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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周代贵族装饰用玉探讨  PDF

  • 李京震 ✉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K876.8； K224

最近更新：2025-07-14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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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装饰用玉是周代贵族所钟爱的一类常见玉器，种类繁多。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可以发现，周代贵族在某些装饰用玉的使用上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包括梯形牌组佩、玉蚕和玉韘。梯形牌组佩是将不同材质的珠管串成若干股，然后总束于梯形牌饰一端或两端的特殊组玉佩，其主要见于女性贵族墓葬。玉蚕是被雕饰成蚕类造型的玉器，受体积限制，此类器物通常与发饰、组玉佩、腕饰等装饰用玉组合使用，佩戴主体依旧为女性贵族，已知材料中仅有少数男性贵族将玉蚕作为装饰用玉构件。与前两类器物所不同，可能作为钩弦工具的玉韘更多出自男性墓葬。上述玉器性别差异的成因复杂多样，根本上还是受器物特征和用途等因素的影响。女性装饰品被认为更倾向于展现其装饰性，而男性则较少尝试大胆的组合，正因如此，造型较为特殊的梯形牌组佩更受女性青睐。作为射礼与实战中不可或缺的弓射器具，韘的佩戴主体为男性也合乎常理，玉韘亦是如此。据文献记载，与桑蚕有关的活动多由女性主持或参与，作为桑蚕栖息之所的桑林也是人们向高媒神祈求子嗣的重要场所，这或许便是玉蚕与女性之间联系紧密的原因。至于夫妻墓葬中同时随葬梯形牌组佩或玉韘的情况，应当并非偶然，这些出现在弱势性别墓葬中的装饰用玉，也许正是异性相赠的信物，是双方感情的寄托与象征，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可以作为此种假设的佐证。

正如《礼记·玉藻》所言：“古之君子必佩玉。”［

1］913在周代，装饰用玉是贵族身边不可或缺之物，除了固有的装饰用途外，它们还是时人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孙庆伟先生曾注意到，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致使社会低阶层在装饰用玉的使用上会优先女性，故低等级墓葬中的装饰用玉有着显著性别差异［2］295。对于多数贵族，特别是高等级贵族而言，依照他（她）们的经济实力可以随意选择装饰用玉，但考古发现证明，性别差异同样存在其中，梯形牌组佩、玉蚕和玉韘便是典型，女性贵族在前两类器物的使用上占据绝对优势，后一类器物的佩戴主体则为男性贵族。此前，学界围绕装饰用玉的研究已不在少数，由于器物种类众多，加之材料分布零散，鲜有研究者将关注点聚焦于性别方面。因此，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对存在性别差异的装饰用玉分别展开探讨，并结合文献、民族学材料等，对造成差异的原因作出推断，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 梯形牌组佩

梯形牌组佩，又称玉牌联珠串饰、玉梯形牌组佩等，是将不同材质的珠管串成若干股，然后总束于梯形牌饰一端或两端的特殊组玉佩，梯形牌饰可被视为核心构件。这种独特的造型是基于象形与转喻思维模式、对称及拆半艺术手法所创造的，是对凤鸟尾羽的模仿［

3］。笔者曾专门撰文梳理并讨论过梯形牌组佩，在此仅对出土概况作简要介绍。北赵晋侯墓地是迄今出土梯形牌组佩数量最多的墓地，M2［4］、M31［5］、M63［6］、M92与M102［7］等墓葬中出土有1到2组（件）的梯形牌组佩或梯形牌饰。据孙庆伟先生记录，M13、M113及M134中也发现有多组材质不同的梯形牌组佩［2］169-172。天马—曲村M6214［8］411-423和M5150［8］446-449中各出土1组梯形牌组佩，前者的梯形牌饰上还嵌有绿松石。平顶山应国墓地M7［9］114、M9［9］112（图1）、M85［10］657-690、M96［10］彩版一一二、M231［10］116-120中各出土1到2组梯形牌组佩。绛县横水M1中出土5组梯形骨牌组佩［11］，是目前随葬梯形牌组佩最多的墓葬。此外，翼城大河口M2［12］、洪洞永凝堡80SHYM10［13］、阳平高庙村GM5［14］、三门峡虢国墓地M1820［15］158-159、曲阜鲁国故城M49［16］等墓葬中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梯形牌组佩。已知的30余组（件）梯形牌组佩及梯形牌饰，多数出自诸侯与大夫级贵族女性墓葬，出自男性墓葬的仅有3组（件），可以看出，女性在梯形牌组佩的使用上占绝对优势。

