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被称为上帝对人类的恩赐，或者说，语言创造了人。马克思说：“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1]人的历史是感性的历史，也是语言的历史。在后现代语境下，现代性滋生助长了语言的突破与外化，丛生的语言法则注解了现代形而上学的铭写。

一、隐喻

隐喻(metaphor)，在拉康看来：“以一个词来代替另一个词，这就是隐喻的定义。”^[2]隐喻的创造性并不是将两个能指同等地呈现出来，而是一个能指取代了另一个能指在能指连环中的位置，被隐没的那个能指以能指连环中的联系而显现。

现代性知识世界在建构上引进了隐喻识别原理。在德里达看来，一种“符号之所以是隐喻的，是因为它虚假地表达对象；它之所以是隐喻的，是因为它间接地涉及情感”^[3]404 。它只有通过另一种符号、虚假的符号，才能确切地表达情感。即是说，隐喻是通过能指的转换促成了所指的转化，最终形成一种观念和意义的替换。黄金周、黄金水岸、黄金线路、黄金酒、黄金组合、金童玉女就是在虚假的符号中创建的新的所指。

同样在商业楼盘名称中，丽雨江南、粼江峰阁、空间爱琴海、红谷凯旋、月光半岛、南山一品、中南海之滨、水印林语等语言在能指想象中拓展所指，使话语接受者展开全新的概念突破和愉悦情绪。餐馆名称中，天天渔港、东海渔村、湘西部落、瑶家土寨等都是制造想象，输入能指，产生幻觉，篡改所指。语言符号对于人的操控能力，鲍德里亚谈到：“这种操控，利用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来更为根本。”^[4]类似地，“车震”、“出轨”等是以一个具体可见的形态隐晦地表现另一种难以表达的禁忌形态，使其具体化并进一步扩大想象空间和制造写意式构境。

在表达高层领导接近基层时，被称为“重心下移”和“底气十足”。“底气十足”浅层意义为官员接地气、作风正，而深层喻意传导了执政党群众基础十分深厚，具有长期执政的基础和信心的信息。

“表哥”不是普通的亲属关系“表哥”，而是带表的“哥”，不是带普通表和几个表，而是带多种高级表。但它又表达了一个亲戚意义上的“表哥”，他亲切、随和、宽厚、慈善，面带微笑，敢做敢言、感言敢当，是一个真正标准意义的“表哥”。不过，这都是明示和明喻，它还隐喻了这是一个权霸和权链(表在表链中，权在权链中)。他既是表层意义上的哥，又是潜藏意义上的哥。哥意味着大，一种强势。

现代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概念经常被众多思想家运用到现代政治、哲学领域中，比如，聚变、邻域、非线性、矩阵、黎曼几何、血管、痉挛等，使语言的表现能力获得增强。但也有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德勒兹认为：“一些是精确的、量的、方程式的概念，它们只有精确才有意义。哲学家或作家只能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这类概念。这很糟糕，因为它们属于精确科学。”^[5]尽管德勒兹这样声明，但他却在用“黑洞”这样的物理概念进行隐喻。换句话说，无论从普众到思想家，无论从社会语言到专业创作，都不可能脱离隐喻的传达机制，因为现代生活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语言的表征范围。

二、象征

象征(symbol)，源于希腊语syn(在一起)和ballein(投射)两个词，是用一个词映射另一个词。后来主要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抽象意义，即可见表现不可见，以物征事。象征是在不能、不愿的前提下，以间接、隐射和暗示等方法的一种情绪和思想表达模式。象征比隐喻更具整体性、抽象性和异质性。象征的出现表达了现代人类生存竞争的加剧和理性技巧的升级。

基督教中的“十字架”，佛教中的“菩萨”，无论从物的符号还是从纯粹的语言符号，都远超出物本身的意义，都指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即对“上帝”和“佛陀”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和佛教的“佛陀”本身就具有深广的象征意义，它围沁着信徒们整个生命的全过程，入侵他们所有的喜悦、萎顿、毅然、孤寂和超脱。每天的祈祷、象征性语言为他们创造了深度的生存境域与思想陈述。象征性语言表达了不可具体化的“具体”，不能真实的“真实”，是一种遍及的、身心俱惑的内在神秘体验，让听者与其同在。它的认知过程，不是科学上的理性与逻辑，是现象学的悟觉。是否科学地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悟到它的存在、托扶、照耀和应答。象征没有真理，只有意义。“主”是我的牧者，“牧”启动了象征性意念框架，把“牧”放大和扩散，它踏进与穿越灵魂开启的每一个角落与栖息地。

