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最艰难时期对敌军事斗争中的辩证思维
摘要
1941年春到1943年是华北根据地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从1939年初50多个完整县，到1942年最严重时减少到7个县，其中冀南根据地村庄有些距敌人据点、碉堡极近，中间竟无一村之隔。在山东根据地，受到日伪严重蚕食，1942年底根据地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约三分之一。在晋察冀边区，由于侵华日军对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边区军民面临抗战开始以来最艰苦、困难和危险的时期。这表明，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均已面临着极端严重和极端危险的生存空间。为扭转此危机，各根据地运用抗战军事智慧、机制和谋略，以弱搏强，避实击虚，机智、灵巧、英勇但艰难地进行反“扫荡”。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过程中都各有出奇制胜的成功战例和奇迹，显示了我之劣势与敌之优势相互转换易位的辩证过程。而在反敌“蚕食”、反敌“囚笼”过程中，根据地所采用的敌进我进战略战术，更集中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精准运用，敌后武工队的纷纷出现，使敌后“一天两个世界，白天是日本人的世界，晚上是八路军的世界”。由此，敌人的军事优势逐渐消失，敌后根据地逐步度过最困难和危险时期，至1944年华北各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根据地不仅战胜危机并获得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还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持久坚守与支撑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词
华北敌后根据地;抗战最困难时期;军事战略战术;辩证思维;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during the most challenging period of the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
Abstract
The days from the spring of 1941 to 1943 were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In the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Border Region, the base areas had been reduced from more than 50 complete counties in early 1939 to seven counties in 1942, when the worst occurred. Some villages in the base areas of southern Hebei were very close to enemy strongholds and bunkers, between which there was no village. The base area in Shandong was seriously encroached upon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puppet army and by the end of 1942 the area of the base area had shrunk by about one third from that of 1940. In the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area, due to the continuous “sweeping”, “nibbling” and “blocking” of the base by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the troops and civilians in the border area faced the most difficult, arduous and dangerous perio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showed that all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in North China were already facing extremely serious and dangerous living spaces. To reserve this crisis, each base area used the military wisdom, mechanism and strateg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using the weak to counter the strong, avoiding the solid and striking the weak, and carried out counter-“sweeping”operations with wit, dexterity, bravery but with great difficulty. For example, there were all respectively successful battle cases and miracles of unexpected victories in the process of counter-“sweeping” in the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 Jilu-He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nd the Jin-Cha-J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hich showed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ocation between our inferiority and the enemy's superiority. In the process against enemy's “nibbling away” and “prisoner's cage”,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enemy advancing