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动力进入城市。据权威机构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约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1]。引导农民工在城市集聚并转变为城市人口，以发挥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事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始了城市融入的过程。但“农民工”称谓本身反应了生活在城市又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乃至成为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边缘人”状态，决定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必然是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面对相对陌生复杂的城市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困惑，努力认知、悦纳并最终认同城市亚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和城市原住民一起经受全球化时代五光十色的多元文化观与价值相对主义的诱惑，进行符合城市居民角色行为的心理重构，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对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一、发展困惑：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

总体上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更多停留在经济融入的层面，即追求基本的生存适应状态，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文明，有沦为城市“边缘人”和二等公民地位的危险。在户籍制度、就业歧视、社会认可度、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等多重压力下，特别是在生存、职业、社会、政治等发展领域面临困惑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感受在农村生活时的那种公平、淳朴、自尊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豪、荣耀和幸福，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偏执等心理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一) 生存发展的困惑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不断转换升级，从温饱型全面过渡到小康型，并逐渐向富裕型过渡，在饮食安全、住房条件、健康疗养、教育程度等基本生存条件方面都得到全面改善和发展升级，为城市居民带来安全、舒适、营养、自尊和幸福。农民工怀着对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强烈渴望，怀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告别故土踏上到城市的谋生路程。但生存发展的现状令农民工感到困惑：（1）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基本生活条件改善艰难。由于受本身素质、就业观念、就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从事的多为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密集型的蓝领工作，如制造、建筑、零售、物管、保安等，工资待遇偏低且增长缓慢^[2]。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吃穿用行、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成本快速提高，很多新型消费诉求在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身上很难实现，使绝大多数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过客或到处漂泊的群体。（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民工多为自谋职业，从事的工作往往为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性岗位，可替代性强、稳定性差、职业地位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社会保障极差，甚至连基本的劳动标准都达不到，如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3）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子女受教育机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学校的免费教育，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插班费、赞助费、借读费才能入学。农民工子女虽可上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较低，但管理松散、设备差、师资弱。虽然个别地方出台了一些临时性的就近就地入学管理办法，农民工子女就学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根本转变。

(二) 心理发展的困惑

随着城市生活的延续，农民工喜欢城市，不愿再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迫切想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成员。但由于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等多方面原因，农民工想过自尊而体面生活的心理发展需要难以得到满足。（1）精神生活单调乏味致空虚无聊、孤独和无助。农民工从事的工作较为繁重，闲暇时间少，多数人的生活模式就是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基本没什么文化娱乐，精神生活单一枯燥。由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存在明显差异，交往范围多限于老乡和同事之间。精神生活的缺乏使农民工空虚无聊、孤独和无助，而与城市居民惬意的家庭生活和居家团圆的幸福相去甚远。（2）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致心理失衡、自卑、抑郁和行为偏差。农民工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当他们向“上”的通道被堵塞时，这些渴望可能会异化为心理失衡。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的现实差距以及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别对待，加上城市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3]。（3）传统与现实观念的冲突导致不解、鄙视和迷茫。农民工对故土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传承了诚实守信、见利思义、小富即安、封建迷信等价值观念，也传承了风俗习惯、世故人伦、家族情感等行为规范。伴随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等观念严重冲击了农民工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导致不解、鄙视和迷茫。（4）挫折的城市生活易致冷漠和反社会倾向。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反而遭遇歧视、冷眼和不顺，在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以后，容易把自己视为城市的边缘人，对城市、城市居民甚至对所有人都较为冷漠，不服从管理甚至逃避管理。

(三) 职业发展的困惑

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职业通道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是个人寻求发展的主渠道。农民工希望从事高品质的工作，但无论是文化程度还是综合素质，与城市居民都存在明显差距，就业竞争的弱势地位使他们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如重庆进城务工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3%^[4]，找工作前很少接受系统的技能技术培训，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由于他们工作稳定差，学会的技术对新岗位没有价值，只能重新学习，导致农民工就业能力弱。目前的就业政策是为城市居民设计的，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人为地设置了很多限制。农民工继续学习的愿望强烈，但由于上班时间长、闲暇时间少、培训机构远等因素，能满足农民工需要的简便、有效、实用的培训机会严重缺乏。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信息社会环境，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常常使农民工学会的职业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工作单位的各种提薪、晋升机会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

(四) 社会发展的困惑

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是农民工实现生活方式转变迁及尽快融入城市，寻求社会发展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由于城市管理、社会偏见以及农民工自身等原因，使农民工社会发展的通道并不顺畅。这些因素包括：（1）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长期受益于城市体制的城市居民具有在资源、信息、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相较于农民乃至农民工的优越意识，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以一种偏见或歧视的方式判断和对待农民工，甚至给他们贴上“愚昧、狭隘、粗俗”等社会标签。这些不平等又使农民工产生受歧视感和卑劣感，成为他们上升为“城市居民”的无形屏障。（2）社会管理对农民工的排斥。社会管理者的逻辑是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管理，忽略农民工群体在社区的利益需求，使城市社区成为排斥性的社区。另一方面，为防止农民工闹事、出乱子，对外来人口实行集中的“封闭式管理”，人为地设置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发展方面的障碍。（3）农民工本身的不良生活习惯。农民工身上保留的很多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被转移到了城市，一些不文明、不卫生的陈规陋习与现代城市的先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4）城乡二元社会造成的群体隔阂与冲突。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优越感与农民工的社会发展渴望发生冲突，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的竞争中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农民工难以迅速融入城市社交圈。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遇到困难常常能从亲友、同乡得到帮助，强化了他们对以血缘、地缘、宗缘关系结成社交网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他们寻求社会发展的障碍。

