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摘要:文章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三个维度探究了债务结构、产权性质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适当提高债务融资总额、长期债务、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券有助于促进公司的不断成长。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发现，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债务水平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对国有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而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较大且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上市公司从不同角度调整优化债务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摘要: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摘要: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