and us advancing” adopted in the base areas more intensively reflected the accurate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s. The emergence of armed working teams behind enemy lines made the enemy lines “two worlds a day, the Japanese world in the daytime and the Eighth Route Army world in the evening”. As a result, the enemy's military superiority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bas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gradually passed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period. By 1944, the base areas in North China were restored and developed. The each base areas overcame the crisis and achieved rapid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strongly support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on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and also played a mainstay role in the lasting persistence and support of the eastern battlefield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war.
Keywords
North China's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各种资料显示，1941年春到1943年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那么，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对敌军事斗争中是如何战胜难关、度过艰难岁月的，实有探讨和总结的必要。前人对这方面的研究虽有相关成果涉及①，但尚有进一步梳理、探讨与深化的空间。
如果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军队在华北敌后成功开辟多块根据地，呈蓬勃发展势头，当符合事实。在华北，从1937年到1941年，中共抗战军队深入敌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快发展成遍布华北晋、冀、鲁、豫、绥、察六省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多个大块根据地和战略区。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的一个上升阶段。然而，从1941年春开始，尤其是1942年到1943年，各根据地在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及“囚笼”政策和国民党军的摩擦及封锁下，发展遇到严重挑战，各战略区均发生了严重局面，甚至陷入了危机。
从晋冀鲁豫边区来看，以1941年为界，前后发展的不同状况即与上述情况相符。由于日伪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已“从1939年初50多个完整县，到1942年最严重时减少到7个县。负担人口由1000多万减到600多万，其中冀南区已经变成游击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物质供给并进行摩擦和封锁，加之1942年和1943年严重旱灾、蝗灾和水灾带来的危害，根据地面临极大困难[1]。
如太行区，进入1941年后，该区的“困难局面进一步恶化”。“1941年3月开始，敌人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是其重点进攻区”。在这一年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和连续不断的小型“扫荡”，并“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敌人的势力一直伸入太行腹心区昔阳、和顺等县。与此同时，太行区发生旱灾，农村大面积减产”[2]129-131。困难局面加剧。至1942年，“是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武装斗争”经历中“最为激烈尖锐的一年”，这一年根据地“遭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再加上这一年的严重旱灾，使这一年成为太行区抗日战争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2]159。根据地的发展以至生存均面临更严重局面。
又如冀鲁豫区，1943年“3月份以前，我一、六分区是处在敌伪猛烈分割‘蚕食’的艰苦境遇里，一分区茌平、博平、聊城、阳谷、东阿根据地敌伪增设的据点碉堡36个，封锁沟曲折长达200余里，根据地被割裂成5小块，我军的活动范围压缩在有限的30多个村子里，部队每天要移动一次，甚至一日三移；六分区敌人新建立的碉堡据点也有30多，贯通碉堡据点挖有160里的封锁沟，中心区被一个‘丁’字封锁紧，割裂成3小块，当时情况的严重几把我一、六两分区的武装由原来的基本区挤压出来”[3]908。可见情况非常危急。
再如冀南平原区，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同样“受到严重损失”，根据地被“蚕食”，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则变成敌占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1943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上的外还有1 000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些地区，平均每3个村庄就有一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至更近”[4]197。往往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二三里，中间无一村之隔。在“1942年和1943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4]208。
