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学门类设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2011-03-22学位[2011]11号)，笔者获悉：为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启动了学科目录修订工作，对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的机制进行了改革。新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下简称新目录)已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颁发。新目录将艺术学科从一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艺术学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与舞蹈学、1303戏剧与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1]。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为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历史机遇。升门之后，艺术学内部应如何有机协调发展，将成为当务之急的探讨内容。

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张道一先生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设想。他认为，艺术学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呢？它的框架应该如何搭起，其自身就存在合理性与科学性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逐步完善。我们认为，在艺术的各个部门，即在音乐、美术、戏剧(戏曲)、曲艺、电影(电视)、舞蹈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须着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其共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使之进入人文科学。主要方面有：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2]11-12。同时认为：以上九个方面，只是侧重，不是分割，在各方面之间同样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运作上，作为学系的教学，可以是一门课，一个讲座；作为学科的建设，将逐渐形成艺术学的九个分支学科^[2]。“但是，艺术学研究的展开，并没有到此终结。在此基础上，将与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交叉的、边缘的新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2]12-14。“以上所举，只是大略，并不完备。从近几十年各种事业的发展看，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不仅是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无限开拓的重要条件。它将意味着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产生，艺术学也不例外”^[2]14。

道一先生还认为，现代学术的建设和发展，对“应用型”和“实用型”的呼声很高，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展交叉学科。现在的情况是，由于艺术学自身的建设有待完善，在横向发展的交叉学科上就显得更为艰巨。因此，在整体规划下有先有后地进行学科建设是必要的^[2]14。

周星于2005年在《中国艺术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强调：“艺术学科需要门类建设同时特别需要确立人文学科性质。需要清楚自己不是可以脱离宽泛人文学科背景，警惕自我封闭的趋向。包括提升学科形象的人文素养，包括正确处理技巧学科要求和艺术文化要求的关系，包括注重社会艺术文化培养和自身个体工匠技艺的关系，总之，千万不要简单地成为各自强化实践技巧功能而落到有门类却依然被贬低的实用学科的层面。”周星认为，艺术学科需要比较合理的学科内划分。学科划分可以考虑3、4、5、8类型划分。即划大类(如原有文学门类中的四个学科)，或原二级学科的升格微调。(1)3类划分。艺术学门类包括：A.艺术史论，B.表演理论(音乐、舞蹈、戏剧戏曲)，C.视觉艺术(美术、设计、媒体、影视、摄影等)等三个一级学科。(2)4级大类划分。艺术学门类包括：A.艺术学史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艺术史、艺术教育等)，B.视觉艺术一级学科(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等)，C.舞台表演艺术一级学科(音乐学、戏剧学、戏曲学、舞蹈学)，D.视听艺术审美学科(电影学、广电学、媒体艺术学等)。(3)5级划分法。艺术学门类包括：A.艺术理论，B.音乐舞蹈，C.戏剧戏曲，D.美术设计，E.电影电视等五个艺术学一级学科。(4)升格微调。艺术学门类包括：A.艺术学，B.音乐学，C.美术学，D.设计艺术学，E.戏剧戏曲学, F.电影学，G.广电学，H.舞蹈学等八个一级学科。同时认为，比较符合规范的是(1)(2)类型^[3]。

毋庸置疑，张道一先生和周星教授的学科规划与展望，所具有的学理性和前瞻性，无疑得到了最令人欣羡的满意结果—升格为门类。其下的五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也已科学性地铺设起来。这样的发展势头，使得原有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也将逐步规范化，循序渐进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走上新的学科建设轨道之中。

在此，笔者所最为关心的是艺术文献学的定位与发展，以及艺术文献研究的具体走向。

文献在艺术这个大的门类里面，恐怕是最少人问津的学问。客观地说，艺术文献是基础性、工具性、依据性的资料，并非艺术学研究的重点，甚至有人认为文献只是艺术学其他研究中很少的引用部分而已。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面。

