年） | 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⑧（1938年2月） | 鄂东特委书记：郑位三（1938年6月） | |
| 鄂北 | 鄂北特支书记：刘瑞芳（1938年2月） | 鄂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夏忠武（1938年5月） | 鄂北中心县委书记：安天纵（1938年6月） | |
| 鄂南 | 阳通中心县委书记：曹德茂（1937年10月） | 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刘青（1938年5月） | 咸宁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1938年7月） | 鄂南特委书记：何功伟（1938年8月） |
在此次各地的组织机构调整中，鄂西党的负责人变动较大，由李声簧过渡至王致中，宜昌特支书记也由流亡学生孙世实过渡至熊宇忠[30]。王、熊二人均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甫自国民党监狱释放的中共老党员。王、熊二人虽在党资历较深，但因缺乏青运理论和经验，未能取得鄂西学生干部的信任。韦君宜就认为，平津学生干部的政治水准和对统一战线的理解要比内地专做地下组织工作的人高得多，“仅用‘决议’来统制我们，是不能使我们心服的”[22]438。
而在老党员看来，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入党后，导致党内自由主义之风盛行，许多人常自行脱离组织，拒绝执行上级分配的工作和决议，被视作经不起狂风暴雨摧残的新生嫩芽，“需要的是和暖的阳光和润泽的早露”[15]293[31]35。韦君宜在工作遭遇挫折后，就曾对自己的革命前路产生过怀疑：“人家南来的，自有其南来理由……我是北方的女儿，我是没有家，失了爹娘，国破家亡的女儿呵，我应该以头血溅敌人，以性命作战斗。几曾见过，以国破家亡之人而跑到遥远安定的异乡，欲图以组织他人为自己的工作？”[22]425武汉失陷前夕，韦君宜经长江局重新分配工作，当得知将被派往鄂西后心生抵触：“第一，我要发挥我的工作特性，不再碌碌随人，第二，我要在我所喜欢的青年圈中，不在老王、老熊型的机械地下人物中。第三，我要瞧瞧我父母，我放不下心，第四，我不愿离开小孙。”[22]458,460
郭述申亦在报告中指出，学生干部因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无法和农民打成一片，也未能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组织群众，“除了少数队内的同志发展了党员以外，其余的同志没有积极地发展党；有的还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职务去恫吓县长，因而引起当地政权的不满意”。此外，学生干部亦不善于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开展工作，缺乏工作技巧，只会拼命出壁报和大吹八路军胜利等[15]280。流亡学生虽大多已受过党的短期培训，但仍缺乏实践中的锻炼。
例如，蒋立自训练班毕业后，被任命为石灰窑工矿特区区委书记，负责党组织的开辟工作。蒋立最先因在自己创办的《工人抗日报》上转载国民党制造的“外蒙古出兵抗日”谣言，受到湖北省临委处分。随后，蒋立又因组织召开全区厂矿工人代表大会和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筹委会，招致国民党大冶县党部追捕。于是，蒋立仅任书记三个月便被迫调离。他事后回忆：“这次特区工作，是我入党以后的初试锋芒，凭着一股冲劲，工作局面是打开了，但毕竟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弄得呆不下去，应该承认是一个失着。”[20]145-147湖北省委和黄冈中心县委充分考虑了蒋立的自身人际关系情况，将其调至位于湖北蕲春的田家镇要塞司令部从事统战工作。蒋立与该要塞司令员蒋必为同乡，蒋立的胞弟和数位旧交亦在司令部工作。同时，“组织上派至警卫营负责党工作的赵忠国，以及负责同蒋必单线联系并担任军民联欢社主任的刘咸一”也均与蒋立相熟。于是，蒋立一扫先前在石灰窑工作失败的阴霾情绪，精神昂扬地投入到新的任务中[20]148。尽管新起用的学生干部身上学院气质浓厚，时常感情用事，但在干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即便犯下错误，党组织一般也以鼓励教育、继续任用为主，宽容处理。
时至1938年9月，战局形势日渐紧张。武汉沦陷前夕，湖北省委领导下的250名在汉党员中，仍有74名学生[15]290。长江局再次动员滞留武汉的青年向外转移。此时已回到湖北省委的蒋立，正逢动员抗日青年去延安的热潮，其对前往延安学习抱有极大兴趣，遂向党组织提出带队赴延安的请求。不过，蒋立的申请未能获得批准，因鄂东特委副书记方毅欲调其到敌后打游击[20]161-162。而原本想要到鄂西寻找女友的马识途，此时则接到党组织派往鄂北的命令，“我藏起自己的怅惘情绪，和北上的同志一起踏上了去襄樊的路程”[6]72-73[24]358。就这样，以蒋立和马识途为代表的初入湖北的“拓荒者”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纷纷潜入敌后。
知识青年在初尝革命的艰涩后，其内心彷徨、挣扎，以及患得患失等复杂情绪的交织是身处陌生和动荡环境时，人性最真实的呈现。崇尚自由和追求浪漫本是年轻人的天性，但加入革命队伍后，他们开始学习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纪律约束，将个人理想和私人情欲让步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在中共引导下，这批在抗战爆发之初流亡到湖北的知识青年进一步细化了人生道路，最终选择在鄂豫边区扎根，并日渐蜕变为职业革命家。
