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第1期 167-177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4.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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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修筑与12世纪以降中国的大一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作者简介： 杨园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Email：yangyuanzhang@cass.org.cn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庄学本摄影作品整理与研究”（ 23CMZ04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杨园章. 灵渠修筑与12世纪以降中国的大一统[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67-177.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4.12.001.
摘要 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在我国古代的大一统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关于灵渠的研究重秦汉而轻后世，忽略了灵渠存续两千多年背后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互动以及王朝正统观念塑造等关系的复杂历史图景。自秦代开凿以来，从“灵渠”到“陡河”，再到“东西陡河”，灵渠功能逐渐增加，在我国古代大一统进程的各个阶段发挥了相应的作用。12世纪以降，特别是清代对桂北水利系统的整合，为西南诸省和中、东部其他地区的交往奠定了物质基础。对王朝边略而言，东西陡河的联动增强了中原王朝控御桂、滇、黔诸省的能力。对区域市场而言，得益于灵渠提供的便利，湘粤桂跨区米盐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持续数百年的跨区米盐贸易也为灵渠沿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桂北地区而言，灵渠灌溉功能的开发，促进了本区域农业发展。同时，随着桂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山林物产的商品化，灵渠成为木材、茶叶等本地物产运输的重要商道，周边各族群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市场体系，族群关系也迎来新的历史阶段。12世纪以降，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经营下，灵渠周边庙宇通过吸纳其他信仰来壮大自身力量，形成三组祠庙群；三者之间，特别是灵济庙和龙王庙，在竞争中也逐渐达成某种平衡。庙宇的营建既是官方意识形态推广和政治认同塑造的体现，同时也集中展现了当地多元文化传统交融的历史图景。灵渠所在的桂北地区乃至岭南地区“自下而上”地“以一统为大”。灵渠对中国的大一统作用长久而深远。
关键词 灵渠 ;大一统 ;桂北地区 ;山林经济 ;灵济祠 ;
Lingqu Canal 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since the 12th centur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1 , P. R. China
Citation Format: YANG Yuanzhang. Lingqu Canal 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since the 12th centur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1): 167-177.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4.12.001.
Abstract Lingqu Canal bridges the Yangtze and Pearl River water system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eat unification process of ancient China. Previous studies emphasiz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over later generations, ignoring the complex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Lingqu Canal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nd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thnic interaction, and the shaping of dynastic orthodoxy. From Lingqu to Douhe, and then to Eastern and Western Douhe, the functions of Lingqu Canal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played a corresponding role in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12th