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摘要: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摘要: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