信徒问星云大师何为佛？大师答：你就是佛。信徒陡惊：我怎可是佛，我怎不知？大师回答：因为你不敢担当啊，你没有放弃嫉妒、仇恨、妄念和己欲。大师明示：光荣属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予于常住，功德落于信徒。一个“佛”音，通过象征控制了人的生命全息。

宗教语言的象征功能，早被现代性所激发。进入现代性蓬发的时代，政治语言、社会语言宗教化、象征化已箭步进入公共生活。国旗、国歌在国民生活、教育、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特别是艺术创作、竞技体育与文化输出中，这种象征符号与语言会产生其他任何符号和语言的表征都达不到的直接、全面和深透的影响，因此，各个国家都极度重视和高度神圣化。

政治对于象征语言的使用，远不仅如此。现代国家都把国民称为“主人”，使“民子”陡然生出无限的遐想和失控。正如“我怎是佛”，“我”怎是主人？类似于大师，会有同样的传道者，高度专业化的“专家”、“学者”给你释疑，症结是同样的，即你缺乏担当。你需要无怨无悔、无所保留地对国家和法及国家意识的信仰与忠诚，是全身心的，是永恒不变的。“主人”，富有激情与诱惑的名字，只要忠诚你的国家和担当起对它的责任，就可以拥有这个名字以及拥有你作为这个名字相对应的“实体”。象征是一种特殊性向普遍性升华的概念转换策略，实际上是用特殊性代替普遍性，或者说是一个空能指的普遍性。

福柯在谈到疯癫的象征魅力时说到，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传统的转瞬即逝的表面现象，而是从最奇特谵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剩余物。它是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这种象征的智慧是梦幻疯癫的俘获物”^[6]。疯癫象征从此成为一面镜子，它不反映任何现实，而是秘密地向着自我观照的人提供自以为是的梦幻。而且，这种梦幻、疯癫、荒诞能渗进各种扩展想象与矛盾的意义。

三、异形

异形(alien)指语言突破传统构型模式，创造一种新的错乱式或反概念、反语法、反原义、反能指的表达方式。在权力布控、权力伸张、权力申诉和权力瓦解过程中都会出现，也是对现代性扩张难以适应和难以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的异形在现代性话语中甚为普遍。

数字、字母简代型：MM(妹妹、美眉)、π(派)；汉字简略型：高铁、超女；现代象形文字：Orz(五体投地)；火星语：&7&##！*@&(无语)；外来借用型：秀(show)、酷(cool)、嗨(high)、hold住、麻豆(model)等。对于借用的规律，美国语言学家布龙非尔德认为：“总是劣势语言特别明显地向优势语言借用。”^[7]词的外延：粉丝(FANS)引申出玉米(名字中含有“宇”字的某明星的粉丝)，花生(名字中有“生”字)、凉粉(名字有“靓”)、柠檬(名字中有“凌”)、果冻(名字中有“栋梁”)等也是不同粉丝的名称。谐音替换型：“美丽冻人”在挨冻中动人。“冻”具有“冻”和“动”的双能指，产生双重效果。海龟、海带、负翁、驴友、妹纸、食全食美、随心所浴、咳不容缓、一网情深、投笔从融、职来职往、默默无蚊、人“云”亦云、财大器粗、乳此动人、胸有大痣、无妻徒刑、十面霾伏、跑部钱进等都是谐音式异形，产生更为丰富的能指效应。类似地还有“如果零喜欢，欢迎贷回家”(零首付贷款购物广告)、缘来是你等；新创型：达人、小三、微博、微信、抓狂；词义新释型：波霸、波涛汹涌(Big-Breasted Sister)、一马平川、胸怀坦荡。潜水、灌水、菜鸟、大虾、同志、蚁族、开房、晒晒、闪了、浮云、打酱油、望眼欲“穿”、做女人“挺”好等，新解和原意相差甚远。