武汉失守前，湖北全省分为鄂东、南、西、北、中五个区。1938年12月，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络，改由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领导[32]。鄂西的江北地区与鄂北合并为鄂西北，江南地区划归四川、湖南管辖。1939年1月初，中原局先后撤销河南省委、湖北省委和安徽省工委，建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区党委⑨。自武汉撤至鄂北的知识青年赵家驹等人本以“乡促服务团”的名义，在鄂北的随县草店进行抗日宣传和举办短期训练班[24]365，但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第五战区的国共合作环境日益恶化。6月，赵家驹等人迫于形势，自老河口出发，经新野、邓县、唐河、泌阳撤至竹沟，进入河南省委党训班学习[24]304,367。
1939年10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与教导[队]去信、应、随、桐交界地之四望山。”[33]随后，朱理治率领一批学生干部南下四望山[34]。据亲历者回忆，竹沟曾先后向中共豫鄂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输送了三批干部，“有的从延安来经过竹沟到五师去的；有的从延安到竹沟工作一段时间后去的；有的则是由竹沟招收冀、鲁、豫、苏、皖已沦陷区和即将沦陷的华中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而时间大多在武汉沦陷前后至1939年底[28]13。这其中就有先前到武汉寻找出路未果，此时已经延安通信学校受训后派回的潘流等人。由此，这批竹沟派往干部与战争爆发之初流亡到鄂的知识青年，共同构成了中共鄂豫边区的基本干部力量。
11月，“竹沟事变”发生后，中原局决定统一豫南、鄂中和鄂东党的领导及武装，在湖北京山重新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由豫南向鄂中转移⑩。新组建的豫鄂边区党委成员有郑位三、陈少敏、李先念、陶铸、任质斌、杨学诚、刘子厚、夏忠武、吴祖贻、程坦、葛启卜等⑪。因边区党委力量薄弱且成员多抱病在身，每名常委至少须兼任三项职务。南开流亡学生出身的吴祖贻作为民运部长，就同时兼任妇委书记和青年部长，负责全边区的民运、妇救和青救工作[35]。曾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谈道，当时因干部奇缺，像吴祖贻、杨学诚等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刘少奇的培养下，都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36]69。
据1941年4月的统计，在10名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者7人，平均年龄33.5岁。党龄10年以上者5人，5年者3人、4年者1人、3年者1人[37]145。由党龄推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在边区党委中占据主体，辅之以“一二·九”运动前后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入党的新党员干部。而在边区38名地委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者高达33人。党龄3年以上者34人，3年及以下者4人。在边区13个县的149名县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者95人；外来干部109人（占比约73%）；党龄3年以上者80人、3年及以下者69人[37]145-146。在中共豫鄂边区基本县的771名区级干部中，外来者仅54人（占比约7%）；知识分子约占10%。在有党龄统计的239人中，党龄3年以上者14人，3年及以下者225人[37]263-264。
若对比河南党的情况则会发现两地间存在一些异同，刘子久在总结时谈道：“就干部的籍贯讲，省委一级有三分之二是本省的，地委一级百分之八十五是河南的，县一级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本地人，区分委一级几乎全部是本省人。”[38]鄂豫边区党委级干部中60%为鄂、豫两省本地人士，区级干部则基本为本地人，这与河南党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鄂豫边区县级干部中的本地人则仅占27%⑫。由此可知，豫鄂边区县级干部群体的突出特点是外来干部比例较高。并且，知识分子在县级干部中居主体地位，构成边区发展的中坚力量，甚至近半数人党龄不满3年。这也佐证了任质斌的说法：“当时各地干部奇缺，他（刘少奇）便大胆地提拔和使用干部，甚至提拔预备党员作县委书记。”[36]69
不过，大胆提拔和使用新干部也会带来诸多问题。马识途初任中共枣阳县工委书记时年仅23岁，只会教条地向民众宣讲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等理论口号，不了解当地农民曾因参加红军赤卫队，遭受过国民党血腥清洗的经历。当农民听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和举行暴动时，极端愤怒之下差点将马识途活埋[6]78。这种粗线条的工作方式极易使党组织遭到暴露和破坏，导致干部牺牲或撤离，损耗较大。而补充力量又难以及时派到，形成干部有出无进的局面。同时，基层青年和文化运动也开展得较左，使进步知识分子无法在当地立足，农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又颇具难度。因此，最初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形成的县级干部力量较弱，许多工作只能依靠更为成熟的地委或中心县委干部直接前往开展[31]84-85,88,93。
