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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26卷第3期
      区域开发
    • 许劲, 曹阳, 于全辉

      2020,26(3):1-1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05.003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 赵维, 邓富华, 霍伟东

      2020,26(3):19-33,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12.005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 经济创新与发展
    • 许瑞恒, 刘洋, 刘曙光

      2020,26(3):34-49,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04.002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 杨木旺, 孙斌艺, 赵子良

      2020,26(3):50-65,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06.006

      高房价遏制了科技创新能力,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房价的推高作用尚未明确。以此为新视角的探究,首先根据经济学理论推演研究假设,而后构建中国31个省份2006年至2017年间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房价的混合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修正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选用Ward法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结合区域异质性建立多元线性计量模型分析了科技创新能力对房价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推高了房价,主要原因是科技投入中R&D人数的显著增加,而科技创新能力的产出和研发经费投入的正向影响较小;R&D人数的传导机制是通过直接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正向影响房价;考虑区域异质性,R&D人数增加在各省份均推高了房价,且科技创新能力非发达区域效应更大;在科技创新能力发达的7个省份中,R&D人员出现"聚集效应",其他省份出现"溢出效应"。

    • 高锦萍

      2020,26(3):66-75,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06.005

      财务重述有悖于信息使用者的积极预期,降低对重述企业的信任信念,信任违背发生后,企业可能通过管理归因过程实现一定程度的信任修复。文章从行为方式角度来研究目前我国上市企业财务重述后的信任修复策略。首先统计分析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的财务重述现状,然后从管理层变更、董事变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公布利好信息等行为方式角度分析企业的信任修复现状和归因特征。检验结果显示:财务重述后企业管理层变更、董事变更、公布利好信息这三个信任修复行为的数量和频率显著大于财务重述以前,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数量和频率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对照组的上述四种行为的数量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上市企业财务重述后会通过管理内部归因来积极修复重述行为对投资者的信任损害,而不是将信任违背行为消极地外部归因于会计师事务所,从而向资本市场传递了能力型信任违背的信号。

    • 韩涵, 李慧敏, 汪伦焰

      2020,26(3):76-85,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9.02.003

      在建设工程中,初始信任是业主与承包商关系构建的基础,起着重要作用。为了分析建设工程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初始信任动机产生的机制,根据信任倾向、信任信念、受信方特征、基于制度的信任和信任动机构建了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初始信任产生的机理模型,并从业主方的角度出发,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制度的信任、受信方特征和施信方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的产生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其中受信方特征对施信方信任动机产生的影响最显著;而施信方信任倾向对信任动机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建设工程业主对承包商初始信任的建立有重要启示作用。

    • 社科研究与评价
    • 郭宝, 卓翔芝

      2020,26(3):86-99,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19.11.003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智库治理。笔者结合智库内外部治理,提出智库治理的结构模型及影响因素。智库治理包括对智库产品、单一智库以及智库竞争的治理,这三类治理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智库治理问题的本源性因素在于智库产品具有政策导向性、不完全性、难以精确衡量性,而条件性因素在于智库产业环境欠佳、智库人力资源缺乏。可以认为,智库治理应当从内外部两方面入手,围绕建立完善的智库产品及智库评价体系,建立完善公正、公开的多元市场竞争与需求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智库及智库从业人员的权利、责任、义务、处罚等事项,而培养智库专业人才则应采取多样性、综合性的治理措施。总之,中国智库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智库本身及智库产业、市场的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为中国的发展蓝图而赋予中国智库的新要求、新任务,真正有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 法学研究
    • 杨红梅

      2020,26(3):100-110,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fx.2019.06.007

      环境犯罪中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对于实现刑罚目的和环境保护目的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解释对修复生态环境在量刑中的适用设立了诸多门槛,以致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率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犯罪嫌疑人修复生态环境体现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在减小,这正是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理论根据所在。同时,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在量刑中适用亦是法益恢复理论和刑罚正当性理论发展的需要。为实现刑罚目的与环境保护目的,有必要界清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概念与内容,放宽修复生态环境的刑罚适用条件,促进修复生态环境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 武晓艺

      2020,26(3):111-12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fx.2019.08.001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缺位、辩护权行使难度大、辩护意见不受重视、法律规定粗疏且操作性差等,亟待加以完善。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契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主要路径在于建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加快强制辩护的法律修订,以明确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异议权利的行使等事项,并提供相关可操作性诉讼规则指引。