我们知道，音乐、美术、舞蹈是艺术的三个基本形态，戏剧影视是综合艺术，设计是围绕实用的艺术。艺术研究就是要在艺术的各种形态中提炼综合的共性，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艺术学主要有三种研究，即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美学。在这三种研究中，文献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依据和资料，尤其是研究艺术史论最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艺术史论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古代艺术，而对于古代艺术研究而言，除了作品实物本身的分析，包括社会历史背景、艺术家思想生平传记、当时人的记录评价在内的大量资料，其实都要从文献中来。因此，文献的重要支撑作用不言而喻。

张道一先生认为，“文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记录着一段一段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文献的记录，很多事就无从谈起”。“当对着我国庞大而活跃的艺术实践，建立起艺术学之初，在理论的框架上首先考虑的是包括‘艺术文献学’在内的一些分支研究。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美学等的研究固然重要，可是哪一方面也离不开艺术文献学。我国综合的文献学已发展成一个大学科。在文学文献学方面颇有成就，但艺术文献学方面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艺术文献学的建立，标志着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对艺术学的建设来说，不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艺术研究的贡献，也是功德无量的”^[4]。

董占军认为，“‘艺术文献学’的提出，无论是对艺术学，还是对文献学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专科文献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一级‘艺术学’下设‘艺术学’二级学科，‘对艺术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规律’，而在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研究范围中，已确立了‘艺术文献学’的位置，或者说‘艺术文献学’已经成为艺术学下的‘三级学科’，把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比较艺术、艺术分类学、艺术形态学、民间艺术、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并列，可见‘艺术文献学’在艺术学研究中的地位”^[5]。那么，在当前的升门进程中，艺术文献学，自然将升格为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自不待言。

升格为门类，为艺术学的各学科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学术前景，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刻不容缓的学术挑战。要想真正和哲学、历史、文学等其他强势门类站在一起，一比高下，可能还需要一代甚至几代艺术学人的艰苦努力。学科的构架固然重要，但是，笔者以为，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框架里面的具体内核，即每一个学科下的着实研究。作为艺术学门类中的软肋，艺术文献研究面临的挑战将更为沉重而巨大。

二、艺术文献的严式界定与阐释

对“文献”的理解，有宽式和严式之分。所谓宽式，即广义的“文献”定义；严式，则为狭义的定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给“文献”下的定义是：“记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6]此为宽式定义。《词源》对“文”和“献”分别作了解释：“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7]也属于宽式定义。《汉语大词典》有与《词源》类似的一些解释：“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多闻熟悉掌故的人。”指出，“文献”分开解释，来源于朱熹对《论语·八佾》的集注，朱熹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词典的解释中，同时又明确指出，文献“后专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8]。这就说明，“文献”所指，有从宽式到严式的走势。《现代汉语词典》则直接将“文献”一词严式地解释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9]。如此来看，权威词典对“文献”一词的界定就已出现宽式与严式之分。那么，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自然也有宽严的不同界定。

潘树广等所编著的《文献学纲要》中，对“文献”的古典意义和当代定义，作了简要精炼的概述。认为：“明代以来，人们所说的文献，通常是指有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同时指出：“198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 1-83)，给文献下了简明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接着该书作者对这一定义作了简明分析，“第一，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才能称之为文献。也就是说，提供知识是文献的本质属性。第二，所谓‘一切载体’，是强调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是多种多样的。第三，记录知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书写、印刷、录音、录像等”^[10]。

四川大学项楚、张子开主编的《古典文献学》对“文献”一词更是作了大胆的更为宽泛的界定，认为文献是“人类所记录的、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类本身及其言谈举止”。同时进行了阐释：“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已经形诸各类载体、以文字形式流传的一切文字材料(文章、典籍和其他文字性记录)，历代贤人和非贤人辗转流传下来的口头史料，还包括了以非文字形式(如照片、摄影、录音等)记录的语言材料和行为举止，以及未被记录的人及其言谈行为。”^[11]这似乎无限夸大了文献的范围，使得“文献”成为囊括一切人文现象的万能之词，抑或说，文献成了涵盖一切有形的、无形的人文载体。

一般说来，现代学者多赞成广义的“文献”界定。在目前艺术学界，一般也采用宽式界定，如潘树广主编的《艺术文献检索与利用》、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等。

