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近70%，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但长期以来政府偏向城市的福利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和偏向城市的投入政策(如教育投入等)形成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实现了持续增长。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额的比重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1978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48.8%，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2]，可见中国农村人口消费能力偏低，与庞大的人口规模相比极不对称。因此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升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是逐步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实现包容型增长的重要途径。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决定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保障范围，从而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稳定消费预期，促进居民消费行为。改善和保障民生是实现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有效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与居民切身利益尤为相关。所谓的民生支出主要是指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卫生等民生项目的支出，财政民生支出的增长对于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推行社会的公平正义、切实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3]。“十六大”以来，政府开始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在“民生财政”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开始把民生支出向农村地区倾斜。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应努力构建民生财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因此，在此背景下，考察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种影响，厘清民生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扩大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学术界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从理论上得出了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两种相反的结论。研究的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财政支出引入消费者效用函数。Bailey最早将财政支出引入代表性消费者决策模型中，使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具备了微观基础，他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Barro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在短期和长期内对居民消费有不同的影响。第二阶段，在现代消费函数框架中研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Kormendi、Aschauer等将生命周期假说引入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研究表明美国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第三阶段，采用时间序列分析与面板数据等现代计量方法进行研究。Amano将协整理论引入时间序列的数据检验，研究表明美国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相互替代的。Tsung-wu选取亚太经合组织24个工业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Athanasios运用1970-2001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作用。

鉴于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历来是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政策手段，财政支出在拉动内需方面的政策效果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关于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开始增多，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中国的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入效应。洪源按照中国实际构建消费函数，表明了民生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之间的互补关系。李建强从理论上构建了最优消费函数，实证结果表明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4]。肖晓军认为政府加大财政民生支出会拉动农村居民对私人品的消费。刘沁清评估了财政民生投入改善居民福利和需求结构的效果，研究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已经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有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从研究视角上，关于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考察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条件下，财政民生支出同样与农村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民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解释其原因。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滞后变量的影响，但当期的居民消费水平既决定于前期消费水平，也受前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如果忽略前期的变量，可能会使重要解释变量缺失，导致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有偏。最后，从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通常是分析全国的农村居民与民生支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区域的消费群体对民生支出的反应存在着差异性，忽略民生支出政策效果的地区差异，会使研究结论不准确。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将弥补以上不足，首先我们选取1978-2011年全国28个省份^①的面板数据，从东、中、西部三个区域^②层面，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中国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接下来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解释民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效果及差异性原因，并为中国民生支出的调整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① 不包括西藏、海南，将重庆并入到四川进行计算。

② 关于区域的划分，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个省市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安徽、江西、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湖北和湖南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广西、新疆、陕西9个省区。

二、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

民生支出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界定为财政支出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科学研究及政策性补贴等方面的总和。根据民生支出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投资性支出(sf)和转移性支出(tf)两大类。其中投资性支出主要指文教、科学卫生支出，转移性支出主要指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两种性质的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不同：投资性支出可以有效提高居民人力资本的质量，增强居民获得预期收入的能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而转移性支出则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放松居民的消费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支出总量增长迅速，从1978年的21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7 433亿元，年均增长16.8%(图 1)。中国民生支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呈递减态势，从1978年的86.1%减少到2011年的70.2%，转移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呈递增态势，从1978年的13.9%增长到2011年的29.8%。

由于目前仅有几十年的全国性财政民生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很难满足大样本和渐进性假设的条件，因此本研究采用了1978-2011年中国28个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与民生支出的相关面板数据，从而有效地扩大了样本容量，使估计结果更为稳健。其中，人均民生支出作为民生支出水平的变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变量；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作为农村居民消费变量。以上名义变量以1978年为基期采用各省CPI指数进行平减。由于1985年以前的农村CPI指数官方未予公布，因此本文以城市CPI指数(1978年=100) 来代替^[4]。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为减轻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下文对相关变量均取对数值进行分析。

(二) 模型的估计结果及解释

由于省际面板数据具有区域上的差异性和时间上的波动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总消费函数Graham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考察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复杂动态过程，模型设定如下：

$ {\rm{In}}{c_{i{\rm{t}}}} = {\alpha _0} + {\alpha _1}{\rm{In}}{c_{i{\rm{t}} - 1}} + {\alpha _2}{\rm{In}}s{f_{i{\rm{t}}}} + {\alpha _3}{\rm{In}}t{f_{i{\rm{t}}}} + {\alpha _4}In{y_{i{\rm{t}}}} + {\alpha _5}In{y_{i{\rm{t}} - 1}} + {\alpha _i} + {\alpha _{\rm{t}}} + {\varepsilon _{i{\rm{t}}}} $

(1)

其中，lnc、lntf、lnsf、lny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转移性民生支出、投资性民生支出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对数值。lnc_it-1为前期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对数值，lny_{it -1} 为前期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数值，作为对Graham总消费函数的扩展研究，该模型考虑了消费和收入的前期变量对当期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a_i表示由没有观测到的因素所引起的个体异质项，包含中央对各省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a_t表示地区的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式(1) 右边出现因变量的滞后项，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以系统广义矩法(SYS GMM)对方程进行估计，以避免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方法造成的估计系数有偏问题。在估计过程中，采用t-2期之前的因变量滞后项和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因变量滞后项的工具变量(Ⅳ)，利用STATA 11.0计量软件，结果如表 1所示。

