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英国学者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出版了他们的论文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在该书中，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除了继续阐述他们在1990年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和文化》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外，还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即是翻译作为文本向翻译作为文化、翻译作为政治的转向，将文化研究中的相关问题集合在翻译的隐喻之下，讨论不同时代翻译标准的变迁，特定的意识形态向出版产业施加的权力，女性写作与翻译，翻译与殖民化，以及翻译作为挪用，翻译作为重写等相关问题^[1]。而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则表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在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有着许多共同的研究议题，翻译的跨文化对话性质，文本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操控和权力话语对文化研究从最初的英国主义走向国际化，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3]。至此，在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学科领域的交叉中，翻译与文化的问题成为拉动这两个学科领域以及所旁涉的其他学科领域之间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

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简单称之为文化翻译问题。但文化翻译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如果说文化是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的话，文化翻译则是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当今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是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的广义的文化，复数的文化；讨论的方式也是对话式和多元式。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翻译不可或缺。对他族文化的理解离不开本族文化的比较切入，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同样离不开他族文化的反照。翻译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说，文化研究的过程也是翻译研究的过程。文化翻译是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概括性术语，其外延广阔，内涵丰富，很难从一个角度和从一个侧面加以定义。我们认为，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任何一个特定的话语范畴，我们至少可以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频繁看到它的影子。文化翻译出现在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中，但其所指和表述的内容经常大相径庭。现代学术，尤其是新生或后发的学术领域，常常是术语纷繁，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同一概念的，有同一术语表达不同的概念的，文化翻译显然属于后者。对文化翻译术语进行梳理和辨析，寻找文化翻译之下各自话语的源泉和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契合，对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尤其重要。文化翻译“有多种意义，它们同样含混不清，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含义。其使用范围包括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巴巴(Homi Bhabha)及其追随者。该术语的基本观点是：翻译不仅仅是文本，而是整个文化的再现和认同。人种志学家描述一个部落，他们就把一种文化翻译成人种志学的语言；博物馆提供了整个文化的符号与语言的翻译；移民翻译他们自身，形成一种社会的杂合，等等。建议：如果要使用该术语，指明你要表达的意思。否则，避免使用。我们学科通常关注的是跨越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而不是指发生在一种语言或文化中”^[4]。

文化翻译可分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这几种文化翻译术语相同，但来源不同，目的取向也不同。它们彼此关联，彼此又相区别，形成当今学术领域中的泛翻译化现象。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泛翻译化”是好还是坏，现在还很难说清。翻译的概念亦如文化的概念一样，自身也在不断扩大，雅可布逊(Roman Jakobsen)提出三种翻译类型：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符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otic translation)。三种翻译类型都已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我们很难确定哪一种是“恰当”(proper)的翻译形式，除非你确定哪一种是你的研究对象。“此翻译”非“彼翻译”，研究对象的模糊是目前翻译研究界中困惑和疑问产生的原因。所以对相关术语的清理和辨析是翻译研究学科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翻译研究的视角

翻译研究领域中对文化翻译的定义最早出现在奈达(Eugene Nida)和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作为《圣经》翻译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奈达对翻译中文化含义的传达尤为关注，即将《圣经》里的西方文化如何以一种译语文化所能接受，又保留原文的功能的方式传达给译语读者。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翻译策略也是基于此而设定。他们认为，文化翻译就是“改变信息内容以便在一定程度适应译语文化的翻译，和\或者将原文中清晰无误的信息传达给译语文化的翻译。文化翻译与语言学翻译相对”^[5]。

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oira Cowie)在《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里将文化翻译定义为翻译的文化方法：“文化翻译亦称文化方法，指将翻译作为跨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工具的翻译形式，或指任何除了语言因素，还关注文化因素的翻译。这种文化敏感性包括以透明文本的形式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文化的信息，或者在译语文化中发现与原文文化的‘文化对等词’。文化翻译的译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特定文化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相关。文本的生产和接受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6]

沙特尔沃思和考伊提到了文化翻译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工具；二是在翻译中的文化意识的建立和文化意义的传达。后者与奈达等的定义相同，而作为人类学研究工具的定义则和后面将要谈到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文化翻译相关。