除此而外，还有悖论型：奥运会参赛队中有“中国”、“中国香港”、“中华台北”，香港属于中国为何还有“中国香港”队，说明香港不同于其他完全属于中国的地区，是完全属于与独立之间的一种中间态，“中华台北”这种中间态更接偏于独立态。中国新生的独立学院，它不同于大学的一个普通学院，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学，是一种既不完全属于，也不完全独立，实际上是非完全独立的“独立学院”。因为完全独立就无需前缀的母体大学；完全非独立也不是，因为是自主办学。这也是介于完全属于与独立之间的一种中间态。办学性质也是处于公办与民办之间的游动。社会发展的异构，形成语言的异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先它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因为不具有传统大学的基本要件，比如仅有研究生而没有本科生；其次，就算广义的大学，但中国科学院创办的并具有隶属关系的大学也不能直接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犹如北京大学的附属中学被称为“北京大学中学”。它更不能被看作类似于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因为大学的范围比科学院更大。这种悖论型的异构名称反映了现实世界与关系的荒诞与冲动。类似荒谬地还有：最新被发明并已挂牌的上海纽约大学，它不是纽约大学(上海校区)，是纽约大学和上海某985大学交合的物，如此也可以有南京北京大学，上海北京大学。早先被创设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荒诞性似乎弱一点。

同性恋婚礼上，观众大呼“这个新娘好帅”。异构的生活产生异构的语言，异构的语言强化和歧义了异构的生活。现代性是烦躁的，异构的语言既是烦躁的呐喊，也是烦躁的叹息。异形是现代性巩固和向现代性进攻的共同计策。它是一种错觉，把谬误视为真理，死亡看作生存，视权威为低贱，视情人为仇人。但历史的易变和转型，使得真理不再是真理。因此，不存在异形，而只存在每个人身上的固有物。正是在人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语言的异形和行为的异形。

异形表达了一个表象世界向多意世界的转向，它把一个多重意义的张力在固有的形式下解放出来，在表象世界的背后确立了复杂的能指，以至于表象完全呈现为一个令人不解的面孔而诱惑着我们。

四、虚拟

虚拟(virtual)是对现实存在的非现实创作，是对真假二分概念的挑战。它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特别的推动作用，但它并不是现代才有。中外文化史、科技史和思想史上都存在虚拟，并且历史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哲学家考察过真假界分的问题。

到了现代，在高精技术保证与现代化增长要求的双重驱动下，虚拟呈现崭新的面貌，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公众质疑的统计数据打架，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虚拟的。虚拟并不等同于虚假，虚拟是以主体选择的方式、模型进行重新“拟真”，指向“逼真”。这是一种向“真”方向运作的真假互动的再创造。鲍德里亚谈到虚拟的诱惑时这样解释：“在逼真的假象中，问题不在于要与现实混为一谈，而是要在完全意识到是游戏和人为行为的情况下生产一个拟像—通过模仿第三维度将怀疑投向这个第三维度的现实—模仿并高度超越真实效应，将一个绝对的怀疑投向现实原则。”^[8]拟像通过外表过度的真实来释放真实。在外表上，虚拟物比它的真实物更为相像。

语言从广义上讲，就是虚拟。而狭义虚拟语言的最初出现，也并不是因为现代数字化虚拟技术的缘故。人类在出现真假分化的生活意识后，就有了语言的虚拟。不过，数字化虚拟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人类虚拟行为的发展。数字化生活中，语言虚拟也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由于在虚拟空间中，人在虚拟身份的真假难辨中，语言也会适应身份的调整。性别、年龄、地域、职业、婚姻和社会活动等都会在语言上得到虚拟。从现实交往到虚拟交往，从直接、真实语言到远程、虚拟化语言，语言的发生模式和表达技巧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虚拟世界的语言具有前所未有的制造空间和感染力。

香烟生产厂在生产产品时，张扬“以国家利益为最高使命”的发展观。这不完全等同于虚假与欺骗，因为“国家利益”在虚拟创作中，可以是“促进工人就业”、“保证国家税收”等元素，可以遮蔽“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危害公众健康”等负国家利益变量。作为发展观最终目标的“以人为本”，是在按照语言主体进行“非全真”运行。非全真不是完全真，但也不完全假。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正如德里达所说：“一个历史—形而上学时代必须最终将整个尚不确定的领域确定为语言。”^[3]7

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膜拜，使得各国政要、各级政府官员、各种专业机构和产业、非产业集团领导者，无不以权力升级与扩大为根本目的。为了达到目的，避开扰乱，麻痹对手和民众，权控者总是声称“为市民服务”、“为国民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大家服务”等。这是孔子“仁者爱人”的翻版，是虚拟的“真”。虚拟的“真”是真的假、假的真，是逼真的“真”，是超越真的“真”，但更多的是假。这是无需技术的虚拟，是绝对“真的假”的虚拟，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至于虚拟，在对现实的技术性清除举动中，它才是真正的否定意义。”^[9]现代人类的政治生活在真假悖论中丧失了政治悟解，在误解中悟解。实际上，政治事件本身也是虚拟化事件，是发生中未发生，未发生中的发生。权力拥有者的奢靡和虚情假意每天都在发生，但被曝光和抛弃不过是偶然和瞬间的事件，是一种虚拟化过程的失败和中止。

