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问题、逻辑与理路
摘要
在多元竞争、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渐趋凸显出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的特殊重要性。围绕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自话他说”和“互动对说”，建构完整清晰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克服中国综合国力位次与国际话语权严重背离之困，是当代中国面临重大而又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整体把握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从外部看，中国长期遭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力围堵与打压；从内部看，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设也相对滞后。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在语际转换过程中也存在认同困境与话语磨损等问题，导致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域“有理难言”。可以说，建设高质高效的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势在必行。总的来看，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依托于事件的选择、话语的凝练、议题的设置以及承诺的遵守。体系的运行则需要协调好言说者与接受者的互动关系，通过间性互动提高“说”与“听”的有效性。同时贯通好时空叙事、比较叙事、方法叙事的内在逻辑关联，只有实现以上三者的共振联动，才能使“声音”最大化，做到既“说理”又“陈情”。据此，构建创新型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必须要通过弱者优势与柔性话语策略的运用、受众本位视角与分众化叙事的采用、标识性话语的创新与表达、叙事话语的视听符号化转换等方式，打造易于为国际受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仅要“有话说”，而且还要“传得开”“让人信”，从而摆脱“国大声弱”的窘境，更好地将中国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新态势和多样性的世界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
关键词
柔性话语;视听符号;话语场域;标识概念;自主建构;认同接受;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external narratives in the new era: Issues, logic, and approaches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verse competi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n globalization, the special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s is gradually becoming prominent.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and clear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around the self shaping and other shap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a well, making China's voice heard, and overcoming the serious deviation between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re major and severe challenges facing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requires us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China's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From an external perspective, China has long been subjected to strong containment and suppression by Western hegemonic discourse. From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also faces issues such as identity dilemma and discourse wear and tea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lingual conversion, resulting in China being difficult to articul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It can be said that building a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Chinese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is imperative. Overal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relies on the selection of events, the condensation of discourse, the setting of issues, and the adherence to commitments.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requires coordin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receive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aking and listening through indirect interaction, and linking the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ve, comparative narrative, and methodological narrative. Only by achieving resonance and linkage among the above three can the voice be maximized, achieving both reasoning and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i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hinese extern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weak advantages and flexible discourse strategies, the adoption of audience centered perspectives and segmented narratives, the innovation and expression of distinctive discourse, and the audio-visual symboliza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new concepts, categories, and expressions that are eas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have words to say, but also to spread and make people believ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voice weakness, better transform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advantages into discourse advantages, form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at matches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establish its own subject position and credibility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diverse world pattern.