centur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in northeastern Guangxi by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in particular, laid the material bas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ther 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dynastic border strategy, the linka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Douhe enhan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provinces of Guangxi, Yunan and Guizhou. In terms of the regional market, with the convenience provided by Lingqu Canal, the inter-regional rice and salt trade between Hun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inter-regional rice and salt trade, which la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has also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Lingqu Canal. For the northern part of Guangx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rrigation function of Lingqu Canal has promo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ern Guangxi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ountain forest products, Lingqu Canal became an important commercial route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local products such as timber and tea. The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wer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a unified market system, and the ethnic relation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stage. Since the 12th century, under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temples around Lingqu Canal have strengthened themselves by absorbing other beliefs, forming three groups of shrines and temples. Between the three, especially Lingji Temple and Longwang Temple, has gradually reached a certain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and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identity, but also intensively displayed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blending of local multicultural traditions. Northeastern Guangxi and even Lingnan region, where Lingqu Canal is located, were taking unification as the greatest from below. Lingqu Canal has a lo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Keywords Lingqu Canal; the great unification; northeastern Guangxi; mountain forest economy; Lingji Temple ;
开凿于秦代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促进了中原与岭南地区间的交流，在我国古代的大一统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韦玲等人的梳理，学界关于灵渠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其修建年代、历史背景、历史价值、技术价值和景观价值等方面展开，成果颇丰。同时，这些论述多为一般性情况的介绍和资料搜集整理，对漕运、商业贸易、运河兴衰引发的社会变迁，以及当地居民与运河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触及不多[
[1] 1 ] 。当前，史学界关于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左菲悦《明代灵渠修浚与边疆经略研究》，该文从边疆视域出发，探讨明朝在南部边疆地区“水利治边”的治理策略，深化了议题[
