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先于其工业化设置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19世纪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实存,既对我国市场化社会转型产生着强大的规制并促使其保持“社会主义”的同源性,又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源性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因国家工业化导入市场机制而发生的一种必然回应,因而它又与世界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质和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两种或两类同源性现象及过程,本身存在着理论谱系、逻辑传统、方法论和价值观张力等非同源性的基元;于是,规制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制度场域的既成性,并不能帮助我们完全有效地规避“工业化+市场机制→社会转型”的潜在风险;而且中国社会转型还将长期处于一种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博弈的性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