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文学普遍存在着歪曲和诋毁女性形象，并进而歧视女性的现象。众多的女性作家被束缚在男性创作的标准之中，被排除在主流文学之外。随着西方现代女权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西蒙·波娃(Simone Beauvoir)、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和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等一批西方女性作家以笔为器，大胆展示女性被残酷的现实生活和理性社会压抑、困扰，以及她们内心深处对完美而更有意义生活的本能渴望。她们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表现了孤独隔离、畸形怪诞、异化和自我拯救等现代主题，使传统文学中业已讨论的理性与本能欲望、理智与情感、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人文母题超越了男性中心视角的藩篱。

在这一批较先觉醒的现代女性中，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就是其中一位。卡森·麦卡勒斯是从美国南方小镇中走出的一位富有特色又颇有争议的女性作家，她曾于1942年和1946年两度获得“古根海姆基金奖”。其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品对南方文学传统男性化的现象进行挑战和质疑，以及她本人兼具的性倒错、同性恋或双性人的特殊形象。作品的人物往往是作家内心的真实反射，因此在其作品中可以捕捉到大量的“双性同体”或“性别跨越者”的影子。

麦卡勒斯的小说在主题上充分体现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人性异化”的特征。她几部重要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婚礼的成员》和《伤心咖啡馆之歌》都创作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整个世界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动荡不安时期。二战的残酷破坏性使得西方文明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摇撼了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观的认同，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相对滞后的美国南方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明显。随着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侵入保守的南方，南方人在传统理性价值体系和现实的夹缝之间痛苦挣扎，精神失去了支点，内心充满孤独。麦卡勒斯的小说就是以这一时期美国南方小镇为故事背景，描写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隔绝，揭示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崩溃及人性扭曲与异化的问题。

麦卡勒斯在散文《开花的梦:写作札记》中提到“精神隔绝是我的大多数创作主题的基础”^[1]。“双性同体”是她描写人性异化的表现方式之一。

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一批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描述人物难于言说的精神隔绝以及主体性变异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一方面在生活和写作中积极探索危机的化解之道以表达自己的反异化诉求。面对人性的异化这样的精神隔绝，卡罗林·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在《走向双性同体》一书中指出，“双性同体”是消融两性差异的有益尝试。两性可以摆脱强加于男女两性的束缚，任意选择他们(她们)想要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而获得个人自由。“双性同体”的观念反映着人类追求男女平等的美好愿望，意味着两性之间经过数千年的对抗、异化后，可以进入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阶段，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笔者将主要以麦卡勒斯本人及其作品中的“双性同体”或称为“性别跨越者”类型的人物为例探索他们与现代性引发的精神隔绝的抗争，他们的自我认同的追寻之路以及他们的反异化诉求。

一、“双性同体”或“性别跨越者”应对精神隔绝的本能诉求

有关“双性同体”的观念一直延绵贯穿在西方文学史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在其《会饮篇》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表示人原本就应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和男女两性的合体^[2]。在柏拉图看来，人类存在之最为圆满和谐的理想状态就是双性同体，宙斯出于惩罚人类的目的将原本和谐的双性人劈开。至此，受情欲任意驱使的单性人一直处于相互寻找和追逐伴侣的艰难历程中，而不能够将精力和热情付诸于其他更有意义的行动。无数文学家，从奥维德到柯勒律治，都试图在其文学作品中通过“双性同体”的写作方式表达对两性圆满和谐的希望。

“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的理想境界。20世纪初，美国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在其经典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指出，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种力量，一个是男性的力量，另一个是女性的力量。人类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当两种性别力量在某个单一性别个体里和平共处、精诚合作的时候^[3]。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如凯特·肖班(Kate Chopin)和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等人也相信“当丧失了自由的单性人必须忍受二元对立及其带来的疏离隔绝感时，双性同体能够疗治这种对立和异化所造成的疏离”^[4]。

在麦卡勒斯的作品中不少人物有着性别上的“异质特性”或可称为“双性同体”。比如《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爱密利亚是位黑黑的高大女人，骨骼和肌肉都像男人，头发剪得很短，有着一张严峻、粗犷的脸，通常还穿着工裤。《婚礼的成员》里的弗兰淇穿着运动裤和汗衫，赤着腿，头发剪得像男孩子，幻想可以随时女孩男孩互变。《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有着廋长的身子，穿着短裤、网球鞋，像小男孩，声音也像男孩般沙哑；她抽烟，牛仔般昂首阔步地走路；天天盼着是个男孩，与两个姐姐格格不入。《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比夫是一位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小指带着女式婚戒，会干缝纫活。他认为所有人天生都是双性人；他内心深处的一部分很渴望自己是个母亲，喜欢隐秘的保留女性的一些物品，比如：发卡，零碎等。