[2] 2 ] 。基于前人研究，学界对灵渠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开拓版图、明代边疆经略中的作用已有成熟的认识，不过，却也明显遗漏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所包含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内容，重秦汉而轻后世，忽略了灵渠存续两千多年背后复杂的历史图景。有鉴于此，根据现存史料，拟讨论灵渠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互动以及王朝正统观念塑造等问题的关系，进一步理解灵渠之于12世纪以降中国大一统的意义。
随着我国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深入，灵渠在王朝边略中的地位越发突显。与此同时，纵览各类历史文献，至迟从明代开始，古人使用“陡河”一词称呼灵渠的现象逐渐增多，灵渠与开凿于唐代的相思埭被合称为“东西陡河”，桂北水利的整合增强了中原王朝控御桂、滇、黔诸省的能力。
相思埭的修筑与唐廷对岭南的控御密切相关。长寿元年（692），官府在临桂县境内，今良丰镇至大湾之间修筑了相思埭[
[3] 3 ] ，该运河也被称为“临桂陡河”“桂柳运河”。关于修筑相思埭的历史背景，有学者指出，“为了对付南诏的窜犯，也为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和物资的运输，于是唐朝的水利专家和劳动人民，终于大胆设计出沟通漓江与洛清江、柳江之间航道的宏伟方案，开凿了相思埭运河”[
[4] 4 ]76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就结果而言，通过灵渠和相思埭，广西境内的各大水系与中原连成一个整体的水陆交通网络[
[5] 5 ] 。
唐代两次见诸史册的灵渠修筑主要是出于军事和交通运输考虑。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宝历初年（825），李渤“备知宿弊，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
[6] 6 ]148 ；《太平御览》引《郡国志》亦云：“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在人开闭，开漓水，则全入于桂江，拥桂江，则尽归于湘水。”[
[7] 7 ] 两份文献皆不涉及灵渠灌溉。咸通三年（862），南诏攻打唐朝岭南地区，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建言从福建通过海运供给军需，获得批准[
[8] 8 ]652-653 。在此背景下，咸通九年，鱼孟威继李渤之后再修灵渠，“况近岁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兵戍还，星火为期”[
[6] 6 ]149 ，也与南诏和唐廷的战争直接相关。
宋代李师中等人对灵渠的修筑也主要是与军事行动有关。李师中《重修灵渠记》内突显的是“舟楫以通”，并未明言修灵渠是服务于王朝边略[
[6] 6 ]164 。《宋史》本传内亦云：“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窒舟滞。师中既焚石，凿而通之。”[
[9] 9 ]10677 强调的也是疏通漕运。不过，在《宋史》陶弼本传内言其摄兴安令，“移书说桂守萧固浚灵渠以通漕，不听；至李师中，卒浚之。师征安南，馈饷于是乎出，大为民利”[
[9] 9 ]10735 。灵渠的修筑为宋廷巩固西南边疆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初，严震直主持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灵渠修筑工程，其背景与明初广西南部的动乱相关。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值广西南部发生动乱，明廷令严震直修筑灵渠。“洪武二十八年秋，奉议、南丹、向武、都康诸州谋不轨。事彰，朝廷命将征之。时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唐公铎来议军事，道经兴安，睹灵渠之废，具实以闻。上可其奏，敕监察御史严公震直来董厥事。”[
[6] 6 ]179 关于此事始末，严震直《通筑兴安渠陡记》一文有详细说明[
[6] 6 ]176 ，不赘述。
从明代开始，时人逐渐将相思埭和灵渠相提并论，至清代，灵渠和相思埭被并称桂林东西陡河。根据魏濬《峤南琐记》和邝露《赤雅》的记载，有学者指出，明朝人“把这两条运河联系起来作为航运的一个整体看待”[
[4] 4 ]77-79 。万历十五年（1587），广西巡按御史蔡系周奏陈内已称灵渠为“陡河”[
[10] 10 ]3524-3525 ，清康熙后期，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亦有“灵渠今俗名陡河”的说法[
[6] 6 ]200-201 。至迟在清雍正年间，灵渠和相思埭已被时人并称为桂林府的东西陡河，例如，鄂尔泰《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云：“粤考临桂陡河，肇自唐长寿元年，所谓相思埭是也，亦曰南渠……兴安陡河，即《汉书·郡国志》谓水出阳海山者。”[
[6] 6 ]208 相思埭也因其位于灵渠之南被称为“南渠”。此外，也有称灵渠为“北陡”，相思埭为“南陡”者[
[11] 11 ] 。
清廷对灵渠和相思埭的重视，与清前中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巩固统治直接相关。已有学者指出，桂柳运河开凿于唐朝，而其整修最频繁的时期则在清朝，其背后有复杂的原因：政治和军事方面，是出于有效遏制反抗清廷力量、平定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和帮助周边国家制止内乱，安定边境；经济方面，是为了加强西南边疆经济开发，促进民族交往和市场繁荣[
