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生产力的重大进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各要素参与度来调整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在分配方式中的关系。特别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进步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无产者和资本家，逐步将剥削关系深化，并最终使剥削者被剥夺。同样，生产力的进步必然改变生产过程参与要素的地位，其中，既有土地、资源等空间附着要素，也有当前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信息要素，甚至包括技术要素本身。生产力进步通过改变上述生产过程参与要素，进而改变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改变生产要素所有者在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机制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生产力的进步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需求不断提升的刺激下出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形成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通过劳动力市场直接推动劳动剥削关系的深化。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预期形成较早，使得劳动力需求在产业技术进步下的功用预期和价格预期都与劳动力供给预期产生差距，推动资本对劳动力剥削关系的不断深化。上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制在当前新产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产业革命与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不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更高而总量下降、地位降低；同时，劳动力要素在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上都出现了窄化现象。这使得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像以往产业革命那样可以主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更多地通过制度来自上而下地自觉调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法则，在整个人类社会演进历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改变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力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要求生产过程的管理与产品的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科技的巨大进步一次次改变了土地、资本、技术、矿产、原料、机械、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及其在分配方式中的作用与地位，而新生产力催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往往较好地满足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稳定下来，制度化为上层建筑。当前，新产业革命已完成电动汽车、大健康、智能制造、智能社会等领域的源技术创新而在向纵深推进，并不断改变着各种经济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必将要求新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
生产力推进必然改变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状况，为其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推进社会发展。这一基本机制，突出地体现为科学技术重大进步影响生产关系的过程。其中，历次产业革命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关系确立、深化与消亡的进程中，生产力进步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无产者和资本家，且逐步将剥削关系深化，并最终将因生产力进步而使剥削者被剥夺。
第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进步以珍妮机、蒸汽机为源技
第二，生产力的进步，推进剥削关系的深化，形成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攫取高额剩余价值，对内减轻对劳动者剥削的新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深刻揭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消除劳动者，而剥夺者最终被剥夺。生产力的发展是曲折的，特别是重大生产力进步更是如此。因此，在生产力进步缓慢的历史阶段，资本对国内劳动者的剥削效率下降，特别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已经形成刚性，迫使资本家将生产过程转移至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区域，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状况相对较好而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21世纪的今天，由于就业岗位外流，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产阶级已经显现出收缩乃至消失的趋势。随着以智能技术为源技术之一的新产业革命兴起和深化，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替代效应空前提升，无人工厂正在工业部门逐步展开，资本家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将剥削过程从物化劳动、活劳动兼有逐步转向以智能机械为依托的物化劳动剥削为主。但与此同时，无产者的生存条件迅速恶化，在极端情况下将出现因为无劳存在而无法“按劳分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深刻化，最终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爆发，不是无产者通过革命剥夺资本家，就是国家借助权力通过对资本家企业的收购完成社会主义化，但无论何种方式，最终都将走向剥夺者被剥夺这一必然历史趋势。
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生产力的进步必然改变生产过程参与要素的地位，进而改变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相互关系。
第一，技术进步改变了土地、资源等空间附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改变了这些要素所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纺织机基本上采取水力动力，使得拥有河道资源的土地领主对工厂主横加盘剥，而当瓦特动力蒸汽机在资本家悬赏下问世之后，不仅迫使封建领主降低其地位，甚至极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同时，历次工业革命都存在着对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都为该资源的拥有者带来地位提升，煤炭、石油、天然气莫不如此；而随着风能、潮汐能、太阳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应用，能源空间正在改变其格局，并出现能源生产泛空间化现象。同时，由于交通技术的逐步提高，资本选择生产空间的先决条件逐步摆脱资源、市场距离的束缚，二战后出现了依托于航海技术进步的港口工业，当前则因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空前提升而关注空间品质优越的空
