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摘要:人工智能这一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为法治增长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套程序，它是由算法和数据结构组成，不能导致良法的出现，因为良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离不开人类的价值评判，而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实践的能力；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策略化思维，强调程序的预测控制功能，而审判是规范思维，强调程序的表达功能，法官依靠对法律的信仰而非记忆来裁判案件，这种非博弈化的行为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效仿的；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分析海量的数据，但司法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人类生活的绵延内化并非数据的符码化排列，二者不可通约，更不可替代；毋庸讳言，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法治的实现更应注重制度建设，人工智能应在这一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摘要:发达国家企业的信息化投资远高于国内企业，已达到其年销售额的4%~5%，然而国内企业的投入比例还不到1%，信息化建设任务任重道远。而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企业。如何提高资源型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资源型企业信息化绩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文章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指标体系，通过对35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资源型企业信息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信息化领导力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