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育权概念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相关的救济经验积累正逐步完备。生育权符合从利益到权利的一般证成标准，将其视为人格权并非权利泛化现象，生育权应属《民法典》第110条等权利之表述中所包含而未列明的具体人格权。

摘要:从法律文本变迁的角度审视，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对F市基层法院受案具体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实践中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整体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但效果不如预期明显；行政诉讼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特别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众的权利救济；实践中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逐渐向非治安行政案件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角色转变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