第二，生产力借助技术进步改变了其自身的地位，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机械设备、生产管理者、金融业者、技术创新者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存在长期上升态势。技术要素本是生产力中最为积极的要素，但其自身地位在工业化之初并不高，科技要素以机械设备的方式介入生产过程，成为资本家的附庸，作用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份额。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大机器时代对投资强度提升的要求，使得金融业者也投身于剩余价值的瓜分队伍之中，作为资本的幕后总代表，甚至有凌驾于生产过程之上的态势。而由于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程度逐步提高，使得大机器市场必须依靠一定的专业知识，使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地位上升，在大机器时代成为仅次于资本家的利益获取者。这种技术创新过程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而附庸于资本的现象，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到来而有了巨大改变。在当前的新产业革命中，创新技术的发明者不再仅靠出售专利使技术商品化来介入生产过程，而是借技术的垄断性而自主募集资本、自主创业或与资本共同创业，从而逐步走进了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的顶端，成为新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决策者，当然也成为分配关系的决定者。
第三，数字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市场信息的对称性，使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信息要素的占有者（信息平台）、集聚者（如网红等）拉进生产过程，使之成为生产关系中的新贵，信息要素的拥有者和集聚者（如平台企业）超越了企业层面的生产过程，甚至成为压在企业主头上的新势力。此外，智能技术变革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和深化，把消费者也拉进生产过程，让消费者从理论上的“供给的决定者”变成了现实中的市场主人。这一态势虽然给消费者带来参与分配的比例并不高，但却大大削弱了资本随心所欲的生产过程决定者地位。而随着智能机械对传统机械的完全替代，“无人工厂”下的生产关系模式进一步演化，将推动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VS劳动”的简单垂直模式向当前“信息+技术+资本+消费者VS智能机械+劳动”的多边平面模式的方向发展。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因此，生产力在形成、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产品分配关系。
第一，从人类私有制出现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全部进程，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对立统一的演化过程，使发展过程中人类借助生产力变化改变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改变其对产品占有的过程。这一过程都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早期的种植农业技术出现，是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私有制下的奴隶制、封建制等生产关系演进。几千年后的工业革命，再次打破了生产过程中各要素地位的相对均衡，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集团剥削劳动者集团的基本框架。而生产力的进步，必将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生产智能化技术的推进下，生产活动中劳动力参与者日益减少，“按资分配”甚至“按劳分配”下的效率公平原则已无法解决消费公平、人权公平的问题，必将推动社会走向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生产关系。
第二，以维持中产阶级规模为主要目的而在新产业革命上持观望、犹疑态度的思维方式，并不能确保中产阶级的稳定，相反会迟滞生产力的进
第三，当前的新产业革命在推进各国国内生产关系调整的同时，也在承担着改变国际生产关系、推进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如前所述，以智能技术为主要源技术的新产业革命将给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带来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革命中崛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的剥削体系被逐步打破，国际生产关系的调整拉开序幕，以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的新型国际化模式正在紧张调整中。美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也是其对国际生产关系变动的一个反应过程，但切断其自身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关系，则使其将不再可能通过国际生产关系剥削发展中国家，加之其自身经济“服务化”导致工业部门相对衰退，使得资本剥削路径更加窄化；与此同时，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型全球治理模
生产力进步改变生产关系的进程，在现实中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在此，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经济增长态势下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机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力进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式。
为充分理解经济增长机理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机制，应重新理解市场运行的一般机制。这是因为，我们发现，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核心根基的价格机制对经济现实中的大量现象并不能作出解释，如房地产等生活商品价格上升而需求增加，几乎所有工业品都存在的价格下降而供给扩大，等等。而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价格机制存在着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商品机制和供给不足条件下的吉芬商品机制两种理论总结，说明其本身还远远没有实现在同一前提下形成一个机制的全面解释，而只是半成品。为此，我们提出以预期机制替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基本机制。
第一，需求第一性，即强调需求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力量。无需求则无供给，无经济活动，亦无需供矛盾。对此，马克思多有经典论述，强调了需求是经济活动的起源，是供给的量和质的决定
第二，市场机制就是需求对市场活动的作用机理，是通过需求预期影响供给预期以配置资源进入或退出市场来实现的。在此，需求预期包括对次期消费效用（物理上的功用和心理上的偏好）满足度和效益获益性（省钱或赚钱）两个方面的预期；供给预期则主要是对次期供给获利性的预期。其运行机制参见
图1 心理预期决定市场交易行为的双羽模型
资料来源：赵儒煜.智人时代［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44。
第三，在不完全市场前提下，供给方不可能恰好满足需求预期，市场必然是失衡的，因此，市场管理必不可缺。而由于需求是原动力，市场调节的基本原则是供给管理。
上述市场基本原理说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满足需求，而生产关系则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确定了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或份额。这种能力或份额则成为新需求的支付能力，在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预期下，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
