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时，“重庆”作为诗歌素材进入新诗写作视野，以阿垅的《纤夫》较为集中和典型。诗人对于重庆的感受，不仅仅体现在诗歌末尾对于写作时空的标示，比如“1941.10.11林森路”、“1941.圣诞前夜·北碚”以及“1946.2.22.重庆”等所谓文学“副文本”所透露出的时空信息，而更体现在组成诗歌核心结构的意象选择、语言提炼和塑造上，这些诗歌意象主要体现了重庆的地方特色。

在阿垅的《纤夫》中，有三个与之关联的诗歌意象值得特别注意：“嘉陵江”、“纤夫”及“大木船”，这三个重庆嘉陵江流域的意象及相互关系，构成了这首诗的核心结构。

之一，“嘉陵江”意象。战时诗歌涉及嘉陵江的作品不少，如沙白的《嘉陵江上》，李一痕的《我徘徊在嘉陵江上》，端木蕻良的《嘉陵江上》及高兰的《嘉陵江之歌》等。其中，端木蕻良的名曲《嘉陵江上》，“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1]1713。”端木所要抒发的其实不在嘉陵江，而是他心中那股子浓烈如酒的思乡爱国之情，嘉陵江意象在诗中只不过是他东北故乡的对照和镜像。这种因触嘉陵江之目，而引发诗歌起兴的，还比如王璠的《河边》，萦绕其心歌咏其口的也仍是他故乡的河流^[2]201-203，他们无非是借重庆嘉陵江的杯盏消解自家思乡之块垒而已。高兰《嘉陵江之歌》也写到了如嘉陵江、纤夫和木船等意象，不过对诗歌意象及相互关系并无更多阐发，他的“嘉陵江是美丽/还是忧郁的呢？”^[1]1290-1294仅止于一种情绪的简单流露，浮在意识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如果说于国破家难之际，这些流亡异乡的诗人们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其远在天边受苦受难的故乡的话，那么阿垅则更多把笔触投注到战时的重庆生活场景中，《纤夫》劈头就说：“嘉陵江/风，顽固地逆吹着/江水，狂荡地逆流着。”嘉陵江是诗的主要背景意象，而风和江水则是嘉陵江的两个具体意象，这些生活的场景意象都被阿垅以负面形象出之，名之曰“逆吹”和“逆流”。并进一步说：“风，是一个绝望于街头的老人…/江水，是一支生吃活人的…钢甲军队/集中攻袭一个据点/要给它尽兴的毁灭/而不让它有一步的移动。”^[3]12-18问题是：自然山水何以失去了风景意味而如此令人厌恶？这应该跟那个战争时代的沉重背景有关。如徐迟所说：“也许在流亡道路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的战争范围与程度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4]在战争年代下，这种对山水的“抒情的放逐”，与其说是流亡诗人感受不到嘉陵江自然的美，毋宁说是其内心对于战争笼罩下的政治、社会与生活的态度方面的自动调节，是他们内心心境的外在投射和异化处理。阿垅对于嘉陵江意象的情绪处理方式的确符合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精神结构，在自然现实里也能以“突击”的方式重新发现事物，带入自己的情感，由此建立诗情内在的戏剧冲^①。

① 突主要参阅《阿垅诗文集》(林希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收入了阿垅生前出版的诗集《无弦琴》以及周良沛编选的《无题》，基本涵盖了目前能看到的阿垅新诗创作大概41首，其中1941-1947年在重庆创作的诗歌占大概18首，不包括那些未明确注明时间地点而无法考证的。另外罗洛在《诗的随想录》(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说阿垅在这六年共创作了96首新诗，但因历史原因，现在大多已无法看到。就目前所见，阿垅在重庆的18首新诗中，对重庆的景象(如《雾》)的处理大都属于这样的方式，即不做工笔式描绘，而重在凸显其作为诗情的背景的依托作用。

