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明确和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1 ]}。然而，我国的产业发展普遍面临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这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彭俞超, 方意.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J]. 经济研究, 2016(7): 29-42, 86.
2 ]}，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展缓慢，应当有效发挥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3] 王勇, 汤学敏. 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J]. 经济评论, 2021(1): 3-17.
[4] 甘行琼, 李玉姣, 陈昶旭. 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2(1): 74-85.
3-4 ]}。减税降费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是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5] 郭凯明, 龚六堂. 减税降费与产业结构变迁[J]. 经济学(季刊), 2023(5): 1723-1740.
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减税降费”始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张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J]. 财政研究, 2022(9): 35-43.
6 ]}。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普惠性减税再到应急式、组合式减税^{[ [7] 庞凤喜, 郑铿城. 减税降费：阶段特征、驱动动因与优化路径[J]. 税务研究, 2022(7): 24-31.
7 ]}，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减轻了纳税主体的成本负担^{[ [8] 倪红福, 闫冰倩. 减税降费的价格和福利效应：引入成本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析[J]. 金融研究, 2021(2): 38-55.
8 ]}，是当前我国政府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9] 任兆龙. 减税降费政策绩效评估与优化建议：基于甘肃省实践的调查[J]. 税务研究, 2024(5): 94-98.
9 ]}。

当前有关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文献，学者们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验证了减税降费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0] DARRAT A F. Are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causally related? Another look at the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999, 13(3): 19-35.
[11] EL-AGRAA A M. UK competitiveness policyvs.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444): 1504-1517.
[12] 范子英, 彭飞.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7(2): 82-95.
[13] 李真, 李茂林.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6): 4-18.
10-13 ]}，两者间的作用途径也较为清晰，即减税降费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包括绿色技术创新）^{[ [14] 吴潇航, 周鹏飞, 龙小燕. 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政科学, 2024(3): 32-43.
14 ]}和资源配置以带动技术研发，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15] 刘志成, 景韬, 杨金亮. 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 涉外税务, 2012(7): 20-25.
[16] 储德银, 建克成.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 2014(2): 80-91.
[17] 郭健. 税收扶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成效与政策改进[J]. 税务研究, 2018(3): 17-22.
[18] 李紫薇, 董长贵. 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2): 53-59, 175.
15-18 ]}，且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其影响程度不同^{[ [19] 杨志安, 邱国庆. 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软科学, 2019(4): 21-24, 39.
[20] 刘建民, 罗双, 吴金光. 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44-52.
19-20 ]}。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财政收入^{[ [21] 仲颖佳, 孙攀, 高照军. 基于时空数据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来自28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 2020(10): 56-62.
21 ]}、出口退税^{[ [22] 刘怡, 耿纯. 出口退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J]. 财政研究, 2016(5): 2-17.
[23] 耿纯.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产品出口的异质影响研究：来自北京市出口的经验证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9(11): 17-27.
22-23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等^{[ [24] 朱诗怡, 张凯.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叠加“普惠”效应：基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J]. 财政研究, 2021(5): 102-115.
24 ]}。从研究数据层面看，前期研究大多依托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探究地级市面板数据相对较少^{[ [21] 仲颖佳, 孙攀, 高照军. 基于时空数据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来自28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 2020(10): 56-62.
21 ， [25] 袁从帅, 罗杰, 秦愿. 税制优化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基于营改增的实证研究[J]. 税务研究, 2019(9): 34-41.
25 ]}，尤其是基于地方税收政策及部门协同视角，鲜有文献关注于此。现阶段的减税降费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有效持续的税收调控效果？减税与降费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是否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配套税收政策、税收征管力度和税务部门体制改革是否发挥了协同作用？本研究将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优化税制调控手段提供理论探索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6—2022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明晰了不同税种的减税及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对下一步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提供更为详细的经验证据；二是从资金回流、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三条路径厘清减税降费政策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内在机理；三是从政策执行全流程视角探究地方税收行政保护、税收征管力度及税务部门体制改革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异质性影响，为税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发挥政策协同效应提供真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产业乃至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6] 彭肖肖, 彭刚, 沈亚楠.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测算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4, 39(5): 16-30.
2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的重要论述中指出我国供需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27] 朱诗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重要论述多维度重大意义发微[J]. 税收经济研究, 2024(2): 1-11.
27 ]}，不能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也不能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2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8 ]}。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29] 人民日报财经问道：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EB/OL]. (2018-01-22) [2024-12-15].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n1/2018/0122/c1003-29777411.html.
29 ]}。无论是当前的普惠性减税、结构性减税还是降费政策都要服务于稳定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 [30] 尹振东, 吕冰洋. 纵向产业结构与最优减税策略：结构性减税的理论基础[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11): 43-60.
30 ]}。