[12] 12 ] 。总体而言，诚如徐嘉宾《古州记事碑》所论：“按都江上抵都匀，下达柳州，利舟楫、便商贾，实黔、粤之血脉，河道未通，与无古州等也。”[
[13] 13 ] 又如时任广西巡抚金鉷《临桂陡河碑记》所言：“王师赴黔征苗，粮饷戈甲，飞输輓运，起桂林经柳州者，胥是河通焉。”[
[6] 6 ]209 打通广西至贵州的交通运输线，为清王朝经营西南地区扫清障碍无疑是清廷积极投入桂林东西陡河修整工程的关键原因。
也正因桂林东西陡河在清王朝的西南边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廷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陡河管理体系。至迟在明初，灵渠已出现有组织的陡军，其后在明清两代数次维修工程中有所变化。清雍正年间，清廷明确了陡军的数量和工食银，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14] 14 ] 。从地方官的职责而言，乾隆二十三年（1758），吏部议准署广西巡抚鄂宝建言：“粤西桂林府属临桂、兴安二县各有陡河一道，请将驿盐道及桂林府同治兼有水利衔管理。”[
[15] 15 ]244 由驿盐道和府同治，而不是兴安、临桂县乃至县以下官员管理，足见其重视程度。
从“灵渠”到“陡河”，从“灵渠”“相思埭”分称到“东西陡河”并举，名称的几重变化一同指向了桂北水利由分散走向整合的过程。相较于前述《峤南琐记》《赤雅》等明代文献只是从交通角度关联起灵渠和相思埭，清前中期的文献更强调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突显其对西南边疆的开拓和桂北地区农业和商业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例如，鄂尔泰指出，“若乃舟楫之便利，惠贾通商，则自灵渠而北，曲赴湖南；自鲢鱼陡而西，直际黔省之古州。粤土虽瘠薄，得二渠以储民福泽，可俯视秦关郑白矣”[
[6] 6 ]208 ，既明确点出两陡河对清廷经营西南边疆的重要性，又从农田水利的角度以两陡河比拟秦国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和白渠。张钺在《重修兴安临桂二陡河记》中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二渠之兴，虽地分派别，代有先后，顾因势利导以为功，迹一线之泉流，而至于径达万里，联江会海，沃农田而资贾楫者，其为利于粤则均焉”[
[6] 6 ]210 。
综合来看，不论是秦代修筑的灵渠，还是唐代修筑的相思埭，皆与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至迟在明代，时人已开始将灵渠和相思埭相关联，至清前中期，尤其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灵渠和相思埭并称桂林府东西陡河的说法更为流行，官方借由修筑陡河以整合桂北水利系统，打通广西、云南和贵州诸省运输路线，从而达到控御西南地区的目的。
历史时期，灵渠一直扮演着沟通长江和珠江流域间人员和货物往来的商道角色，其中，尤以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米、盐为大宗，备受历代王朝重视。同时，灵渠灌溉功能的开发也提高了当地农业发展水平。
虽然在唐前期，官府已大力发展桂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但基本上是在两宋时期，灵渠的灌溉功能才得到时人的重视。唐景龙末年（约709），王晙出任桂州都督，积极开发本地农田水利[
[8] 8 ]2985 。但具体到灵渠而言，如前所述，其修筑主要是出于军事和交通运输考虑。北宋时期，李浩任官桂州，“郡旧有灵渠通漕运，且溉田甚广，近岁颇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赖其利，立石以纪”[
[16] 16 ] ，灵渠的灌溉功能也逐步凸显。迨及南渡，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渠水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
[17] 17 ]27 又，张孝祥有诗题曰：“前日出城，苗犹立槁。今日过兴安境上，田水灌输，郁然弥望，有秋可必。乃知贤者之政，神速如此，辄寄呈交代仲钦秘阁。”其诗有“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之语[
[18] 18 ] 。综合来看，至迟在两宋之际，农田灌溉已成为灵渠的重要功能。
元明两代，灵渠依旧发挥着漕运和灌溉功能。例如，据黄裳所述，至正十三年（1353）夏，山洪暴发，冲击灵渠，“一旦而堤者圮，陡者溃，渠以大涸，壅漕绝溉”，重修后，“铧堤之制加于初，漕溉之利咸复其旧矣”[
[6] 6 ]173-174 。又如，洪武四年（1371），“修治广西兴安灵渠三十六陡……岁久堤岸圮坏，至是始修治之。水可灌田万顷”[
[19] 19 ] 。又如，万历十五年（1587），蔡系周陈盐法七事，其中就有“谨河道”一款，“惟桂林至全州，中经兴安县陡河，原有陡门三十六座，向系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十余年来，废弛弗举，舟楫艰通。遂致盐运坐守日月，所费不赀”[
[10] 10 ]3524-3525 ，一方面说明了有明一代灵渠修筑的惯例，另一方面也指出灵渠之于明廷的重要意义和盐引密切相关。
清代官方至少16次组织维修灵渠[
[6] 6 ]310-314 ，大大增加了其灌溉面积。乾隆初年，广西巡抚杨锡绂上报本省新垦田地，“桂林、南宁、思恩、郁林等府州乾隆四年垦水旱民田共十四顷有奇，兴安县垦水屯田六亩”[
[20] 20 ] ，“乾隆五年分，兴安县、郁林州开垦水田八顷五十亩有奇”[
[21] 21 ] ，兴安县皆被突出说明，表明当地农田水利业绩可观。在稍后数年里，兴安知县杨仲兴在《捐修六峒社仓记》内提到，“兴为产米之乡，临桂取给于此”云云[
