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过高的费率水平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降低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吸引力,并影响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转轨成本与老龄化等原因带来的基金收支缺口将不断增大。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如何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缴费结构来降低社会保险高费率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率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缴费主体结构寻找一个促进就业的有效方案。
由于许多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所以国外文献更多是从课税主体结构的角度研究对公司课税与对员工课税的就业效应。传统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保险课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与总体的税收担负水平相关,而与缴纳主体无关[1]。但最新的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缴税(费)主体不同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Koskela and Schöb[2]认为,由于企业与员工税基(缴费基数)的不同,纳税主体的变化将影响企业与员工真实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就业;Picard等[3]和Goerke[4]研究了在失业保险金与个人纳税(缴费)挂钩的制度安排下,纳税主体变化将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而Picard等[5]研究了在公司实行比例税,而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的制度下,课税(缴费)主体变化,会影响劳动需求与工资;Erkki Koskela等[6]用效率工资模型框架,分析了在预算平衡下(revenue-neutral),企业应承担的税收向员工转移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总费率水平研究,白重恩等[7]研究社会保险缴费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朱文娟等[8]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研究在社会保险费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与员工所承担的缴费比重变化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一个研究社保缴费结构对就业及工资影响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缴费主体的选择对就业及工资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一结论将改变过去“就业与工资受社保总费率水平影响,而与缴费主体无关”的普遍观点。二是以中国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社保缴费结构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是通过分析雇员(参保人)和雇主的行动来研究缴费主体变化的就业效应。理论研究在如下假定中展开。
第一,实行统账结合社会保险制度,单位缴费费率为τf,个人缴费费率为τl。总费率水平τ=τf+τl。本文重点关注个人与单位缴费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除了费率之外,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养老金待遇支付等其他相关参数都保持不变。
第二,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名义工资为W,企业的用工成本为W(1+τf),工人的缴费后的净收益为W(1-τl)。
第三,关于各企业和员工的信息假定,首先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决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水平W和劳动需求L;之后,员工根据企业所支付的工资W再决定其愿意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z(z∈[0, 1])。企业对员工的工作以s的概率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员工在偷懒,则会解雇员工。
(一) 员工的行动将员工偷懒程度定义为1-z,在企业的监督下,员工被解雇的概率为员工偷懒并且被企业发现的概率(1-z)s,参照Koskela[6]的效率工资模型,员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 \mathop {\max }\limits_z {V_e} = \left( {1 - s\left( {1 - z} \right)} \right)W\left( {1 - {\tau _l}} \right) + s\left( {1 - z} \right){V_u} - h\left( z \right) $ | (1) |
式(1)中,Ve表示员工的期望收益。h(z)为员工努力的代价函数,定义为h(z)=zρ,ρ>1,h′(z)>0,h″(z)>0,说明员工努力工作的边际成本递增。Vu表示员工失业的期望收益,员工失业的期望收入包括重新找到工作的收入与失业状态收入的加权平均,在不考虑员工个体差异情况下,员工失业状态的期望收入为按社会平均工资实现再就业与处于失业状态能够获得的失业补助金的加权平均。
$ {V_n} = \bar W\left( {1 - {\tau _l}} \right)\left( {1 - u} \right) + um $ | (2) |
式(2)中,W表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u表示全社会失业率,m表示员工没有找到工作能够得到的政府补助(如失业救济金等)。
对于员工而言,工资水平W已经给定了,员工只能通过改变自己工作努力程度来实现收益最大化,员工收益函数Ve对偷懒的一阶条件是:
$ \frac{{\partial {V_e}}}{{\partial z}} = sW\left( {1 - {\tau _l}} \right) - s{V_u} - \rho {z^{\rho - 1}} = 0 $ | (3) |
由式(3)可以解出员工工作努力程度为:
$ z = \frac{{{{\left[ {sW\left( {1 - {\tau _l}} \right) - q{V_u}} \right]}^{1/\left( {\rho - 1} \right)}}}}{{{\rho ^{1/\left( {\rho - 1} \right)}}}} $ | (4) |