就话语的表达形式，数字化的微观世界打开了巨大的表意场域。身份的不确定和微言平台的巨大繁殖能力使得监控能力失效。一种新的数字化的根式横向意识形态冲击了传统的干式垂直意识形态。

五、游戏

游戏(game)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同参与的话语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可以说‘游戏’概念是一个边缘模糊的概念”^[10]。最早专门研究游戏的是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后来英国学者贡布里希在纪念赫伊津哈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演讲时说到：“游戏观是不可归类的，这就排除了任何解释它的企图。”^[11]可以说，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很多思想家都困扰于游戏的复杂性和不可确定性。

由于现代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自我保护的需要，语言呈现具有游戏性质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随意性解释担任其对外攻击和自我保护的双重功能。后现代性游戏具有无目的性，现代性游戏不等同于后现代性游戏，它具有无目的性的目的，是在无目的和多目的性外表下，强烈地逼近某特殊目的。现代人交往频繁但更为孤独的生存悖论，使得语言交往担当价值交换与情绪挥发之间的转换。身体自由与精神自由最大化的实现，是在语言游戏的诱惑下，逐步升级的。空虚后的精神泛滥，是通过语言游戏的传导，在事件者之间裂变。同时，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失落，需要身体的放纵，但自由的过剩带来身体与安全的危机，促使语言自由承担身体自由的替换角色。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资本化和商业化社会，语言的直接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社会资本。然而，“科学技术和资本一起，已成为塑造我们时代的基本力量”^[12]。科学与资本的交换是一个狡计、设计与迷陷的过程，知识与语言作为资本实现的媒介，承担设伏、转移、欺骗的功能，利益兑换者双方相互猜测与迷藏，这就需要知识和语言具有一定的游戏性。商业广告、商业促销(打折、免费增送、试用)都是知识资本化、语言游戏化的诱惑。

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性催化下，许多已基本没有学术的严肃性、神圣和使命感，不是仰权贵之鼻息，为其适意而释义；抑或是，为了学术炒作和“成果丰硕”制造语言游戏。或是没有对手，抑或是假借对手，进行学术争鸣，制造学术云雾。民众的不满，由于不能以严肃的形式表达，只有以游戏的无目的形式获得自身的目的与逻辑。正如布尔迪厄诉所说：“游戏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所在地，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逻辑。”^[13]语言游戏在自我悖论中不断异形和发酵获得自己的生存意义与理性。

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在现代性隐射下，也失去了严肃性和稳定性，彼此的承诺和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一种利益共同体意义上的婚姻与交往只有通过语言游戏获得激情，并且也只有语言的“真实”，才能掩盖其诚意的虚假。这不是真正虚假的假，是有真实元素的假。它是认真的游戏，认真向虚假退让的游戏。同样，现代性激发后的滥情社会，使参与者之间失去了真情互换，只有感情游戏。没有伤害，没有留恋，只有积分。至于真正娱乐的游戏已经不能称为语言游戏了，因为它不需要语言的中介。身体代替了语言成为了游戏中介或客体，零星的附属语言不过是为娱乐身体的解密涂鸦或彩绘，放大身体的诱惑。

有一些语言，同时被使用多种法则，也有五种法则被同时运用，比如，竞相争夺的名称“国酒”。其有隐喻，用“国”隐喻其质量国家级水平或全国最高；有象征，用“国”来象征其地位崇高、神圣和庄严；有异形，因为“国”和“酒”是完全不同概念的词，是一种异质拼接；有虚拟，“国酒”历史不存在，现实也不存在，完全是人为的概念创作，以两种实在的线条“国”和“酒”在虚拟环境“方的圆”里编织出超现实知网；有游戏，打破严肃性界限，把庄严的国家与酒随意组合，达到新的语感体验，出其不意地上升为意识形态。综合全过程，以语言控制达到对大众思想的控制，最终实现对其行为的控制。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尽管语言是外在的，但它同时又是独立的、外在的实存，通过这一实存，它对人本身施予强大的控制。”^[14]各种大学改名，各种名称前缀以中国，亦是同样形而上学法则和语言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