方梦之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关于文化翻译的定义与奈达的文化翻译定义并没有太大差异，即在语符转换的基础上着力于语言内文化含义的传达。只不过方所定义的文化翻译从方向上与奈达的完全不同。奈达是以原文的角度，如何通过适当的语言调整，将原文的表达功能体现在译语中。而方梦之的文化翻译则是从译语文化的角度，认为文化翻译“着力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即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的细微差别。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7]。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相对应的是在句词层面上的语言学翻译或语法翻译。这种传统上以语言教学为目的的翻译将翻译活动与语境剥离，只关注语言作为符号的转换行为。文化翻译则主要是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协调文化差异，传达广阔的文化背景，或通过翻译表现另一种文化。这方面有许多例子，也是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译者所注意并擅长的。比如如何将英语习语、神话、文化典故等翻译成汉语，或者如何将汉语的成语翻译成英语等，以及研究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背后原语文化图式与译语文化图式之间的融合、错位、冲突、协调。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王秉钦《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郭建中主编的论文集《文化与翻译》等著作，都用大量的实例强调了文化与翻译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翻译从关注封闭的语言结构内部到关注语言结构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结构中的投射，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文化翻译无疑将译者、译语文化提升到了一个与原文和源语文化等同的地位，将单向的翻译过程变成为双向的过程，将单维的跨语言翻译研究变成多维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如王宁所言：“我们今天提出来的翻译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阐释’和‘再现’，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正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在语言的层面上展开，与语言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语言形式、语义和文化含义这三者的互动最为活跃。

上述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上讨论文化翻译，在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翻译的认识论层面上，尤其是“翻译何为”的问题上。相对于从语言层面上讨论文化翻译，文化翻译还可以视为从一个宏大的文化视野来理解和评估翻译，即在重心上从关注原文到关注译文，在方法上从规定走向描写，在目的上从对等于原文到译文如何被译语文化所接受。这也是翻译研究中的多元系统理论、文化学派等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翻译可以被看着是一种方法、一个视野和一个角度，即从文化，尤其是译语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翻译行为，评价翻译成果，并通过这样的观察和评价来考量翻译在整个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作用。

“文化翻译常常被作为一个隐喻，从根本上来质疑译语符转换为中心的传统翻译观念。文化翻译常常通过归化翻译或异化翻译来进行，与此相关的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是归化翻译有效还是异化翻译有效，以及这两种翻译策略所体现出来的伦理问题。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可表现为随意挪用处置原语文化或将原语文化置于遥远陌生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翻译并不指任何特定的翻译形式，而是指一种视角，即关注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旅行中翻译的出现和影响”^[9]67。

翻译研究自身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翻译研究除了继续关注以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为目的的翻译外，同时也关注在这种差异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平等，关注权力、霸权、意识形态等语言之外，但又深刻影响翻译的因素。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恰和当代民族志研究、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的部分内容重叠。如果说，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民族志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各为三个既独立又交叉的圆，那它们相交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点上。

二、文化作为文本和他族文化的再现：民族志的视角

“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于‘民族志’”^[10]。民族志是人类学的方法和基础，由于民族志所记录的是关于他族的文化和对他族文化的理解，所以它也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内容。民族志实践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都具有将他族文化译介给本族文化的跨文化特性，所面对的都是如何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的问题。所以，民族志实践本身就是翻译实践，民族志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翻译问题。文化翻译一词最早也出自于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中。文化翻译问题是文化人类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早在1951年的一次报告中，就把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文化翻译”；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则在1973年提出，他所从事的学科的根本问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的是创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的结论^[11]。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向他人描述遥远部落中的成员如何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翻译问题被提了出来并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原本就存在于异邦语言中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始思维可以用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思维的一致性清楚地再现出来。”^[12]

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专论民族志文化翻译的论文中说道：“学着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人类学家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必须详细描写‘他们的人们’，而且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学科、体制化的生活和更广义的社会限定的(已经‘写定的’，‘固定的’)再现惯例来这样做。‘文化翻译’必须使自己融入一种不同的语言，已经确立的强大的生活结构(有它自己的话语游戏和它自己‘强大的’语言)的僵化，和其他的因素一道，最终决定了翻译的有效性。翻译是对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说话，这个读者群正等着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着按照已经确立的规则来控制它所读的文本，而不是学习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3]202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民族志的翻译实践是将他族的文化文本化的过程，语符之间的转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要包括口语材料的文本化翻译，另外，更多的是将他族整个文化作为理解、翻译的对象，所以，在民族志的文化翻译中，我们经常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固定的原语文本的存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民族志学者基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框架，理解、解读、记录他族文化的过程，即所谓翻译的过程。民族志学者和翻译者在以翻译为媒介的跨文化交流中担负着相同的任务，起着相同的作用，但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民族志学者具有面对当下和生动的跨文化语境，善于调和不同文化之间相处的独特优势；而翻译者则具有在分析语言差异中寻找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特别能力。