第一，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之源问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周期变化的主
图2 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机制示意图
第二，在上述机制下，经济增长过程必然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要求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为新产品的创出，而非传统产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参见
图3 需求功用预期升级与供给的技术创新
第三，在需求结构升级的推动下，经济增长过程必然带来生产力进步，而生产力进步则必然改变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此，最为直接而普遍的作用是借助劳动力市场来构建稳定的剥削关系。在市场预期机制下，劳动力市场作为特殊商品，其预期机制发生了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变异，参见
图4 劳动力市场预期机制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机制，可以总结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在现实中，无论是技术创新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还是小幅的、分周期的技术进步，都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实现的。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的进步不仅会改变生产要素的参与度，更会直接带来劳动力剥削的深化。从总体上看，由于生产力进步、经济增长过程是由需求结构升级推动的，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总财富增加、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提高，因此劳动力生产成本也将随之水涨船高，以求得到足够的分配份额，以支撑劳动力再生产并形成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的支付能力。因此，从长期看，在经济增长态势下，劳动力收入必然是一起上升的，而当技术进步不能达到劳动力收入提高这一环节时，上述循环发展、螺旋上升的机制将被中断，或诱发经济危机、引起社会动荡，则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力的进步过程必然带来生产要素参与度的变化，带来相关生产要素地位的变化和对劳动力剥削的深化，必然要求分配制度的调整。特别是，在当前正在逐步深化的新产业革命推动下，新质生产力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强烈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分配关系的改变。
新产业革命具有更大的负面效应，这是新产业革命不同于以往产业革命的特殊之处造成的。
回顾产业革命的历程，历次产业革命虽然都是“破坏性创新”，但一直保持着产业体系增容的态势，这就使得其破坏性被新增产业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所缓冲、抵销，并带来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珍妮机、蒸汽机为源技术，构建起纺织、交通运输、煤炭、钢铁、机械加工等近代产业基本框架；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力、石油、内燃机为源技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汽车、化工、建筑、电力等相关产业，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体系的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微电子等为源技术，进一步增加了家用电器、办公机械等新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则快速壮大了信息服务业、信息机械制造业。
但是，此次新产业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产业革命，几乎所有推进新产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下行，以往技术创新带来繁荣的认知被打破。这是因为，新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人类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群体需求和追求体力脑力劳动解放、更好生活的消费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既有对以往工业化耗竭资源、破坏环境错误的纠正，也是由于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效率提升。为此，新产业革命集中于三个领域：以电动车、新能源、新材料为源技术的“再工业化”领域；以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为源技术的大健康领域；以数字机械、信息网络为源技术的智慧生产领域和智慧社会领域。由此，新产业革命不再具有以往产业革命增加产业分支、扩大产业体系、吸收大量劳动力、提高自然资源重要性等效应，而是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出现了降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
正是由于新产业革命对生产过程带来了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度的调整，使得传统生产关系下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甚至市场公平。
一方面，市场公平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传统制度对垄断约束的主要指标在于市场占有，而新产业革命下出现的新的垄断现象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于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和利用，主要体现在数据平台、网络电商领域。其中，少数超大平台对入驻企业深度压榨，导致企业一般利润率下降、扩大再生产能力下降等经营困难，是具有宏观效应的冲击力量；少数“网红”借助流量占有优势，带货销售，在极短时间内聚敛相当于一般劳动力数十年收入的巨额财富，却没有相关税法对其收入征收合理的税费，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这种垄断新形态不仅破坏了竞争环境，而且伤害了一般市场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社会公平也受到影响。其一，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乡村的资源配置差距加大。新产业革命对高端科技资源投入要求极高，因此大城市、超大城市拥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既有产业需求，也有人才储备，更有区域市场对新产品的支
新产业革命使劳动力需求预期长期下降，进而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前所述，新产业革命的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劳动力排出、城乡差距扩大等多重负面效应，归结到微观个体上都会形成劳动力就业形势的预期下行。
其一，网络暴利集聚于少数网络从业者以及超大平台企业手中，却没有相关法律使其暴利再分配至被淘汰的就业人群，最终造成了市场收缩的显性表现。
其二，数字技术的进化与社会应用相互促进，使其成为当前最为核心的产业革命领域，使得当前绝大多数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未来就业信心受压剧增。在智能生产方面，无人工厂开始涌现，并因其加工精密度高、节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成为越来越多未来产业柔性生产平台建设的主要方向；在服务业领域，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家政机器人等新型人力替代服务型智能机械正在蓄势待发，网络办公、无人公交等社会服务无人化、便利化正深入推广。上述数字技术的巨大进步和迅猛推广，都预示着一个少量、高端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