之二，“纤夫”意象。如果说阿垅为了营造诗情的戏剧冲突，而强调嘉陵江的“江、风”意象的恶，那么与这种“恶”形成直接冲突者就是“纤夫”的形象，这也是阿垅这首诗的“诗眼”。重庆地方的人们对于嘉陵江的依赖、妥协、恐惧和反抗的心理，都可以通过纤夫这个形象得到体现。在机械动力技术欠发达的古代社会，纤夫这个行当在那些依靠江河吃饭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方式。嘉陵江沿途多险滩，纤夫也自古有之。“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李白《丁都护歌》)和“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王建《水夫谣》)等古诗虽不尽在嘉陵江流域所写，但也都突显了纤夫生活中愁苦怨愤的一面。现代诗人丹丁的《拉纤夫》说：“拉纤夫/拉着自己的重担/用力拉/想把江流拉住/紫铜的腿/撑起炽热的沙层/一步紧一步/踏出自己的路。”^[2]220高兰的《嘉陵江之歌》道：“在利刃般的石崖上/在生满荆棘的悬崖下/畜生似的爬着/四只脚爬着/有时头也是着地的。”^[1]1291李一痕《我徘徊在嘉陵江上》说：“纤夫的号子声音里/有饥饿，疲惫/他们拉着岂止是一只古老的木船/而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或沦亡。”^[2]767这些诗歌都把纤夫看做生活的底层和人生的被动者，具体刻画纤夫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人生目标以及船工号子所引发的沉痛思考，这当然是所谓现实主义描写，体现作者人道主义观照。而阿垅则通过现代力学的观察，强化了纤夫作为“人”之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偻伛着腰/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进！/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互相平行地向前的/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间的人底昂奋/的脊椎骨/…这动力是/创造的劳动力/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这种既有雕塑感又富有动感的描写，对纤夫从“力”学角度的精确刻画，对纤夫的社会创造力的联想，震人心魄，由此凸显了纤夫身上的积极性，从而发掘出了更具生命力的纤夫形象，并提炼出了在战争年代可能改变这个败落世界的新的创造力量。在阿垅笔下，纤夫不再是以往诗歌中那种被动接受命运欺凌和被压榨的对象，而自然生发出一种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力量。这才是这首诗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方敬也写过一首《嘉陵江》：“嘉陵江悠悠地流，/洗衣的姑娘，/……呵船夫，呵纤夫，/你们年长月久的痛苦，/在我滩头激起了愤怒。”^[5]嘉陵江和纤夫的意象都有所呈现，但客观说，无论是从诗歌的意象丰富还是从表现力度上说，这首《嘉陵江》都比阿垅的《纤夫》纤弱甚多。“纤夫”是阿垅突入重庆地方生活而提炼出的独特形象。泥土气十足，却沉默有力，洋溢着不可比拟的“强力”。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阿垅看来，正是中国希望的力量所在。沉默的“纤夫”们迎着嘉陵江“狂荡”的江水，迎着肆虐“逆吹的风”，“伛偻着腰/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进！”这简直就是一群雕塑，力的雕塑，就像他评价苏联小说《星》中洋溢着“浮雕般的力”的人物一样。纤夫负重而坚韧的姿态，沉默有力的表情，纤绳因纤夫的牵引而绷紧的力量，以及这首诗激荡的意境，无不给我们以巨大而持久的思想冲击力^[6]。当然，阿垅对于嘉陵江和纤夫的观察，这种描写和想象与他的军人出身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他的纤夫形象也带有军队集团特色的群体力量，纤夫跟士兵有可比性，而且那种忍耐、沉默以及坚持和负重的形象特质更是非常一致。

之三，“大木船”意象。近代以来，作家常用船体隐喻国家形象，比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劈头就讲一个关于“破船——国家”相互喻指的“梦”。这个似幻实真，求真拟幻的梦境实指当时残败不堪的旧中国，梦里到处“破坏”，“无一处没有伤痕”^[7]，摇摇欲坠的八桅船与旧中国构成了一种互相指喻的关系；而梦里诸多热心人士提出各类拯救方案也大概是近代以来旧中国所一步一步走来的自救路途的变形。高兰《嘉陵江之歌》也涉及“船”意象：“那牢牢的链锁，…/一头牢牢的栓在/比祖父还古老的，/破旧的，/痴呆的，/拙笨而疲倦/蠕动着的黑暗的木船。”^[1]1290李一痕的《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他们拉着岂止是一只古老的木船/而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或沦亡。”^[1]767-768也是把“船”意象与国家意象相比附。对此，阿垅笔下的大木船则更加具象而又惨烈：“衰弱而又懒惰/沉湎而又笨重，/大木船/活够了两百岁了的样子，…/污黑而又猥琐的，/灰黑的木头处处/蛀蚀着/木板坼裂成黑而又黑的巨缝(里面像有阴谋/和臭虫在做窠的)……中国的船啊！/古老而又破漏的船啊！”问题是国家的前途何在？上述“嘉陵江”、“纤夫”和“大木船”三个意象的相互关系又何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阿垅是把希望寄托在重庆嘉陵江上的纤夫们身上的：“纤夫们，……那人和群/那人底意志力/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那群底坚凝成钢铁的集中力/……一条纤绳/整齐了脚步(像一队向召集令集合去的老/兵)，……大木船和纤夫们/粮食和种子和纤夫们/力和方向和纤夫们……一条纤绳组织了/脚步/组织了力/组织了群/组织了方向和道路。”嘉陵江上，群体的纤夫形象，纤绳所牵引的向前方向，这一切都意在表现一种对国家未来的希冀和想象。这样，阿垅就把整首诗的结构有机联系，并形成了一个自我完善的充满希望和力量的世界。