正因为作品中的这类人物不断徘徊在二元对立的缝隙间，他们内心忍受着无比的孤独。麦卡勒斯在作品里是这样描述的：“爱密利亚生性孤僻，不知与人如何相处”；“弗兰淇离群很久，无所归附，成了一个孤魂野鬼”；“弗兰淇开始为自己是弗兰淇感到厌恶和腻味”；“米克在学校不是任何小圈子里的人，她可以站在人满为患的房子中间却依然感觉自己被锁在‘里屋’”；“比夫…就是个怪物，整天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总是独自在收银台后观察这个世界。”

这些人物的内心经受着由此带来的与社会的疏离和隔绝，同时他们又以“性别跨越者”特有的方式慰藉着自己的内心孤独，“双性同体”成为他们应对精神隔绝的本能诉求。《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爱密利亚因为趋于男性的特质享受着社会赋予男性的优势和便利，享有男性具有的相对自由。《婚礼的成员》里的弗兰淇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是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女孩，她俩的中性甚至是双性的身份暂时解决了她们青春期的身份困惑，并让她们继续保有儿童自由自在的特权。《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比夫一直小心隐藏和压抑着自己的本能欲望，但独处时女性特质的释放才让他真正感到了自我的回归和身心的防松。

二、在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中“性别跨越者”追求自我的反异化诉求

“异化”最初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曾赋予“异化”新的含义。总体来说，“异化”主要指人的异己化，自己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支配和奴役自我，指个体被神秘的力量所控制而失去自我主体性的“非我”状态。存在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是永远分离对立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的，客观事物和社会总是与人作对，时时威胁着“自我”。

现代派文学中的异化一般是指在高度物化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冷漠疏远与隔绝，以及人在社会上孤立无依、失去归宿^[5]。因此，“反异化”指的是为了保持自我主体的完整性而对那些控制、支配和奴役人的力量进行抗争。

弗洛姆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社会无意识”概念。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概念对此进行了很好阐释。“社会无意识”所包括的传统文化、社会禁忌和价值观等构成了无形而强大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也就是整一化的现代社会秩序^[6]。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通过特定的文化、社会禁忌和社会过滤器对社会成员进行压制，决定什么东西能够进入到人的意识中，从而将人的真切欲望冲动压抑到内心深处，逐渐变成一种无意识，从而维持社会稳定^[7]。“特定的文化、社会禁忌和社会过滤器”就是那些无形而强大的压抑人的主体性使人异化的神秘力量。

在现代派文学中，“理性”的内涵就是“社会无意识”概念里所包括的传统文化、社会禁忌和价值观等，也就是整一化的现代社会秩序，即无形而强大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6]。

在美国南方当时闭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任何逾越规范的做法都会被认为怪诞异常，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过滤和残酷镇压，任何离经叛道者都会被无情地放逐到群体的边缘。麦卡勒斯作品中的人物如此特异的性别表现明显不符合传统的习俗规范，挑战了当时南方社会对性别的限定。因而面对注重传统和群体价值的南方生活现实，他们感到丧失了归属感，自我流离失所。麦卡勒斯通过其作品中的人物反映了她自己对性别界限的探索以及她本人作为女性作家对理性社会的反异化诉求。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双性同体”之于男性是一种隐秘的本能欲望，而对于女性却是她们追求理想自我和情感自由的象征。白人比夫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只能被迫隐藏他的女性特质别无选择，他深知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是不能轻易表露的身份。而爱密利亚却可以像男人一般肆意地追逐金钱并成为当地的首富，最后异乎寻常地勇敢地追求带有女性特质的李蒙表哥。这些归因于她趋于男性的身份认同，从而能够在男性占据主导的现代社会得以享有某些优势和自由。弗兰淇和米克拒绝传统女性角色，超越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范是这两个女孩自我认同的理想方式。

麦卡勒斯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反映了类似的诉求。卡森·麦卡勒斯原名露拉·卡森·史密斯，她在13岁时就把名字中的露拉去掉了，因为她本能地觉得这个典型女性化的名字令她尴尬。1937年，她嫁给了同乡利夫斯·麦卡勒斯。麦卡勒斯奇特而短暂的一生一直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下, 早年罹患心脏病和风湿, 29岁开始瘫痪卧床, 50岁便因为病痛折磨而孤独辞世^[8]。她与利夫斯困扰和纷杂的情感纠葛和他们爱恨交加的婚姻更是给她的人生增添了一层阴影。她与丈夫都酗酒，都有双性恋倾向，不稳定的性别跨越和丈夫的自杀让她饱受非议。面对南方社会的成规旧习, 她勇敢地向既定的理性社会生活认同模式发起挑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选择保持“性别跨越者”的身份，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直至孤独终老。