Keywords
flexible discourse
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经验教训的话语表达，能够向国际社会和受众表达并展示中国发展的成就与贡献。建构完整清晰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克服中国综合国力位次与国际话语权严重背离之困，回应和反击国际上对中国的质疑与批判，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而又严峻的课题。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适应了中国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迫切需要，在超越必然与偶然、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内与国外等多维关系基础上，通过话语编码、价值呈现、意义表达，在凝聚共同关注、寻求互动共鸣中实现受众的共情共融。目前该问题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并且能够围绕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时代旨趣、概念内涵、重要内容、目标指向、实践路径、翻译交流、传播效果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既有从中国式现代化传播[1]、对外传播话语场域视角[2]对中国叙事体系进行阐释，也有从中国叙事体系认知原则[3]、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路径优化[4]，以及从西方叙事话语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建构等多方面开展研究，不仅成果数量多，而且不乏高水平、高质量的上乘之作，但也存在概念空转、问题浅白、大而无当、简单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尤其缺少直接对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整体构成、内在机理与困境纾解问题的探讨，这就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
话语不仅是人与人，也是国与国之间语言传达和交流的实践活动。“它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5]。任何国家行为都需要话语加以叙述、表达与理解。然而，与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欠缺与滞后明显，常常是“得在行上，失在言上”，在话语方面存在太多短板，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西方话语霸权直接造成了“西强中弱”的传播格局。所谓话语霸权就是少数西方国家凭借率先走向世界和现代化的先行优势，在长达几个世纪里全面垄断了国际社会的话语资源。一方面，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有利于本国权益的技术术语和政治话语，并竭力兜售给世界所有国家；另一方面还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国家的话语表达，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处于被接受和失语状态”[6]。
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逻辑，就是以他们自身价值观作为判断一切价值观的唯一标准，非“西”即错，非“美”无正，“霸权、霸道、唯我独尊、唯我马首是瞻、我行我素、拉帮结伙等非正常现象屡见不鲜”[1]。特别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化。拥有全球最多用户的脸书、覆盖全球大数据搜索引擎的谷歌等再次表明，“信息霸权国”依然在国际话语场域内控制着全球资讯流动权、事件解释权、话语定义权和规则制定权。这种话语信息垄断地位可以使他们按照自身意愿，通过媒体资源的分配、叙事话语建构、话题议题的设置等向世界倾销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相继出台。尤其是2017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学术界适时提出了‘巧实力'‘睿实力'等概念，积极鼓吹‘修昔底德陷阱'，为美国进一步遏制中国造势”[7]。
二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抹黑、诋毁与围堵。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是将主观认知与现实中的特定指涉相连接，通过建立完整的政治叙事实现对国际关系的定义。就其本质属性来说，话语的意义表达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基础，所谓客观实际上是经过话语赋值后在主体观念中被承认的意义结构，话语才是权力的根本形态。例如，美国200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拿出一小瓶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认为是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西方话语霸权与具有国际影响力媒体的控制密不可分，现有国际主要媒介无一例外地掌控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四大通讯社垄断了90%的信息源，关于美国的新闻超过70%，而报道非洲、太平洋岛国的新闻不到2%[8]。正是凭借着在国际传媒领域中无可比拟的优势，少数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新闻的发布权、国际议程的设置权、国际规则的定义权和国际是非的评判权，能够轻而易举地制造“话语围堵”与“传播陷阱”。崛起发展的中国成为西方话语霸权“抹黑、丑化、妖魔化”的对象。根据西方意识形态随意剪裁、切割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景象，影响并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和中国崛起的认知，致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9]199。逢中必反、遇中必污，精心炮制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恶意嫁接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事实上，中国为世界局势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2013—202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6%，超过2%的世界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总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10]。