令B= s/ρ1/(ρ-1),因为s∈(0, 1)、ρ>1,所以有B∈[0, 1]。式(4)可以简化为:
$ z = B{\left[ {sW\left( {1 - {\tau _l}} \right) - {V_u}} \right]^{1/\left( {\rho - 1} \right)}} $ | (5) |
Vu为员工不工作的收益,而W(1-τl)是工作的净收益,所以,式(5)说明员工努力程度是二者之差的指数函数。根据常识,工作净收益W(1-τl)越高,员工就会越努力工作,刚开始时W(1-τl)对z的激励效应比较大,但随着工资进一步提高,其对员工工作努力的激励效应会降低,因此有: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AKa(zl)β,其中:α和β∈[0, 1]。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 \mathop {\max }\limits_{w,L} {V_f} = A{K^\alpha }{\left( {zL} \right)^\beta } - W\left( {1 + {\tau _f}} \right)L $ | (6) |
企业利润Vf最大化关于劳动需求L的一阶条件是:
$ \frac{{\partial {V_f}}}{{\partial L}} = \beta A{K^\alpha }{z^\beta }{L^{\beta - 1}} - W\left( {1 + {\tau _f}} \right) = 0 $ | (7) |
企业知道员工努力程度z是关于W的函数,所以利润Vf最大化关于工资水平W的一阶条件是:
$ \frac{{\partial {V_f}}}{{\partial W}} = \beta A{K^\alpha }{L^\beta }{z^{\beta - 1}}\frac{{\partial z}}{{\partial W}} - \left( {1 + {\tau _f}} \right)L = 0 $ | (8) |
联立式(7)、式(8)得到解的条件:
$ \frac{{\partial z}}{{\partial W}} = \frac{z}{W} $ | (9) |
利用式(2)、式(5),得到W的解析解:
$ W = \frac{{\bar W\left( {1 - {\tau _l}} \right)\left( {1 - u} \right) + um}}{{\left( {1 - {\tau _l}} \right)\left( {1 - 1/\left( {\rho - 1} \right)} \right)}} = \frac{{\bar W\left( {1 - u} \right)}}{{\left( {1 - 1/\left( {\rho - 1} \right)} \right)}} + \frac{{um}}{{\left( {1 - {\tau _l}} \right)\left( {1 - 1/\left( {\rho - 1} \right)} \right)}} $ | (10) |
因为W>0,所以u-1/(ρ-1)>0。再将W、z代入式(8),可以得到企业的劳动需求L:
$ L = {\left[ {\frac{{W\left( {1 + {\tau _f}} \right)}}{{\beta A{K^\alpha }{z^\beta }}}} \right]^{1/\left( {\beta - 1} \right)}} $ | (11) |
将式(10)、式(5)代入式(11)可以得到劳动需求L的解。
将劳动总供给标准化为1,企业数量为n(≥1),则失业率为:
$ u = 1 - nL $ | (12) |
根据失业率的定义,有u∈[0, 1]。
(三) 均衡分析下面来分析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重的就业效应。将社会平均工资W、失业率u作为外生变量,缴费结构调整的效应体现为对名义工资W、员工工作努力程度z以及企业的劳动需求L的影响。假定社保缴费结构进行调整: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同时降低企业缴费比例,并保持总的缴费率不变(即dτl=-dτf)。在前文分析框架下,缴费主体变化对就业影响有如下的结论。
结论1:提高工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会导致名义工资水平(W)上升。因为,企业缴费减少而工人缴费上升而总的费率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企业所减少的缴费如果转移到工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工人必然会要求涨工资来抵消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实际收入下降;而企业由于缴费下降带来额外收益,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工资的上升。
证明:将式(10)中方程W在dτl=-dτf的约束条件下对τl微分:
$ \frac{{{\rm{d}}W}}{{{\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frac{{um}}{{{{\left( {1 - {\tau _l}} \right)}^2}\left( {1 - 1/\left( {\rho - 1} \right)} \right)}} $ | (13) |
因为,ρ>2,τl∈(0, 1),所以有:
推论1.1: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员工得到的工资净收入将下降。因为,在费率不变的前提下,名义工资上升导致社会保险总的缴费额度上升,而企业愿意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必然小于工人保费的上升幅度。
证明:将员工缴费后净收益W(1-τl)对τl求微分:
$ \frac{{{\rm{d}}\left( {W\left( {1 - {\tau _l}} \right)} \right)}}{{{\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frac{{{\rm{d}}W}}{{{\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left( {1 - {\tau _l}} \right) - W $ | (14) |
将式(10)、式(13)代入式(14),并根据ρ>2、u∈(0, 1)得:
$ \frac{{{\rm{d}}\left( {W\left( {1 - {\tau _l}} \right)} \right)}}{{{\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 \frac{{\bar W\left( {1 - u} \right)}}{{1 - 1/\left( {\rho - 1} \right)}} < 0 $ | (15) |
推论1.2: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对企业的用工成本的影响不确定。这一结论的解释是,缴费对象由企业向工人移,一方面直接使企业缴纳的保费减少,而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名义工资上升,最终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证明:求企业的用工总成本W(1+τf)对τl的微分:
$ \frac{{{\rm{d}}\left( {W\left( {1 + {\tau _f}} \right)} \right)}}{{{\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frac{{{\rm{d}}W}}{{{\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left( {1 + {\tau _l}} \right) - W = \frac{{um\left( {{\tau _f} + {\tau _l}} \right) - \bar W\left( {1 - u} \right){{\left( {1 - {\tau _l}} \right)}^2}}}{{{{\left( {1 - {\tau _l}} \right)}^2}\left( {1 - 1/\left( {\rho - 1} \right)} \right)}} $ | (16) |
从式(16)可知,缴费结构调整对企业用工成本影响受W、m等外生因素影响。
结论2: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会导致员工工作努力程度降低。因为,根据推论1.1可知,政策的变化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又导致工作努力程度的下降。
证明:求式(5)方程z对τl的微分,并结合式(15)得到:
$ \frac{{{\rm{d}}z}}{{{\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frac{B}{{\rho - 1}}{\left[ {W\left( {1 - {\tau _l}} \right) - {V_u}} \right]^{\frac{{2 - \rho }}{{\rho - 1}}}}\left[ {\frac{{{\rm{d}}W}}{{{\rm{d}}{\tau _l}}}\left( {1 - {\tau _l}} \right) - W} \right] $ | (17) |
根据式(15)可知,
结论3: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对劳动需求L影响不确定。因为,这一政策使得工人努力程度z下降,但对企业用工成本W(1+τf)的影响不确定,所以对L的影响也难以确定。
证明:根据式(11)中确定的劳动需求方程L可知,由于
结论4: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会增加政府的保费收入。因为,虽然总费率不变,但作为缴费基数的名义工资(W)上升,所以必然使总的保费收入上升。
证明:政府的保险缴费收入表达式为:
$ G = W\left( {{\tau _l} + {\tau _f}} \right) - mu $ | (18) |
由于失业u外生,缴费结构变化对政府财政的效应为:
$ \frac{{{\rm{d}}G}}{{{\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 = \frac{{{\rm{d}}W}}{{{\rm{d}}{\tau _l}}}\left| {_{{\rm{d}}{\tau _l} = - {\rm{d}}{\tau _f}}} \right.\left( {{\tau _l} + {\tau _f}} \right) > 0 $ | (19) |
由于社保在多数省内缴费标准不统一,而重庆2004年以前各区县也不统一且数据不全,本文最终只选择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1993-2011年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
(一) 方程及指标数据实证研究以式(4)、式(10)、式(12)为基础构建z、W、u的联立方程模型:
$ \left\{ \begin{array}{l} z = {\lambda _{11}} + {\lambda _{12}}{W_1} + {\lambda _{15}}u + {\lambda _{13}}{\tau _l} + {\lambda _{14}}\tau + {\lambda _{14}}m + {\xi _1}\\ W = {\lambda _{21}} + {\lambda _{22}}{u_{ - 1}} + {\lambda _{23}}{\tau _l} + {\lambda _{24}}\tau + {\xi _2}\\ u = {\lambda _{31}} + {\lambda _{33}}W + {\lambda _{34}}{\tau _l} + {\lambda _{35}}\tau + {\lambda _{36}}K + {\xi _3} \end{array} \right. $ | (20) |
方程中,为了维持总费率水平不变的假定,以个人与单位缴费合计总费率τ作为控制变量。在实证中,τl表示个人缴费占全部缴费的比重,
第一,总费率水平τ和个人缴费比重τl。缴费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合计单位缴费比例,并对样本作了如下具体处理:一是北京工伤保险分成了3档,我们选第一档作为标准;二是只考虑按比例缴费部分, 定额缴纳不考虑(如多数地区大病医疗保险采用定额缴费);三是对于政策出台时间在某年度中间的情况,当前费率水平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整理,如根据沪社保综发(95)7号文,上海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1995年4月1日起从3%上调到4%,则1995年平均个人缴费比例取两个加权平均值:
$ 3\% \times \frac{3}{{12}} + 4\% \times \frac{9}{{12}} = 3.75\% $ | (21) |
第二,工资W用城镇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指标,并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第三,失业人数u: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里只考察城镇的失业率。目前国内只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数据,真实失业率数据只有零星的估计[9]。本文对于失业率采用了两个指标来替代:一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u1;二是根据蔡昉[10]的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隐性失业的一种表现,所以直接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数的差来反映失业情况,对失业采用如下方式近似估计:
$ {u_2} = 1 - \frac{{{L_u}}}{{{P_u}}} $ | (22) |
上式中,Pu为城镇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根据中国实际将劳动年龄人口界定为20~59岁;Lu为城镇就业人数。
第四,资本存量K。采用单豪杰[11]计算的1952-2006年分省资本存量数据,2007年之后的数据由作者根据相同方法推算,并将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调整为1993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