图1  平顶山应国墓地M9出土梯形牌组佩

引自《考古河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112页。

周初统治阶层对色彩的重视突然迸发，金文中对王室赏赐织物、服饰、佩饰、车马及兵器的色泽有着详细描述，西周贵族喜爱颜色的新品味与他们流行佩戴华丽多彩的饰物同时兴起［

17］。玉璜组玉佩、玉项饰及梯形牌组佩的构件，多由红玛瑙珠管、绿松石、白玉等色彩缤纷的材料组成。与前两者不同，梯形牌组佩的佩戴位置更偏向于胸部两侧及肩部，以上部位通常并非装饰重点，结合造型来看，色泽绚丽且修长的成列珠管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在弥补装饰空白的同时，亦起到点缀作用，对于大河口M2、晋侯墓地M13等佩戴多组梯形牌组佩的墓主来说更是如此。此外，梯形牌组佩“放射状”的结构原本便是出于对凤鸟尾羽的模仿，这与周人以羽为披、祭服上饰雉的初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女性的串饰异常强调其装饰性，而男性的则少有大胆组合［18］，梯形牌组佩的上述特征使此类器物更加受女性青睐。

《毛诗正义》载：“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

19］清儒王先谦主张，衡璜冲牙为佩玉之大名，其中杂贯以琚瑀，乃为“杂佩”，与《毛传》浑指珩璜琚瑀冲牙之类异［20］。有的学者据此提出，“杂佩”应当是小件玉石饰品的类名，具体名称因材质、色泽、形状而变［21］。笔者则以为，梯形牌组佩可能同样属于“杂佩”的一种。无论是梯形牌组佩，还是作为核心构件的梯形牌饰，在文献中均未发现明确记载，这应当与流行时间及数量有关。梯形牌组佩主要见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并且整体数量较少，后代学者可能并不知晓，故将“杂佩”释读为玉璜、玉珩、冲牙这些在周代乃至汉代常见玉器所组成之物，也就是玉璜组玉佩与玉珩组玉佩。此外，考虑到梯形牌组佩中包含数量众多的珠管，即文献提到的“琚瑀”，因此不管是将整体作为“杂佩”，还是特指“琚瑀”，梯形牌组佩均符合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韩城梁带村M27及应国墓地M201这两位随葬梯形牌饰与梯形牌组佩的男性墓主，其配偶墓中同样发现有对应器物，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梁带村M27墓主为芮公，其胸部右侧佩戴梯形牌饰1件，此类器物正是梯形牌组佩的核心构件，该件牌饰正面共饰有4组龙纹，上下端分别有8个和10个穿孔［