一是对外叙事话语解读严重不足。国际话语场域中话语威力的发挥与有效性的确立有赖于对话语资源深度的解读，需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破”是立足于国际话语场域实际，努力解构占主导地位——“他者”的叙事话语权；“立”是适应话语场域多样化、众人说的发展态势，建构起自身想说的具有代表普遍共识性的叙事话语。
反观中国状况，“破”与“立”均显不足。中国对外叙事话语解读往往只是提出一般性原则的理念、立场、主张，而对如何将原则性理念付诸实施，取得以言行事的实效却缺乏详细深入的学理阐释、解释说明，由此留给国际社会及其受众的印象就是中国的政策主张是合理的、正确的，但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原则性的政治宣誓而已，导致对外叙事话语的解释力不强，缺乏吸引力和现实关怀，话说不少，听者无多，信者寥寥。“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事实上却不尽如人意，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
二是支撑对外叙事话语的学理基础不牢。一个国家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持久力和感染力离不开深厚学术原创性思想与严谨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力支撑。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学术也开始进入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以至于当今中国的许多学术理论与学术话语都源于西方，学科发展建设的体系也以西方模式为核心架构。这就导致模仿有余，创新不足，很多时候只是简单的“拿来”：讲国际政治不是“复合型相互依赖”，就是“国家主权零死亡时代”；讲大国崛起则必是“修昔底德陷阱”。由此暴露出中国学术话语缺乏一定的创新力、说服力、逻辑力和吸引力，特别是在阐释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方面缺乏具有规律性与普遍性的学术术语凝练，即便有原创性概念提出，但概念与概念之间“衔接性与连续性不强”“有体无系、有网无络”[12]，难以形成较大的对外影响力。
三是对外叙事话语内容单调空洞。叙事的本质是对意义的编码与建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通常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体系与价值体系总体认知程度，隐含着一个国家的民族意愿、文化密码与价值诉求，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和缩影”[13]。其中的叙事内容无疑构成了整个话语体系的基础，主要涉及表达的认识判断、文献素材、实证实据。一个国家的对外叙事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畅销”还是“滞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话语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滞销”很大程度上源于千篇一律、概念空转、自话自说。讲传统文化，必是中式建筑、中式服装、中医中餐、中国武术、汉语汉字等老几样；说到文艺，多为“戏说”“宫斗”等老版本，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千年之原因的剖析与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发掘。
四是对外叙事话语转化能力欠缺。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霸权地位的确立在于适时把自身的竞争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通过不断完善话语体系，创新叙事话语，调整话语策略，提升控制技巧，先声夺人地“建构起了一套思维严谨、逻辑缜密、理论自洽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14]。相比之下，中国对外叙事话语转化能力明显不足，没有将自身优势转换为话语优势，既不能很好地解构他者，也不能很好地建构自我，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即便是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2%，具有无可比拟的数量优势，但在国际话语场域和国际事件的意见表达上，中国的人口优势也没有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民意优势，国大音弱、人众声小，中国在国际话语场域中依然处于弱语甚至失语状态。
一是文化身份认同困境。对外叙事话语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维护国家利益、宣示国家政策、解释国家行为、塑造国家形象所使用的专业话语，是一个“自说”但更需“他解”的互动话语过程，核心与关键在于叙事内容能否被广泛接受与认同。这种跨文化交流是有条件的，具有亲缘性关系的文化之间交流，由于存在较多的共性而相对容易顺畅，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文化质态的差异，在“自说他解”的互动过程中缺乏先天性的亲近感，容易造成疏离与排斥，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15]。
中国的语言文字从甲骨文开始已经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一旦走向世界就必然会遇到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因为外部世界对中国话语的认知和判断是基于其自身文化、利益、规则和价值等认知体系进行的，而这个体系与中国对外叙事话语所依托的传统、思想、理念和价值判断并不具有亲缘性和契合性，甚至可能是天壤之别。中西文化分属两种不同类型，是典型的异质文化，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人长期以来总是以“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问题。这种模式使主客之间总是处于斗争对立状态，主导与被主导、取代与被取代。在人与自然之间总是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把人界定在自然的对立面。而中国传统思维是阴阳曲线思维，主客之间是自然共生的，是和合协同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这表明主客体之间不是对立或敌对的关系，而是“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关系。中外文化之间（主要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造成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客观原因，换句话说，外部世界对中国话语的错误认知有其文化根源[16]。