    • 王肃之

      2020,26(3):122-130,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fx.2019.03.002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 王德政

      2020,26(3):131-14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fx.2018.12.003

      针对自动驾驶汽车造成的犯罪,需要根据刑法作出具体的认定。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由于行驶造成他人伤亡、数额较大的财物毁坏,应先确定行为主体。辅助驾驶型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主体是辅助驾驶人,完全自动型驾驶汽车的行为主体是汽车生产商。在认定辅助驾驶型自动驾驶汽车造成的犯罪时,根据辅助驾驶人所具备故意或过失的具体形式,其驾驶行为构成不同的犯罪。在认定完全自动型自动驾驶汽车造成的犯罪时,汽车生产商的行为只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且只能是作为犯,定罪的核心在于汽车生厂商的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

    • 熊波

      2020,26(3):142-154,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fx.2019.03.001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非属于一种"超个人风险"类型。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认知的主观幻化现象进行逐一诘问,能够得知:超个人风险分为事实层面的现象风险和规范层面的法律风险,智能产品在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外,其所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仅是一种纯粹事实的现象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刑事责任评价的路径阻却在于智能技术本身缺乏生活情感的经验总结、智能产品适用刑罚规范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度学习是凭借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输出进行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立法归责应确立限制从属性,亦即,限制可允许性与超越性的人工智能风险之存在,明确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从属于自然人主体。继而,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 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
    • 代金平, 秦锐

      2020,26(3):155-164,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0.03.0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应正确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杨长福, 马小帅

      2020,26(3):165-175,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zs.2019.12.003

      社会主义在其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它们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及一致性。梳理这种联系及一致性,既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 李志, 布润, 李安然

      2020,26(3):176-18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0.01.003

      基层公务员的职业认同对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760名基层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包括职业行为投入、职业发展认同和职业价值认同三个维度,呈现出以价值认同为核心、行为投入为外层、发展认同居中的圈层结构;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接近较高水平,但职业发展认同较低;不同类型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呈现出一定差异,其中青年公务员的职业认同显著低于中老年公务员,低职级公务员较高职级公务员职业认同更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能正向预测工作绩效,职业认同能负向预测离职倾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的相关对策建议。

    • 人文论坛
    • 王坚

      2020,26(3):189-20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0.03.001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有"无奴论"与"有奴论"等多种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的先驱之一,嵇文甫由于不满郭沫若在"有奴论"视野下把中国上古定性为"奴隶制社会",基于旧学传人深厚素养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苏联主流学界关于中国"无奴论"理论,通过探讨"奴隶"标准界定、区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之差别、考察殷商西周劳动者身份、思考宗族制度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从"长期封建论"走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否定了中国上古"有奴论"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重塑,除学术队伍的扩大外,对学派内部成员基于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引发的"学术层面"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多样性发掘也不可或缺。奴隶制社会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中国上古文明的唯一理路,无论"有奴论""无奴论"或早期国家形成等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理论探讨和材料支撑基础上,都应取长补短,重视对方研究成果。

    • 成一农, 陈旭

      2020,26(3):203-214,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0.03.003

      学界目前在"夏朝"存在与否等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不仅来源于学者们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即历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影响未来。而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不仅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且由于历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导致对于过往的理解和解释有着多元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夏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和史料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反而恰恰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 教育研究
    • 李颖, 靳玉军

      2020,26(3):215-226,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y.2019.10.003

      互联网时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构筑了网络空间。作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环境,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重压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网络空间延展困境、大学生思想行为失范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强化网络空间问题意识导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从网络空间这一个全新的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提出更具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构图。立足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主体性思想,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创新发展体现在系统重构与协同共建、信息生产与供需平衡、秩序调控与活力创造、动态开放与价值对话四个方面,从而分别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方法、路径和机制创新。其中,理念创新是根本,方法创新是关键,路径创新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

    • 孙丽娟, 朱怡霏

      2020,26(3):227-23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gg.2019.10.00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方针,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要坚持以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近年来,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的数量逐年增长,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家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多数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家庭中,除承受着十分沉重的经济压力外,精神上的压力则更为巨大。为此,笔者立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的整体生活质量为出发点,提出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精神压力能够通过干预进行缓解,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是能够被教导的,认为社会各方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的人文关怀必不可少,并从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的视角提出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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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2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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