减税降费有助于加速企业资金回流。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端的具体实践，旨在短期内有效减轻经济参与主体的税收和费用负担，增加纳税主体（包括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促进纳税主体有更多收入扩大生产和推动消费，推动产业向着减税降费政策导向发展^{[ [5] 郭凯明, 龚六堂. 减税降费与产业结构变迁[J]. 经济学(季刊), 2023(5): 1723-1740.
5 ]}，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引领国家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达2.2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6 500亿元。留抵退税作为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举措，以“真金白银”为市场主体送上“及时雨”^{[ [31] 曾金华. 留抵退税精准助企纾困[N]. 经济日报, 2022-07-19(01).
31 ]}，直接让利于企业，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担和因前期高额投入造成的资金压力，减少了对企业现金流的税款占用，增加了企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加快了资金的流转速度，促进了企业再扩大投资^{[ [32] DOBBINS L, JACOB M. Do corporate tax cuts increase investments?[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16, 46(7): 731-759.
32 ]}。因此，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制度优化，加速企业资金流转，创造更多投资机会，促进生产要素在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合理布局，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最终促进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H1：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

减税降费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减税降费在短期内有效减轻经济参与主体的税收和费用负担，增加了纳税主体（包括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从而激发社会经济整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带来丰厚的长期经济红利^{[ [33] 尹李峰, 李淼, 缪小林. 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J]. 财政研究, 2021(3): 56-69.
33 ]}。为了激励社会民生、创业投资、节能环保、研发创新等重要领域的产业发展，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负和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比例，直接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18] 李紫薇, 董长贵. 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2): 53-59, 175.
18 ]}，有利于企业从长期投资视野出发进行创新研发活动^{[ [34] 高正斌, 张开志, 倪志良. 减税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 财政研究, 2020(8): 86-100.
34 ]}；相应地，企业接收来自税收政策传递的积极信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将更多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升级，提高创新产出^{[ [35] 张璇, 刘贝贝, 汪婷, 等. 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经济研究, 2017(5): 161-174.
35 ]}。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6] 许楠, 牛美佳, 刘雪琴. 减税降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投资组合网络与创新溢出的链式中介作用[J]. 会计之友, 2023(3): 18-26.
36 ]}。由此，减税降费政策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带动地区创新活力，调整地区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进而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带来积极效应。