二是语际转换的话语磨损。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大部分外国公众无法直接接触体会他国的真实面貌，对他国的认知需要以话语为中介。因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需要通过语际转换来完成，翻译便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翻译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式的再叙事活动，包括时空框架设定、选择性框架设定、标签式框架设定以及参与者框架设定的翻译叙事策略[17]。但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明显受到翻译主体的文化修养与政治立场、语言知识以及社会文化、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造成了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譬如中国文化中的“龙”被翻译为英文“dragon”，显然这种翻译没有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dragon”所包含的“邪恶”“魔鬼”的内涵考虑在内，以至于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龙”“龙的传人”在西方的英语语境中具有浓厚的负面色彩，这就是典型的话语文本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发生“话语磨损现象”。其基本规律就是在亲缘性的同质文化之间，语际转换的消减磨损少；在非亲缘性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消减磨损多。这种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对自然的超越，也是对文化本身的超越[18]。
除此之外，人为刻意的错译甚至恶译就不仅是磨损的问题了，而是颠倒黑白的歪曲诋毁，话语转换前的真正意义与真实意图被肆意篡改与捏造。譬如，英国就故意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曲译为“中国要统一天下”，更为恶劣的是把中国华为公司任正非先生说的“杀开一条血路”翻译成西方叙事话语中的“一路杀人，血流成河”。西方话语霸权的傲慢与恶毒用心可见一斑。
叙事话语是“以语言为载体或媒介，遵循特点方案再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19]，其实质就是通过各类叙事符号向受众叙述与传达主题意义。大国竞争是一个充满激烈叙事话语博弈的过程。本文所说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专指中国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聚焦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以及不同地区、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故事化”的系统话语表达，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情感共鸣、心理认同，以及话语权的提升。
概念辨识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与叙事话语具有密切关联性的两个概念——对外叙事话语与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也需要界定与明晰。对外叙事话语是在长期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国家立场、民族特色并被国际广泛认同接受的话语表达，是构成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则是由相互关联的主体逻辑（谁来讲）、故事逻辑（讲什么）、受众逻辑（对谁讲）、表达逻辑（怎么讲）、传播逻辑（怎么传）所构成，知识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外在展现，具有逻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特征，是对外叙事话语的系统性表达。其中，“叙事”和“话语”是对外叙事体系的核心与关键。话语是核心内容，是整个体系的本质所在，是相对静态的存在。叙事是表达方式，是共情化手段，是相对动态的存在。形象地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基于故事而形成的虚拟共同体，而人们总是通过建构故事来传达思想、交流情感、阐释理念[20]。话语为对外叙事传播提供了“基本语料”，创设了对外叙事的“话语空间”和思维外壳。叙事的动态积淀、层累和堆叠，丰富活化了话语超越性，既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二者互为表里、共生互动、相得益彰，共同建构起对外叙事话语体系。这种叙事话语体系具有自身的生成机理与运行机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事件选择是叙事话语体系建构的起点。对外叙事话语体现为多元叙事主体如何采用故事性、情节化的话语方式，是一种最基本的叙事文本，首要问题就是回答“讲什么”。因此，选择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有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叙事话语体系建构的起点与基点，这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多中选优，优中选精，在海量而庞杂的事件中，发现挑选出若干能够满足讲述目的、或大或小的事件，通过逻辑修辞将其转化编排成叙事话语或文本。只有先选好故事，接下来才能讲好故事。可以肯定地说，“事件”选择是对外叙事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典型事件的选择不仅能够赋予事件以意义的存在，也能增强我方叙事的可靠性。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就是要通过对不同事件的选择或取舍，来达到叙事主体的叙事目的，把控叙事效果。
第二，话语凝练是叙事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关键。话语是人与人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下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的表征方式及具体形态[21]。所谓话语凝练就是叙事主体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以言语符号形式进行的高度浓缩与概括，并通过语言文字或公共舆论表达传播出来，是思想主张、实践行为、政策建构的原始依据和话语依托。它既能指出问题的所在，又能为问题的解决指明前行的路径与方向，进而使相关重大问题更加具体生动，更易传播扩散，更易被理解认知，能够弥补宏大叙事难以实现的差异化传播之弊。话语凝练的质量高低、数量多少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话语权的有无大小。
第三，话语议题是叙事话语体系作用发挥的具体体现。话语议题是叙事主体根据自身的意愿、偏好和利益，以话语形式定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指明行动方向。这种议题设置是将国际社会中所发现的问题条理化、系统化、凸显化，并以崭新的面貌进入国际话语场域之中，由此引导国际社会关注，形成特定的共识和具体解决方案。可以说，话语议题明确了话语场域的中心议题，标示了话语场域所处的行动坐标，决定了话语场域的发展走向。话语只有转化为议题才能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话语议题能力强弱与国际话语权的多少大小密切相关。通常来说，话语议题决定了话语场域中的话语焦点与理念诉求。“先行做出议题设置者也是话语博弈中先机占有者，也就愈加可能地按照预设的方向引导舆论趋向与走势”[2]。
第四，信诺践行是建构叙事话语体系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国家行为公信力的表达与呈现是对外叙事话语的价值所在，事实胜于雄辩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公理”。长时段来看，“实践”是与“道义”同等重要的舆论维度，“舆论从来不是单纯的话语表达问题，它依附于实践且最终臣服于实践成效”[22]。对外叙事话语的可行性与公信力需要实践检验，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叙事话语通常是在既往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叙事主体的说与做、言与行的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国际话语场域中的信诺践行在维护、塑造、彰显国家对外形象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就是中国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庄严承诺，也是被无数事实所验证的。反之，在国际社会中唯我独尊、双重标准、出尔反尔，即便说得声音再大、再冠冕堂皇也难以服众。