三、“性别跨越者”的反异化诉求失败与自我主体性沦丧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明确表示出“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她力图使人们认识到，原本基于生理上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应是各自的优势，通过互相补充，完全可以最终建立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其小说《奥兰多》塑造了一位具有双重性别的人，多重自我像服装一样可以自由选择和转换，并以其二元性别思维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在小说《到灯塔去》里，伍尔夫通过女性画家莉莉和拉姆齐先生这两个人物的人格完善过程，向人们展示了只有在两性相互理解、相互和谐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和解放。然而，女性主义评论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马基珂·米诺·皮可尼(Makiko Mionow Pinkney)和鲍尔比(Rachel Bowlby)等人则指出双性同体概念中的矛盾性，强调该理念的乌托邦式理想化色彩。英国著名女作家安杰拉·卡特(Angela Carter)更是通过其短篇小说《倒影》(Reflections)映射“双性同体”的理想社会必然会制造出一个如镜像般消除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死寂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令人厌恶，而且异常脆弱。

因此，根据麦卡勒斯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可以想象她本人对此也展开了不断地自我拷问。可是双性人拥抱虚妄真理的孤独自我认同，由此对她产生的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表明她追求情感自由的反异化诉求被社会无意识击打得支离破碎。因此，她对其作品中“性别跨越者”人物结局的处理必然是自我主体性的悲剧性沦丧。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身体或生理上的缺陷通常伴随着精神的缺陷或自我意识和自我找寻能力的缺失。麦卡勒斯作品中描写出的这类人物的非人化与自我的绝对孤独感，象征着他们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有着强烈的与社会以及自身断裂开的“非认同感”，就像她本人一样在一个异己社会中比常人更为深切地体验着孤独、焦虑和绝望。

为了不轻易丢失自我本性，麦卡勒斯笔下的“性别跨越者”对理想的自我展开了奋力追寻，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展开了不懈的抗争。但整个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文化势力如此强大，小说作品中的“性别跨越者”大都被迫回归传统性别身份，最终没能逃脱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命运。除了“社会无意识”的强大力量，人的异化还源自于自我意识的丧失。这些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在这个“群体社会”里，他们难以找到自身的价值，忘记了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对他们来说几乎荡然无存。而且他们不具备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因而在现代派作家看来，人类的前途是黯淡的，生活是毫无希望的，唯一的出路和归宿是死亡。

《伤心咖啡馆》中的爱密利亚出人意外地爱上了罗锅李蒙表哥。为了维系这段一厢情愿的爱恋，她一反常态把象征男性气质的工裤收起来了，穿上了一件暗红色的连衣裙，连看着李蒙表哥的眼光都满是柔情。可以看出爱米利亚在爱情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她的前夫马文·马西一出现，李蒙表哥立即被他那英俊而帅气的形象所吸引，这严重威胁到了爱米利亚的感情，甚至威胁到了她已建立的男性优势。于是，爱米利亚重新穿上工裤，以近乎纯男性的身份与马文·马西进行了决斗。在罗锅的致命一击下，她最终被孤独地撇在了镇上，之后把自己关在紧闭的房间里再也不出来。爱密利亚传统女性身份的回归表明她反异化诉求的完全失败，决定了她在决斗中落败的命运。

《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由于她独特的双性认同和突出的个头，她无法融入任何社交圈子。最后，她迫于生计退学做全职，放弃了音乐梦想，臣服于现实，并逐渐屈服于传统伦理对女性的限制。她不再穿短裤，带上帽子，穿上丝绸裙，高跟鞋，长丝袜，涂脂抹粉。粗鲁和孩子气全不见了，全身上下打扮得女人味十足。这时从米克的身上看到的是“异质特性”的逐渐消失，个性和理想的溃败。当一个人失去了个性和理想，自我也就转为了非我。

相比小说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男性角色比夫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性别压力，女性气质完全是他的本能欲望。孩童时代他的女性认同受到母亲的压制，成年后又受到婚姻的压抑，因而他妻子艾莉斯的离去给了他发展女性气质的契机。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比夫终于有机会释放真实的自我，他下意识用上艾莉斯留下的花露水和柠檬洗发水。可是面对别人对他身上香味的无意询问，他立马用剃须水搪塞转移。在这个拥有绝对优势的身体里面，女性气质的反抗力量是如此软弱无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回归自我的风险。在当时的环境中，比夫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强化自己的男性意识以逃避双性身份的困扰，女性气质还是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众多作品中的人物以及女作家麦卡勒斯本人的悲惨命运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成了扼杀和压抑人的情感自由及本能欲望的刽子手。整个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文化扼杀了人的本能和生命意志，因而是人们寻求心灵自由和解放的障碍物。作为女性作家，尤其是生理和心理都异于常人的女性，其争取男女平等和谐的反异化诉求格外强烈。麦卡勒斯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异化和追求理想自我的反异化历程各不相同，他们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流离痛苦挣扎，但最终的结局似乎都是无法逃脱自我沦丧和自我异化的命运。实际上，人类的痛苦和磨难始终伴随着人为满足自我的本能冲动、为建构自我的主体精神、使生命意志对象化的一切努力，人类个性自由的充分实现，必然要经历不断异化这样反复无常的艰难历程，这就是人类的宿命^[9]。

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言：“现代生活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我们不可能在抓住并且拥抱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同时不厌恶不反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现实”，“然而我们决心直面这些力量，决心进行斗争来改变，使之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