1940年1月，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2]383。该纵队是以无成连建制的红军队伍为基础，与各地方党所发动的武装汇编而成。纵队中红军干部较少，成立之初仅有的100位红军干部几乎全部被安排在营级以上关键岗位。在初期6个团的25名团级干部中，18名为红军干部。在12名团长和政委中，10名是红军干部[36]98。1937年10月，共产国际曾作出指示：“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的干部。”[39]然而，中共结合本土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全面抗战之初的干部吸纳问题上有所变通。1939年6月，毛泽东同志强调：“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40]233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军队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40]618。
鉴于鄂中地区军事干部极度缺乏的现实情况，知识青年扎根敌后，除分散各地从事党的工作外，另有一批“文质彬彬的长袍先生学习带兵，上火线打敌人，打游击战”，逐渐成长为军事干部[41]。这既是对中央指示的遵循，也契合本地老干部缺乏、知识青年较多的现实情况。刘西尧最初就是以黄冈中心县委为阵地组织抗日武装，学习骑马和打枪。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谁也不懂得游击战要怎么打，只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决心积极投身革命，和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6]49。
在由鄂东抗日游击挺进纵队改编而成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中，方毅和刘西尧分任军政委员会正、副书记；文祥和蒋立分任政治处正、副主任；陈景文任政治处组织科长⑬。除方毅外，上述诸人均为知识青年出身，平均年龄仅有23岁，平均党龄也仅1年左右，却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为领导千余名兵力的军事干部⑭。不过，知识青年向军队干部的蜕变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武汉大学学生杨昌炽经汤池训练班受训后，被任命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某中队指导员，但在一场战役中借口“烧开水”，临阵脱逃。最终，杨昌炽虽免于严厉的军事处分，但被调离部队，改派至七七报社工作[42]。
知识青年进入军队后，绝大多数被任命为政工干部，从而发挥其文化水平高、擅长政治教育和宣传统战的特长。1940年10月，在豫鄂挺进纵队478名营连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占到44%。在营连级政治干部中，知识分子比例更高达62%。在团级以下军队干部中，党龄仅三四年的青年约占89%[25]155。林镇南被任命为营政治教导员时，党龄甚至未满一年[19]28。1941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蒋立被任命为第十三旅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仅26岁，党龄不满5年，却承担起领导五千余人主力部队的重任[20]239。正如亲历者回忆，在五师政治部所属各部历任正、副部长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到80%，很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或是“三八式”青年[36]92-94[20]213。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凡新部队其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多的地方，要多注意提拔工农干部。”[43]1941年6月，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人便对知识分子干部任师政治部长和旅政治部主任提出异议[36]100。9月，五师开始注意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纠正过去对政工干部的培养“常常有无意的自己限制于狭小的知识分子这个范围之内”的做法，借以调和工农干部和知识青年干部间的紧张关系。这便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知识青年在军队中的上升空间开始受到挤压[44]。
