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校政治辅导处的历史考察（1952—1957）
摘要
政治辅导处是1952年至1957年期间高等学校设立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政治工作机构，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组织建设和制度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目标，必须加强对高校的政治思想领导。在高校中党员干部配备不足、党组织基础不健全和制度建设有待推进的形势下，高校采用重点试行、逐步推广的方式设立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政治辅导处在实践探索中渐具“党政合一”的组织属性，既是学校党委的办公机关，同时又是学校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在党委和校长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群众工作科等工作机构，配备领导干部和政治辅导员队伍，形成相应工作制度，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专责机构的独特作用。作为过渡性机构，政治辅导处的制度设计表现出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征，为各高校提供因地制宜、因校施策的发展空间。在职权行使上，政治辅导处的工作对象面向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围绕师生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承担四项职责任务：组织开展全校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活动；了解和反映师生思想情况以推动落实各项教育改革措施；将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保证学校完成教育计划；通过鉴定师生政治思想为教师发展和学生培养提供参考。在实践运行中，政治辅导处日益显露出组织定位不明、与其他党政机构分工不清、干部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随着高校党的干部条件和组织基础的加强，党组织具备公开出面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条件后，1957年后政治辅导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工作职责改由高校党委履行，原有工作人员大部分转归高校党委，使高校党委更加建立健全，为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党委制奠定了组织基础。政治辅导处纾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党的政治工作领导薄弱的困境，为建立一套过渡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确立高校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构建以高校党委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发挥重要作用，并留下宝贵历史经验和制度遗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政治辅导处;高等教育制度;政治工作;高校党委制;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1952-1957)
Abstract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was a transitional political work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universities from 1952 to 1957, 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building new socialist universit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placing old education with new education,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 universities must be strengthened. Under the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universities, unsound Party building found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be promoted, universities adopted the way of trial and gradual promotion to set up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s,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work. In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gradually took on th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 of Party-government integration. It was not only the offic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but also a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school, working under the du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president. Under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were the organization section, the propaganda section, the youth section, the mass work section and other working sections. Universities provided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with leading cadres and political counselors, formed the corresponding working system, and ga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being exclusively responsible for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ork. As 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the system desig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unity and flexibility, which provided development space for universities to adjus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targeted all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nd mainly undertook four tasks around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ork: to organize and carry out political theory study and social activities, to understand and reflect the ideological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to combine political work with teaching work to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education plan, to assess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training. In practice, problems of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s such as ambiguous organizational positioning, unclear division of work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and insufficient work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cadres were increasingly showing.