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 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 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 首先, 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 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 其次, 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 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 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 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 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 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 恤幼思想源远流长, 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 即使在重刑时代, 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 从汉代开始, 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 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 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 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 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 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 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 对此, 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 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 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 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 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 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 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 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 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 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自动驾驶事故的发生引发了关于自动驾驶事故中刑事责任问题的讨论,其中涉及刑事责任主体、过失犯罪本质以及注意义务等内容,值得深入研究。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分为简单自动化、部分自动化、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在简单自动化以及部分自动化情形中,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承担与普通交通事故并无二致。在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员因被限制参与驾驶操作而成为产品的使用者。自动驾驶汽车作为弱人工智能产品尚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不能完全免除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需要承担产品刑事责任,此时的产品刑事责任包含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过失和故意是平行的两种主观心理态度,新过失论对过失犯罪的理解不符合现有刑法规定。过失犯罪并非旧过失论所言只考虑抽象的预见可能性。我国刑法规定中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行为人在已经预见结果的情况下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行为人在具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没有履行结果预见义务。自动驾驶事故中,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违反配合与保障自动驾驶系统正常工作的结果回避义务致使危害结果发生成立过失犯罪。如果使用者不负有操作义务则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使用者的注意义务源于前置法,但不是所有前置法规定的义务都能成为过失犯罪注意义务。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违反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结果预见义务,致使危害结果发生,需要承担交通过失责任。自动驾驶系统在投入使用后并未脱离研发者的控制,因而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承担的产品责任性质不同于普通汽车研发者,原有汽车驾驶者承担的交通过失责任转移至研发者。虽然结果预见义务是主观的,但是在实际判断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是否违反结果预见义务的过程中需要相对客观的标准作为参考,即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自动驾驶系统存在算法黑箱不应成为否定研发者结果预见义务或结果回避义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