[22] 22 ] ，兴安被认为是粮食生产大县，作为省会附郭的临桂县反而需要仰赖兴安的粮食供给，而这段时间正是雍正至乾隆初年官方数次修筑灵渠的重要阶段。囿于文献，我们很难直接了解历史时期灵渠实际灌溉面积。不过，据唐兆民调查，由灵渠渠水直接自流灌溉的稻田面积已超过2 500亩，南渠内4条引水灌田的渠沟自流灌溉的稻田面积总计1 600亩以上，新中国成立前尚存的31座大小堰坝，可以提水灌田约3 000亩[
[6] 6 ]13-15 。这些数据大体上能反映至少清中后期的情况。
清代地方官对桂林东西二陡河的关联，推动了涵盖桂北地区的跨流域农田水利网络的形成。从整个区域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桂林府的农田水利灌溉为全广西之冠。大体上以灵渠、漓江和相思埭为轴，辅以湘江及其支流，西南辅以永福江及其支流，南面辅以桂江及其支流，形成一个以运河和天然河道为水源的灌溉网”[
[4] 4 ]176 ，通过灵渠和桂柳运河，至迟在清中期，塑造出新的桂北地区农田水利网络，为“西米东运”奠定了物质基础。
除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外，灵渠在湘粤桂米粮贸易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楚米南运上。例如，乾隆年间时任两广总督杨应琚称灵渠失修后，“楚米之运舶而来者，悉止于全州，卒不能进”，而一旦灵渠航道畅通，“长沙、衡、永数郡，广产谷米，连樯啣尾，浮苍梧直下羊城，俾五方辐辏食指浩繁之区，源源资其接济，利尤溥也已”[
[6] 6 ]230-231 。又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署两广总督李侍尧从湖南拨运溢谷20万石，“乘陡河之水秋间未涸，作速起运”[
[15] 15 ]200 。
不同于粮米，历史时期食盐的跨区贸易受国家限制较多，在此背景下，灵渠成为明代粤盐北销的重要通道。两宋时期，湖南南部为淮南盐行销区，桂北为广南盐行销区[
[23] 23 ] ，灵渠在当时跨区大宗食盐贸易中的作用并不明显。黄国信的研究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唐铎的建议下，“广东盐已开销往湖广之先例，大约是通过开中之法经由广西将其销至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和郴、道二州的全部或局部地区”，其后，严震直奏请将行销区扩大到江西南部地区[
[24] 24 ]41-42 。而唐铎和严震直正是洪武年间大修灵渠的关键人物。终有明一朝，数次用兵广西，盐税成为支撑庞大军饷开销的一大基础，灵渠航道的价值日益凸显。研究表明，明成化初年（1465），广西大藤峡“瑶乱”，为解决军饷问题，明廷同意抽取两广盐利[
[24] 24 ]48 。“粤西兵饷，半藉盐运。其法与他处异。官出资本及舟具，岁令郡倅一人，往东省鬻买，运归转市楚商，取其利以资饷”[
[25] 25 ]19 ，端赖盐税支撑，灵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灵渠，往湖南桂阳、郴州等地行销食盐的活动持续进行，长达数百年。清初，社会各界关于广盐在湖南行销问题反复争论，国家政策数次变更，最终，“在郴州与桂阳州地区，粤盐具有相对的价格优势，盐区归属由此而定。此后郴、桂二州一直属于两广盐区至清末再无变化”，为广盐在湖南南部保留了一块行销区[
[24] 24 ]81，86，127，307 。获益于广盐北销，灵渠航道上逐步形成若干比较有影响力的码头[
[26] 26 ] 。清前期，时任广西巡抚的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后又有若干善后措施，其中，“以二百金存兴安盐埠，官岁收其息，以备不时小修”[
[6] 6 ]202 ，足证盐埠商业之繁荣与商人组织之成熟。另外，道光元年（1821），由两广总督阮元出示的禁止木簰出入灵渠的告示即反映了当时盐运的情况，“照得兴安县陡河，上通省城，下达全州，为粤省咽喉要路，官商船只，络绎不绝。临全埠行盐办饷，国课攸关，更赖此一线”[
[6] 6 ]243-244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本人即广盐北销的推动者，而向阮元呈控的“埠商李念德”实乃桂林商号名，是李宜民成为桂林、柳州等地官方盐业代理商后，为更好组织盐业生意而建立的商号。“李念德”商号多次为清廷捐款[
[27] 27 ] ，以其为代表的一批盐商获取了巨额财富，从侧面证明了灵渠一线跨区食盐贸易的繁荣。
得益于明清时期特殊的食盐行销制度，灵渠成为广盐北销湖南南部桂阳、郴州等地的重要通道，因此兴起一批码头和盐商。同时，持续了数百年的湖南、广西和广东米粮贸易，也为灵渠沿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这种跨区贸易要真正带动灵渠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还需同本地社会进一步耦合，方能实现区域内多部门繁荣。
灵渠不仅服务于岭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长途贸易，也带动了桂北山林经济的发展。通过灵渠，周边山区各族群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了族群交融。
严关窑宋代窑址及其瓷器的发现表明，至迟在南宋时期，灵渠周边区域的手工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严关窑坐落于兴安县城西约10公里处，灵渠南岸。据前人研究，严关窑的烧造年代大致是从南宋淳熙末至绍熙年间，至南宋末年停烧，“严关窑址是一处集原料开采、加工制作、烧造、销售于一体的窑场，拥有取土场、作坊、窑炉、销售街坊和码头等，设施齐备，规模可观”[
[28] 28 ] ，从实物角度证明了南宋时期灵渠周边区域手工业发展水平。其后，除前述灌溉功能外，罕见直接史料证明元明时期灵渠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清中期以后，灵渠逐步从服务于王朝边略的水道转向带动桂北山林经济发展的商道。胡小安的研究表明，“清代乾隆以后，桂林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移民进一步扩展，族群交往更加频繁和复杂化，传统文化中心区域的土人活动活跃，中心与边缘的区隔更加明显且呈现融合的趋势”[