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s cadre and Party-building founda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an carry ou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ork. After 1957,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universities. Its work responsibilities and staff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Party committees of universities, making the Party committees of universities more robust. This has laid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xerting the Party's leading role and establishing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relieved the plight of the Party's weak leadership in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establish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lead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taking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as the core. In addition,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fice left behin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al heritag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条件下在根据地创办革命大学转向全面执政条件下领导全国高校进行教育改革，面临如何构建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时代课题。学界关于新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已有相当进展，涉及高校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等诸多层面，但对于1952年至1957年高校设立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辅导处的相关史实与评价仍语焉不详，仅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和辅导员制度的部分研究中有所提及，未能充分揭示它在新中国高校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①。专题研究的缺失使学界目前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如何进入高校并开展政治工作、校长负责制下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尚存在模糊认识②。本文根据新近发掘的档案文献、校史资料、口述回忆等多元史料，考察高校政治辅导处的历史演变，揭示其在高校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确立党组织领导地位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探索的一些历史经验。
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作为专门政治工作机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面临除旧布新的任务，必须加强对高校的政治思想领导。作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1]767。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2]91。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高校第一项具体任务即“进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发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3]52。1951年9月，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进一步强调，“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是改进全部教育工作的关键”[4]116。可见，新中国加强高校政治思想领导是确定不移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之一。
为实现改革旧教育的目标，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清理“中层”及“三反”“五反”运动，其间出现了许多具体问题和矛盾冲突，加重了政治工作任务。以清华大学为例，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生人数从2 000多人增加到6 000多人，其中一部分同学对分配进两年制专科意见很大，但“全校只有十来个专职的党团干部”，“大家很着急，感到没有一批专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许多问题解决不了”[5]15-16。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高校纷纷反映存在“改革过急、要求过高”的现象，结果使教师忙乱不堪、学生“消化不良”，忽视政治学习[6]114。面对高校“政治工作赶不上”的困境，党的干部条件、组织基础和制度建设却难以满足需求，亟须进行新的制度建构。
从干部条件看，高校党员干部配备严重不足。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干部需求，许多地方从高校抽调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工作，而派往高校工作的党员干部较少。1949年6月至7月，复旦大学大部分党员离校工作，仅留下40名[7]11。同济大学从1949年解放至1950年间，共调离60多名党员③。同时，国家对学校“留用人员”采取“包下来”政策，许多高校的教务长、系主任、行政人员等多数是党外人员，党的干部尚没有充分进入高校党政管理行列。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面临党的干部队伍不足的窘况，开展政治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从组织基础看，高校党组织处于党员人数不足、组织不健全的阶段。首先，党员人数少。据1950年7月统计，北京市高校党员1 393人，占高校总人数的7.94%[6]56。1952年院系调整后，上海市高校教师党员119人，占教师总数的4.36%；学生党员937人，占学生总数的3.73%[7]47。同时，高校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学生。例如，1951年中山大学26名党员中17名是学生[8]257；1952年华南农学院12名党员均为职员和学生，而教师中没有党员④。其次，党组织极不健全。高校有条件按照党章规定人数成立党委的很少，大多成立党总支或党支部⑤。在高校最集中的北京，1952年全市只有2所高校成立党委，10所高校成立党总支，其余高校只能全校师生共建一个党支部[9]88。上述高校党员力量、党组织的薄弱状况，使政治工作捉襟见肘。