“由于语言不通的原因，人类学家在从事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中，会直接甚至痛苦地面对文化差异的存在。按克林福德(Clifford, James)的说法，人类学者在对特定民族文化的参与和观察实践中，他们不得不从身体和精神上体验到翻译的兴衰。另外，当人类学者将他们多角度和口头的观察体验以线性的文字记录下来时，这就不仅仅涉及到跨语言，或者跨符号的翻译，而且是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翻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过滤着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间来传达不同的世界观是非常困难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翻译性由此而生”^[9]67。

在民族志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当今，文化翻译，作为主流文化了解、认识非主流文化的方式，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质问。阿萨德认为，文化翻译赋予主流文化权力，将他族思想与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内在连贯性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民族志翻译者在他族文化面前表现出权威感，他们寻找他族文化实践之下的意义，而不是实践者来决定意义。这样民族志翻译者就具有了凌驾于“文化文本”之上的“作者”地位，而这种文化文本实际上是与那些不知名的本地文化持有者相联系的。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来自于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政治不平等，这种不平衡又进入到了关于殖民地的知识当中。所以文化翻译就不可避免地与权力的环境联系在一起^[13]203。阿萨德没有从整体上否定文化翻译的有效性，但认为必须考虑到控制性的话语与被控制的话语之间的权力的不均衡。

民族志文化翻译在后殖民语境中受到质疑，根本原因是在我族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介绍，或曰翻译的过程中，我族文化是否倾听过他族文化的声音，尤其是不同于我族文化声音的声音。将他族文化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将他族文化文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将他族文化塑型的过程，这种塑型的模型往往是我族，即西方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模型，翻译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将他族文化纳入西方文化模型的一个改造过程。这样一种单语的、单向的文化归化过程受到诟病显然是必然的，因为它违背了文化翻译在当下语境中所赋予的交流的、对话的、互动的特性，没有强调在翻译中跨越差异的同时还要尊重差异的要求。从技术层面上讲，民族志文化翻译忽略了语言差异分析的重要性。语言差异是文化差异的最直接表现，是将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概念细分即加以区别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他族文化的尊重常常表现为对他族语言的尊重，翻译离开了语言对比分析这一基石和语符转换这一基本方法，翻译就仅仅成为一个隐喻，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民族志文化翻译学者已经意识到此问题，提出民族志文化翻译要借鉴文学翻译的方法和经验，将重心转移到不同语言的差异分析中，从语言分析中寻找不同文化的同与异。

三、文化翻译作为文化迁徙和文化离散：后殖民研究的视角

在后殖民研究中，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它与其他的后殖民研究术语一起，构成了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独特的话语。后殖民研究视角的文化翻译由霍米·巴巴提出^[14]。但他所提出的文化翻译概念与我们所熟知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概念，甚至民族志研究中的文化翻译概念都有所不同。从词源学来看，翻译的最初意思表示“挪动，移动”, 即将物体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意思。巴巴的文化翻译即取其此意。在他的话语中，文化翻译与语符之间的转换，文学文本之间的翻译都没有关系，没有原语和译语，原文本和译文本、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分，翻译不是一个过程，而是文化的构成，即翻译本身就是文化。霍米·巴巴用文化翻译一词，来表现一种那些来自于非主流文化，生存在主流文化中学者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他们没有了故土和家园，他们缺乏对自身身份的确定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他们生活在一种既不属于主流文化又不属于故土文化的状态中，“翻译”在此处的意思就是将他们从一种确定的状态挪置于这种“第三空间”或“第三种文化”的状态。所以文化翻译与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混杂、文化迁徙和文化离散等同义，表现的是一种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状态。