[29] 29 ] 。在此过程中，山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木材贸易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道光元年《禁止木簰出入陡河告示碑》，“查得兴安西乡所出木植，其附近全州西延一带，向系由山路运至兴安县五排，再由五排山路运至西延河下，扎簰至楚销售。所有兴安六峒、华江一带山树，均系放至大溶江大河，扎簰运省发卖，向无陡河行走之事。近年来，因往省售卖，不敷工本，运至楚省可获微利。除陡河之外，别无河道可通”[
[6] 6 ]244 ，说明兴安、全州西部山区至迟在清中期已成为湘桂木材贸易网络中重要的货源地，同时，原先以桂林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无法满足商人们的诉求，他们渴望进入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市场网络。又据民国十六年（1927）《严禁木排入陡河布告碑》“百余年来，商贾往还，无敢逾越”的说法，阮元的禁令似乎颇见效果，不过，该碑的目的即是对李文藻等人“犯禁放筏入陡”的警惩[
[6] 6 ]255 。按常理论，随着桂北山区的进一步开发，人们从木材贸易中获利越丰，“西延商业亦甚发达，但纯系外省人所经营，土著人无掺入者。惟竹、木两项，为延地之特产，运销益阳、汉口等处，获利颇厚”[
[30] 30 ]173 ，正说明桂北山林经济之发达。
同一时期，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碑刻、契约材料也表明，围绕木材、茶叶等山产形成的贸易日益成为当地经济支柱。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即有关于桂林境内瑶人土产的记载[
[17] 17 ]118-119 。其后，比较集中反映桂北民族地区物产的史料出现在清中后期，例如，嘉庆初年，龙胜《潘天洪上呈书》载：“山场有限，出产田谷，粮无三月，惟赖此产茶斤养活性命。从前虽陋例，蚁地采买不过千斤，尚照市价买取，并非官价勒派，苦累贫民。自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肖削起见，主令每年取茶千斤，茶要上细茶，价无半文。不独官为采买，总差姚英亦要取茶数千斤。”[
[31] 31 ]155 茶叶以千斤计，足见其贸易规模。又如，兴安、灌阳、龙胜、义宁等地示禁碑、乡约碑类的文献，反复强调禁止偷盗桐、棕、茶叶等山林作物，“一禁各种桐、棕、茶叶、桑、麻，不许乱偷，如有乱偷，拿获、查出，鸣众公罚银四两四钱”，“十三议村民各有柴山、竹林、桐、棕等件，不足乱偷乱拿，如有人上山盗拿柴薪，罚五百元。又偷盗桐、棕，劈□为柴码，罚金一千元”，“一禁不许科取枪竿、箭竿、旗竿、桥杠、黄心板、木瓢盆、木耳、香菌、干笋、茶叶、竹箪、蜜糖、黄蜡、茶油等物……禁猺人岗内所种杉木、茶树、竹木，不许奸棍强砍强占，不许恶棍假借搬浚，土产□□，受害贫猺”，“值稻粱菽麦黍稷薯芋烟叶瓜菜，以及山上竹木柴笋棕茶桐子家畜等项，乱盗者，拿获交与房族送官究治”，“偷盗灰粪砖瓦以及山中桐茶子，拿获本处处罚，不遵者送官……偷盗桐茶棕茶叶者，处罚钱一千六百文”，“一禁桐棕竹木各管各业，不许恃横霸占，以强欺弱”，等等[
[31] 31 ]163，[
[32] 32 ]127，131-132，154，158-159 。相反，在同时代桂南地区同类文献内，较少涉及前引内容。
通过加入以木材、茶叶等山产为核心的跨区域商业贸易，桂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例如，按民国《全县志》的说法，“傜人日以锄山、挖岭、耕作、渔猎为业，工商业非彼辈所能。近十余年来，多有楚人入赘，渐开设纸厂、木厂、香厂，亦有知养蜂者，日逐蝇头，经济稍裕……以包粟、杉、竹、桐、茶为大宗，山术、豆类、天化粉、炭、桂花纸、蜂蜜、高粱等类次之”[
[30] 30 ]177 ，瑶族在湖南移民的引导下，也开设工厂，供应山货，加入更大的市场体系。
此外，桂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可能以“雇募人夫”的形式参与灵渠航道运输。除陡夫外，在灵渠航道上还活动着驿夫、船夫等人员，他们与陡夫同属于为官方服务的人夫序列。乾隆十七年（1752）奏准，“广西省水路……再自临桂、灵川、兴安、全州以至湖南之零陵，水路浅窄。又有陡河，随时启闭，行走均属艰难。雇募人夫，多系苗僮，价值不能短少，难照各省以百里为一站，给银一钱一例开销”[
[33] 33 ] ，该文献内“雇募人夫，多系苗僮”的说法是对广西通省而言，但也提示我们，在灵渠航道上可能存在此类情况。在兴安、灵川和龙胜各处皆存有与清代夫役有关的资料。兴安县严关口有雍正二年《万古沾恩碑》一通，内陈当地民人迎来送往之苦，反映出当时兴安夫役的情况，“今查兴安县设立铺司三十三名，□司护□公文；马快八十名，民壮五十名，而司护□钱粮，押解重犯；驿夫九十名，而司抬轿；又有陡夫三十名，专司陡河启备□□”[
[34] 34 ] 。灵川县方面，乾隆末年（1795），勒石规定官员过县境时可使用的夫役数，除“在站夫”外，还有配套的“雇夫”[
[35] 35 ] 。龙胜厅方面，现有乾隆末年《定例伕役文契》《分派伕马差使文契》，记录当时龙脊和官衙分割夫役的情况[
[32] 32 ]153-154 。结合《大清会典则例》和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来看，除额设夫役外，清中后期漓江航道上存在着不少雇募夫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员即属“苗僮”。而据现代调查报告，灵渠陡军主要由当地季、颜、宿三姓充任[
[6] 6 ]280-282[
[36] 36 ][
[37] 37 ] ，其数量恐怕难以满足来往人流、货流的需求，应与灵川县碑刻所述相近，存在一些“雇夫”。联系前文所述桂北山林经济的发展，笔者倾向于认为，当地苗、壮等族群可能通过“雇募人夫”的特殊方式参与灵渠航运。