22］。M26墓主为M27墓主的正夫人，墓中的1组梯形牌组佩作为项饰佩于墓主胸前，总长度103厘米，其中的梯形牌饰正面饰有多组简体龙纹，上下端分别有9个和11个穿孔［23］。应国墓地M201墓主为男性，其胸部残有的玛瑙珠和料珠大致呈五列，M202墓主为女性，其胸腹部同样残有数量众多的料珠及少量玛瑙珠［10］552-554，结合出土情境可以判断，这些珠管应当是梯形牌组佩中的构件，梯形牌饰或因材质问题早已朽蚀，笔者曾进行复原讨论。根据器物特征及文献记载看，上述男性墓葬中的梯形牌饰与梯形牌组佩，也许是女性相赠的信物，是对男女双方情感象征与寄托的外在体现。赠送自己所用之物，更能显示出对对方的重视。《红楼梦》中有贾宝玉赠林黛玉自己用过的旧手帕的情节，黛玉很快领悟了宝玉送手帕以定情的意思，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进入稳定期［24］。时至今日，壮族姑娘仍将精心织绣佩戴的花巾作为赠“同年”的信物［25］。《诗经》中的多首诗篇描述了女性赠予男性礼物的行为，其中不乏“杂佩”。《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26］113这也是“杂佩”一词的出处。《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26］58学界对“彤管”的含义有着多种解读，包括赤管、乐器、管草等，有的学者也提出过“彤管”是红色玉石管的看法［27］。将玉佩这种随身佩戴的贵重物品作为赠物，有委身于对方的象征意义，“杂”本义为“相合”，以“杂佩”作定情之物，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象征符号，有普适的象征意义，也能让不同个体有足够的私己体验与寄寓空间［21］。

二 玉蚕

动物形玉饰在周代，特别是西周墓葬中的出土数量极为可观。此类玉器用途广泛，既可用于丧葬，又可作为装饰。在众多动物形玉饰中，性别差异最显著的当属玉蚕，其使用者多数为诸侯与大夫级贵族女性。由于个体较小，玉蚕通常与其他装饰用玉相组合，据笔者观察，包含玉蚕的装饰用玉大致有发饰、项饰、组玉佩、腕饰等几类。

发饰方面，较明确的实例有作为束发器的蚕形玉笄，以及在组合发饰中起到装饰作用的小玉蚕。应国墓地M85墓主头骨处有蚕形玉笄2件，形制相同，圆头尖尾，蚕体正反面均以平行阴线分出体节，长度分别为5.5厘米和5.7厘米［

10］681-683。横水M1墓主头部出土了1件由圆堵头、料管、玛瑙管、玉蚕等组成的玉发饰［11］，该发饰应当是笄首。此外，北京琉璃河M54、M264墓主头部附近也发现成组玉蚕［28］，但用途尚未确定。

玉蚕在项饰中的出现频率较高，笔者统计到的已有10余组。其中，济阳刘台子M6出土了由22件玉蚕组成的项饰1组［

29］。宝鸡国墓地BRM1甲室中的3件玉蚕出自墓主胸部，与玛瑙珠相邻，可能是项饰中的构件［30］63，BRM2墓主颈部置有10件玉蚕和上百颗料珠组成的项饰1组（图2）［30］186-187。晋侯墓地 M113墓主胸腹部出土的项饰中也包含玉蚕［31］。长清仙人台M5［32］二层台上的成组蚕形饰亦或是项饰。天马—曲村是出土包含玉石蚕的项饰最多的墓地，M6080中的1组项饰由69件石蚕、3颗钟乳石组成［8］399-401，M6197中的1组项饰内包含10件钟乳石蚕［8］409，M7113墓主肋骨与脚部位置的串饰中包含14件石蚕［8］537。此外，M6131、M6124、M6150、M6056［8］481，607，609-610，820等墓葬中的部分项饰内也有一定数量玉石蚕。玉璜组玉佩通常被认为与礼制有关，故器体规范程度要高于一般饰玉。包含玉蚕的玉璜组玉佩及梯形牌组佩主要有以下发现：天马—曲村M6197中的1组玉璜组玉佩内包含6件钟乳石蚕［8］409，M6214中的玉璜组玉佩内包含3件大玉蚕和19件小石蚕［8］416，M6131中的玉璜组玉佩内包含1件石蚕［8］481。国墓地BZM9墓主左肩处发现12件玉蚕，发掘者认为，这些玉蚕可能与相邻串饰及玉璜间存在组合关系［30］300-301。晋侯墓地M63中的多璜组玉佩内包含2件体型较大的蚕形璜，一左一右竖向悬挂于组玉佩最下端［33］，M92墓主左肩胛骨下的梯形牌组佩中发现16件玉蚕［7］。