H2：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

减税降费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一系列减税降费“组合拳”的实施均以满足企业和群众的期待为导向，向市场和公众释放积极信号，增强市场主体和居民信心，帮助潜在创业者提高投资兴业意愿，带来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从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37] 吴敏, 刘冲, 黄玖立. 开发区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专利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1(5): 1817-1838.
[38] 韩国高, 胡文明.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J]. 财经科学, 2016(3): 79-89.
37-38 ]}。同时，各级政府均在提升企业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的便捷性和针对性上下功夫，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这彰显了政府注重通过税费政策进行跨周期的财税调节，以增强我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目标的决心，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39] LJUNGQVIST A, ZHANG L D, ZUO L. Sharing risk with the government: How taxes affect corporate risk tak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55(3): 669-707.
39 ]}。减税降费的政策实施增强企业的风险投资意愿^{[ [40] MUKHERJEE A, SINGH M, ALMINAS Ž.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4(1): 195-221.
40 ]}，鼓励企业创新投资，提振企业家信心^{[ [41] 晏国菀, 夏雪. 减税降费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23(2): 119-130.
41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来说，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无比宝贵，减税降费将极大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预期。根据以上分析，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减轻税负、释放积极信号及鼓励企业创新投资，稳定了市场预期，激发了市场活力，为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H3：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除了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包括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 [42] 李建平. 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层次的规律[J]. 经济研究, 2016(3): 30-32.
42 ]}。减税降费就是践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基于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减税降费的目标是“增强纳税人获得感”，要服务与服从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这是中国特色减税降费观的根本目标^{[ [43] 邓力平. 中国特色的减税降费观[J]. 当代财经, 2019(6): 26-33.
43 ]}。事实上，我国长期实施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免规模大、分量重、市场主体覆盖面广，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税收政策的典型特征。对微观企业而言，其直接效应就是增加了企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加速资金回流，有助于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形成良性循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44] 马海涛. 减税降费的重大成效和重要意义[N]. 经济日报, 2022-11-17(10).
44 ]}；其间接效应是，企业可以从更长期的视角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对纳税自然人而言，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提高其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有助于“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稳定市场预期，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流动，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可以从加速资金回流、激发创新活力和稳定市场预期三个方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H4：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减税降费程度。关于减税降费程度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程度反映减税降费力度^{[ [13] 李真, 李茂林.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6): 4-18.
13 ， [41] 晏国菀, 夏雪. 减税降费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23(2): 119-130.
41 ]}，但仅使用地方财政收入的前后两年间变化可能会受到城市、年份的其他混杂因素干扰^{[ [45] 张斌. 减税降费的理论维度、政策框架与现实选择[J]. 财政研究, 2019(5): 7-16, 76.
[46] 闫坤, 侯思捷. 减税降费的政策分析与路径演进[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104-112.
[47] 段龙龙, 叶子荣. “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解困：基于国家治理效能视角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1): 122-128.
45-47 ]}。第二种是按照企业是否享受减税降费的税收优惠和企业税费负担率衡量减税降费程度，但遗漏了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的大量中小型企业数据。第三种是使用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减税降费政策数量来衡量，但政策数量都属于反映地方政府行政保护力度的指标。本文参考李真和李茂林^{[ [13] 李真, 李茂林.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6): 4-18.
13 ]}的做法，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两年间税收变化再取差分，即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增速下降率反映减税力度（TAX），使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收入的增速下降率反映降费力度（FEE），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式（4）所示：

式（1）中，tax_i,t表示城市i在t年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式（3）中，fee_i,t表示城市i在t年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TAX_g_i,t-1表示城市当年的税收增速，利用连续两年的税收增速可以构建出式（2）中的城市i在t年的减税力度（TAX）。同理由式（3）和式（4）可以得到城市i在t年的降费力度（FEE）。TAX（FEE）的数值直接反映了该城市相较于前一年度，由于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而引发的（非）税收收入增速减缓的显著程度。

本文以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三大产业的高速发展，更是要求三大产业的结构均衡合理发展^{[ [46] 闫坤, 侯思捷. 减税降费的政策分析与路径演进[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104-112.
46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 [48] 蔡曦, 张中华.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24(6): 107-123.
48 ]}，无疑是衡量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本文参考袁航和朱承亮^{[ [49] 袁航, 朱承亮.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8): 60-77.
49 ]}，以泰尔指数来测度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该指数具有兼顾度量不同产业产值与就业的结构偏差以及各产业不同经济地位的优良性质。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其中：y_i,m,t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l_i,m,t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若theil_i,t为0，说明地区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若不为0，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该值越大，表示越偏离均衡状态。

（1）资本流动程度。资本流动程度是一个反映经济体系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资本所有者追求盈利机会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参考马光荣和程小萌^{[ [50] 马光荣, 程小萌.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异地发展与避税[J]. 世界经济, 2022(12): 129-152.
50 ]}的做法，使用地区新增固定资产衡量区域间的资本流动程度（Inv）。