从制度建设看，高校党政关系处在磨合、调适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少数高校曾短暂实行过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以党员校长为代表实现党的领导，党组织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中发挥监督保证作用。但是，党组织具体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缺乏统一明确的制度规则，党组织、行政两大工作系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磨合、调整和适应。在这种形势下，有的高校行政工作出现由下“向上拱”的情况，因为校内党员中学生居多数，上级布置任务后先由党支部开会讨论，再经校长同意后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贯彻执行[10]29。在实践探索中，这种工作方式容易发生脱离党的领导轨道的情形，并不符合高校加强党的领导和制度建设的要求，亟须从制度设计和组织机构上理顺党政机构的职能划分和工作机制。
归结起来，政治辅导处是高等教育除旧布新、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接管改造国统区“旧大学”，废除国民党实施的高校训育制度，取消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训导处，同时承继根据地时期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革命大学设立政治部的经验，因应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急需要有一个机构，有一套制度，有一批干部”[5]16的现实要求，设立政治辅导处作为专门政治工作机构。
在高等教育革故鼎新之际，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推动教育改革，解决政治工作机构缺乏、干部配备不足、党组织薄弱的困难，政治辅导处应运而生。1951年11月30日，政务院批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全国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作[4]149。以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为基础，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提出将高校中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转变为“属于学校行政系统之内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机构”，名称可为“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将来发展为“政治辅导处”，目的是在高校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11]306。在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的方案由此生发。
鉴于尚无实际经验可循，这种政治工作制度采取由重点试验到逐步推广的方式。1952年8月30日，教育部党组提出设立政治辅导处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辅导处的主要任务、人员编制，以及政治辅导员的要求和任务。随后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要求各地在下半年选择若干所具备条件的学校进行重点试验，无条件者暂缓实行[12]319。10月28日，教育部正式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要求高校在思想改造学习后有准备地设立政治辅导处[3]99。是年秋季学期，各地区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开始试点。
高校政治辅导处在试点阶段，加强实践探索，积累工作经验。由于没有经验和条件不足，各地和高校对于这一组织如何成立、怎样运行、归谁领导的认识并不统一。1952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依据高校试行情况，指出一些高校虽然成立政治辅导处却难以开展工作，因为“政治辅导处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立，组织形式与任务如何，与党、政、群的关系又如何，成立后由谁领导等问题都未解决”[6]114。鉴于这些情况，1953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总结报送试行政治辅导处的情况和经验，并再次重申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前暂勿推广[13]493。同年4月，中宣部部长习仲勋讨论高校政治辅导处问题时，肯定其在巩固教师思想改造成果、整顿学生学习纪律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提出“可作为加强党在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过渡性组织形式”的意见，同时认为各校具体情况很不相同，不一定普遍设立此种组织[14]198。
在实践探索中，高校逐渐明确政治辅导处的组织性质，建立内设部门，配备领导骨干和人员队伍，并构建必要的工作制度，使政治辅导处得以有效运转。
在高校党政关系的磨合调适阶段，政治辅导处具有“党政合一”的组织属性。依照教育部下发的指示，政治辅导处是高校行政机构，在校长领导下进行工作，正副主任应参加校务委员会及教务会议。以山东大学为例，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将政治辅导处、教务处、总务处列为校部三大行政机构⑥。但在实际工作中，高校政治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将政治辅导处“看成为党的系统之外，另行建立的一套政治工作机构”[15]336。由于高校加强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制在实践中并存并行，学校党政关系没有统一、系统、明晰的制度化运行规则，尚未形成后来的高校党委制，一些高校逐渐赋予政治辅导处“党政合一”的组织属性。1953年3月，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在华东高等学校座谈会上提出，政治辅导处既是学校党委的办公机关，同时又是学校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在党委和校长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16]27。这种“党政合一”的双重属性，成为政治辅导处实际运行中的主要定位和独特属性。
根据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范围，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宣传教育、群众工作等科室。教育部没有统一规定政治辅导处下设哪些部门，由各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另行规定。华东局宣传部在政治辅导处试行计划中下设组织、宣传教育及青年工作三个科，一个秘书组和校刊室⑦。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规定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宣传教育、群众文化三科，另设秘书干事若干人[6]112。从大部分高校的情况看，以设立组织、宣教、青年三科的高校数量最多。但高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发现，青年科出现凡是学生的问题都得过问的情况，结果与团委会、教务处工作重叠，因此多数高校在调整过程中裁撤了青年科。还有的高校试建政治辅导处后，认为“科的存在与否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明确的利弊可言”，可以取消科室设置，只设若干秘书或干事⑧。综合各校情况后，中宣部对政治辅导处的机构设置提出指导意见：部分学校政治辅导处设有三四个科，使机构过于庞大，建议工作多的可以酌量设两三个科，工作少的可以不设科，只设若干干事分管各方面的工作⑨。