图2  宝鸡国墓地BRM2出土包含玉蚕的项饰

引自《国玉器》第187页。

腕饰用玉的整体数量较少，其中依旧不乏以玉蚕为构件者。虢国墓地M2012墓主右手腕饰中包含9件玉蚕［

15］278-283。梁带村M19墓主左手腕饰由6件玉蚕、1件玉贝、2件玉鸟和54颗玛瑙珠穿系而成［34］，M26墓主右手腕饰由多件玉蚕、玉兽面、玉贝和玛瑙珠管组成［35］。天马—曲村M6131墓主腰腿部右侧的2组串饰中各有1件石蚕［8］479-481，根据出土位置及构件数量来看，这些串饰很可能为腕饰。

现有材料中，仅有少数男性将玉蚕用作装饰，较明确者有如下几例。大河口M1墓主为霸伯，其头部附近的2组玉发饰及胸腹部位置的二璜组玉佩中均包含多件玉蚕［

36］。国墓地BRM1墓主为伯，居东部乙室，其胸部左侧发现7件玉蚕［37］，应是组玉佩或项饰中的构件。长安张家坡墓地M216墓主为年轻男性贵族，其项饰中包含15件玉蚕［38］。横水M2055墓主为倗国中等贵族，其项饰中包含2件玉蚕［39］。

至于玉蚕多由女性所佩戴的原因，可能与祭祀、职业及崇拜思维有关。我国古代祭祀的蚕神有天驷、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地方蚕神蚕丛氏、民间蚕神马头娘等，以及被朝廷承认的正统蚕神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

40］。其中，菀窳妇人与寓氏公主是文献记载最早的蚕神，是宫廷王室后妃负责养蚕者的蚕神化［41］。据文献可知，周人会举行“先蚕”“躬桑”等祭祀仪式，并且均由女性主持。《礼记·祭统》：“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1］1347-1348《礼记·月令》：“后妃齐戒，亲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1］485-486王后嫔妃“躬桑亲蚕”既是率先垂范，又含有技术的督导，这种表示诚信的祭仪逐渐演变成祭祀蚕神的活动［42］。考虑到佩戴者不乏逢国、晋国、芮国等诸侯国国君夫人，就此来看，在相应祭祀场合佩戴或许是玉蚕的用途之一。玉蚕在玉璜组玉佩中出现频率较低的现象，可能同样与其用途密切相关。玉璜组玉佩被认为用来标榜步态，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43］。尽管并非绝对，但身份等级越高，玉璜组玉佩通常就越长，而较长的器身并不适合需要贵族妇女“亲蚕事”以示范的活动。此外，包含玉蚕的发饰、腕饰和项饰多数组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礼记·月令》中禁妇女毋观的记载，即禁止妇女过多地装饰打扮自己。

除了祭祀，与桑蚕有关的各种工作也多由女性承担。《周礼·天官·典妇功》：“典妇功掌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赍。”郑司农云：“女功事资，谓女功丝蚕枲之事。”［

44］《左传》中也有晋文公与侍从谋于桑树下，被树上蚕妾听到的记载［45］。对于少数等级相对较低的墓主而言，她们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祭祀，佩戴玉蚕或许起到了象征职业的作用。作为繁衍后代的主要群体，女性亦可能出于求子目的而选择佩戴玉蚕。先秦时期，桑林是男女幽会、祭高媒神以求子的地方，尽管时人已经认识到性交对生育的重要性，但某些时候，人们还需要得到神的帮助，怀孕在根本上还是一种神赐［46］。同桑林联系最为紧密者，便是生活在其中的桑蚕，或出于此原因，女性试图通过佩戴玉蚕与祭祀高媒神的桑林建立联系，以达到求子目的。这也是交感巫术思维模式的一个分支，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称之为接触巫术：事物一旦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经相互远离［47］，玉蚕在此扮演的便是沟通佩戴者及高媒神的角色。