（2）地区创新活力。地区创新活力是指一个地区在面对变革和挑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思考、探索和实践新的想法、方法和技术，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持续发展的能力。本文参考吴敏等^{[ [37] 吴敏, 刘冲, 黄玖立. 开发区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专利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1(5): 1817-1838.
37 ]}的做法，使用地区当年新增专利的数量衡量地区创新活力（rd_city）。

（3）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是指相关群体对经济变量（如价格、利率、收入、利润等）在未来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一种事前估计，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参考韩国高和胡文明^{[ [38] 韩国高, 胡文明.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J]. 财经科学, 2016(3): 79-89.
38 ]}的做法，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季度数据转化为年度数据，最终得到exp变量来衡量市场预期。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税务征管改革。税务征管改革是指政府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对税收征管制度、政策、法规以及征收管理等方面进行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参考唐飞鹏和霍文希^{[ [51] 唐飞鹏, 霍文希.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22(12): 91-106.
51 ]}的做法，根据是否入选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名单，设置虚拟变量Serve，若当年及以后年份入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参考肖叶和刘小兵^{[ [52] 肖叶, 刘小兵. 税收竞争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J]. 财政研究, 2018(5): 60-74, 45.
52 ]}的做法，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1）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2）政府干预水平（Fiscal），为了避免研究年份较长，物价变动前后对数据的影响，参考马大来和杨光明^{[ [53] 马大来, 杨光明.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3-28.
53 ]}的做法，用财政支出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3）人力资本水平（Human），用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表示。（4）金融发展水平（Finan），用各省份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为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本文构建模型（1）和（2）：

其中：i表示地级市，t表示年份，α₀和β₀为常量，theil_i,t表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水平，TAX_i,t表示减税力度，FEE_i,t表示降费力度，Controls_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_i,t为误差项，λ_t为年份固定效应，η_i为地级市个体固定效应。若α₁和β₁显著为负，则说明减税和降费政策有利于区域内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验证了H4。

为了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在模型（1）和（2）的基础上设定模型（3）和（4）：

其中，Mediator_i,t为中介变量，包括资本流动程度、地区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若γ₀和δ₀显著为正，则说明资金流动程度、地区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在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中介作用，验证了H1、H2和H3。

为检验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的协同作用，将其加入模型中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回归模型（5）：

其中，Serve_i,t为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虚拟变量，若β₃显著为负，则说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强化了减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余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和（2）。

本文采用2006—2022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将2008年前两年数据纳入其中具有比较价值。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历年年鉴，其余数据整理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CEIC统计数据库，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特征见表1。从表1可知，theil的均值为28.77，最小值为0.233，最大值为101.8，标准差为21.6，说明多地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且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差异较大。TAX与FEE的标准差分别为2.621和2.023，说明样本中减税、降费力度差异明显。

为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对模型（1）进行回归，加入了控制变量，并同时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发现，TAX的回归系数为-0.29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减税政策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同理，列（2）按照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发现，FEE的回归系数为-0.17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降费政策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H4得到验证。

替换原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本文参考借鉴袁航和朱承亮^{[ [49] 袁航, 朱承亮.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8): 60-77.
49 ]}的测算方法，定义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_i,m,t的含义同前，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Y_i,m,t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的增加值，L_i,m,t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的就业人员。本文替换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列（1）和列（2）所示，不论是减税政策还是降费政策均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替换原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参考晏国菀和夏雪^{[ [41] 晏国菀, 夏雪. 减税降费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23(2): 119-130.
41 ]}的做法，用地级市税收收入除以当年GDP，若该值连续4年及以上降低，且累计降低之和为0.5%及以上，则定义为实施重大减税（降费），TD（FD）赋值为1，反之为0。实证结果见表3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不论是减税政策还是降费政策均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H4依旧成立。