综上所述，清中期以前，灵渠主要是服务于王朝边略，以及岭南和长江中游地区跨区长途贸易，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农田灌溉；清中期以后，灵渠成为木材、茶叶等本地物产运输的重要商道，为桂北山区各色人群加入更广大的市场网络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山林物产的商品化，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族群关系也迎来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时期，通过兴修庙宇来实现控御地方、推广官方意识形态、塑造国家认同的做法并不少见。至迟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官方在灵渠周边营建祠庙，本地民众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了灵渠的文化传统。
灵渠周边由官方承认的庙宇可追溯至唐代，至两宋时期，伏波庙和海阳山神庙皆获朝廷敕封。按唐人莫休符的说法，海阳山为漓江和湘江之源，“山下有庙，前政陈太保奏录，诏封广润侯”，又，其记述灵渠时提到，在兴安县治旁有奉祀马援的伏波庙[
[38] 38 ] 。据明代文献，“伏波庙，在府城东北，祀汉马援，宋封忠显佑顺灵济王”[
[39] 39 ] ，“以祷雨有应，状于朝，赐‘忠显王’庙额。宣和既加以‘佑顺’，绍兴又加以‘灵济’”[
[40] 40 ]401 ；淳熙十四年（1187），据静江府学教授陈邕《海阳山灵泽庙碑记》，海阳山旧有神祠，为乡民祈祷之所；至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帅广西，“具以功状闻于朝”，宋廷诏赐庙额“灵泽”，后十年，转运使胡庭直又为其神请封，得封惠济侯[
[6] 6 ]5 。就两宋时期而言，马援较海阳山山神更早获得官方承认，后者更像是南宋静江府地位抬升后范成大等人努力经营广西的一种举措，通过承认本地神祇来塑造当地对宋廷的政治认同。
至迟在元末乜儿吉尼修筑灵渠时，供奉马援的灵济庙在灵渠修筑事务中超过了灵泽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至正年间修灵渠时，具体负责的官员，“承命督莅，惧弗克称，周询有众，得四贤旧祠于西山之地，则相与匳芗篚币而请祷焉”，事成后，由地方官出面组织修缮庙宇，并置办田产以充经费[
[6] 6 ]173-174 。主事的官员并未前往当时被视为湘漓源头的海阳山祭祀，而是“周询有众”，特意去找了西山的“四贤旧祠”，大有另起炉灶之意，背后指向的是本地民众支持的灵济庙的崛起，取代了南宋时期朝廷敕封的灵泽庙的地位。
灵济庙的地位在明初严震直修渠时有所动摇，但很快又得到恢复。严震直修灵渠时，“祷于南岳，愿雨旸时若，俾岁稔以资民用”[
[25] 25 ]294 ，是向湖广境内的衡山祷告，而非沿袭元代传统。但永乐二年（1404），当地官民共同否定严震直修渠举措的记录[
[41] 41 ] ，同一时期，又增祀宋元时期修渠诸贤[
[42] 42 ] ，却无卒于建文四年（1402）的严震直[
[43] 43 ] 。这些信息不仅说明当地人对其修筑工程之反对，也说明严震直不仅改变了前人的水利工程，而且挑战了原有信仰传统，尝试用南岳来取代海阳山、灵济庙，背后指向的是以湘江为正源，以湖广来压制广西，正与当时明廷在广西南部地区的军事活动相契合。其后，不论是海阳山的灵泽庙，还是灵渠分水塘的灵济庙，在史籍中皆罕见详细的记载。就笔者目力所及，与灵济庙有关的史事尚存一二。例如，嘉靖《广西通志》载兴安县坛庙，列城隍庙、灵济庙、社稷坛、山川坛和厉坛，且附上黄裳《灵济庙记》[
[40] 40 ]404 ，足见其为当时官方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正祀。另外，据陈聂恒《分水庙记》，万历年间曾在分水塘伏波庙外立碑，上镌“伏波隐迹”四大字[
[6] 6 ]199 。
至迟在清康熙年间，分水塘附近已形成先贤、伏波、关帝、龙王龙母、水府三官等多神群祀的格局，且龙王庙和四贤祠大有分庭抗礼之势。据乾隆年间鄂昌的说法，龙王庙在南渠分水潭旁高岸，“庙三殿，前塑关帝，后塑龙王并龙母，中像三，无名。顺治十八年、康熙三十七年，两经重修，名曰龙王庙伏波祠，而伏波位缺焉”[
[6] 6 ]270 。此庙庙额虽有“伏波”之名却无其实，体现了原有龙王与伏波信仰结盟的历史过程，以及后者的衰微。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在两广总督石琳的倡议下修筑灵渠，“龙王庙、伏波祠，其所由来旧矣。岁深日久，栋宇俱颓……庙当其冲，祠扼其吭，波涛激涌，常汩其址。是故代有名贤，虽多整理，而成败往往相因”[
[6] 6 ]198-199 ，由此可知彼时龙王庙和四贤祠并立，其重修乃灵渠工程的一部分。
康熙五十三年（1714），黄之孝修筑灵渠时，又在灵济庙旁新建了奉祀黑衣神的庙宇。按时任广西巡抚陈元龙的说法，黄之孝在灵济庙和龙王庙祷告后，“是夜，梦身堕水中，有黑衣援之起。晨兴步岸侧，访黑衣神庙，不可得”，途中偶遇奇事，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故主张崇拜黑衣神，“分水塘有灵济庙，祀龙王及伏波将军者，今颓废，重建，即于其旁为黑衣神立庙，以毋忘默佑之德也”，并“买田七亩有奇，供祠庙香火”[
[6] 6 ]201-202 。因对本次工程有功，原无来历的黑衣神获得合法身份，受到官府立庙奉祀的待遇，同时，灵济庙拥有了官方拨给的庙产。关于黑衣神的身份，综合陈元龙的说法，大概率是本地土神，但道光《兴安县志》明确指出，“旁建黑神祠，祀元忠臣乜儿吉尼”[
[42] 42 ] ，认定为元代修渠的乜儿吉尼。然乜儿吉尼在永乐年间已入祀灵济庙，此时特地突显其黑衣神形象似于理不通，存疑待考。
相较于灵济庙，海阳山灵泽庙在元明两代显得默默无闻，迨及雍正年间，因在运送大木过程中显灵，山神获得清廷敕封，地位抬升。据时任广西巡抚金鉷的说法，灵泽庙自南宋以后，“年久颓废，仅有故址”，到了雍正年间，海阳山山神数次显灵，“八年春，会奉恩命修筑陡河，役不费而功有成，逾年报竣。自七年至九年，楠木三过陡河，宜雨而雨，宜旸而旸，安流直下，牵輓不劳，交相庆悦”，于社稷有功。在金鉷的努力下，不仅重建了海阳山神庙，而且被清廷敕封为“安流襄绩海阳山神”，获得雍正皇帝御书题额“阳朔灵源”[