对于这种力量，“九叶”诗人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中有一段令人信服的论断，“七月”诗人绿原们“赤裸裸地从人生的战场上奔跑了来，带着一些可爱的新鲜气息与可惊的原始的生命力，掷出一片燃烧着的青春的呼喊与崭新的生活感觉”，“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②。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挖掘并表现了郭素娥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可怕而又极富光彩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力量产生的过程，用胡风的话来说就是“并不仅仅是对于时代重压或人生烦恼的感应，同时也是他们内部的，伴着肉体的痛楚的精神扩展的过程”^[8]。因此，阿垅的诗歌与绿原和路翎等人的作品一样，都是在战争年代，从重庆，从乡村，从底层，从地方知识，重新择取、提炼以重塑民族新的精神力量，从而创造出了新的文学表达空间，而呐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②《诗创造》1948年，第8集，第21-22页。

二、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抗战的机缘给了外来知识分子进入、观察、体悟并重新思考重庆(包括成都、桂林、昆明、延安等广义上的大后方和文化区域)作为地方知识进入文学写作的可能。战争的动乱一方面致使知识分子流浪逃亡到西南一隅，另一方面却也刺激了文学写作的新视野和新空间，增加了新的书写对象，丰富了文学表现内容。抗战不仅让重庆成为了战时陪都，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的西迁也在客观上提供了提炼知识，重塑民族精神的契机。另外，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风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并激发了那些来渝作家的感受力和想象力^[9-10]。战时“礼失而求诸野”^[11]，旧有的国家形象和知识格局被外部形势所冲击从而被打破，因此，一切都被重新拿来打量和思考，大量精英知识分子被迫辗转西南而深入底层民间的过程也是“诸野”文化被重新认识的过程，闻一多就观察到：“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有一段骄傲。”^[10]不同地理区域的人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以及相互吸取，就自然被诗人纳入了文学表现。《纤夫》及其他相关诗歌作品对于嘉陵江、纤夫及木船等形象的创新表现正可看做是地方知识进入新文学知识格局的努力尝试，纤夫这样富于底层地方色彩的形象也是新诗创作的一抹亮色，因此，《纤夫》在战时的诗歌写作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

对战时重庆的文学研究，与其讨论并无多少创作和理论支撑的所谓“重庆文学”，还不如多研究一些具体论题和文学现象。比如有些学者对所谓“入蜀作家”、“流亡作家”、“外来作家”等现象的研究就别有新意。对本文所分析的“地方性”，吉尔兹就说过相关的话，“既不以局外人自况，又不自视为当地人；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想像、社会制度、人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从中去把握一个社会中人们如何在他们自己人之间表现自己，以及他们如何向外人表现自己”^[12]，这个对“当地意味”的“勉力搜求”和“把握”的过程同样也表现在阿垅对“纤夫”形象的重塑过程中。如前所述，江山虽在，但在战时已经失去了许多的“抒情”色彩，而更多给予诗人以现实残败的刺激，所以诗人更为关注当地(地方)人如何表现自己。当诗人以这样的眼光来思考、观照这些纤夫们，那么，“纤夫”这个最底层最卑微的“地方”群体形象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发现的眼光：“纤夫”的承担、坚韧、团结以及前进的力量，也因此获得了一种超越地方形式的象征意味。