第五,工作努力z,由于没有直接统计数据,我们用总产出剔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规模的贡献后的余额来反映劳动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先估计如下产出方程:
$ \ln Y = {\varphi _0} + {\varphi _1}\ln K + {\varphi _2}\ln R + {\varphi _3}\ln L $ | (23) |
式(23)中,Y为总产出,用GDP平减指数调整;K为物质资本存量;R为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的人力资本水平;L为全部就业人数。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采用索洛余值的方式估计z:
$ z = \ln Y - {\varphi _0} - {\varphi _1}\ln C - {\varphi _2}\ln R - {\varphi _3}\ln L $ | (24) |
第六,失业后的收益m用各地历年失业保险金均值来度量,以失业后第1个月保险待遇标准作为样本,并用CPI指数进行调整。
在表 1中,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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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统计描述 |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因面板单位根检验分为同质面板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两类,故分别采用LLC检验和Fisher ADF检验对各变量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变量τ、τl和m是平衡的,其他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为了保持计量方程的经济意义,本文以各变量水平值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可能的伪回归与自相关问题,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在方程左边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二是对估计结果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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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模型第2、3个方程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本文采用截面固定效应的3SLS进行估计。3SLS是一种系统估计方法,大样本情况下比2SLS更有效,并且解决了模型中不同结构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12]。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以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加入截面的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当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并且存在异方差,同时残差项相关时,3SLS仍然有效;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方程估计结果的拟合优度与DW统计量都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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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联立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
为了进一步检验方程是否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我们对模型1和模型2每个方程的残差再次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所有的残差都是平稳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模型1与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总费率水平τ后,个人缴费比重τl与反映工作努力程度的变量z负相关;说明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将降低员工工作的努力程度。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2)在模型2估计中,τl与W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在控制了总费率水平后,增加个人缴费比重将提高名义工资水平。但在模型1中τl对W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登记失业率ut1统计数据无法体现真实失业率水平。(3)模型2中,τl与估计失业率ut2正相关,说明增加个人缴费比重将不利于促进就业。而在模型1中,τl与登记失业率ut1关系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失业率ut1的数据问题造成的。
四、研究结论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的调整面临两难困境的现实,本文关注如何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缴费主体结构的变化来促进就业。文章构建了企业与员工的效率工资模型,分析了政策变化(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对企业用工需求、工资水平、员工工作努力程度等方面的效应。理论研究表明: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将导致名义工资上升和员工工作努力程度下降,但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文章以中国社会保险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重降低了员工工作积极性(努力程度)、提高了名义工资水平和失业率。基于本文的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要缴费主体的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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