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官修经解是以官修形式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的经学文献。有明一代中央政权高度集中,明代官修经解的编纂背景、内涵和思想特质,体现了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政治导向。明代官方编修的经学典籍文献,对于经学政策的说明不单是重要的资料,也是明代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见证。明代官修经解的颁行,使经学以程朱理学而独尊,官修经解在经典诠释方面推行通俗化和普及化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儒家经学的传播和经学教育的普及。经学文献的官方解读,则又代表了明代文化整合、思想设限的特色,在经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体现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对经学学术的干预和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明代官方经学反映出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和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的政治诉求,而明代官修经解体现了对宋元以来的经世致用经义精神的传承。明中后期的经学私家著述兼有学术与治道的功用,亦是对经学学术的承继和经学治道的践行,凸显出明代官修经解影响下经学嬗变的文化意义,生动反映出经学学术和科举应试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制衡取舍。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与设限客观上影响了经学发展的面向和进程,亦是明中后期学者对宋学的反动和经学嬗变的深层根源,更多的经学话语融入以文献为依据的注经和解经,从而拓展出新的经学视域。对有明一代学术风气的重新检视,可以发现明代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维度,由此传递出学术风气消长变化过程中的学术新变,有裨于深化对明代官方经学的研究。

摘要: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摘要: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摘要: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摘要: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摘要:儒家、道家学说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观,它们的基本观念和致思路向存在着共性:都从肯定自然界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价值论,推论出人与自然界平等的伦理观,进而确立起人类不应该对自然作恶的行为规范。这些思想和思路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摘要:“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思百年来的“国民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

摘要:教育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大学>、<中庸>.<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国自古就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传统,但少德.其实,得是在惑中.中国仍有把上学说成是读书的习惯.书有多种形式,读书可以产生初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关于读书的一条古训.但同时,中国早就有典籍浩瀚的说法.书海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深不见底,宽不见涯.这是研究大学和读书的基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