自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起，鄂豫边区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便转为秘密，交通时常中断，边区与延安、新四军军部和各根据地之间的干部交流也被阻断[36]89。直至1944年底，中共中央制定挺进华南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以王震、王首道等为首的八路军南下支队，鄂豫边区才重新获得来自中央的干部力量支援。其中，派赴边区工作的900余名干部抵达后，全部担任了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职务。边区原有干部除调职学习外，均被调整为副职或降级使用，导致知识青年的上升空间再次受阻[45]。刘西尧曾隐晦谈及，“一个书生当领导，要取得老红军的信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自己的行动来取得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属性是终生烙印在身上的标识，即便到1989年，戎马半生的刘西尧在李先念的印象中仍旧是个书生[26]64-65,78。
中共鄂豫边区因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殊，孤悬敌后，时常在敌伪顽匪之间穿梭游走，斗争形势较他处尤为复杂残酷。仅1940年1月至1941年10月间，边区就有405名干部被捕。其中，牺牲的干部有地委级1人、县级32人、区级142人、支级113人。在狱的干部有县级8人、区级49人、支级61人[37]506-507。除此之外，敌后落后的卫生医疗环境，也使杨学诚等长期疾病缠身的知识青年最终未能待到战争胜利而英年早逝。在920名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全面抗战时期牺牲者有125人。其中，1912—1922年间出生的年轻干部就有63人，占比超过一半⑮。
对于知识青年而言，投身革命虽是一种职业选择，却并非一瞬间即可完成的重要决定，需经长时间磨砺和沉淀才可以廓清人生道路。同时，这一过程也意味着牵涉个人和家庭等私领域的一切事物和境遇均将历经颠覆性改变，甚至需将生命置之度外。流亡青年最初大多是在懵懂的爱国热情驱动下踏上了抗日救亡之路，但在日后饱经残酷的对敌斗争和非人的意志磨练后，才最终蜕变为真正的职业革命家。
本文考察的这批知识青年若在承平之世，当安坐于课堂，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成长。然而，他们却生逢新文化与旧文明搏击的五四时期，成长于中华民族立于危亡关头的战争年代，终究逃不脱外出流亡和坎坷求生的人生命运。抗战的爆发一时间打破了所有常规和秩序，学校停课、家园沦丧、执政党溃退。失学离乡的知识青年顿时需独自应对动荡局势，并失去了所有倚靠和安慰。亲情、友情、爱情和理想信仰等任意一种力量，在此时均可左右他们人生之路的选择。
这批知识青年不同于一般民众群体之处在于拥有阅读学习和获取新知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消减因时空距离所造成的信息阻隔，使他们得以直接接收外界资讯与来自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同时，这批知识青年在原本身处的学校社群中，大多早已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民族主义的刺激和唤醒。国难当头之际，无论身处沦陷区还是后方的进步青年，势必都会产生民族独立、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应往何处去，以及如何贡献个人力量的疑问。他们并为此踏上征途，开始外出找寻答案。
当离开学校和家乡，置身于战火连天和慌乱的逃难人潮中时，知识青年更加切身地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军队的不堪一击，以及当政者对于流亡青年安置工作的缺位。在绝望、无助和窘困的境遇之中，他们悄然获得来自各种流亡同学会、秘密学联、救亡团体和训练班的收容和引导。中共党团所释放出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感召，迅速填补了孤独无依者寂寥的情感世界。与此同时，知识青年在中共所倡导的旗帜下找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启蒙思想相交汇的现实出口。这种力量犹如一股磁场，将来自四面八方、正立于多歧路的进步学生迅速吸附于共同的人生理想和信念价值之上。
20岁左右初入社会，对一切事物新鲜好奇、勇于尝试，以及想法瞬息万变等正是这个年龄群体的突出特征。知识青年最初的人生选择或许并非出于深思熟虑，大多是兴之所至或因缘际会。当初尝革命事业的艰辛后，失落、踟躇和纠结等复杂情绪的交织也是最真实和鲜活的人性呈现。中共党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知识青年的革命主人翁意识，不仅成功化解了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境况的差距问题，也使他们的人生目标变得愈发坚定。在这一过程中，知识青年也逐渐体认到诸如“到延安去”等个人追求需服从于革命的现实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成长路径下，流亡武汉的青年们历经千淘万漉、涓涓成流，最终在中共鄂豫边区完成了向下沉淀与扎根的过程。
知识青年从失学离乡到投身革命，并非转瞬即可完成的职业选择，而是从脾性、行为到个人信仰得到全方位重塑的漫长过程。因此，革命既是一项改造社会和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也是一条无数鲜活个体融入集体之中，探寻自我价值的荆棘之路。
陈毅曾将全面抗战时期华中地区党的新干部分为“抗战后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两类。参见：《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边区名称多次更迭，1942年5月以前称“豫鄂边区”，以后称“鄂豫边区”。本文依照根据地主要地域所在和历史习惯统称为“鄂豫边区”，而在叙述历史过程时则采用当时的实际名称。