参考杨森平和刘晓瑛^{[ [54] 杨森平, 刘晓瑛. 减税降费与企业价值：来自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 税务研究, 2020(8): 11-18.
54 ]}、白景明等^{[ [55] 白景明, 张学诞, 梁季, 等. 减税降费政策评估报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的分析[J]. 财政科学, 2019(12): 5-22.
55 ]}、梁君等^{[ [56] 梁君, 汪伟, 郭婧, 等. 社保缴费与企业创新：基于降费改革的研究[J]. 科研管理, 2024(10): 172-182.
56 ]}的研究，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包括深化增值税改革、支持小微企业减税、实施新个税法及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社保费率等方面。为了识别该政策效应，本文设置虚拟变量DID，若处在2019年及以后年份则赋值为1，否则为0。使用DID模型之前，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值均不显著，符合平行趋势检验（见图1）。在模型（1）和（2）的基础上加入交乘项TAX×DID和FEE×DID，检验结果见表3列（5）和列（6），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H4的结论依旧稳健。

为了进一步考察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本文参考侯德帅等^{[ [57] 侯德帅, 任驿佳, 樊益中, 等. 战略联盟降低了审计报告稳健性吗?[J]. 审计研究, 2024(2): 113-125.
57 ]}的做法，对模型（1）和（2）的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二期后进行动态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并将TAX的滞后项和FEE的滞后项分别加入同一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5）和列（6）所示，在考虑TAX与FEE滞后期影响后，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产业结构的改变反馈于政府后可能会影响减税降费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基于政策效果的反馈和调整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可能存在一些遗漏变量等与减税降费力度和产业结构相关，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此类内生性问题。参考吴潇航等^{[ [14] 吴潇航, 周鹏飞, 龙小燕. 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政科学, 2024(3): 32-43.
14 ]}的做法，选取减税降费的一阶滞后项和一阶差分项的交互项构造工具变量（IV_TAX，IV_FEE）进行2SLS回归。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列（2）与（4）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32.234与71.852，统计量P值为0.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52.442与170.716，显著大于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中10%偏误的临界值，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可见工具变量选取合适。实证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IV_TAX和IV_FEE仍显著且方向没有变化，表明H4结论具有稳健性。

减税降费政策会降低企业资金流出，提高资金充裕度。本文参考马光荣和程小萌^{[ [50] 马光荣, 程小萌.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异地发展与避税[J]. 世界经济, 2022(12): 129-152.
50 ]}的做法，使用地区新增固定资产衡量区域间的资本流动程度（Inv），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表明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均加速了地区资金流动速度，验证了H1。

减税降费政策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激励作用^{[ [33] 尹李峰, 李淼, 缪小林. 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J]. 财政研究, 2021(3): 56-69.
33 ]}，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参考吴敏等^{[ [37] 吴敏, 刘冲, 黄玖立. 开发区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专利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1(5): 1817-1838.
37 ]}的做法，使用地区当年新增专利的数量衡量地区创新活力（rd_city），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结果表明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通过增加地区专利的创新速度，激发了地区创新活力，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验证了H2。