在山东根据地，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情况大致一样，这一时期也面临了极其严重的生存困难和威胁。1941年10月，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临沂纠集了32、17、20、21等4个师团和5、6、10等3个混成旅，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向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攻，把我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一一五师等指挥机关，压缩在南北不到80里，东西不满70里的地区，企图将我军民一网打尽”[5]37。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综合过去“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突然奔袭”“清剿抉剔”等手段，形成了“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多路、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迅速将我军围歼于狭小地区[6]166。敌人在“根据地周围构筑起2400多个据点，建立了各级伪政权，鲁南基本区则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有些地区的主力部队只能换上便衣，分散活动”[7]。仅1942年，敌人就新设了1200多个据点，连原有的加在一起有3700多据点[6]169。“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6]170。
1941年到1943年是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扫荡”，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继而进行“蚕食”和“封锁”。在敌占区连续实行所谓“新交通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发动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力量的“总力战”。留在敌后的一部分国民党军的亲日派竟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降日军，使敌后斗争更加复杂、激烈[8]250-251。
概而言之，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均已面临极端严重和极端危险的生存空间。如何扭转这种艰难危险的局面，直接考验着根据地军民的战争智慧、抗敌意志、作战能力与经验。
处于此危机之下，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就不能硬拼，要避实击虚，机智而勇敢与敌斗争。同时，由于敌人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且疯狂残暴，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艰难状况。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斗争中，核心问题是敌人以大军压境后迅速实施包围且采取疯狂“扫荡”的战略战术，企图聚歼根据地主力作为其战争目标，而我军在战斗中则临险生智，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用游击战术，以最小代价安全突围、转移，保存我党政军指挥机关和部队主力有生力量，尽可能减少根据地和民众损失。
在山东，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是这一时期敌人“扫荡”和进攻的重点。八路军将士的日记记载了战争进展和我军如何与敌战斗的细节：1941年11月5日，日军合围我军区机关和一一五师师部的驻地留田村，敌军形成的包围圈正逐渐缩小②。在此险局中，据山东纵队将领钱钧日记载，11月3日他就察觉出敌人“想用‘挖心’战术，绕过我们战斗部队，直接扑首脑机关”的作战目标，随后侦察员果然汇报了“指挥部被敌人包围了”的紧急情况，他遂派一个营兵力前去支援，其他两个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指挥部在我们的掩护下突围”[5]39。这里的“指挥部”是山东纵队指挥部。敌人袭击山东纵队未得逞，转而乃增派重兵于5日包围山东省军区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挥机关。当天黄昏后，罗荣桓政委等师首长经反复考虑，决定由南面突破敌人重围向敌人占领区转移，部队“从敌人重围的空隙间胜利地突出来了。经一夜急行军，转移到伏山庄休息”。“翻”到敌人后方的空虚地带去，打乱敌人“扫荡”部署，这就是“翻边战术”。这是此次“扫荡”中第一次胜利突围。随后军区和师部又不断转移，17日在李家峪敌人的包围中又第二次胜利突出合围。下旬第三次、第四次被敌合围，均突出重围。第四次是“跳敌人原部署好合围抗大分校的大青山地区合围圈内被敌合围”，“师部等机关遭到一次惨重的损失，教训很大”。11月，师部是在反击敌人大“扫荡”中，多次突出敌人重围，每天都有战斗的情况下度过的③。到12月3日夜，又遇敌人几路合围，师部机关迅速从敌炮火下向外突围，突出敌包围后迅速向瓮城子转移，在这次反扫荡中，师部等机关第五次突出敌围[9]157-158。值得注意的是，罗荣桓率部多次被敌包围，说明敌人未达到目标仍不甘心乃反复实施包围“扫荡”战略战术，罗荣桓率部多次遇险又多次突围。
之所以如此，是罗荣桓率部最初突出重围脱险转移蒙山安全地区后，并未在此避险，而是又“重新杀回沂山的中心根据地去”。中共抗战将士就是如此不畏艰险，越危险越向前，前后“坚持了四十多天的战斗，先后打了四百余仗，歼灭日伪军六千余众，粉碎了空前的大‘扫荡’”[10]71-72。而且，这种以弱胜强的战斗，并不是仅遇一次，而是常态化的。如，从1942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上旬，“敌人对沂蒙山区、泰山地区大扫荡，山东各根据地的敌情很严重”，“这期间敌人对山东各根据地扫荡比以往有些不同，时间较短，战术上有很大改变，如采用所谓拉网战术”[10]166。山东根据地军民面对此困境，则更加坚强、勇敢地粉碎敌人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身为一一五师司令部机要科长的苏蕴山在日记中写道，在反“扫荡”作战中，是在每天都有战斗的情况下度过的。由此可知根据地将士的勇敢、机智和战斗之激烈及危险状况。