后殖民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与翻译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时期几乎相当。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巴斯内特《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的出版，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强调学科意识，寻找学科渊源的趋势，翻译研究者主动将视野从先前的文本之内的语言学投向了文本之外的多学科。后殖民研究的理论也当然地进入了翻译研究领域，并在一定范围内同翻译研究产生互动。翻译研究中的几本著作，如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e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夏菲兹(Eric Cheyfitz)的《帝国主义的诗学：从“暴风雨”到“泰山”的翻译和殖民化》(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empest and Tarzen )、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翻译与王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 )、巴斯内特和垂文狄(Harish Trivedi)《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以及韦奴蒂(Lawrence Venuti)的《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就是将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并由此形成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理论流派。在后殖民的话语场中，翻译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术语，前殖民与后殖民，主流与非主流，强权与弱小，这些从后殖民角度而言，需要质疑和否定的二元结构，翻译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在这种传统意义的二元价值观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在一种无边界、无中心的、无起源、无终点的离散文化状态中，翻译即是这种状态的表现。霍米·巴巴所提到的“跨国度”(transnational)和“被迁徙”(translational，此处取翻译一词的最初意思)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状态。

尽管后殖民和后现代话语中的文化翻译以翻译为名，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视域扩展，但它给翻译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显而易见。翻译研究中对“文化转向”的疑惑，对翻译本体回归的呼唤，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影响，误把个体当作了全部，把一种特定的、局部的翻译理论当作了全部的翻译理论，以致对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的发展产生悲观的认识，这显然与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翻译的“误导”有关。应该说，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与文学翻译、民族志翻译大相径庭，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都未涉及到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研究，他们所讨论的文化状态实际上是在一种单语种的文化状态，如英语语言。这是一个与文学翻译和民族志翻译非常不一样的特点。垂文狄就说到，如果殖民话语中的文化翻译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话，那就是不能翻译文化。他认为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颠覆了我们几千年来关于翻译的概念，即在翻译中抽掉了语言差异分析和跨语言转换这一基石，而可能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研究领域，最终被消隐在其他学科的视野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垂文狄甚至提到，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中的翻译实际上与迁徙、离散这些业已存在且流行的术语同义，很难理解为什么后殖民学者要用“翻译”这个词。现在是所有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包括那些文学翻译的读者，一起团结起来，给翻译这词以专利，捍卫这个词的纯洁性^[15]的时候了。双语性和双文化性是翻译的两个基本属性，正是因为这两个属性，翻译才具有了发现和交流的功能，这在全球化的当今尤显重要, 任何对翻译的语言性的消解都是对翻译的核心意义的削弱, 最终会导致文化翻译成为一个过度滥用, 虚无意义的术语。

至此，我们对文化翻译分别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的定义加以了厘清，文化翻译在不同领域中的含义既有交叉、关联，也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于各个领域所关注的翻译对象不一样。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关注的对象是文本之间的翻译，尽管当代翻译理论将研究的重心从以前的文本内移到文本外，但这只是为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角度和方法，并不是否定文本之间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分析和研究的绝对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点从语言学翻译理论中的语用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成为目前翻译理论研究新的增长领域这一事实得到证实。民族志的文化翻译包括了语符之间的转换，形式通常表现为将口头语言翻译后，用书面语记录下来，这是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同时，民族志文化翻译将他族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这一点和文学翻译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原语文本，只有民族志工作者对他族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并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样的翻译有些像游记(travel literature)。巴斯内特就提到，有一个和翻译研究紧密相关的新领域，涉及语言学和人类学，这就是游记。游记和翻译一样，给读者带来关于他族文化的书籍，而这些书籍则是关于他族文化的建构^[16]。这种缺乏原语的翻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作为原语文化表达的原因没有了，原语区别于译语的特征，经常表现为文化特征，在这种单向的阐释和翻译过程中就被扼杀泯灭掉了，这也是后来在民族志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家不断反思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等话语的介入，对民族志文化翻译的反思更张显出后殖民话语对殖民地思想的批判。后殖民文化翻译同前两种文化翻译都不同，前者基本是将文化翻译作为一个隐喻的符号，用来指代现代文化人，尤其是在英美主流文化中生存的他族作家的文化生存状态，所以和前两者以跨语言和跨文化为标志的文化翻译基本无涉。对于翻译研究者而言，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清楚自己的位置，也不会对翻译研究学科产生一些莫名无谓的焦虑和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