其一，叙事话语的对说互动。叙事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对外叙事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接受与认可，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发掘其普遍性意义与可通约的方法，在对说互动中实现以言表意、以言取效的传播目标和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对外叙事话语在本质上体现为叙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话语关系，也是国家之间交往互动的话语博弈，直接关乎国家形象的树立和利益的实现。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表达工具，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既可以改变传统国家形象的定义，也可以重新塑造国家形象，使国家的对外形象呈现出深刻感人、立体丰满的多重样态。对外叙事话语由此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获得话语权必不可少的手段。用美国学者威廉·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来说，就是“当国家形象受到威胁时，有必要为一定行为作出解释、辩护、调整、道歉和寻找借口”。相反，如果一个主权国家对外叙事话语建构能力不强，话语体系不完善，缺少完善、科学以及理论化的支撑，不仅国家形象得不到良好而又真实的再现，而且也会失去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国家形象的较量，实质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23]。
其二，间性互动的运行模式。对外叙事话语不是自话自说，而是国际话语场域中的“自话他说”“互动对说”。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叙事话语行为不仅是主体性的，更是主体间性的，这种主体间性集中体现在多重主体之间的关联互动。既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也可能表现为竞争与博弈的关系，以争取话语权而产生主导权，这种行为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得更多的话语权[24]。可以说，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各种各样的叙事话语彼此角力缠斗，强者胜出，败者出局。
由于任何对外叙事话语行为都必然要由信息发布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这种双主体性一方面是言说者的主体性，是一个主权国家关于自我形象的定位和认知、表达与呈现、改变与塑造；另一方面是接受者的主体性，国际受众从自身的意愿出发，没有强制力，自主地选择性接受言说主体的话语表达，言说者“自以为是”的“说”与听话者“心领神会”的“听”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常常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鸡同鸭讲，南辕北辙。因此，国际话语场域中的言说行为必须注意影响话语效果的主要因素：说者、听者、说什么、怎么说等相互制约的参量。没有有效的“说”，就没有有效的“听”；而没有有效的“听”，也就没有了有效的“说”[25]。
对外叙事话语主要采用故事化、情节性的话语方式，向世界展现本国的理念与政策，是聚焦国际社会的国家公共叙事，借助于不同叙事结构传递的不同叙事声音，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与政策导向性。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是由时空叙事、比较叙事和方法叙事构成的有机整体。
历时性与共时性构成了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时空叙事。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呈现出历时性特征。历时性关注的是互译和话语惯性的演变，只有经过时间洗礼的话语，才能在历史的演进中得以存活和延续。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呈现出共时性特征，能够聚焦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共同福祉。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等重大问题在价值层面提出“中国方案”，符合国际社会普遍需要和全人类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回应并超越了披着“普世”外衣的西方价值观，是中国的对外话语贡献。
显性与隐性构成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比较叙事。显性叙事话语是直接讲述情节紧凑、真实存在、感人至深的人和事，在这种显性话语叙事中，普通受众无须引导便能确切感受叙事话语所讲述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其价值观念。隐性叙事话语则多是借用隐喻、暗喻手法，巧妙地通过“故事化”的情节表达，赋予国际重大问题、国家对外形象与行为等话题以情感化、修辞化的色彩，从而更好地展现话语背后的价值判断和精神力量。可见，对外叙事话语行为常常伴随着显性叙事与隐性叙事的互动，叙事话语直接展现出的表层意义与隐含的深层意义互为补充、相互作用，共同承担着叙事话语意义的表达。
宏观与微观构成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方法叙事，是宏观政治性叙事与精微文本性叙事的结合与运用。政治叙事指事关根本性、全局性、国际性重大政治问题的话语表达，是主权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关于本国利益和政治立场等国家意志明确而又直接的阐释，是国家政策走向的清晰表达、意义构建与是非明辨。宏观政治性叙事既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工具，也是一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国家建构共同政治意义的叙事框架。文本性叙事属于微观层面、以故事文本和话语文本为核心的意义表达，通常借用经典叙事学中的时间、空间、视角、结构等要件进行共情性表达。叙事中的小人物、小情节及小事件往往能使国际受众产生心灵触动和情感共鸣。所以，对外叙事话语不仅能够“说理”，更要能够“陈情”，有情有理，情理交融，事实证明最终操控和影响人们行为的是发生在他们周围并令他们相信的故事，“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9]212。
对外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门追求可能的“艺术”，既寻求确切的目标，也探索可行的路径，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高度语言化行为。一个表达完整、逻辑清晰、富有说服力的对外叙事话语体系能够很好地表达立场、传递信息，并展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自信、自豪、自尊的国际性展示。当前，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和重塑着国际传播格局和世界媒介生态，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地位正在被消解。因此，把握时代需求，争取历史主动，加快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能够摆脱在国际上“国大声弱”的窘境，也能为中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并有望全面纾解国际传播中“信息流出流入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9]212。