在1941年11月反“扫荡”中，还发生了转移途中接连进入敌包围圈遇险又安全脱险的事例，反映了根据地将士与敌战斗中的机智和勇敢。1941年11月4日夜，钱钧率团部和直属队转移进入南燕子村，拂晓却发现北燕子村住满了敌人，他立即意识到“我们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的危急情况，面对未被惊醒的强敌，“既不能战斗也不能转移”，“只有隐蔽，等到半夜再行动”。待天黑以后，他们“向土门、太公峪转移，部队刚离开南燕子不久，背后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扑空了”[5]40-41。但部队刚转至温村，又突然得知该村子里有敌人，再“误入敌区”，于是只好暂且“利用敌人的错觉，从他们眼皮底下闯过去”，同时亦“做好了万一敌人发现后的应急措施”，而最后竟悄然从敌人空当里穿了过来[5]41-42。真是惊险万分。在与强敌斗争中取胜的点滴，其跌宕起伏绝不亚于小说和电影中刻画的情节。
在冀鲁豫区，1941年4月12日，日军从内黄、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黄泛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而其主力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加上伪军约一万人，配有一百多辆汽车和坦克，二十余门重炮，兵分五路，向根据地军政机关所在的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待发现敌情时，“远者相距五六公里，近者不到三四公里”，敌人发起猛烈炮击，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军分区驻地“周围的村庄、田野、沙岗和森林中间。弹片如雨，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马上突围，显然来不及了”。军分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崔田民当即决定，先率部“就地隐蔽，待机转移”，在烈火硝烟中，部队先撤到沙岗中的枣树林里。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由远而近的日军，用机枪疯狂地扫射，危急情形之下，部队“借助于夜色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插到濮阳西北地区。接着，继续转移到内黄东北面，靠近敌人守备空虚的据点休息了两天，最后到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这才突破了重围”。部队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突围后，杨得志司令员分析说：“敌人这次‘扫荡’，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这样一来，他的后方必然空虚。因此我提议，暂时绕开他们的主力，直捣他们的老窝。”[11]295-299这也是“翻边战术”。
攻打敌“老窝”的战法“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点是豫北边上，靠近鲁西南的清丰县。因为清丰离敌人‘合围’我们的地区较远，而且守备力量不足”。事实证明，与机械化强敌相搏，采用“避实击虚”战法是正确的。“主力部队在沙区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到处袭击敌人，搞乱了他们的部署，打破了他们的‘合围’，消灭了他们七百余人”[11]300。在这次反“扫荡”中，掩护部队撤退转移的四团二营在与敌人反复冲杀中，最后只突围了五连的部分干部战士，六、七两个连队的二百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付出沉痛代价。在这场“扫荡”中，日军烧我村庄、杀我人民，“其中有五十三户人家连一个人也没有幸免”[11]296-301，灭绝性滥杀无辜百姓，犯下了丧失人类底线的滔天战争罪行，给边区军民造成严重损失。但其机械化部队围攻和聚歼我军区首脑机关的“扫荡”计划也失败了，战争呈胶着化状态。
在晋察冀区，边区首脑机关成为敌人“扫荡”“合击”的直接目标，要摆脱危机，需要与狡猾之敌斗大勇斗大智。1941年8月下旬开始，日军两万重兵对晋察冀实施大“扫荡”，9月1日在东西南北四面合击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阜平以北30里的雷堡村。那时，军区“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躲避到此的有后方机关政府、党委、党校、抗大分校等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近一万人，而且携带许多行装马匹。这样的情况，“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判断，敌人如此准确围攻军区首脑机关，是“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于是，聂荣臻乃派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给敌人“造成错觉”，把敌人引向他处将敌人“拖住”，既要使敌人朝该目标合击，又要让其扑空；既要让敌人跟着目标走，又让它追不上。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12]523-525[13]。这需要紧急状态下的丰富战争应对经验，镇定、智慧和果断决策。
由于敌人受迷惑将兵力散开，9月2日夜，聂荣臻率军乃得“一夜插出八十里路”，并“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暂时转移到达阜平五台地区山沟内的常家渠村隐蔽埋伏。“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以免“暴露目标”，“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但常家渠仍在敌人包围圈内，还必须突围。经过9月5日、6日两日黄昏突围试探行动，9月7日终于发现在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一次又出奇制胜。聂荣臻总结说：“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在被敌人合击的时候，把握“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他分析时间点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12]525-528[13]。聂荣臻指挥、率领的这次突围，建立在准确的军事判断、冷静的局势分析及周密的行动计划基础上，既调虎离山，又金蝉脱壳，能够招招胜敌，所具有的智慧、胆略、周密与勇气，是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与佳话。