减税降费“组合拳”的实施精准向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加速了要素市场有效流动，最终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参考韩国高和胡文明^{[ [38] 韩国高, 胡文明.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J]. 财经科学, 2016(3): 79-89.
38 ]}的做法，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季度数据转化为年度数据，最终得到exp变量来衡量市场预期。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不论是减税政策还是降费政策，均通过稳定市场预期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验证了H3。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建构中，存在政策细化现象^{[ [58] 杜其君. 政策细化：一种政策适应性的再生产方式[J]. 公共管理评论, 2023(1): 25-44.
58 ]}。地方政府通过发布更为细化的实施方案或配套办法将国家政策要求与本辖区的治理实际结合起来，分解政策目标和任务，实现政策意图。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细化文件数量越多，其行政保护力度越强，政策落实越到位。本文参考李真和李茂林^{[ [13] 李真, 李茂林.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6): 4-18.
13 ]}使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相关话题的地级市政府文件数量衡量地方行政保护力度，并根据各省份的文件数量均值大小分为行政保护强、弱两个组别进行分组检验，实证结果见表9。列（1）和列（2）表明，相较于行政保护力度较弱的样本，行政保护力度较强的样本中减税政策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列（3）和列（4）表明，不论地方行政保护力度强还是弱，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税收的地方法律法规由于涉及税种多，税收优惠力度大，优惠手段丰富，相对条款更多更详实；而降费的优惠内容较为明确，优惠手段多为直接免征等直接形式，因此导致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力度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者来说，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力度的强弱也是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对企业具有“赋税效应”^{[ [59] 于文超, 周雅玲, 肖忠意. 税务检查、税负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科学, 2015(2): 70-81.
59 ]}。由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征以及税收优先原则，导致企业的留存现金减少，对企业资金的约束更为强烈。另一方面，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代表地区对企业相关税收政策的执行力度更好，更有利于将相关优惠政策落实到企业税收账户中^{[ [60] 李彬, 郑雯, 马晨. 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J]. 经济管理, 2017(4): 20-36.
60 ]}。本文参考汤晓建等^{[ [61] 汤晓建, 张俊生, 林斌. 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1(6): 19-32.
61 ]}的做法，根据式（8）估算出各省份预计的税收收入与实际税收收入的差值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并根据各年度的均值将各省份差值进行划分，大于等于均值的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样本，反之则为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样本。根据税收征管力度强弱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10所示。

由表10可以看出，列（1）和列（2）表明，相较于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样本，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样本中减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显著；列（3）和列（4）表明，不论税收征管力度宽松还是紧缩，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电子税务不断更迭，各地税收服务的力度、广度、深度不断提高，能够保证税收政策的精准落实，而相对于降费政策的一系列辅助措施，同样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这一效应并不显著。

我国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就是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大方面推进整体税收营商环境建设，形成纳税申报频次少、服务精准、程序简化、宽税基低税负且税务执法规范的高效能、低成本、公平化税收营商环境^{[ [51] 唐飞鹏, 霍文希.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22(12): 91-106.
51 ]}。本文参考唐飞鹏和霍文希^{[ [51] 唐飞鹏, 霍文希.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22(12): 91-106.
51 ]}的做法，根据是否入选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名单，设置虚拟变量Serve，若当年及以后年份入选则赋值为1，否则为0。通过分别加入交乘项TAX×Serve和FEE×Serve，实证结果如表11所示。表11列（1）和列（2）结果表明交乘项TAX×Serve和FEE×Serve均显著为负，说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确实强化了减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二者发挥了协同效应。

本文利用2006—2022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二，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使企业可以从更长期的视角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

第三，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助于提升企业获得感，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

第四，减税降费政策可以通过加速资金回流、激发创新活力和稳定市场预期三个方面，最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第五，异质性分析表明，减税政策对地方行政保护力度较大和税收监管较强的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而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未存在显著差异。

第六，税务征管改革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具有推动作用，税务“放管服”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具有协同促进作用，说明两种税收政策发挥了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调节不同税种的减免力度。根据产业特性与企业规模差异，细化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减免细则。继续延续税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税费优惠政策精准落实，确保税费红利直达经营主体，进而加速资金流动，激发创新活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助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要调整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方式和力度，简化优惠政策申报流程，落实优惠政策直达企业主体，协调各个税费优惠政策发挥最佳政策效应，最终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优化地方税收环境，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除中央关于减税降费的顶层制度体系之外，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也是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不可或缺的一步。地方政府首先从行政保护上入手，结合自身辖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政策指示，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保证减税降费政策的连贯性和操作性。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要强化日常的税收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收征管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行业风险特征等因素，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可以通过制定配套的措施或细化的实施办法等，从行政执法上为税务部门的税费优惠落地保驾护航。

第三，税务体制改革与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双管齐下。税务部门的行政流程贯穿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全过程。税务部门的体制改革是保障税费政策的重要基础。税务体制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税务部门自身以及与财政、金融部门的协作能力，更有利于减税降费优惠红利快、精、准落至企业。特别是在降费相关政策方面，这种优化促进了多种税、费优惠措施的协同效应，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实惠。税务部门应定期对税费优惠政策的落实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税费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与减税降费政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