某些情况下，玉蚕的佩戴或许仅是为了突显其装饰价值，天马—曲村M6123中的出土情境便是例证。该墓主仅有6岁，性别不详，其手部和足端均发现多件玉蚕［

8］551-554。考虑到墓主的年龄，我们很难将这些玉蚕与祭祀、职业等联系起来，更可能仅出于装饰目的而佩戴。对于男性来说，选择玉蚕的原因亦或如此。

三 玉韘

韘是射箭时保护手指的钩弦工具。《说文解字》载：“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

48］最早的玉韘见于殷墟妇好墓，夏鼐先生称其为具有装饰性的实用器［49］。与前两类装饰用玉不同，玉韘的随葬主体为男性，时至战国中期，此类玉器才出现在女性墓葬中，这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周至春秋早期是玉韘使用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玉韘可分为筒形斜面、矮体扁舌形、矮体扁舌形侧带有鋬三类，前者是对晚商殷墟筒形韘的直接延续，后两者之间存在演变关系［

50］。虢国墓地M2009是出土玉韘年代最早的墓葬，墓主是周厉王时期的虢仲，墓中共有4件玉韘，1件位于墓主腰部右侧，3件位于内棺盖板之上［51］。此外，虢国墓地M2001［15］184-185、梁带村M27［22］、曲沃羊舌墓地M1［52］和扶风北吕墓地VM25［53］中也有数量不等的玉韘，这些墓主多数为大诸侯国国君。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进入了玉韘使用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玉韘的数量显著增加，造型更为多样，但部分韘体外侧的鋬似乎已不具备勾弦功能，如临淄商王墓地M2中的45号标本（图3）［54］，临淄西关南村M1［55］中的玉韘不但没有鋬，甚至没有晚商玉韘上勾弦的弦槽，这些可被视为玉韘用途变化的外在体现。该阶段玉韘的使用主体为中小国君和大国国卿层级，出土墓葬有随州枣树林M190［56］、钟离君柏墓［57］、桐柏月河M1［58］、太原赵卿墓［59］、曾侯乙墓［60］、枣阳九连墩M1［61］等20余座。其中，墓主为女性的仅有墓陪葬墓PM1［62］、九连墩M2［63］和洛阳西工区C1M3943［64］这3座。

图3  临淄商王墓地M2出土玉韘

引自《临淄商王墓地》图版五三。

韘在西周射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涉及射礼铭文的西周金文共有十余篇，内容有关当时的大射、燕射、宾射等问题，春秋以来，刻意追求礼制观念的射礼被动摇，代之宣扬武功、军事的田猎、武射开始盛行［

50］。以上活动的主体均为男性，韘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弓射器具，这也就决定了玉韘的佩戴主体为男性。

玉韘自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在女性墓葬中的原因，可能与如下几点有关。其一，玉韘原有的实用性衰退，转变为装饰品与身份象征。韘最初的用途是钩弦，但随着时代变化，此项基本功能逐渐被摒弃，制作精美的玉韘反而更加强调装饰作用。已有多位学者对东周玉韘的用途提出质疑。杨建芳先生指出，东周时期玉韘韘体较短矮且无容纳弓弦的横向凹槽，韘尾内侧也有浅浮雕纹饰，这表明玉韘的功能已经由实用器转变为装饰品，称为韘形玉饰更加合理［