目前学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湖北地区中共党员干部问题，尤其是针对知识青年干部的研究尚不充分，对大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相关问题的考察，参见：王龙飞《省会、学校、家乡与革命“落地”——以湖北省各县市早期中共骨干党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潘建华《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地区地方干部的来源与整合》，《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等。
虽仍有一部分人物履历不详，但这一样本已大体可以反映出中共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干部群体的基本情况。参见：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人物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以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为主体发展起来的鄂中中心县委中，学生党员占85%。
鄂西工委6名委员均为学生出身。
1938年初，长江局因对该县县委性质和与高敬亭关系等问题存有疑虑，决定重组黄冈中心县委，并对漆先庭等进行审查和甄别。参见：《漆先庭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1938年2月，刘西尧和陈景文自七里坪训练班结业后，经中共党组织派遣至黄冈。此前，湖北省工委已委派张明、秦镜湖至黄冈开展工作。张、秦为工人出身，早年间虽已入党，但二人均曾被捕入狱，国共合作后始得出狱。漆、张、秦在党资历均深于刘西尧，却囿于个人历史际遇，仅任新黄冈中心县委委员。湖北省临委以刘西尧任书记、陈景文任秘书。参见：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7页；中共黄冈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黄冈地区组织史资料（1922—198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1939年1月，豫鄂边区党委在竹沟成立，原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区党委书记，下辖原属河南省委领导的豫西南、豫中、竹沟等地委，习惯上仍称河南省委。鄂豫皖区党委辖区包括鄂东、豫东南、皖西等地。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钱瑛《湖北各区工作报告》（1939年4月7日），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共中央中原局（1938.11—1941.5）》（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1940年8月，中原局宣布撤销鄂西北党委。12月，因斗争环境恶化，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亦率夏忠武、安天纵等干部撤至鄂中敌后。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第377、379页。
因郑位三未到职，由陈少敏代理边区党委书记。参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鄂豫边区地委级干部籍贯情况缺乏统计资料。10名边区党委级干部分别是：常委陈少敏（山东籍）、杨学诚（湖北籍）、夏忠武（湖北籍）、吴祖贻（河南籍），执委程坦（河南籍）、刘子厚（河北籍）、陈秀山（湖北籍），党委级干部郑绍文（四川籍）、孙西歧（河南籍）、刘慈恺（江苏籍）。参见：《陈少敏、杨学诚关于豫鄂边区县级干部统计致中共中央电》（1941年4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146页。
文祥是刘西尧在黄冈发展的第一位学生党员，起初被任命为县委青年部长，继而接替刘西尧任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参见：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37、46-49页；姜铎《学生·战士·学者：我的人生三部曲》，2001年，第191页；中共黄冈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黄冈地区组织史资料（1922—1987）》，第110页。
方毅，1931年入党。土地革命时期，在闽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全面抗战时期，历任湖北省临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副书记等职。参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第82页；刘光明等主编《湖北抗战人物志》，第5-6页。
据《鄂豫边区新四军人物志》收录人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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