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乡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其发展逐渐以满足人民生活为立足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开了深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认清中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征和现实基础,以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组成,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引擎。进一步,文章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出发,论述了乡镇在经济活动发展区、人口流动集聚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和宜居生活典范区建设上具有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上,近代以来乡镇经济活动功能已初具雏形,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乡镇承担更多的经济活动;在人口流动上,城—镇—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随着乡村振兴和镇的发展,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乡镇的人口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在历史文化上,名镇、名村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体现出乡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特色景观的营造;在宜居生活上,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在产业体系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治理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中国乡镇发展的现实基础,文章提出推动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要从“四高理念”出发做实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以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质量、制定精准的乡镇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为新时期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和根本遵循。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驱动下,协同发展可以促使区域比较优势、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和区域交通联系相互作用,并叠加协同效应推动系统不断动态演化至高级协同。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面临着区域比较优势较弱、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效率较低、区域交通联系程度不高三大挑战。研究认为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推进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以提升区域比较优势,要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投融资模式、提升交通类投融资平台的治理能力;二是深化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协同以优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要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组织,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作制度,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三是加快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硬件建设以强化区域交通联系,要加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硬件统筹建设力度,协同打造“通道化、枢纽化、体系化”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欠发达地区的综合交通发展,助推新基建赋能传统交通基础设施。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 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 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 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 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 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 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 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 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 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 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 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 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 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 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 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 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 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 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 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 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 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培育新动能, 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 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摘要: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处于地理和行政边缘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虽然是以上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一直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如何聚焦交界区域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推动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是落实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迈进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选取处于多个国家战略规划叠加区、区域协调发展布局优化区、南水北调生态资源集聚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样板区的鄂豫陕三省交界区作为独特性研究对象,基于交界区域在经济、产业、人口、交通、创新等方面的属性与关系数据,从区域内部发展和区域外部联系的视角以及城市和区县的空间尺度分析鄂豫陕交界区域时序与空间层面的发展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鄂豫陕交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尽管交界县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性不断提升,但空间集聚性还处于较低水平,且主要体现在省内集聚特征上,行政边界对边界区域发展的阻隔效应明显;交界区域产业关联性较弱,产业同质化严重;交界区及毗邻区域形成人口流出洼地,并呈现明显的人口收缩特征;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跨区域交通网络通达性较低;科技创新合作较弱,创新发展动力不足;区域合作形式单一,且区域合作动力不足,呈现单方面推动的特征。针对以上问题,文章从区域合作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提出鄂豫陕交界区域协同发展路径与举措,探讨在行政隶属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先决条件下推动鄂豫陕交界区域合作发展的实现路径,提出交界区要通过打造四高发展新样板、建设中西部省际毗邻合示范区等路径实现交界区域的空间结构优化,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跨地区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简称三大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之中。三大文化各有其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三大文化也各有其价值边界,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文明的基因。革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文化发展方向,革命精神谱系则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价值引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三大文化一脉相承,革故鼎新,不断升华,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极力彰显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摘要: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内容失衡、过程滞后和效果低效挑战提供了诊断依据。作为在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全新城市治理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重现实挑战，这需要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中汲取有益思想资源，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从实践进路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方法、目标和保障方面的启示。城市空间的辩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城市正义的价值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根本性目标，城市权利的平等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规范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