65］。卢兆荫先生强调，至迟从战国时期开始，实用的玉韘已逐渐演变为装饰用玉［66］。黄曲先生主张，作为实用器的韘首端具有穿孔，而没有穿孔的可被视为“佩韘”［67］。徐汝聪先生提出，周韘的发展过程是由武器配置品演变为奢侈品及纪念品［68］。笔者认为，玉韘性质的转变与女性佩戴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礼制崩坏的社会大环境下，前者促使了后者出现。射礼在战国时期已趋于世俗化和大众化，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也成为社会下层比较喜欢的游戏，州闾之间，男女会同坐一起，边喝酒边投壶［69］。旧礼制的崩塌使一般士人阶层能经常参与这些活动，此时的玉韘可视为佩戴者身份的重要标识［50］。正是由于此般变化，玉韘实用性全无，女性开始选择佩戴玉韘，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在周代尚属罕见之物的玉韘同样是佩戴者财力的象征。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器物尺寸与用途之间的关系。若从实用角度出发，男女所佩玉韘孔径大小应存在区别，但已知玉韘尺寸多数相近，女性墓葬出土者甚至略大，原因之一或许便是女性所佩玉韘仅具装饰性，无须考虑与实用更为相关的尺寸因素。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器物比较坚硬且与皮肤直接接触，再要承受外力时会伤及肌肤，所以会采取包裹皮垫的措施来避免此种情况［70］。部分韘内也曾发现有保护手指及防滑的皮垫，此般操作或许可以解决指径差异造成的佩戴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将尺寸作为玉韘用途判断的准确依据，进一步讨论有待出土材料增加后方可展开。

其二，女性墓葬中的玉韘可能为男性相赠，是象征双方感情的信物。由于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此般假设仅能从考古材料入手，夫妻同时随葬玉韘的情况便是证明。因中山王墓被盗严重，剩余器物中未发现玉韘，目前符合条件的实例仅有九连墩M1与M2。两墓主为异穴合葬的夫妻，每墓各出土2件玉韘，M1中的668号标本通长3.7 cm、最宽2.5 cm、高1.75 cm［

61］，M2中的508号标本通长4.2 cm、最宽3.3 cm、高1.4 cm ［63］。上述玉韘形制相近，结合男性使用优势来看，女性墓葬中的玉韘亦或是男性相赠，除了原本的装饰作用外，还蕴含象征双方情感的特殊寓意。这与梯形牌组佩的情况相似，两类器物均在夫妻墓葬中同时被发现，并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区别之处在于梯形牌组佩有文献为佐证，或是《诗经》所载女性赠予男性的“杂佩”，至于玉韘的信物含义还需更多资料的支持。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造成各类装饰用玉性别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器物特征、用途和时人思维影响所致。梯形牌组佩是装饰用玉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放射状”造型源于对凤鸟尾羽的模仿。结合佩戴位置看，这种造型特殊且色彩对比明显的组佩，在填补人体装饰部位空白的同时，也营造了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因此更受女性喜爱。与蚕相关的祭祀及生产工作主要由女性从事，将玉蚕组合到项饰、腕饰等装饰用玉中的同样多为女性，两者之间应有所关联。动物形玉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交感巫术思维，在该思维影响下，女性试图通过佩戴玉蚕与祭祀高媒神的桑林建立联系，目的则是求子。玉韘可能是具有实用性的装饰用玉。韘最初的用途是拉弓勾弦，与之相关的射礼和实战参与者多为男性，这就决定了此类器物的使用主体为男性，玉韘亦然。至于女性开始佩戴玉韘，很可能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玉韘性质发生变化的表现。

信物的使用或许早至史前，陈星灿先生认为贾湖骨牌便是借贷信物，民族学上也有不少类似案例［

71］。象征情爱的信物也是如此，时至今日，男女之间依旧会通过赠送礼物来表达自身情感。依据贾湖骨牌这一实例来看，爱情信物大概早已出现，由于墓葬中的多数器物并无性别指向，我们难以凭借考古材料作出准确判断。不同的是，梯形牌组佩及玉韘这两类玉器的使用具有明显性别差异，并且在夫妻墓葬中同时被发现，前者可能与《郑风·女曰鸡鸣》中的“杂佩”相对应，而该诗篇所描述的正是女子赠物给心爱男子的故事。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出现在弱势性别墓葬中的梯形牌组佩及玉韘，也许正是异性相赠的信物，是男女双方情感象征与寄托的外在体现，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会有更多实例与证据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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