1941年9月下旬，日伪军扫荡晋察冀边区狼牙山根据地，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本已率军分区司令部转移，但留守在狼牙山地区的部队一团和所属四县游击队及县党政机构与周围的群众约四万人，被三千多日军和伪军包围，分兵九路，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狼牙山扑来。被包围的我军民几万之众，退不容易退，隐蔽不容易隐蔽。这时，转移在外线的杨成武决定率部攻击狼牙山周围的“管头、娄山、松山和周庄一线的敌人”，以吸引围攻狼牙山之敌一路回援，结果敌人果然中计。“九莲山、碾子台、沙岭子、雪硩岭一带”二十多里空间“一个敌人也没有了”，我军民得以从这个口子转移，全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一团七连留在狼牙山上掩护”，该连完成任务后由六班继续掩护，六班五位战士在连主力突围后，把敌人引向棋盘坨高峰，在弹尽枪绝后纵身跳下万丈悬崖，即名垂青史的“狼牙山五壮士”。而杨成武在转移过程中的遭遇，同样惊险，本想在“调虎离山”行动完成后，夜间转移到一个偏僻的山村，未想到天亮后竟然发现，山下“日军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密密麻麻，数都数不过来”，因为敌人“一连搞几个合击圈，有时是大圈套小圈”。更严重的是，山上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人员和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员及逃难的群众共两千多人。情况万分危急，天亮后敌人正“排成进攻队形，开始推进了”[14]634-647。根据这种情况，杨成武决定必须承担带领我军人员突围的任务。
如何突围？杨成武综合情况后决定在敌人尚未合围的缺口——石家庄子附近的梯子沟突围。至中午十一点左右，两股敌人正向那个缺口目标开进。事不宜迟，杨成武乃下令突围，“队伍便‘呼’的一声”向缺口目标跑冲去，由侦察连和一团三连掩护殿后。突围点梯子沟是“一条狭窄潮湿的山石小径闪烁着古怪的绿光”，以致本在闽西山区长大的杨成武从来也没见过像这样险恶的绝壁和可怖的深沟，而最致命的是，如果出口被日军封死了，就更为危险。在走了两里多地，接近沟顶时，杨成武突然接到侦察员报告，“沟口外的山顶上发现日本哨兵”，在此紧急时刻，杨成武分外镇静，他派内卫班班长带四五个战士隐蔽地向沟口爬去，以便捕获敌哨兵。如万一不能成功，则马上强攻，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以便突围。但原来这个哨兵是冀中军区后勤工厂的哨兵，只是他放哨时穿戴的是刚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和钢盔，才造成了这场虚惊。部队终于突围[14]647-653。惜随后军医学校人员由于没有随分区部队及时转移，日军又转头进行合击，被敌人再次包围，在突围中遭受到严重损失[14]662。一环扣一环的斗争，不仅靠勇敢，面对强敌，更要靠智慧、心志和定力。战争是极其残酷和险恶的，抗战将士随时随地在接受考验和淬炼。
很明显，日军之“扫荡”，是企图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达到消灭我军的目的，在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彭绍辉看来，敌人的行动有如下特点：一是对我所在之主力部队采取突然袭击，实行远距离的迂回达到合击范围，即控制山梁、路口，并预定在我可能撤退的方向设埋伏，断我归路；二是在军事行动上实行佯动，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使我军失去判断的准确性，以达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之目的；三是在行动上用伪装、欺骗来迷惑我军，常在警戒部队前面派遣身着灰色军服的尖兵冒充我军，或派少数汉奸穿便衣、带短枪偷袭我军政人员；四是敌人合击某一目标时，分成许多路，控制各大路、山梁、大沟，各路之间几乎没有多大空隙，形成梳篦式合击；五是在向某目标行进时，尽量黄昏集结，利用暗夜行动，使我侦察人员不易发觉。多走小路、山梁，长距离迂回行军，以此求得突然袭击[15]556-557。敌人的这些特点，在上面所讨论的战例中均可体现，尤其对我主力部队“实行远距离的迂回达到合击范围”，在晋察冀战略区和山东战略区的“扫荡”战役中均曾经实施，而其“梳篦式合击”的“大圈套小圈”式“扫荡”，给我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和破坏。
但是，这并不是说敌人的“扫荡”是不可战胜的，罗荣桓率部突破敌人合击重围并与敌反复周旋的战例，杨得志率部突破敌人合击转而外线击敌逼敌后撤的战法，皆显示了我之劣势与敌之优势相互转换易位的辩证过程。
实际上敌人的“扫荡”很难达到其歼灭我军主力乃至领导机关的目的，其暴行反而引起根据地军民的同仇敌忾。从这个意义上说，敌人的很多“扫荡”是失败的。而且，在彭绍辉看来，敌人“扫荡”中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敌经我持久的斗争，在精神上较前大为减弱，作战的积极性也不如以前；二是敌人在我内地实行长距离的包围、合击较困难，无论敌人企图如何秘密，结果还是很难保密，难以达到合击的目的；三是敌人多路前进、多面包围，由于兵力有限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小路兵力和孤军深入均被我军消灭[15]557。实际上，敌人的“扫荡”看似占军事优势，但在根据地军队反“扫荡”作战打击下，均失败而归。各根据地军事指挥员也在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杨得志总结说：“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在‘扫荡’时，其据点内常常是空虚的，因此，我们可靠近空虚据点休息或袭击之。”他还提到“避开敌前进道路”，提出地方武装对正规军的“配合”“加强警戒”“建立侦察网”“组织便衣队”等战术[3]241。冀鲁豫军区1942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军事讨论会上也分析说，敌人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我们应采取相对分散机动的策略，在不遭受损失的原则下，“积极地打击敌人。我们野战军应适时地抽出一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直接后方，在其主要的交通线上举行大规模的破袭，这尤其在地方军中应积极、主动地来担负这一任务。在各级直属队机关内随时准备分散一些干部，到民兵、地方武装中，领导与坚持斗争”[3]214。聂荣臻认为，“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他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拼。硬拼，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12]519强敌亦存在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找到敌人的弱点和局限而打击之、利用之，就可以消解强敌的优势，战争和战役态势就发生了转化。
