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摘要: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