(五) 政治发展的困惑

城市居民由于存在信息、资源、观念、个人素质等方面优势，对各种不平等现象、各种政治诉求积极发言，通过合理方式与合法途径参与政治活动。农民工也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参政意识、能力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积淀的听天由命思想等原因，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也没有条件通过政治渠道改变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

这些发展困惑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造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和阵痛，然而城市融入本身也同样是破解困惑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最终诉求。只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找到融入的规律和方向，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和谐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文化认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际内涵是在思想观念上对城市价值体系、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历史地理等文化要素的融合和接纳过程，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能否悦纳并适应城市亚文化，实现自我意识与城市亚文化的价值认同。没有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城市融入便失去了实际内涵和精神动力，城市融入就是名副其实的“伪融入”。农民工长期生活在相对单纯的乡村文化体系内，悦纳并高度认同该文化，成为乡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在乡村文化认同基础上，农民工接触城市伊始，面对城市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交往方式等压力，从鄙视、不解到迷茫和彷徨，面临诸多困难。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压力主要有：（1）群体关系的差异。在相对闭塞的农村生活中，农村居民形成了以血缘亲疏层次为基础带有浓厚宗族、家族、家庭印记的差序化的群体人际关系。而在城市社会中，在大工业生产的协作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影响下，城市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传统人际关系被减弱，以业缘、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群体关系、团队关系成为城市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农民工在保留传统群体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对城市人际关系充满向往和好奇，在彷徨和惶恐中面对城市群体文化的压力。（2）社会规范文化的冲突。对城市居民来说，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城市管理规范天经地义，但农民工并不认为这些为城市“量身定做”的规则，他们宁愿相信从农村带来的那套“乡村规则”如死缠烂打、家族会议等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城市规范文化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这可能让农民工承受“污名化”标签的压力。（3）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传统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是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小农心理等生活方式，具有个体本位特点。而受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影响的城市居民形成了自身的工作重心，注重学习和培训，讲究有节奏和效率的生活方式，具有群体本位特点。（4）价值观念的冲突。在传统乡村文化熏陶下，农村居民形成诚实守信、热情好客、重义轻利、安分守己等价值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城后的农民工不断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面对城市文化中的重利轻义、个人主义、人情淡漠等价值取向，农民工大都迷茫、彷徨和惶恐，城市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断冲击着农民工的传统观念，虽然部分人逐渐接受和认可，但这种冲突会不时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出来。农民工对城市群体关系、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城市文化不理解、不接纳，城市融入自然就无法实现。农民工在生存、心理、职业、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困惑无疑阻碍了对城市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形成，不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

作为城市融入的本质，农民工认同城市文化并不在于法律、法规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领域，也不在文化科学知识领域，因为这些符号系统可以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界限，为所有人遵循或认可。城市文化认同是在城乡文化差异基础上，将城市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内化为自身的人格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城市文化的认知、扮演城市居民的角色行为，是他们试图融入城市的最初尝试。农民工融入城市要经过对城市文化的了解、辨别、比较、选择，经历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首先会选择容易接触、学习理解的文化特质，对于具有“符号性”、“标志性”的文化意义，以主动的态度甚至夸张的努力积极实践，以使自己更快地被纳入城市文化体系。同时，农民工并未完全抛弃传统乡村文化，在一些场合、一定时候还保留着原有的文化生活习惯，如节日习惯、婚丧嫁娶风俗、风水迷信等。可以将农民工城市文化认同过程分为尝试、冲突和融合三个阶段：在尝试阶段，农民工通过城市生产过程、交往过程，接触学习城市风格和城市习惯，并在实践中体验城市文化的好处，形成对城市文化的情感向往和归属倾向；在冲突阶段，由于城乡文化差异，旧有经验的熟悉和新观念的陌生，不可避免地产生观念、价值和情感的冲突。保守意识和保守行为的一次又一次受挫产生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动力；在融合阶段，农民工在艰难的城市文化实践中不断看到希望，不断尝到利益和幸福的甜头时，特别是城市管理改革让他们体验到参与建设城市文化的价值时，农民工就会觉得有责任和有信心推动城市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城市文化认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基础。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困惑的客观存在，使得他们迫于环境的压力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适应方式，囿于固有的观念和文化难以自拔，甚至发展出自身的一套“病态”价值信仰体系不能自拔^[5]。这即需要进行社会管理改革，破除城市管理制度的藩篱，也需要农民工本身对城市文化进行心理重构，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三、心理重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