与“强者通吃、赢者无敌”的现实世界相比，舆论世界则显示出了自身“‘舆'竞天择，‘弱'者生存”的独特表征。“弱传播”理论强调舆论世界是一个情感世界，情感与同情心是弱者最有力的武器。舆论的力量源自认同，认同以“情”不以“力”，“势”虽足以压人，但不足以“服”人，那种以强势压人的传播不能得到认同，也就没有了舆论力量。
强与弱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事实上，“弱传播”常常有“强阐释”的功效。基于“弱传播”理论的弱者优势是指“舆论的能量朝着有利于现实中的弱者的方向运动，让弱者在舆论场中占有相对优势”[26]。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潜意识”，固然有崇拜英雄、追随模仿强者的发生，但“同情弱者”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弱小者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以此理论为指导，为了消除国际话语场域中对中国的认知偏差，要把自己摆在弱者地位，充分发挥紧扣情感要素的柔性话语的作用，把直讲的“硬道理”变成细说的“小故事”，通过微观、细节、个体的叙事，在“润物细无声”中产生代入感，从而达成心理情感方面的共振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中，单纯“依赖枯燥的说理、简单的事实呈现或单一数据罗列来传达中国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是不够的”[27]，还要通过鲜活生动的话语叙事和情感逻辑，来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融合。情感建构共鸣，弱传播理论启示人们要在对外叙事传播中善于运用情感——这一人类共同语言的作用，从而实现传播效应最大化。在语态上需要去掉“打官腔”“庙堂式”的居高临下和发号施令的表达方式，适当依靠民间的力量进行叙事传播，以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来传递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同时依托多元话题的亲近性、共鸣性，与绝大多数受众建立情感联系，让国外受众能够在心理上主动接受，在表达上真切感受，在效果上自然接受。这种依赖情感共情的弱传播“凸显传播主体的文化品格和人文关怀，是要在冷漠和过于刚性的世界中诉诸传播情感，影响心灵，从而增强受众的可塑性”[28]。曾经在网络视频平台上走红并被誉为“一把板凳，两亿观看”的老木匠“阿木爷爷”，是典型的传播环境中的“弱者”，但却在认同上取得了“强传播”的效果。老木匠真实的生活和形象，具有天然的亲切感，更容易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实现与更多弱者的“链接”。“阿木爷爷”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弱传播”理论中“不能满足弱者心理的传播，就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说法的正确性。
使用与满足是叙事传播理论的两大支点，寻求接受与认同是对外叙事话语的目标指向，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是对外传播的前提与基础，受众对象对叙事内容是否感兴趣、是否接受是叙事话语首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叙事主体必须尊重接受者的风土人情、习俗禁忌、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从他们的价值理念、话语风格、行为偏好等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话语传播，从而实现话语融通、情感共通与文化共鸣。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多采用“传者本位”叙事观。“传者本位”叙事通常使用独白式的传播手段，过多强调“我说你听”，缺乏“说者”与“听者”的交流互动，不易被外国受众所接受，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通常对官方话语持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态度。随着自媒体时代传受关系的位移，“传者本位”叙事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由此倒逼传播策略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所谓受众本位不是简单地“迎合受众”，而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出发点，以服务受众个性化需求为目标指向，实现“受众”向“用户”身份地位的转换，改变以往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孤立、静止、盲目、被动的状态。依据受众本位传播理念，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根据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推送，根据受众的个人偏好变换叙事呈现方式，为受众带来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受众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控制，而是主动利用信息——接触、解释与记忆。
在对外叙事传播中，虽然“说者”与“听者”都负载着对叙事话语的理解与认知，但“听者”早已分裂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如此多元分化“场域”，早已“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个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29]。与传统的聚众化传播相比，分众化叙事有针对性地采取贴近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叙事表达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叙事主体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影响叙事话语受众的各种因素，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在传播内容和策略方面作出精准适度区分，贴近受众，进而实现由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大众化传播到个性鲜明、“一人多面”的分众化转变，使“传者中心”被“受众中心”替代[30]。
“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这一命题揭示了人类永远是以话语的方式拥有世界的本质属性。世界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但“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类的世界”[31]。话语是连接经验和理论的桥梁，是对外叙事的符号载体。话语表达是否清晰准确、叙事是否生动形象，取决于标识性话语的凝练与创新。“理解和把握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性质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真正地理解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32]，所谓标识性话语是指意义明确且内涵外延清晰，有代表性、指示性、核心性的概念提炼，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概括总结凝练的经典话语表达，并通过不断传播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具有极强的对外传播意义，用新创专业话语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可在对外叙事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标识性话语作为一种新理念、新表述通常具有四大基本特征。