干部和人员选配是政治辅导处工作运转的重要条件。教育部指示，政治辅导处主任应选择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斗争经验较丰富的干部，一般是学校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在领导人选上，政治辅导处干部通常为具有革命资历的老同志、老干部。在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辅导处主任梁未闻、华南工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秦思平、华南农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林如彤都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曾在华北大学等校从事教学行政工作⑩。在上海，复旦大学政治辅导处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三个科的科长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前两个科的副科长也是从华东革命大学来的老同志[17]92-93。此外，政治辅导处负责干部大都身兼多职，如交通大学政治辅导处主任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宣传科科长由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教研室主任兼任，组织科科长兼作党务工作，青年科科长由团委负责人兼任[18]117。政治辅导处干部配备的上述特点，为其在高校党政系统中开展政治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政治辅导处把系一级的政治辅导员纳入工作队伍。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应选择教师、学生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政治品质优良者担任政治辅导员。实践中一般由系党组织负责人（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兼任，既是政治辅导处派出的代表，又是系的工作人员，采取一人兼顾二面的工作方法，受政治辅导处和系主任双重领导。政治辅导员多为年轻的党团员教师、毕业留校生，或是外调进入高校的干部。厦门大学1952年将省委调来的部分干部分到8个系担任政治辅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9]179。为弥补大学党团干部的缺口，清华大学实施“双肩挑”政策，1953年抽调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学生25人担任半脱产政治辅导员，成为全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一项创举[20]25。
高校政治辅导处还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山东大学政治辅导处就会议制度和汇报制度作了规定，处务会议每两周1次，全处扩大会议每学期3次，政治辅导员每两周1次向政治辅导处主任汇报所在系的学生思想情况和工作中的问题⑪。厦门大学不仅制定了政治辅导处的工作学习制度、会议汇报制度、公文制度、请假制度，还要求政治辅导员合理划分业务时间，每周参加系的工作时间18小时、学习1~2小时、党的活动4小时，每周向政治辅导处及党委书面汇报1次，每两周召开1次政治辅导员会议[19]83。这些必要的制度建设有利于政治辅导处在实践中高效运转、有序工作。
高校试建政治辅导处一年后，中宣部总结相应情况。到1953年9月全国有65所高校正在试行，其中东北1所、华北7所、华东40所、中南12所、西南3所、西北2所，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⑫。其中，华东地区未做典型试验就普遍推行的做法带来一些问题，故而中宣部进一步明确高校不设政治辅导处的两类条件。一类是高校行政系统有较强的党员干部，党的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和威信，有条件按照正常办法从改进行政和党的工作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另一类是高校无法配备合适的政治辅导处主任或副主任，校内又缺少政治工作骨干，设立后不能很好开展工作反而降低政治辅导处的威信⑫。对于未设机构的高校，从加强党组织工作、改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组织教职员工政治理论学习等方面，加强政治工作[21]126。
高校政治辅导处为纾解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困境、构建新的政治工作制度而设立，并显现出作为过渡性机构的一些特点：一是组织空间上，中宣部、教育部对政治辅导处的制度设计与指示要求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为高校提供因势而变、因地制宜、因校施策的发展空间；二是组织属性上，鉴于高校党的领导制度尚未成熟定型，政治辅导处从制度设计的行政机构属性走向“党政合一”的双重属性，在部门构成和人员配置上与党政机构交叉联系，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专责机构的独特作用。
政治辅导处围绕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不同方面和现实需求，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其工作对象面向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实践中，有的高校认为政治辅导处工作应以教师为主，通过了解教师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加强思想领导以改进教学工作。有的高校认为政治辅导处干部和政治辅导员文化水平不高，对业务不了解，辅导教师有困难，工作对象应以学生为主。还有的高校认为职员也应列入政治辅导处的工作对象。因此，政治辅导处在实践中的工作重心依据本校实际情况各有侧重。
教育部规定政治辅导处的工作任务有四项：一是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二是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三是指导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社会活动；四是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管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学生的鉴定，参加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参加教职员工的聘任、升迁、奖惩等工作[3]99。在实践中，有的高校政治辅导处工作铺得过大过宽，存在“从大政方针到日常行政事务，一揽子包办”的情形，如华东政法学院政治辅导处承担整党、建党、建团、纪律检查、调配人事、保管档案等20余种工作[15]351。针对这种脱离主责主业的现象，中宣部提出政治辅导处工作任务大小虽然不能强求一律，但最多不应超过规定的4项任务，并且应集中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
具体来说，高校从以下四个方面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第一，领导和组织开展全校性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有三种：一是关于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专项学习活动，譬如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等。二是组织师生的常态化政治理论学习，例如在教师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逐步建立定期写心得、汇报、总结等制度；在学生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毕业生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教育。三是其他社会活动，如定期举行关于时事政策的报告会、学习会。天津大学政治辅导处还负责组织师生参与本市的国庆庆祝、五一庆祝、宪法学习、新年联欢等社会活动⑬。