但是，这里有一些问题。其一，文献和资料、信息等相关词语有无区别？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区别的。没有区别，这些词就很难有存在的语境。其二，每天的报纸、科普杂志、学生学习的课本、电视网络上的新闻录音和图片录像等等，算不算文献？当然不算。其三，如果文献这么宽泛，如何区分相关学科？具体研究又如何展开和深入？严格地说，都是很困难的。

对于艺术学界来说，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如果“文献”这么宽泛，就大多数艺术实践出身的艺术人来说，恐怕就更难接近真正的艺术文献，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接触非文字记录的图像造型等。如此，会造成如下情况：第一，目前艺术学界文献征引的普遍现状—堆砌“引而不懂”，引用“文不对题”，比比皆是—将很难得到改观；第二，艺术文献研究将难于构架，无法深入，艺术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基础难以夯实；第三，艺术文献学建设不济，将直接影响艺术学各学科研究的学理深度和理论高度，将影响艺术学大门类的科学建设和发展。

因此，笔者完全赞同已故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观点，他说：“‘文献’作为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有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12]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笔者赞成对文献进行严式界定。因为宽式的界定可能会造成学术术语内涵的泛化与外延的模糊化，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泛化平面化和价值趋零化；而严式界定使学术术语具有精准性和独立含义，从而引导学术研究向纵深化发展，在此基础上，才会逐渐形成交叉和边缘的学理化。

鉴于此，笔者用语言学的义素分析法，对“文献”的语义特征作了概括：文献—[+文字][+历史][+价值][+资料]。同时，对文献特点作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图 1)

综上，笔者拟进行一个严式界定：文献是用文字记录的、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有效资料。

笔者认为，文献一定是历史性的，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所谓现代的“文献”并不能成立，那些都只是资料和信息；只有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被承传下去，具有价值的，才能成为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界定并没有对文献的载体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凡是以文字这种书写符号为记录方式的，不管载体材料如何，只要是有历史意义的有研究价值的都算文献。比如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的文字，都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文献的重要内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代实物本身并不是文献，如果从它的年代成分等方面考证，那是属于考古学的范围，如果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则是属于美术设计学的范围，只有器物上的文字部分，才是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另外，现代的电子方式，只要是用文字方式记录历史上已有典籍资料的，也都算文献。

那么，艺术文献则可定义为：用文字记录的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艺术资料。凡是历史上对艺术研究有价值的用文字记载的资料，都是艺术文献，不管是传统的纸质方式，还是现代的电子方式。

三、艺术文献研究的跨门类、跨学科特质

艺术文献研究具有跨门类、跨学科的特点。笔者认为，至少跨越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艺术学两个大的领域，含有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校雠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特质。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对文献学有一段陈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12]校雠，即校勘，又称“雠校”、“校订”，是指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或翻译书的原文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订正错误，以考见原文的真相。刘向《别录》有：“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13]497校雠就是校勘版本，辨其正误，是传统小学的基础工作。而所谓“小学”，乃语言文字之学的古称，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13]26。

众所周知，校雠学也好，小学也好，在古代其实都是经学的附庸。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主流地位。因此，古代各种各样的学问和研究，其实很多都是围绕解读儒家经典的工作而展开的。古代校勘和对语言文字音韵的研究解释，其真正目的就是“解经”。也就是说，校雠学家、小学家也应该是经学家，不懂经典，不通历史，是难以胜任的。如此看来，古代人文一路的学问，是以经学为终极追求的，在此之下，并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性学问，如小学、校雠学等。

要研究艺术文献，首先要铺开文献典籍，然后从中抓取与现代的“艺术”概念—美术、设计、音乐、舞蹈、戏曲、建筑、书法、杂艺等—相关的部分，之后是校勘、标点、翻译、阐释、归纳、提炼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是环环紧扣的。其中，校勘、标点、翻译等工作属于传统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的范围；阐释、归纳、提炼等工作则当归属于艺术学的范围。要做好这些工作，还需要同时大量运用历史学、哲学等门类和学科的知识，需要这些相关学科的共同支撑与协作，方有可能将艺术文献研究做得透彻深入。

张道一先生指出：“艺术的文献资料很多，但是很散。有的是只言片语，有的是简短的论断，在经、史、子、集中都有，很少是成篇或为专著的。必须花大功夫进行梳理和挑选，才能做出成绩。”^[4]要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寻找、挖掘艺术文献，还要做全面的整理、研究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具有交叉性、复杂性和严谨性，难度大，历时长，任务非常艰巨。