晋察冀军区干部刘荣根据自己在反“扫荡”中的个人实践，在日记中总结：“八路军在和敌人兜圈，转到敌人头晕眼花再消灭他。”[16]17这就是八路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避免与强敌硬拼，而是“和敌人兜圈”，消耗敌人的体能及战斗意志，就是与敌人斗智斗力的制胜过程。敌人“以往对边区扫荡采取老虎捕食方法”，扑空后，“采取猫儿捕办法，慢慢行进，接近时猛捕，不逞退回再来，如此已两月之久矣”，但结果是“所到处我之军民逃之一空，坚壁清野，啥也得不到，并且到处埋设地雷”。“地方自卫队组织很严，消息很灵通，敌一举一动，我均晓得。如此坚持着反扫荡，熬着时间。”[16]75-76在反“扫荡”的过程中，看似敌我两军作战，实则体现了八路军紧紧依靠人民支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历史事实，才能到处对敌进行“坚壁清野”，八路军才能消息灵通以至知晓敌人一举一动，两相比较，日军陷于敌后抗日军民汪洋大海战争泥潭，走向长期消耗战而失去其战争优势。
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就谈到相持阶段的“熬时间”问题[17]。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就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问题作出指示：“（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18]212所谓“熬时间”，就是通过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敌人困于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18]220。“熬时间”体现了中共在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战略定力、耐心、智慧和辩证思维，将敌人的军事优势通过时间和空间消耗转变为军事劣势，根据地军民由此而逐步度过抗战最艰难时期，由军事劣势逐步转为军事优势，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敌人在“扫荡”失败后，也在总结经验教训。日军频繁的“扫荡”与对根据地的某些地方实现攻占后，便在占领的地区有计划地修筑碉堡、设置据点，逐步控制我根据地，是谓之“蚕食”。肖华分析说：“敌人进攻、蚕食我根据地，是由扫荡、分割、封锁、清剿几个环节构成的全套办法。”第一步，“敌人扫荡与蚕食是密切联系或完全结合的，有时以扫荡为手段，蚕食为目的”，敌人在“扫荡”中建立碉堡；而蚕食的第二步，就是分割、封锁、修路、挖沟、筑堡，限制我大部队的活动，驱逐或驱散我军，然后进一步“清剿”。分割封锁完成后，即进一步“抉剔清剿”，以达其“‘确实掌握’占领区之目的”[10]172。在1943年中，“敌人对山东之‘扫荡’‘蚕食’更加频繁，其目的在于巩固其过去‘扫荡’‘蚕食’成果，企图继续压缩、分割，进而各个击破，最后摧毁我根据地”[10]170。又如，在冀鲁豫边区，朝城敌军“自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后，向我范观中心区及鲁西北进行狂猛的‘蚕食’，以朝城为中心建立碉堡据点多至80余，占有直径40余里的面积，南沼据点（舍利寺）距范县城仅10余里，西与南乐、清丰之碉堡线已相衔接，如刃刺胸，严重地威胁了我范观中心区”[3]909。与“蚕食”相联系的，敌人在华北占领区内还实施以铁路、公路和碉堡为锁链的“囚笼”战术，以图钳制我军。可见面对敌人的“蚕食”与“囚笼”之术，我军必须反“蚕食”反“囚笼”。
在敌人“蚕食”之际，就蕴含了敌人的兵力布置由大城市的“点”进入小城市甚至乡村的“面”的阶段。敌人攻占的区域范围扩大，但敌人兵力更加分散，反暴露了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有些碉堡据点里，只有少量日军甚至没有日军。因此，虽然敌人对我扫荡不会放松，但兵力不足问题使其不得不“主要依靠伪组织”实施；“敌人也看到这一点，他也顾前也顾后，敌不得不产生一些空隙让我们抓，向敌比较弱的地方打击，因此我们看到敌我力量变化非常快，这是在他兵力不足上看出的”[19]24。敌人在“蚕食”的同时，在客观上蕴含了由优势到劣势、由强到弱的蜕变，从而具备了我军反“蚕食”取得胜利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游击战争的辩证思维。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认识到，“在敌人蚕食的过程中，又暴露了他不能克服的弱点，即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10]175。因此，针对敌之“蚕食”，一是进行反击战，如山东根据地在1943年连续进行“战役出击”，“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予敌伪以沉重打击”，“共收复据点二八四个（敌人去年增加三○三个）”，1944年春“又收复了据点岗楼在五百个以上”，这就是“拔据点”；二是开展“敌占区工作，实行‘敌进我进’”[10]171。两方面的反“蚕食”斗争均取得明显成效。叶剑英指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20]152。
敌人在实施“蚕食”的同时，也在实施“囚笼”计划，企图以此分割和牢牢钳制占领根据地。如何打破敌人的“蚕食”“囚笼”阴谋？刘伯承提出建立民兵制度的意见，“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由17岁到37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民兵的任务包括：①游击，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戒严。②掩护和配合基干军队作战。③锄奸，肃清敌探。④民运工作，支持政权。⑤兵员补充。⑥侦察情报。⑦敌伪工作”[2]149-150。组织以民兵为重要武装的游击战争，是解决敌人“蚕食”与“囚笼”战术最为基本和有效的措施，民兵队伍很快在华北各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