其三，教育不能解决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大学教育已明显落后于时代，文科教育因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失去许多文案处理、商务沟通、日常办公等通识性岗位需求；理科教育也严重不符合市场需求，出现“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结构性失业状况，少数热门专业则竞争加剧，使得本已拥挤的高考路径，自幼儿园起就陡然难度增加；而适应大机器、技术工人时代的工业职业学校、技校等教育模式，则已经显然不能适应产业智能化发展需要，也不能满足国人对下一代出人头地的培育传统需求；处于技能补充领域的社会培训产业，则面临转型压力，财会、法律、MBA等传统培训项目都是AI势必取代的领域。
其四，年轻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个人独立性提高，希望从事自由、个性化的工作。于是，一些年轻人选择了“啃老”——享受改革开放以来前辈积累的成果，倾向自由职业，并照顾老人。同时，结婚生育愿望大幅降低，造成老龄少子化社会态势。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新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生产力体系下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方式，并通过经济增长过程、劳动力市场发出谕示，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是因为，在排出劳动力的共性之下，新产业革命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的差异性在于总量和结构的窄化，因而其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来自上而下地自觉调整。
任何生产力的进步都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其中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调整。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的重大生产力进步虽然在参与生产过程的要素选择上各有所异、各有取舍，但都会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排出劳动力的效果。新产业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排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在总量上，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都是产业体系增容、扩大的过程，特定产业的技术革命往往是大工业生产对传统手工生产的替代或者是全新生产领域的创出，也包括更高效率的机械替代如内燃机替代蒸汽机等，这些过程一方面增加产业分支，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生产规模，因此，不仅在财富总量上是增长的，在就业岗位上也是总量增加的；而新产业革命则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淘汰不可持续产业、全面排出劳动力，在带来财富总量增长的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总量。
在结构上，已有的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覆盖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产业体系的初次构建。其中，第一次产业革命为其初建过程，第二次产业革命则完成了构建其重化工业技术体系基本框架的任务，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过增加了微电子家用消费品及办公机械等产业分支。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既是信息要素介入的产业体系丰富过程，也是此次新产业革命的序曲。但直到此次新产业革命之前，这些产业技术都服从于重化工业技术所要求的大机器生产的总体逻辑，没有产业部门间的严重技术断代现象，这使得产业技术进步期间的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传统部门排出的劳动力仍然有能力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而新产业革命则不同，通识教育下的一般劳动力很难再就业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失业的结构性调整机制不复存在。
正因如此，以往历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分配关系调整，是由市场来完成的，介由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市场调整来实现，是传统部门排出劳动力、新兴产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过程，在长期上具有社会总财富和劳动者个体财富都能增加的效应。但是，新产业革命则不同，市场的作用难以解决如此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排出，经济增长过程所要求的劳动力技能对于一般劳动者而言是断代式的提升，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岗位总量和结构都力不从心。因此，新产业革命要求政府部门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自上而下地调整分配关系。
由此可见，新产业革命已通过经济增长过程的下行压力加大，召唤新型分配关系的出现。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新产业革命涉及的国家，特别是美欧等其他主要推进国都面临的挑战。美国已有新技术发明者预见其对劳动力排出的巨大影响，主张通过新技术盈利创建民间基金以弥补劳动力最低收入差的第三次分配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之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经济活动多样性，在总体的经济增长态势上具有相对有利的条件，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科学合理的税制改革约束技术暴利、以精准方式使低收入家庭达到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以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以提高人们的未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综上所述，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发展服务，因此，生产力在形成、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产品分配关系。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现实中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直接带来劳动剥削关系的深化。
新产业革命与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不同，既有对以往工业化耗竭资源、破坏环境错误的纠正，也有对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效率提升。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出现了减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应。特别是在对生产关系有关键影响的劳动力排出问题上，新产业革命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不同，劳动力雇佣的总量和结构都出现了窄化现象，使得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像以往产业革命那样借助市场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来自上而下地自觉调整。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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