但是，目前来看，艺术文献研究存在“两不管”和“管不懂”的尴尬现状。所谓“两不管”，是指语言文字学界、文献学界和艺术学界这两个大领域的研究者都不大管。当然，不管有不管的原因。语言文字学界、文献学界不管，是受传统观念和学术正统的影响。如前所述，传统小学(语言文字学)和校雠学(文献学)是经学的附庸，是为解经服务的，无论是汉代的郑玄、毛亨，还是唐代的孔颖达，清代的阮元、戴震、段玉裁，最为著名的汉唐注疏之学和清代考据之学，无论是校勘，还是训释，都无一例外地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儒家经典上，即使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一般也跳不出经、史、子、集四部，对于艺术的关注少之又少。

吴宣德(1999)在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提交的《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一文，从五个方面(直接经济效益的缺乏、社会需求的减少、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图书出版的艰难、队伍的老化)对文献研究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同时认为古籍整理机构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西部较少)与研究领域重复(多古代文学、史学方向)的现象^[14]。大文献学的发展尚且如此，对艺术文献的关注则更难集中。

此外，诚如张道一先生所说：“中国人还有阶级的差别。古代搞音乐的叫‘乐户’。乐户是什么？基本上是低贱者。现在山西有一个村子，就是清代的乐户村，全村的人都会唱戏、打锣鼓。这在古代是被人看不起的。写诗、书法，它是个门面。画家在古代叫‘待招’，那是陪着皇帝玩儿的。”^[15] “王羲之只是书法家吗？他是右军哪！杜甫只是个诗人吗？我说他是四川省的工业部部长。那些唱戏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社会下层阶级！谁来研究呢？”^[16]因此，“古代的思想家对艺术没有作综合的研究”，有等级观念的根源，也还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宽了”^[15]。另一方面，对于艺术学界来说，对艺术文献的关注则还根本谈不上所谓传统与正统，“因为我国艺术学的建立才不过十多年，对于传统艺术文献还未及整理，许多处于散乱状态”^[4]。此外，艺术人往往惯常于艺术实践，主观上一般不太愿意去接近文字表述的东西，用他们的话来说，习惯了具象的造型，再去搞抽象语言文字的文献，那是多么矛盾而难以协调统一的事情。这就是“两不管”。

而所谓“管不懂”，也是略带夸张的说法，是指一般现象，而非绝对。笔者通过调查发现，语言文字学界和文献学界，对阅读古代典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涉到艺术的理论以及艺术中各门类的表述，则普遍表示难以读懂读透，因为在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构架中，缺乏艺术的相关知识。而在艺术学界，主要的问题则是缺乏扎实的文言功底，古书阅读能力和技巧训练不够，因此，纵有艺术的修养和理论，也难以真正领略文献中的隽永含义。

笔者认为，不论是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因素，总之造成了艺术文献研究这一“类真空”的真实存在；而跨门类、跨学科的特殊性质，更使得艺术文献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举步维艰。

近些年来，对于艺术文献的关注尽管有所增多，如潘树广《艺术文献检索与利用》、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长北《中国古代艺术论著集注与研究》、张道一《考工记注译》、董占军博士论文《艺术文献学论纲》、俞剑华《中国画论选读》、孙崇涛《戏曲文献学》等出版，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主持的“中国艺术学经典理论文献”课题纳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学者王小盾近几年对音乐文献的持续关注(《关于 < 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文艺研究》2008；《再论音乐文献辨伪的方法和原则》，《文艺研究》2010)等，但总体来说，对于艺术文献的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四、艺术文献研究对研究者的“双栖—合作”要求

在20世纪下半叶，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学的任务提出了要求。他说：“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2]

时至今日，文献的载体已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子文献—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已初见成效，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国学宝典》及《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国学网站、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网站、台湾典藏目录及资料库等，为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空间。但是，目前电子文献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不论使用哪一种电子文献，尤其是经典文献，最终都要用传统纸质文献中的善本进行再核对，方可称之为严谨的学问。

