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城市建设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经济韧性是经济体维护经济安全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在建设“韧性城市”、维护城市经济安全等环节中起到关键作用。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抓手，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有利于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提升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建设“韧性城市”以及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视作准自然实验，尝试将金融改革政策与城市经济韧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改革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金融改革政策对不同规模、不同地理区位城市的政策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改革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这一结论在考虑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及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等的叠加影响后依然成立；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处理、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变更样本时间区间等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改革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果主要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来实现；从异质性角度来看，相比于规模较大城市与南方城市，金融改革政策对规模较小城市和北方城市的政策效果更强。因此，文章建议建设更多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进一步扩大金融改革试验区辐射范围，带动试点城市及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建立增强信贷可得性、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长效机制，借助行政手段和财政手段，充分发挥信贷可得性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改革政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对规模较小城市和北方城市的政策资源倾斜，增加上述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数量，优化当地金融供给结构和资本市场环境，提高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引导能力，从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篇章。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结合，更加彰显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新的跃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在广度与深度的延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基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内涵的深入诠释，通过明晰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意蕴、时代价值及演进理路，希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举措的落实落细寻求着力点。通过分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意蕴主要体现在：一是历史逻辑，开启改革开放征程上的历史新篇；二是理论逻辑，书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进的理论之维；三是实践逻辑，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深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彰显丰富的时代价值意蕴，主要表现为：一是守正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人民至上，凸显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情怀；三是自我革命，表明党致力破除利益藩篱的坚定决心。基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和丰富的价值意蕴，进而结合实际，明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理路：一是坚定贯彻指导思想，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向；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三是增强道路自信，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航向；四是注重系统思维，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逻辑；五是遵循法治轨道，规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秩序；六是发扬斗争精神，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效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理路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协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

摘要: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正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一场深刻变革。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实践创新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要义,根本目的是通过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全面性、系统性、集成性改革需要,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客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阈下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亟待解决的区域经济平衡、公共产品均衡性、城乡治理融合性和城乡互动关系双向型等突出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系统论证新型城镇化背后发展逻辑和实施路径调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的“二次城市化”从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社会结构、制度潜能等方面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强化改革动能,扩展改革空间。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体制机制的重塑与再造,顶层逻辑由激励式的城镇化转变为包容性的城镇化,对可能出现的城市运营和公共产品成本负担增大、城乡人口迁移市民化不充分、中小城市和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弱化、产城一体化不融洽、不完全等风险与挑战进行分析研判、风险防范和对策应对,通过集成化的系统改革在公共产品、城乡互通、权益保障、国际竞争、区域经济均衡等领域取得新突破。这对于下一阶段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模式借鉴和政策指引。

摘要:科研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年薪制作为新时代人才激励的重要薪酬手段,强调目标和贡献导向,以信任为原则,具有权责匹配、激励与约束并重、面向未来、具有一定弹性等特点,可以改变传统的以片面量化评价人才的方式,有利于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研院所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基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可以作为推行年薪制的改革先行区。但目前来看,科研院所推行年薪制还面临观念尚未形成一致、年薪水平标准确定容易陷入传统考核评价的老路、政策落地受到岗位人事等其他政策制约、单位内部改革积极性不足等多个方面的挑战,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通过对国内北生所PI年薪制和英国BBSRC多层级年薪制的经验做法的总结发现,科研院所推行年薪制普遍建立了符合科研特点、可以上下浮动的科研评价考核机制,同时对推行年薪制的人才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对未来我国科研院所推行年薪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整体推进与局部试点相结合、宏观统筹与微观探索相结合、薪酬改革与科研评价相结合的科研院所年薪制总体改革思路,并从推动树立科学人才观与现代薪酬观、明确年薪制要素、加快构建年薪制薪酬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科研院所推行年薪制的改革路径,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政策参考。具体而言,一是要推动科研院所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树立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的思想观念;二是要明确年薪制适用范围,推动建立科学可比的年薪水平确立机制;三是要强化多部门协同,从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具体举措等方面明确推进科研院所推行年薪制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路径,同时建立负面清单机制、诚信约束制度和适用于年薪制的人才选拔制度。

摘要: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梳理, 并对其中蕴含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笔者认为, 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 明确了金融地位作用、金融本质宗旨、金融发展理念、金融工作原则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基本理论问题; 指明了准确判断金融形势、履行金融宗旨天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定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稳步扩大金融开放、引育高端金融人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实践正反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行动指南。

摘要: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宏伟目标的实现。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我国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然而,由于教育内外部多方面的原因,高等教育评价不同程度存在唯论文、唯项目、唯奖项、唯职称、唯帽子的五唯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举措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势在必行。为此,从教育的政治性、育人性和社会性出发,围绕着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构建了由政治标准、业务标准和效益标准三个维度有机结合的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政治标准维度是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关键,决定着育人方向,主要包括学校办学方向、课程思政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教师队伍建设四个要素。业务标准维度是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核心,反映了高等学校职能履行情况,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个要素。效益标准维度是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根本,体现了高校社会服务成效,主要包括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以及社会影响力三个要素。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由诸多相关要素构成的理念集成,各要素间彼此促进,协同互动,形成了一个要素众多、层次复杂、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呈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特征。三结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将有助于克服五唯顽瘴痼疾,引领高等学校回归本质;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高等学校办学方向;有助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摘要:2022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将法律援助的体系化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突破这些困难的对策可能不仅需要完善法律制度,更要厘清制度背后的法理与实践背后的理念。因此,在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有必要重新澄清对于法律援助理念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主要包含意志性和功利性的解读。法律援助的意志性理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贵族精神、宗教启示以及精英意识。它们将法律援助立基于道德理想之上,而存在着供给不稳定以及人格不对等的弊病。法律援助的功利性理念,则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市场行为论和政府行为论。它们将法律援助立基于现实利益之上,而对律师职业的内在伦理价值和独立性构成了威胁。法律援助理念应当是一种契约性理念,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契约,即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原初契约以及作为子契约的律师—社会契约和律师—国家契约。契约性理念解释吸收了意志性和功利性理念的优点,并摒弃了它的不足,其主要具有四个优势:第一,联结了伦理与效用价值,使律师职业在赚取收益与保持法律援助积极性之间实现平衡;第二,重构了责任的概念,使其转被动为主动;第三,实现了法律援助模式的更新,使其由单向度的国家权力施予,变为多向度的多元实现;第四,重塑了互尊的状态,保护了被援助方的自尊。我国律师制度改革的精神与契约性理念是相契合的,它可以为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律师帮助权的基本权利定位、法律援助的多元参与模式、法律援助实践的细则化以及法律援助意识的培育。

摘要: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摘要: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性蔓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强调联动循环、主动循环和动态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质上看，新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构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国家战略为依托，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多层级消费市场和统一大市场等优势，铸就双循环内生市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制造业服务化为竞争新优势，以数字经济为新契机，打造双循环的产业支撑作用；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双循环的企业主体地位，形成供给更高质量、内需更具活力的高水平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