第二，了解和反映师生的思想情况，协助党政领导解决思想问题。在院系调整中，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被全部拆散分到各处，学生挑学校、挑专业、忧心个人前途，教师不愿离开上海、不满意分配、顾虑个人生活经济条件，思想情况相当复杂。学校政治辅导处搜集群众思想反映，供领导掌握和研究政策；并针对具体问题耐心解释调整政策，号召师生服从组织分配；最终通过层层打通思想，促使学校稳步完成调整工作⑭。在教学改革中，华南农学院学习苏联农业科学精神难以深入，政治辅导处研究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教师对于学习苏联的思想认识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政治辅导处加强教师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别动员、解决困惑，并抓两个教研组作为典型示范，逐渐解决了教师对学习苏联的思想障碍⑮。通过采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政治辅导处既发挥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使学校党政领导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又采取说服教育、提高觉悟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各项教育方针政策顺利落实。
第三，将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保证完成教育计划。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政治工作同样需要面向教学。一些高校在实践中认识到“党的政治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党组织要根据教学工作的各项重要措施及其进程中的每个主要环节，积极进行思想工作”[18]120。例如，交通大学各系政治辅导员参与系里订立工作计划、教学计划、排课计划，以及教研室每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与总结[15]352。华东纺织工学院政治辅导处协助马列主义教研组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1954年上学期检查和巩固原有“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两个教学小组的工作经验，总结和吸收新开“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心得，使政治理论课程更契合学生思想实际⑯。多数高校政治辅导处采取灵活方式将政治工作融入教学过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为保证完成教育计划、实现教学改革目标发挥作用。
第四，进行政治审查和鉴定，为教师升迁发展和学生培养分配提供参考。政治辅导处排查全校师生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思想倾向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师生政治情况的一整套档案制度，成为影响教师职业发展、学生培养分配的重要考量因素。例如，厦门大学政治辅导处1953年从政治思想上将教员划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类型，对进步的加以培养，对中间与落后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提高[19]82。华南农学院政治辅导处在参与毕业生工作分配过程中，根据学生的政治历史、业务能力、思想情况出具“分配我党力量较强地区工作”“分配一般工作”“分配次要工作长期考查”等不同意见⑰。此外，政治辅导处还参与评定学生奖助学金、选拔留学生等工作。这种政治鉴定和建档立案的方式长期保留，成为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辅导处设立后，高校党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协助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应对当时高校党的系统和行政系统各自开展政治工作、政治思想领导吃力的局面，即“改变党委仅能‘自下而上’或‘从侧面推动’的工作方式”[6]111。其发挥的作用，恰如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所指出，“党员在学校现在还是少数，有些场合以党委出面号召还不太好，有了政治辅导处可以给党委开拓出更大更方便的工作园地，它可面向全体同学进行工作，配合业务计划，统一学校的社会活动”[22]446-447。
高校政治辅导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其没有进一步全面推广，并且随着高校党组织的力量日益增强、具备公开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条件后，政治辅导处逐渐取消。
首先，政治辅导处的组织定位具有约束性。在高校党政系统，政治辅导处作为校部下设机构，与其他党政机构在组织层级上是同级并列的。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市高校中首先取消了政治辅导处。该校非党员校长、副校长都有五六十岁，而党委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胡友庭刚刚三十岁，文化水平不高。胡友庭认为，“辅导处跟教务处是平级的，那我凭什么召校长、副校长来开会、来谈话呢”，还是老老实实地以党委书记名义跟校长、副校长以及系主任打交道更好，于是他主动向华东局提出该校取消政治辅导处的意见[23]4。1953年8月，经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同意，华东师范大学取消政治辅导处。华东师范大学的情况并非孤立个案，它较普遍地反映出新中国初期高校校长、副校长和系主任多数为党外人士的情况下，政治辅导处在尚未成熟定型的高校党政关系结构之中，需要把握贯彻校长负责制和党组织监督保证角色的关系。
其次，政治辅导处和高校其他党政机构存在工作关系不清晰、职权交叉重叠的情况。在教务工作方面，政治辅导处原本希望与教务处相互配合，互相参加会议了解情况，但在实践中产生包办代替教务行政工作，或同教学工作脱节甚至抵触的两种偏向。在与高校党组织关系上，由于政治辅导处与党的系统近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同样存在分门别户、另搞一套，或者混在一起、不分彼此的两种偏向。有的高校甚至提出，过多使用政治辅导处的名义工作，反而“掩盖了党的旗帜，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⑱。在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关系上，政治辅导处定期向其反映学生政治思想情况，但有的高校认为“仅一般的思想情况反映给授课先生”远远不够，如何在政治理论课程上贯彻思想教育仍有待探索⑲。在与团委的关系上，青年科取消后，政治辅导处是否领导或指导校团委的工作尚不明确。此外，系的政治辅导员存在与系的工作相互熟悉、有效配合的问题，“辅导员工作系里不了解，而系内的教学进度辅导员亦不了解”，容易产生一项工作由多头领导的忙乱现象⑳。可见在工作关系交错、业务交叉重叠的情况下，政治辅导处和相关党政机构难以把握工作范围的边界。
最后，政治辅导处始终面临政治工作经验缺乏和干部业务能力不足的困难。政治辅导处干部多为院系调整后新调来的，有的干部尚未转变工作思维，将革命战争年代擅长的“搞运动”方式简单套用到教学工作中，造成一些工作上的矛盾。有的干部科学文化水平低，缺乏学校实际工作经验，难以胜任工作要求。例如，同济大学5个系的政治辅导员学历为1个高中、3个初中、1个小学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辅导处“工农干部、副科长、老同志，文化水平多是小学生二年级”[15]257,261。由此，有些高校反映政治辅导处的主要困难是“工作头绪纷繁，忙乱不堪，又因不懂科学业务，苦无‘辅导’办法”[15]353。在1957年高校整风运动期间，还有知识分子批评“辅导员既不懂业务，又未教政治课，怎样来领导同学”[24]，“辅导员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一个‘县官’”，因而主张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25]。