对于艺术文献学来说，如若要求和传统文献学的做法一样，即先校勘、编纂、注释，再做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的工作，再去提炼跟艺术相关的现象和理论，恐怕很难见成效。理由如前所述，就是“两不管”和“管不懂”现象的客观存在。其次，如果大量的时间用在上述基础性工作方面，则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做“艺术”本身的思考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可充分借鉴已有传统文献研究的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艺术文献的全面深入研究。

张道一先生说：“古代文献直接谈艺术的，几乎没有。他(思想家)要解释自己的观点，就拿工艺的、艺术的例子做例证，就容易说服人，来说明一个大的政治理论。所以，要把思想家的言论倒过来看，把他的例子当主题看，如老子论空间，相当重要，说明了大空间、小空间的关系，所有的工艺美术的器物都是需要的，比如陶罐，比如风箱，正因为空，才有用，这是造型的最高原理。”^[17]张先生的这段话，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笔者对于艺术文献工作有如下具体思考。

第一步，对已有的文献成果(汉代→唐代→清代→近现代)进行全面挖掘和梳理，从艺术门类的角度进行修订，完成标点、翻译、校注、编纂、结集等工作。一方面，利用文献学和文献语言学的丰硕成果，从经、史、子、集等大量文献中提取跟艺术相关的篇章、片段，甚至只言片语，梳理成集。另一方面，对本已形成专著的艺术文献进行客观科学的语言理解和翻译，同时以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进行修订完善。可先做个案、断代或分类的整理与编纂。

第二步，对整理出来的这些系统文献进行艺术学理论、规律的深入研究，提炼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纲，为艺术文献史的编制和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步，以艺术史纲为线索，进行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原理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探究。

从“个案-断代-史纲-范畴-原理”的范式理路来看，这是一个庞大的文献工程，也是艺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目前艺术学界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艺术文献研究需要研究者有“双栖”的条件与“合作”的团队。

北京大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何九盈先生在构架新兴学科“汉字文化学”时，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要充分重视汉字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为此，研究者本人就应当根据课题的需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们现在从事汉字文化研究的成员主要来自语言文字工作者，不可能同时精通研究汉字文化可能涉及的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神话学、哲学、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毋庸讳言。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必须吸引上述多学科的人才来组成研究的学科群；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研究者，也应力求开阔视野，正视课题与知识结构之间的矛盾，这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又一保证。”^[18]笔者在2010第八届国际汉语学术研讨会上，谈到“汉语文化学”的建立时也呼吁：学科知识的单一纵深与整合融会；学术方法的互渗互推与巧妙借鉴；学术视阈的开阔与拓展。这是目前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大势所在，也是对研究者的必然要求^[19]。

因此，要把艺术文献研究做好，“双栖”与“合作”将是基本的和必然的要求。“双栖”是指研究者个体的双栖化，既有坚实的文献语言基础、文献阅读能力，又有高层次的艺术理论修养，惟其如此，才能将艺术文献读懂读透，才能有效地呈现艺术文献研究成果。对于这一点，笔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艺术学博士点和国家艺术研究机构，可有意识地招收具有艺术修养的中文专业(尤其是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硕士生或博士生，或者在汉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增设艺术文献这一交叉性二级学科，共同培养一批双栖化的艺术文献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合作”则是指不同专业领域的团队协作，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精诚合作，艺术学领域+语言文字学领域+文献学领域+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哲学领域，这是推进艺术文献庞大工程的有效途径。“双栖”与“合作”双管齐下，艺术文献学的研究将事半功倍，从长远的角度看，才会得到可持续发展。艺术这一大的门类，才会有坚实的本土理论基础。

五、结语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为艺术文献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艺术文献学这一看似古老实则年轻的学科将焕发勃勃的生机，为“艺术门类”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艺术文献研究之路的前面，也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挑战，“两不管”和“管不懂”是当前严峻的现实。笔者认为，应首先厘清“文献”的定义与内涵，从严式界定出发，方能进一步做出全面、有效、深入的文献研究。其次，艺术文献研究具有典型的跨门类、跨学科性质，涵盖了艺术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对研究者有“双栖”与“合作”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对于具体研究，则可参照“个案—断代—史纲—范畴—原理”的思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