“敌进我进”也是游击战争中辩证思维的体现。其实，在粉碎敌人“扫荡”斗争中的“翻边战术”就具有“敌进我进”的性质，只是具有“随机”性质。敌人的“扫荡”“蚕食”和“囚笼”政策，必然使其后方空虚，我突进其后方，正是“击敌之虚”，切中其要害。针对敌人的“蚕食”与“囚笼”政策，刘伯承、聂荣臻先后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1942年1月，在晋察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初步提出“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想法，随后即付诸实践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由聂荣臻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时的“敌进我进”政策，就具有制度化和机制性了。根据地派遣“深入到敌后的小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敌后斗争，“使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12]546-548。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这时也派出武工队，实施“敌进我进”战略战术。敌后武工队就是“敌进我进”的成功范例，打破了“敌占区神秘的思想”，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战粉碎了敌人高度分散配备、细碎分割的统治占领”，“转变”了敌人“蚕食”和“囚笼”战术所造成的“危局”[3]920。
在冀鲁豫区，敌后游击支队对敌占区造成很大心理打击。1943年在我敌军工作的感召下，10月8、9日我敌后东平县大队驻7区唐楼时，汶上伪警备大队副兼袁口伪警备队中队长高庭阜通过关系前来找我联系反正。他“对中队不能完全控制，另怕敌人杀害他的家属，希望我们用武装挟持的办法收缴其武装，尔后他再说服改编”[21]。冀鲁豫军区还通过内线反击和外线出击结合方式，予敌之“蚕食”等活动进行打击，“一、六分区不仅胜利地坚持了地区斗争，而且一分区将几年前变质的地区大部恢复”。该区在1943年，攻克碉堡据点529个，比1942年增427%，比1941年增814%。收复与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1倍于1942年，所有之面积鲁西北在外，增加村庄约4 000。一分区除平阴、肥城未计外，扩大1 147村，四分区扩大1 375村，六分区除游击区外扩大196村，二分区扩大有东平、汶上地区[3]909-910。“外线出击”也是一种“敌进我进”的斗争。可以看到，通过各种斗争，至1943年，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
由于“敌后之敌后”游击战对敌采取持续性的军事与政治攻势，打击敌人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在山西三交镇据点有一个向东开的寨门，门外是一条小河，敌人经常到河边取水。1943年夏的一天夜晚，武工队组织佛堂峪的民兵，在寨门外的小河岸边用两根杆子竖起一个横幅，上写八个大字：“回头抗日，不算旧账。”第二天早晨，一个日本兵带两名伪军到河边取水，看到了横幅就去拔。刚一动手，“‘轰隆’一声，地雷爆炸了，3个人全部丧命”。武工队组织大埯民兵到三交镇附近的路上埋设硫酸地雷，故意留下痕迹。这种地雷只能平放，不能竖立。一竖起来，地雷瓶子里的硫酸就会洒在炸药上起爆。第二天，据点里出来10个敌人，一见地雷的痕迹立即卧倒。两个日本兵挖出地雷平放在地上。卧倒的敌人见地雷已被挖出，便围了上来。日本兵让伪军把地雷抱起，“‘轰隆’一声，10个敌人6死3伤，剩了一个跑回据点去了”[22]。这种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法，给敌人造成很大威慑，逼得敌人退到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
当然就敌人来说，“蚕食不会停止，堡垒利害不在其本身而在其向外伸，摧残掳索，如不向外伸则我工作仍然进行。所以今天不是去打堡垒（啃骨头），而是限制敌人不能出来，只有这样才致使敌守在乌龟壳”[19]27。把敌人逼进碉堡里，代价比攻克碉堡要小得多，但取得的是打碉堡那样的胜利。武工队在敌后对伪军政人员开展政治攻势，工作人员分工给伪军炮楼喊话上政治课，连续讲“敌人必败，八路军必胜”的道理，进行心理战；同时对极少数民愤极大的汉奸进行镇压。这一工作“效果显著，许多伪军找关系和我们接头，有的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给我们做工作”[23]280。武工队人员一般“白天休息，夜间深入敌后活动”。群众形象地说：“一天两个世界，白天是日本人的世界，晚上是八路军的世界。”[23]281敌占区也成了八路军一半的天下。武工队人员还发起了根据敌区伪军表现实行“记账”等约束方式，有效地扼制了伪军在对八路军和游击队作战中的行动。持续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敌伪大为恐慌。在据点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很多伪军、伪组织人员送情报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有的掩护抗日人员，“要求抗日政府记上名字”。伪军、伪人员家属主动配合政治攻势，“要求亲属尽快回到抗日人民中，不要做坏事”[2]162-163。敌人的分兵蚕食战术造成兵力不得不依托伪军政人员，伪军政人员在敌后武工队工作下，逐步转变态度，敌蚕食政策走向反面。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总结道：“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20]151在反“蚕食”、反“囚笼”斗争中，地方武装是重要力量。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认为，“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也很重要。冀中、冀南、太西等地区虽然敌人碉堡林立，但由于我们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发展的好，仍能坚持工作，主要条件是有人民武装与地方武装”[24]。面对军事强敌，根据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的方式与敌进行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