③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 表中“( )”内数据为标准差；“ ”内数据为p值。(3) 在同方差假设条件下，用Sargan统计量来检验矩条件是否存在过度识别，原假设为差分GMM工具变量为正确的，在表中汇报了p值。(4) 代表Arellano-Bond的AR(2) 的检验统计量，用于考察一次差分残差序列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其原假设为不存在自相关。

第一，人均居民消费滞后项(lnc_it－1)对基期消费的弹性系数均保持在0.7以上且高度显著，说明中国农村居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自身消费习惯，消费具有一定延续性和路径依赖，如果忽略消费滞后项会导致估计有偏。

第二，投资性民生支出(lnsf)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其政策效果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东、西部地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048 2、0.030 4)。这可能与投资性民生支出的性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首先，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方面，由于投资性民生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质量，而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相对充裕，较多的投资性支出使东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农民具有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其次，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方面，东部地区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较为完善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居民的相关大额刚性支出，减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有效增强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只能选择增加储蓄，来减少当期消费以应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此外，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政府不断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完善对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这使得投资性民生支出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比中部地区更为显著。综上，投资性民生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表明中国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还需进一步推进。

第三，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小(影响系数为0.004 2)，但对中、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虽然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步伐，转移性支出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但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远低于投资性支出，使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明显低于投资性支出。区域比较而言，东部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服务并获得较多财政补贴，短期能够增加居民的当期可支配收入，长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放松其流动性约束。而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社会保障和政策补贴性收入相对微薄，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自我保障。可见，应进一步增加转移性民生支出，提高农民消费倾向，稳定农民支出的预期，从而有效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第四，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当期(lny_it)和滞后项(lny_{it -1} )对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其中滞后项比当期的影响更为明显，其影响效应呈现东、中、西递减态势(东、中、西部地区的滞后项影响系数分别为0.033 5、0.025 2和0.024 4)。可见，长期收入是农村居民消费更为重要的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对纯收入的弹性系数大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首先，从收入水平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1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7倍和1.81倍。其次，从收入结构来看，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较快，东部地区的农民更容易在城镇就业并获得工资性收入，而中西部农村居民则仍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2011年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0.1%，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40.6%和33.9%。相比较而言，工资性收入更为稳定并具有良好的增长预期，而农业收入受农业生产率水平发展的限制，收入较低并且增长缓慢，所以受收入因素的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

三、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解释：预防性储蓄理论

从上文可以看出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其中投资性支出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而且民生支出的政策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接下来，本文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进一步考察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和存在政策效应差异的原因。

预防性储蓄理论源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更多地依赖于收入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在考察中国消费者行为时，还要同时考虑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以及农业本身的特点使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原有隐形福利制度的解体，农村居民对医疗、教育和社保等项目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使农村居民储蓄的愿望非常强烈，消费倾向不断降低。而上述支出项目正是政府当前民生支出的重点领域。那么中国的民生支出能否改善民生，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呢？接下来，本文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收支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 \Delta {c_{\rm{t}}} = {\alpha _1}\Delta {y_{\rm{t}}} + {\alpha _2}\left( {{y_{{\rm{t}} - 1}} - {c_{{\rm{t}} - 1}}} \right) + {\alpha _3}{\delta _{\rm{t}}} + {\alpha _4}{\varphi _{\rm{t}}} $

(2)

其中，Δy_t表示收入的短期波动，反映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消费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y_t－1－c_t－1表示居民总资产，反映收入与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δ_t表示影响消费变动的支出不确定性因素；$φ$_t表示影响消费的收入不确定性因素。

本文使用1990-2011年^④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民生支出(教育、社保和医疗支出之和)等数据为指标进行分析。此外，农村居民面临支出的不确定性以民生支出变量的标准差表示，收入的不确定性以收入变量的标准差表示。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经网和《中国统计年鉴》，对上述数据以1990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价格平减，并相应取对数值。

④ 该样本区间的选择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又尽量涵盖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区间，以便更好地考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民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我们首先采用扩展的ADF的检验方法对所分析变量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阶数利用AIC与SIC准则确定，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由此可见所有变量都为一阶单整Ⅰ(1) 序列，因此其线性组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其次，用Engel-Granger方法对协整方程进行估计，确定方程中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估计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均在5%以上水平显著平稳，表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表 2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区域的过度敏感性系数Δy_t均显著，表明短期收入变动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较明显。其中，中西部地区敏感性系数大于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当期收入的敏感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区。

代表上期储蓄的y_t－1－c_t－1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普遍存在。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有福利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村居民切身感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新的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之前，大多数农村居民为应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只能减少当期消费以增加预防性储蓄。从区域比较来看，该项对东部地区影响要略高于中西地区，这说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比东部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另外，收入不确定性($φ$_t)和支出不确定性(δ_t)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负影响，其中支出不确定性影响较大。由于中国农村社保体系尚未完善，农民仍需自己负担医疗、养老等大部分支出。此外农民普遍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加上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因此只能通过增加自身储蓄来防范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流动性冲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农民的消费意愿。此外，从区域比较看，支出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农民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要小于中西部，这可能是由于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区域民生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使中西部农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支出的预期要高于东部地区。这与上文中民生支出对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要小于东部地区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政策建议

本文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投资性民生支出的挤入效应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而且二者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究其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东部地区。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的支出结构，加快其民生化进程。在当前构建民生财政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教育、社保和医疗等民生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建立民生支出有效增长的机制，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化解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制度约束，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其次，改变民生支出的支出方向，使民生支出向特定的主体和区域倾斜。鉴于中国民生支出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政府应调整民生支出具体的支出安排，应将新增的民生支出重点投向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保证中国民生类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稳定其农村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确保民生支出能引致农村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