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根据两办意见精神，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繁荣计划”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作为其中一项主要任务。教育部进而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全面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工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和出版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十一五”期间，高校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不断增大，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学术规则的专家学者已经具备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如图 1所示，高校教师国际刊物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且有增速加快的趋势。这说明中国高校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对话能力有了显著增强。尽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刊物论文发表数量不断增加，但与论文总体数量相比较仍然很低。如图 2所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刊物论文发表数量占论文总发表数量的比重不足2.5%，与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自1995始，教育部设立“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迄今已成功评选了六届，共有3 320项优秀成果获奖。“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政府奖项，对学科建设、平台建设、学校科研实力的提升以及获奖者本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校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极高的公信力，具有明显的导向性。随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成果逐步涌现，在奖项申报和获奖中也得到逐步体现。

从无到有，虽然增长迅速，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发表成果申报数量一直偏低，平均每届申报数量占总申报数量不足3%。整体获奖规模依然偏小，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目标要求相去甚远。为此，笔者拟对第四届至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成果申报、获奖的基本情况以及学科、学校、获奖者教育背景和年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成果申报、获奖的现状，并以此揭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对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卓泽渊较早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问题，提出从保持自我、不断创新、全面开放、互动发展四个方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1]。赵宴群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A & HCI期刊发表论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影响论文发表的主客观因素，并提出通过加强国际交流、提高研究质量、了解国际学术规则等方面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2]。华薇娜、刘艳华通过对SSCI、A & HCI期刊收录的论文按时段进行统计，分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国际发表的不同阶段和特征，探讨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发表贡献较大的学校和学科分布情况^[3]。刘艳华、华薇娜、袁顺波也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SSCI、A & HCI发表文章为样本对高产作者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大陆学者与香港学者对比，分析了两者间差异和原因^[4]。朱有志、胡越福、马贵舫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通过加强研究的国际化，树立精品意识，克服技术性障碍等方面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5]。而朱少强则对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浪潮提出了思考，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不能过于强调适应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而应保持相对的本土化特色^[6]。

前期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探讨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SSCI、A & HCI等国际索引文章发表情况进行分析或探讨，通过定量分析探讨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分布和进程；另一方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必要性的探讨。而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现状和特点的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国际化措施的探讨仍比较欠缺。

对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也处于起步阶段。王日春、王玉明以历届奖项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透视第一到五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并提出了新形势下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议^[7]。王永斌通过对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统计分析, 对获奖的学科、学校、地域分布、研究内容、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困境和趋势^[8]。王周谊通过对2009年教育部评奖数据的深入分析, 揭示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总体面貌与发展趋势以及高校之间在整体实力、成果竞争力和学科建设水平方面的差异状况^[9]。总体而言，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某一阶段或某一届别的数据进行整体分析，着重探讨某一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学科、地域、学校等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而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对某一具体方面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处理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国际发表成果申报与获奖的基本情况 (一) 申报总体趋势

从申报情况看，近三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成果申报数量逐届增加，且增幅较大。国际发表成果申报所占总申报量的比重也逐届提高，提高幅度也有不断加大趋势。如第四届申报总数为51项，申报数量占总申报数量的1.78%；第五届申报总数为119项，申报数量占总申报数量的2.28%；第六届申报总数为213项，占总申报量的3.82%。

尽管国际发表成果申报数量纵向比较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整体申报数量相比仍偏低，申报数量最多的第六届也仅占总申报数量的3.82%，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获奖情况看，国外发表成果获奖数量逐年提高, 获奖数量占总获奖数量的比重逐年提高, 如第四届至第六届国外发表成果获奖分别为9项、22项和49项。同时，国外发表成果获奖数量占总获奖数量的比例也逐年提高，如第四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成果共获奖9项，获奖比例达17.65%，高于14.87%的总获奖比例，获奖数量占总获奖数量的2.12%。第五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成果共获奖22项，获奖数量占总获奖数量的3.47%，获奖率18.49%，远高于12.35%的平均获奖率。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49项，获奖比例达23%，高于总获奖比例的14.88%，获奖数量占总获奖数量的5.9%。

从近三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外成果申报情况和获奖情况看，尽管申报数量偏低，但国外成果获奖比例远高于总体获奖比例。如图 3所示，其中获奖比例最高的第六届国外发表成果获奖比例高达22.54%，且国际发表成果获奖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表明国外发表成果质量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二) 申报与获奖结构

从近三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结构看，论文类成果明显多于著作类成果，而这与整体获奖结构有着明显差异。如图 4所示，近三届著作获奖占总获奖数量的近70%，而论文获奖占获奖数量的不足30%。国际发表成果获奖情况则与整体情况相反，论文成果获奖数量超过总获奖数量的70%，而著作类成果占获奖数量的不足30%。除申报数量的原因外，也反映出国际发表论文成果的整体质量较高，而一些最新的研究结果和研究观点能够尽快通过论文公布的特点。

三、国际发表成果申报与获奖的分布 (一) 学科分布

如图 5所示，从国外发表成果申报学科分布看，学科分布越来越广, 如从第四届的14个、第五届的18个，直到第六届19个学科，进一步说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全面开始国际化进程，尤其是管理学、经济学两个学科申报数量占了总申报数量的近一半，其他学科除语言学外，其余均为社会学科。截至第六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问题研究没有国际成果申报。