这当然只是对阿垅诗歌的对比分析，而事实上，阿垅诗歌与吉尔兹所概括的“地方性知识”并非一个时空的概念。换言之，诗歌写作的语言词汇、意象选择及人物形象描述都只能是诗人在特定时空的融会创造，阿垅诗歌只能源自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和现实感受，他所努力发掘的纤夫身上那种“人”的力量就深深烙着“五四”影响的印痕。因此，虽然阿垅及其他作家在写作中涉及到了一些属于重庆地方的鲜明意象和知识背景，在其诗歌文本的意象结构和读者阅读的互动过程中，容易让读者产生从地方而延伸到国家文化的想象和阐释空间，但正如李怡先生所说：“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诸多地方‘问题’时，他们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地方‘独特性’，而是表达自己所领悟和思考着的一种由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价值追求。而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地阅读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些价值追求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地方历史的简单堆积，它们属于一种建构中的‘新型的知识观念’。”^[13]

在阿垅诗歌和诗论中，对“地方性”的理解，并非是对所谓“地方知识”的简单比附和累积，而是延续着他自己对新诗写作的思考，他在《地方色彩》说：一首诗底性格，一方面，是诗人底个性(常常地，是感情的形式)，一方面，则是那对象底特彩(在这里，则是地方色彩)的呈现。所说的这特彩，是存在于一个一定的地方底那一定的生活中，表现于它那一般的生活现象和一些特殊的现象底联系中，即斑斓交错的关系中。这就是地方性格^[14]50。可以从印象和感觉的世界里，从深深的心灵的感受里，取得或唤起完全异彩的那些感应和情调，而特征地、明朗地、浓烈地感到：这两片土地力度、强度、光度、色度等等底不同，什么不同以至怎样不同^[14]51。

对照《纤夫》的书写，所谓的地方色彩和地方性格，并不外在于诗人个性，而必须通过阿垅自身个性的认识和“唤起”才得以生发。抛开吉尔兹的概念，通过嘉陵江上的纤夫形象，其坚韧、野性、积极承担的人性光彩，我们也能大概看出所谓地方性“知识”(嘉陵江、纤夫等)如何被外来诗人阿垅重塑成为普遍接受的艺术形象，以及如何被赋予了超越地方属性的国家文化想象的可能。阿垅的军人身份，对纤夫的集体形象的观察，对纤夫身上那种“强力”的军事学意义上的提炼，对纤夫形象所可能具有的“拯救”意义的希冀，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属于诗人阿垅的个性创作。如果要提炼重庆的地方精神，阿垅塑造的这个重庆纤夫的形象，或许能为后来的文化者们提供一些参考。

在《地方性》中，阿垅还界定了“地方色彩”和地理区域的“地方性”的概念差别。

第一，它并不以行政区划的界线为界线；第二，它也不叫做什么“地方文学”，也不是从什么“地方性”出发；第三，它并不和别的地方的“地方性”相对立，并不在社会生活上和别的地方完全隔断联系，封锁联系，弄得有如战争；第四，它也没有和“全国性”隔断联系，“全国性”既不把“地方性”逐出版图之外，“地方性”也没有向“全国性”宣布独立——社会生活底界线，不是行政区域的界线^[15]。

文学创作不是划地盘，文学研究也不是。无论学者如何为抽象的“战时重庆文学”做理论和作品的拼图，无论学者如何言说战时重庆的文学辉煌，我们都无法忽视抗战一结束，作家学者便纷纷离去，重庆短暂的所谓文学的辉煌如昙花般逝去的现实；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作为川籍出身的巴金、沙汀、艾芜们在作品中那种对于“地方色彩”的冷冷的批判眼光。恰如阿垅所看到的：单纯强调某一地方性文学无疑是奢谈，“地方狭隘性”和“地方割据性”在以行政区域划分的同时，是以泯灭一些共同或共通性为代价的。因此，我们今天要谈地方文学恐怕也要警惕这样绝对化的倾向。在我看来，与其狭隘地讨论战时“重庆文学”，这种短暂的所谓辉煌与长久的失落之间所彰显的分裂型文化生态，才是更值得学者研究和思考的文学样本。

总之，阿垅诗歌对“纤夫”形象的挖掘，以及关于“诗人个性”与“地方性格”等新诗理论术语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个案：一方面提醒我们“地方知识”参与整体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认清地方知识在时代和形势诸多背景下的局限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