政治辅导处试建阶段出现的上述问题，使一些高校对它的存废产生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设法在过渡期办好，条件成熟后再取消；一种意见是立即废除。山东师范学院要求把政治辅导处与其他机构合并办公，以求“政教合一”㉑。天津师范学院建议取消政治辅导处，成立院长办公室统一负责政治工作㉒。上海市以华东师范大学和交通大学为实验对象，前者取消政治辅导处，结果发现“用党委名义出面进行政治工作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后者保留政治辅导处，发现“用行政名义进行某些政治工作亦有其便利的一面”[15]335。这些利弊并存的复杂情况，使政治辅导处的命运并不明朗。
作为过渡性的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辅导处既应时而生，也因势而变。在20世纪50年代初高等教育的转型中，“新的力量，党的力量，领导的力量，还在培植发展中”，因应形势需求方有政治辅导处的创设[6]144。早在关于成立政治辅导处的设想中，钱俊瑞就指明“党委加强以后，行政上的政治辅导处可以取消”[15]59。伴随高校党的干部条件和组织基础不断改善，党组织逐渐具备公开出面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条件，政治辅导处到达组织存废的关口。
就干部条件而言，高校党的干部队伍壮大，党的领导力量加强。1952年后，中共中央和各地陆续选派一批政治理论水平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高校工作任职。195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宣传教育部门、青年团抽调干部充实大学党的领导。自1952年至1954年，高等教育部及有关业务部门先后为北京高校行政上配备党员干部410人[26]383。据1954年11月统计，经过干部调配后，上海高校处长级以上干部126人，其中党员72人，占总人数的57.1%；科长级干部270人，其中党员190人，占总人数的70.3%㉓。全国高校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主要部门多已配备较强的党员干部，逐渐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了党对高校教育工作的领导。
就组织基础而言，高校党组织力量增强。随着高校建党工作的发展，党员人数有所增长。到1955年8月，全国188所大专学校都有了党的组织，其中北京高校教职员工中党员占总人数的20%，学生中党员占学生总数的14%[27]134。高校各级党组织更加健全，如北京高校从1952年至1955年新建80多个教师党支部，全市有13所学校已能按系建立党支部[6]229。从1953年到1954年底，交通大学党员人数从不到200人增长到487人，党组织由11个支部发展为7个总支、47个支部，基本每个教研组、每个班级都有党员[28]129。总体来看，高校党组织的基础相较于政治辅导处成立时已得到显著加强。
综合各地高校的意见和实际后，1954年10月中宣部就武汉大学要求取消政治辅导处的问题发出通知：在高等学校多已配备较强党员干部的情况下，已有条件直接从健全行政和党的工作机构着手加强全校的政治思想领导，可以考虑取消政治辅导处。政治辅导员是深入学生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力量，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酌量保留全部或一部分，在教务处或系主任领导下进行工作[29]114。中宣部亦强调不要仓促取消引起混乱，应根据各校实际情况而定。同年11月，华东区召开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座谈会，细化政治辅导处的取消条件，即党组织可以担负政治思想工作任务的高校可有准备地取消，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尚薄弱的高校不应取消而应加强，以便准备条件结束过渡㉔。1955年3月，中宣部召开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进一步规定：今后凡未设立政治辅导处的高校可不再设立，应注意加强党的工作，由党委公开出面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设有政治辅导处的学校，逐步将其政治思想工作转移到党委和有关行政部门，工作有了适当安排后即可取消[30]79。至此，政治辅导处的存废有了高层的最终决策。
此后，各地依据高校党组织状况，选择取消政治辅导处的恰当时机。在未建立党委的高校，设立党委与取消政治辅导处几乎同步。例如，1956年2月天津大学已有500多名党员，经上级党委同意成立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党委办公室，同时取消政治辅导处[31]115。在已建立党委的高校，则等待党委力量增强后取消政治辅导处。例如，1956年9月厦门大学发出通知，“鉴于我校规模日益扩大，党团力量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厦大委员会在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中已充分发挥了应有的领导监督和保证作用”，决定取消政治辅导处[19]172。据笔者对15所高校政治辅导处撤销日期的统计，1955年5所高校取消，1956年9所高校取消，1957年2月1所高校取消。从全国来说，1957年后高校政治辅导处退出历史舞台。
政治辅导处取消后，相应工作大部分转交到高校党委，建立健全高校党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所承担的大部分工作改由党委出面进行，下设的组织科、宣教科等相应地成为党委的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充实到党委的工作系统。如1955年南京工学院取消政治辅导处，学校党委设立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32]43；河北医学院原设党总支，1956年取消政治辅导处后，建立学校党委，并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秘书室[33]7。经由政治辅导处向高校党委及其办事机构的组织转化，高校党委更加建立健全，为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推行党委制奠定了组织基础。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党章突出党的领导地位和如何领导的问题，强调任何党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该党章第51条明确规定：“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34]337。自此，按照中共八大党章的规定，高校领导制度逐渐从校长负责制走向党委制，学校党组织与行政的关系从协助性的监督保证转变为决定性的领导监督，为后来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根本制度奠定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校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是构建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虽然高校政治辅导处存在时间不长，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高校依托政治辅导处建立一套“过渡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㉕。中宣部总结政治辅导处经验时表示：“凡运用得当的高等学校，都认为在解放初期学校行政上缺少党员领导骨干的情况下建立此种政治工作制度，便于发挥党的力量和实现党的意图，在加强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30]79政治辅导处存在期间，正是高校全面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的关键时期，学生不满意学校或专业分配、教师对学习苏联有怀疑情绪、政治理论课程负担重等矛盾和思想问题不时出现。政治辅导处深入高校师生，了解情况，反映意见，进行大量细致的思想动员和说服教育工作。新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完成，离不开政治辅导处的作用。
