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徽商的艺术赞助造就了新安画派、扬州画派等艺术的繁荣，是艺术生产和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案例。徽商在明清书画市场中的作用是多元化的，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也十分重要。徽商“士商一体”的独特身份有利于其与文人交游，同时徽商集艺术实践、鉴赏、投资、消费、收藏于一体的多元社会身份对于江南艺术市场的繁荣和江南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徽商大多出身于富庶的文人家庭，耕读传家和诗书礼教的家风给他们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雄厚的家庭资产。徽商对于书画艺术的热爱和推崇促使他们广泛地参与到艺术活动中，他们与文人、士商等阶层的交游便于商业行为的推进。徽商艺术赞助将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有机结合，改善了江南书画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明清江南书画文化空间。徽商艺术赞助的有效性与徽商艺术活动方式丰富多样性分不开，主要包括交友结社、文化赞助、交易收藏等，乃至酬客赠答、艺伎传情、政客雅贿等则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书画艺术活动形式。徽商赞助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从获取方式上说主要包括身体文化资本的获取和制度文化资本的获取，从运作的手法上说主要包括付钱请艺术家作画、收购旧时名画、投资当时名家作品，提供艺术家生活所需，成为其艺术赞助人等。通过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发现徽商对书画等艺术品的热衷消费，揭示了其作为社会分层标志的文化资本积累策略。徽商通过物质化、身体化与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运作，不仅促进了江南艺术市场的繁荣，还提升了地区艺术审美品位，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徽商的艺术赞助行为催生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文士阶层形成文化生产共同体，深刻改变了江南文化生产空间，孕育了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等艺术流派。研究表明，徽商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策略性投资与消费，对明清江南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我国文化艺术政策制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摘要: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视野和方法可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东南沿海源于地理区位的原始自然生态条件，规范了以水利开发为枢纽的区域农业经济和文明形态的指向。进入帝国时代以来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历程中，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的优势日渐发挥出来，其经济在六朝时期稳步增长，终于超过了成熟开发早的黄河流域，尽管政治中心大多依然在北方。元明清阶段的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平原稻田为核心、商品化的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区域环境—经济—文化模式，不但在生产力、物质财富上，在全国独占鳌头，而且也展现出一定时空单位内自然与人为良性相互作用的美景。然而，竭尽自然资源的江南模式从长期环境后果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先进性的进一步突破也湮没在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王朝循复的轨辙里，没有出现如英格兰模式那样现代性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