[6] 6 ]213-214 。此后，“有司岁以季秋九日致祭”[
[44] 44 ] ，恢复了南宋时期的传统。金鉷选择认为是海阳山山神显灵有一定偶然性，但结合当时的形势来看，又有其必然性，此举实乃雍正年间经营西南边疆的一环，亦即通过祭祀山川之神来确立王朝对边地统治的合法性。
从乾隆年间开始，灵渠周边庙宇呈现分水龙王庙、灵济庙和海阳庙三足鼎立的局面。乾隆初期任兴安县令的杨仲兴在其《陡河图说》内详细介绍了灵渠周边核心的庙宇：“一龙王庙，在分水潭岭上……前关帝、中马伏波、后龙王龙母，右建分水亭，左建茶棚、僧房……一海阳庙，在海阳堤对河，雍正十一年奉旨敕建，外堂祀海阳山神……一灵济祠，在分水潭下半里……中祀历代有功灵渠先贤；东旁一间，立海宁陈公及修陡在事禄位；又东旁两间，一祀水府神，一祀黑衣神，以先年河灵显像故。”[
[6] 6 ]225-226 相较而言，雍正年间重获敕封的海阳庙崇祀的神明相对单一，龙王庙和灵济祠内诸神并祀背后是多种人群长时间互动的结果。
乾隆二十年（1755），地方官修筑灵渠后，在龙王庙右侧为史禄创设专祠，同时，原县城内报功祠也迁建于龙王庙左侧。在时任兴安知县梁奇通看来，史禄开凿灵渠的功劳不亚于李冰之于都江堰，应为史禄增设专祠，“陡河之旁有海阳庙、龙王庙、灵济祠，重葺而巍焕之。伏波祠扩其宇而专祀之。史公为开陡之祖，请特创祠以崇报之”[
[6] 6 ]139，228 。此举意义重大。原先史禄仅是四贤祠内一员，依附于伏波信仰，至此异军突起，自立门户，转而加入分水龙王庙的阵营，寻求新的联盟。与此同时，原先坐落于县署东侧，奉祀马援的报功祠也在查礼和梁奇通修渠之后迁至分水龙王庙旁。对此，杜树海认为，这样一座受官方承认的庙宇，在其重建后的15年迁址，“是为了与龙王接近，好相互引以为友，共同接受人们的崇祀，并施展神力保佑信奉者”[
[45] 45 ] 。增设史禄专祠和报功祠迁址二事可以有多种分析，就本文而言，它们反映的是原有神明信仰格局的调整，指向的是不同信奉群体之间关系的改变。
道光二十一年（1841），越南使臣李文馥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灵渠周边庙宇的一些情况。李文馥《使程志略草》载：“至龙王庙，仍俱祝文礼、香帛八礼，庙第一进祀关圣像，第二祀龙王像，庙左祀海阳王，右祀伏波，委随行人分拜。”[
[46] 46 ] 此时，三将军墓俨然成为文化地标之一。如果李文馥所记无误，则彼时分水龙王庙诸祠供奉的神明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左侧报功祠改成了海阳王，右侧史禄专祠改祀伏波。即便只是方位表述的差异，史禄专祠也变成了海阳王的庙宇，其背后有多种可能，或者是龙王庙进一步吸收海阳山山神信仰，取代了史禄；或者是民间将史禄与海阳山山神崇拜融为一体，创造出新的说法。无论何种情况，皆说明经过近百年历史演变后，新的变化不断冲击灵渠周边旧有庙宇间的势力平衡和信仰分布。清后期，灵济祠被太平天国军队焚毁，光绪年间进行重修，详情见董素云文[
[47] 47 ] ，不赘述。
综上所述，至迟在清康熙年间，灵渠分水塘附近已形成灵济祠和龙王庙分庭抗礼的局面，迨及雍正年间，海阳山山神受到朝廷敕封，地位抬升，遂成三足鼎立之势。乾隆年间，地方官在修筑灵渠的同时也对灵济祠和龙王庙加以改造，丰富了灵渠周边庙宇的内涵。经过近百年历史演变后，新的变化不断冲击灵渠周边旧有庙宇间的势力平衡和信仰分布。
自秦代开凿以来，灵渠的功能逐渐增加，在我国古代大一统进程的各个阶段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军事活动之外，12世纪以降灵渠的多次修筑所带来的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互动，以及庙宇营建背后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广和政治认同的塑造，为中国的大一统提供了多重支持。
从“灵渠”到“陡河”，再到与相思埭并称桂林府“东西陡河”，灵渠已从相对单一的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以便于军事活动的河道转变为桂北地区水网中的重要一环。12世纪以降，特别是清代对桂北水利系统的整合，为西南诸省和中、东部其他地区的交往奠定了物质基础。对王朝边略而言，东西陡河的联动增强了中原王朝控御桂、滇、黔诸省的能力；对区域市场而言，得益于灵渠提供的便利，湘粤桂跨区米盐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持续数百年的跨区米盐贸易也为灵渠沿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桂北地区而言，灵渠灌溉功能的开发，促进了本区域农业发展。同时，随着桂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山林物产的商品化，灵渠成为木材、茶叶等本地物产运输的重要商道，周边各族群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市场体系，族群关系也迎来新的历史阶段。
12世纪以降，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经营下，灵渠周边出现了若干庙宇。其中，以灵济庙（四贤祠）、分水龙王庙和海阳山灵泽庙最为重要。自南宋到清代，它们通过吸纳其他信仰来壮大自身力量，形成三组祠庙群，三者之间，特别是灵济庙和龙王庙，在竞争中也逐渐达成某种平衡。灵渠周边庙宇的营建既是官方意识形态推广和政治认同塑造的体现，也集中展现了当地多元文化传统交融的历史图景。
灵渠不仅沟通了水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族群间互动、交融。经由统一的区域性市场的搭建，信仰背后的文化整合，灵渠所在的桂北地区乃至岭南地区“自下而上”地“以一统为大”。灵渠对中国的大一统作用长久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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