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是能否摆脱“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境，打破固有的心理模式，在原有农民心理结构基础上重新建构适应城市环境、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城市居民心理，使自我成为城乡心理沟通和融合的桥梁。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首先由于国家长期的户籍政策和城乡分割政策导致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平等的行政、经济、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权利，陷入机会不足、权利缺乏和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境地，形成阻碍城市融入的底层心态，在自我认知、情感和自我控制水平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竞争环境，在思想、行为和动机方面很难适应城市社会发展要求。其次，原有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保守心态可能阻碍农民工形成非农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效率意识。在农耕文化影响下，农民工思维方式相对单纯，更愿意固守已经到手的利益，害怕改变和吃苦，生产劳动效率低下，形成温饱即安、节奏缓慢的退缩和保守心态，这与现代非农业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开拓进取、效率至上的精神背道而驰。第三，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导致过客心态，使农民工难于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社会包括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社会管理、城乡群体隔阂与冲突等使农民工很难对所生活的城市社会产生“家”的感觉，即使在所生活的社区也很少考虑他们的需求，城市社会甚至把他们视为“流动人口”，使其产生“寄人篱下”的过客心理，很难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依附的归属和认同。第四，农民工交往范围多局限于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社交网络内部，没有社会地位的累积和信息快速流动的偏好，市场配置有效性缺失，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频度、广度、深度不足，结果使农民工内部社交网络的心理凝聚力单向增强，与城市主流社会文化融合困难甚至相背离，反过来加强了农民工内部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对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心态。第五，自身局限性造成的自卑心态，使农民工容易形成与和谐城市格格不入的偏见眼光和过激心理行为反应。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单一、就业竞争能力弱，导致他们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的非正规工作。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导致对政策的影响力弱和生活质量低，使农民工成为容易遭受挫折和伤害的弱势群体，负面经验的累积使个体形成自卑心理。最后，社会变迁的剧烈性和突然性也可能阻碍农民工城市心理特点的形成和融入城市的进程。现代社会变迁速度明显加快，带有剧烈性和突然性特征，旧的心理结构尚未解体，新的心理结构还未形成，使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被迫把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移植到城市中，造成其行为表现与城市社会现实需要不相匹配甚至断裂现象，甚至造成行为失范和社会矛盾，使农民工陷入城市融入的恶性循环。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在心理上主要表现为对城市认知混乱、人际沟通的不顺畅以及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等方面，解决的关键是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促进农民工根据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形态进行心理重构，建立以开拓进取精神、效率意识以及城市行为规范、生活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心理结构。

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生产生活环境的转换造成了原有乡村文化环境和物质基础的丧失，固有观念、行为方式的合理性不断遭受质疑，狭小人际交往范围带来的信息闭塞，原有心理模式与现实相分离，更新生活观念、行为方式的心理需要逐渐产生。在这一更新过程中，部分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熟练掌握一项以上非农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可能因为他们较高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及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构建适应城市亚文化和城市生活心理模式的先行者。其他成员要形成开拓精神、生活意识、思维方式等城市心理特点，则可能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居住、思考，附属于其中的城市文化自然成为农民工人体机能的外部延伸，并不断趋向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领域。当然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重构，并不是对农村亚文化的全盘否定，这些亚文化中蕴含了在城市生活仍然有生命力的内容，如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朴素节约、吃苦耐劳、热情友好等心理特点是现代城市生活所迫切需要的。要实现农民工重构起全新的心理模式，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和文化环境，一方面需要农民工主动推进自我心理更新，包括通过教育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制定职业计划等培养积极、健康、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意识，通过不断自我调适、学习情感表达、摒弃各种不良心态和排解精神压力，培养乐观、自信、豁达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城市社会各阶层的辅助更新措施的重要作用。这些措施包括：（1）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投入，以加速农民工心理转变过程。主要包括对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域的公共设施、覆盖所有人的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培训等方面投入。（2）改善社会管理，体现城市宽容精神。农民工有这样那样的行为习惯问题在所难免，社会管理者作为成熟亚文化的重要载体，更要抱着宽容和真诚的心，体验农民工生活的疾苦，禁止鲁莽粗暴的工作方式，让他们不断体验到城市的接纳和幸福感。（3）建立专门机构，培养积极进取的健康心态。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通过讲座、咨询，化解困惑和障碍，勇敢面对挫折，形成积极进取的健康心态。（4）适时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政府的、社区的、单位的活动，创造参与社会服务和社区管理的机会，培养城市民主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

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汗水和热血，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社会经济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抓手就是将已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这对推动改革进程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在生存、心理、职业、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困惑而产生的消极心理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造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和阵痛，然而城市融入本身也同样是破解困惑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最终诉求。所以，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规律和方向进行深入探讨，发掘其理论和现实突破的最大可能性，从而明确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城市亚文化认同，实现的关键是进行适应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亚文化的心理重构，唯有如此，农民工才能走出城市融入的持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