其次，政治辅导处为确立高校党的领导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党的力量不足、党政关系不协调时，政治辅导处为党员干部进入高校、打开工作局面提供组织依托。另一方面，政治辅导处在建立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时大部分高校党组织尚在初建阶段，党的组织机构很不健全，主要通过政治辅导处来实施日常党务工作，如组织科负责发展党员，宣教科负责党员及积极分子教育，群众文化科领导各系政治辅导员进行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辅导处取消后，各科室相应转为党委下设部门，人员充实到党的系统，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推动高校领导制度从校长负责制向党委制的历史性过渡。到1965年9月高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召开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总结高校政治工作经验时，指出“总的问题是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是否建立和健全的问题”，并特意强调高校试建政治辅导处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党的领导建立起来”[4]1364。
最后，政治辅导处是高校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制度创新的体现。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但苏联高校在组织形式上未设专门政治工作机构，主要通过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由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和党组织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报告会、政治座谈会、理论研究小组等方式开展政治思想教育㉖。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苏共党章规定，大学党组织没有监督大学行政工作的权力，在“一长制”（校长负责制）下党组织配合行政工作㉗。新中国高校先是创设政治辅导处，后又探索实行党委制，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延续革命经验、结合具体实际的“中国化”取向，而不是照抄照搬苏联教育经验。经由试建政治辅导处，高校加强党政组织体系建设，确立和完善校（院）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人事室（处）等机构的工作范围与职能分工，最终建立以高校党委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
需要指出，高校政治辅导处在完成过渡任务后撤销，其核心理念和制度遗产被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所继承和发扬。自此，高校设立专门政治工作机构的传统长期延续下来。例如：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在高校建立政治部；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提出“校党委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如学生工作部或青年工作部”[35]83。以政治辅导员为前身的高校辅导员制度延续至今，邓小平同志对此评价为“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36]331。2004年后，高校“政治辅导员”改称“辅导员”，职责从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扩展到学生事务管理和学生发展指导。目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更加成熟定型，高素质、专业化辅导员队伍成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本溯源，政治辅导处可谓新中国高校政治工作制度建构的重要发端。
参见：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周良书.1949-1956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2）：45-54；顾海良.高校党的领导体制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张晓清.高等学校党政领导体制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周良书等.中国高校辅导员工作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冯刚等.中国共产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本文采用这一时期历史文献中的“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表述，其内涵包括党的组织、宣传、政治理论学习、政治思想教育等党务工作，同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内涵和指称范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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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南农学院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总结》（1956年），华南农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Z3-1-1。
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凡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500人以上得成立党委。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示东北局，鉴于多数高校党员数量难以达到党章规定的成立党总支和党委的标准，因而高校党的组织机构可变通办理：党员、候补党员超过50人者，经省（市）委批准可成立总支；党员、候补党员超过250人者，经中央局批准可成立党委会。参见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53-1954年[Z].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198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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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董司柯伊.高等学校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J].万峯，译.人民教育，1952（2）：27-30；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专家巴甫洛夫同志关于苏联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如何进行全校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在学校中的地位问题的谈话记录》（1954年5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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