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王平也看到，由于日军深陷战争泥潭，其在华北的兵力越来越“严重不足”，“敌人的基本作战方针，以‘跃进蚕食’为主”，“集中优势兵力，远程奔袭，实行有目标的合击”，这时我军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分别组成内线部队和外线部队，互相配合，寻机歼敌，扼制了敌人的“跃进蚕食”[8]276。王平曾就敌人蚕食状况中敌我强弱转变的趋势问题，给予辩证的分析，他指出，敌人在军事上占相对优势，“这是根据整个战略上来讲。敌战斗力是比我强，敌部机械武器比我强，敌掌握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交通要道，侦察通信联络，他占主要城市，有堡垒”，但“敌优势是一天天的降低，我在提高。同时敌优势在某种情况下某种地区，敌可成为劣势”。在“政治上我占绝对优势。从整个战争性质上讲敌是侵略外族；由于敌残暴掳掠索，广大群众反对，各阶级都仇恨敌人；伪军里也与敌矛盾（汉奸）。这是我占绝对优势的内容，不变的，那怕敌人统治再强，只是表面的一时的”。“由根据点变为游击区仍能坚持，这是因我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不能如军事一样认识，如政治上不占优势，就没法坚持工作了”④。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具有长期丰富军事指挥和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的军分区政委王平，一方面能从军事战略与战术哲学的角度，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战略与战术优势向我转换的情势，另一方面还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分析了中共在政治上具有的“绝对优势”问题，分析既宏观又具体，字里行间体现了军事战略中的辩证思维。
敌人的“蚕食”与“囚笼”进攻方式，力图压缩根据地的生存空间，以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目标，虽然一度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但通过“翻边战术”“拔钉子”和“敌进我进”战略战术，我军将日军的“蚕食”变成“失血点”、“囚笼”沦为“漏网”，打乱其空间控制的逻辑，将日军军事上由绝对优势转化为某方面的“相对优势”，并进一步在某种特定情势下变为“劣势”，同时中共根据地在军事上的优势和主动权逐步增强。山东军区肖华表示，在山东通过“敌进我进”，1943年“在敌占区开展的村庄共二千个以上，恢复地区约二万九千平方里”，1944年“又有新的开展，一般的皆已恢复了1940年的情况。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根据地，已经扩大了一倍以上”[10]125。因此，敌人“蚕食”与“囚笼”进攻的最后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运用各种游击战“非对称”选择从战术角度上升为战略角度，成功实现力量和局势的逆转。在这一过程中，华北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历史，精辟体现了强弱易位的矛盾转化特征，从最危险局面逐步摆脱困境，根据地的面积和武装力量逐步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过“翻边战术”“拔钉子”“敌进我进”等避实击虚战术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与跨越。而其根本，则在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游击战争理论的辩证指导和抗日军民的同心协力，在于人民战争的伟大威力。
正是通过以上英勇、机智地斗争，灵活运用军事辩证思维，在日军疯狂“扫荡”“蚕食”和所谓“囚笼”的“淫威”面前，敌后根据地军民没有屈服，创造了许多克敌制胜的惊人战例，虽然根据地军民也付出巨大代价，但敌我强弱之势在发生转易。这种战略战术绝不是凭空而生的奇思妙想，而是来自我军身经百战的军事实践与丰富经验，来自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为之献身的勇气，来自中共抗日根据地已成长并涌现出一大批卓越军事将领和指挥人才，来自华北八路军、地方武装、民兵队伍和广大人民结成的铜墙铁壁，由此而最终战胜了危机，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继而迎来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和大反攻。而另一面，又有根据地军民所做出巨大牺牲与付出巨大伤亡及财产巨大损失之代价，这是军事上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在抗战历史中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也是日军所犯的严重战争罪行。
敌后根据地军民面对强敌，为捍卫民族尊严，运用各种出奇制胜的辩证战法、心智和能量，以伟大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之力，沉重挫败了日军对根据地发动的各种扫荡、突袭、蚕食和进攻，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陷入敌后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失去其战争优势而走向败局，从而不仅战胜危机保护和发展了根据地，且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敌后根据地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对敌游击战中，具有高度的军事智慧和突出的军事思想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思想遗产，值得进一步系统梳理、全面总结、认真研究、永远铭记和阐释弘扬。
参见：臧运祜《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宋弘《抗战时期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赵复强《冀鲁边区困难时期的抗战研究》，《德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关于敌军包围留田村的兵力，据苏蕴山日记所载为“敌人三万余人”。参见：苏蕴山《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忆沂蒙——临沂地区党史资料》第2期，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3年版，第154页；另据肖华回忆，对沂蒙山根据地实施包围的日军调动了“五万人马”，“分成十一路”，重重包围一一五师驻地留田。参见：肖华《我的良师罗荣桓同志》，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苏蕴山《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忆沂蒙——临沂地区党史资料》第2期，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3年版，第154-157页。苏时为一一五师司令部机要科长，他这一时期的日记无疑是直接的历史记载。
《张林池工作笔记》（1942年），未刊本，第34页。此为记王平所作会议的“总结”中部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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