一是凝共识。对外叙事标识性话语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寻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平衡点中，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输出”与“价值输出”的蛮横与自负，聚焦世界共同关注的风险议题和焦虑情绪，把各国普遍需求转化为共同话语，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建立沟通、交流、对话的桥梁，弥合文化种族间的差异与对立，以和平、发展、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世界各国的互助共赢奠定坚实的思想之基。
二是善概括。对外叙事标识性话语要善于对新问题、新现象、新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凝练与表达，并兼具传统性与时代性结合的特质，不仅能够全面剖析当前社会发展变革所存在的本质问题，也能持续激发人们的思考和实践，并“以内涵与外延相统一的方式，构成了主体对客体的规定性把握”[33]。既能表现为“对本国内部社会进行整合与引领”，同时又能表现出“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影响和支配”[34]。
三是严规范。对外叙事标识性话语必须要意思表达清晰，词语选择恰当，遵循话语生成的一般规律，不能自话自说、含糊其辞，不能模棱两可、引发歧义，尤其不能闭门造车、另起炉灶，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思维方式、现实依托进行表达的同时，还要尊重和借鉴国际话语表达的准则规范、风格惯例、交流范式。
四是易传播。对外叙事的标识性话语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易记易说、朗朗上口。在突出话语民族性、大众化的同时，要兼顾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和接受习惯。如果标识性话语不能被理解接受，那就会使完整的“表达—接受”话语传播链条受到阻滞甚至断裂，话语影响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对外叙事标识性话语的传播优势在于完成对中国叙事“特殊性”彰显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世界叙事的“普遍性”图景。“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话语，选取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话语，增加话语传播的文化厚重感和共鸣感，再现中西文化交流中和平友好、互鉴共进的历史传承性，将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上升为现实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认知，在穿越古今东西时空之中，“在无声与有声之间，打造了一部‘关乎国家经略'的大视野、新概念”[35]，将中国所倡导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诠释得更加厚重、深刻、准确。中国特色标识性话语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36]。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但不是唯一的传播方式，“动作、表情、体态、音声、图形、图片、影像等，都可以起到符号的作用”[37]。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视听语言在符号结构、话语方式、交流功能等方面发生急剧变革，与传统文字符号表达相比，直观、鲜活、生动的视听符号，在对外叙事传播中展现出交互性、沉浸性、文本超越性、叙事主体多元化等新特征、新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一性叙事的简单生硬，对抗性叙事的刻板固化，浅表性叙事的苍白无力，通过数字技术，把相关叙事信息与内容转化为直观的图形，不仅可以“看图说话”，也能让图形“自己说话”，还可以按照自身的目的和要求对现有的视听材料“裁剪整合”，转变为自己的意思表达，叙事话语可以更多地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收集储存、分析整合，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形象、生动地表达国家意志，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可听”“可见”“可感”的交融。在“交融”过程中实现叙事对象的互动参与，互动影视便是叙事话语视听符号化转换的成功尝试。互动影视的突出作用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对叙事的对象、语言、结构和参与方式进行重构和再创作。“在互动影视中，叙事对象不再是观众这一单一身份，而是能影响叙事内容的故事走向与人物发展的复杂身份”[38]。在沉浸性叙事中深刻而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内容的博大精深和中国社会变化的日新月异。
由此可见，叙事话语从以语言文字为主的单一模态向文字图形、声音影像、移动直播等多种模态的转换，为中国对外叙事话语让更多的海外受众“看得懂、听得懂、读得懂”提供了多样性手段，不仅把晦涩难懂、生僻深奥的概念名词具象化，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不同文化交流之间的文本解码障碍，既增强了中国对外叙事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又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理解与情感认同，在化抽象为具体、化文字符号为视听符号的过程中，避免了国际受众因文化背景差异而产生文本之外的误读误识，不仅可以用形象而又饱满的情感打通共情共通的意义空间，而且还可以通过视觉修辞让“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等抽象的政治文本嵌入个人情感体验之中。因此，要充分利用叙事话语的视听符号化转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9]。
总之，在多元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国际话语权争夺也在向纵深发展。中国崛起是公认的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滞后却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古今之通理。中国对外叙事话语如果不能对国家自身发展利益作出合情合理的正当性辩护，那么，中国和平发展就会变成“中国威胁”，经济增长就会变成“国强必霸”，就会在国际道义制高点的争夺中遭受严重挫折。因此，正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切实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责任，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40]。
参考文献：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36] | |
| [37] | |
| [38] | |
| [39] | |
| [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