从申报成果获奖情况看，各学科申报数量与获奖数量基本呈正相关，获奖情况学科分布如图 6所示。

(二) 获奖学校分布

从获奖单位分布情况看, 获奖单位分别从第四届的6所、第五届的14所，增加至第六届的28所高校，近三届共计38所高校有国外发表成果获奖。这说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步伐和覆盖面越来越广。

从整体数量来说，近三届共有80项国外发表成果获奖，在有获奖成果的38所高校中，北京大学获奖19项，占全部获奖数量的23.75%，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排名前7位的高校获奖数量41项，占全部获奖数量的51.25%，如表 1所示。

(三) 获奖者年龄结构

从年龄结构分布图 7看，获奖成果发表平均年龄第四届为47.78岁、第五届为40.55岁、第六届为41.78岁，整体呈现年轻化趋势。其中，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获奖成果发表年龄普遍较小，即使存在年龄偏大的个案，多数获奖成果也有中青年教师的参与；而语言学、外国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获奖成果发表年龄普遍较高。显然，31-45岁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已经成为获奖成果的主要群体，占到总数的68.8%。

(四) 获奖者教育背景

从获奖者教育背景看，其教育背景趋于多样化。获奖成果作者从单纯的具有海外教育背景到教育背景多样化，如第四届9项获奖成果作者中8人有海外教育背景，1人具有海外访问学者经历；第五届22项获奖成果作者中有15人具有海外教育背景，3人具有香港教育背景且有海外访问学者经历，3人具有海外访问学者经历，仅1人无海外教育及访学背景；第六届49项获奖成果作者中23人具有海外教育背景，7人具有香港教育背景及海外访学经历，13人具有海外访学经历，6人没有海外背景。很显然，国家公派留学的访问学者对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香港教育质量与国际接轨程度高，可以有效利用香港这一交流平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国内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一批国内培养的博士也在国外期刊产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

四、对策建议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自2003年教育部首次出台“繁荣计划”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学者在相关领域产出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积累了良好的经验。2011年，教育部出台新的“繁荣计划”，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创造了新的机遇。部分高校也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整体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应该通过加强规划和分类指导，以鼓励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探索“走出去”的路径和方式，提升“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

(一) 充分发挥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示范、引导作用，鼓励教师、科研人员在国外发表高质量成果

由于组织严密、程序公正，历届获奖成果都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高校普遍将其视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人文社会科学)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引领、示范作用。近三届国外发表的高质量成果申报数量和获奖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且增速不断加快。在今后的评奖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的导向作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步伐。

(二) 设立高校外文优秀成果奖

随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不断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等一批配套计划陆续发布并实施，可以预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步伐会不断加快，国外发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国外发表成果申报数量从第四届的51项到第六届的213项，增速达418%，预计下一届申报规模将超过500项。目前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人文社会科学)采取严格限项申报的模式，如果设立外文成果奖并适当增加申报限额，申报规模会有明显提升。通过设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外文优秀成果奖，可以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教师在国际知名期刊、国际著名出版社发表成果。既能弥补当前评价体系中没有专门针对国外发表成果评奖的不足，又能有效加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建立并完善港澳台及国际专家库，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借助信息化手段参与评奖过程。利用国际知名专家通晓国际学术规则和专业知识优势，提升评奖工作的科学性，同时通过吸引国际知名专家参与评审工作可以有效提高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 分学科稳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从近三届申报和获奖情况看，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语言学等学科已经在“走出去”方面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而心理学、统计学、外国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走出去”步伐也在逐步加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作为一项长远规划，要实现“走出去”计划设定的战略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科特点和现状，巩固已有良好基础的学科，提升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学科，对符合国家“走出去”战略需求，但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科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逐步提升其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四) 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走出去”过程中有所侧重

从近三届获奖者获奖成果发表年龄分布情况看，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国际优秀成果发表的主力，并有进一步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尤其明显。人文学科领域获奖成果发表年龄相对较大，但也以40~55岁中年学术骨干为主。因此，在实施人员派出计划或培养国际化人才过程中应该结合各学科特点分类实施，各有侧重。在社会科学领域，应当加大中青年学术骨干派出力度，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鼓励和支持有较好基础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强化质量意识，在国际上发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精品力作，逐步建立相关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在人文学科领域，一方面要支持和引导中青年教师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培养中青年教师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合作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对已经具有相当学术积累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重点培养，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成长为“走出去”的核心力量。

(五) 充分发挥骨干高校的示范作用，鼓励具有研究基础的高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国门已经逐步成为高校的共识，各高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积极探索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和路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北京大学通过加快教师队伍国际化进程，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建立外文学术网站和期刊等措施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前沿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武汉大学通过支持和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和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等措施积极推介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通过在学科优势明显、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科领域，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国际合作的专业平台，举办、参加国际高端学术会议等措施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山大学通过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通过重点研究基地与港澳高校共建合作机构，共同承担国际合作项目，共同发表国际学术成果等方式，借助港澳高校的国际学术网络，积极增强学校在海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积累了良好经验。这些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道路中开展的有益探索加快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步伐，积累了宝贵经验。各高校应当广泛借鉴骨干高校的示范带头作用，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走出去”方式和途径，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不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