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拓展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内容,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近几年工作的重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集中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分散性公共利益的四大领域,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不在其列。特定群体权益多属个人利益,常借助行政执法与私益诉讼进行维护。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大量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内的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实证分析得知,这类检察公益诉讼多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或者以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方式结案,即便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多属代位诉讼而非典型公益诉讼。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2021年12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也增加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解释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类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分歧,文章分析了妇女权益在个人权益属性基础之外,对其进行保障还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秩序性的特征。传统法律倾向用已婚妇女、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未婚妇女等以社会属性为标准来划分妇女权益的种类,致使妇女权益必然深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很难得到充分保障。积极保障妇女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属性。当妇女的个体权益受损时往往也存在系统性妇女权益受损的情形,因此对妇女权益保护具有公共属性。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体系独具特色,相关立法体系较完备,但立法内容的滞后和疏漏在所难免;多元执法体系中的执法协同机制不健全、偏向于预防机制、处置手段缺乏强制性;保障妇女权益的刑事、民事救济机制还需提高质效。综上,文章指出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内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嵌入现行多元执法、救济机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鉴于司法力量的有限性,行政检察(包括公益诉讼检察)力量介入妇女权益保障可分为三种形式。通过研判相关刑事案件,剖析潜在的或已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并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手段进行监督。在刑事手段、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公益诉讼手段之间,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已造成妇女权益受侵害而未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可以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但案件符合公益诉讼成案标准的,方可提起公益诉讼。

摘要: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摘要: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摘要: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摘要: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