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近年来集中关注各级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一个发现是不同来源背景的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差异，地方官员的来源背景具有潜在影响^[1-2]。

中国实行的是党政两条线的政治体制，每个地方都同时配备一个党委首长和一个政府首长。在“党管干部”之下，党委首长拥有核心权力，而政府首长也拥有重要的行政权力。尽管每个地方的干部领导至少包括了党委首长和政府首长，但是已有经济学文献在对地方干部领导进行研究时，往往将他们视为同质样本，或者根据具体的分析需要单独选取党委首长或者政府首长作为分析样本。这些实证研究中，仅选取党委首长或者政府首长作为分析样本，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选取党委首长作为分析样本所给出的理由一般是中国是“党管干部”体制，党委首长是一个地方的真正“一把手”，选取政府首长作为分析样本所给出的理由一般是政府首长是管理地方经济发展事务的政府官员。在党政首长都拥有实际权力的情况下，党政首长的匹配就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因素。

既然每个地方都是党政首长兼备，并且地方官员具有不同的来源背景，那么每个地方的党政首长就会产生不同的来源匹配。这是中国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区别于其他大部分国家官员治理体制的重要维度。虽然已有经济学文献初步发现了地方官员来源背景具有潜在影响，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献对来源匹配进行分析考察。本文基于1986-2010年中国省级地方党政首长的来源匹配对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程度的影响分析，探讨地方官员来源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通过实证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与地方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相关，不同的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由外来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的类型，会有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当匹配中有来自中央部委的地方党政首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绩效较低相对突出。在中国处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实际上有着关键的影响力，随着干部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稳定化，行政首长的来源背景在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在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弱化。

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以来存在激励与控制的问题，这种党政配置模式使中央有更大配置空间来兼顾经济发展与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考虑，增强治国稳健性。尽管本文只是从党政首长匹配的角度研究干部类型匹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这实际上为人力资本配置的组织绩效效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相关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借鉴推广意义。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对已有文献的评述提出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样本与实证策略；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发现与解释；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衍生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定量研究中国官员治理及其绩效的文献已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目前主要围绕着识别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目前，文献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直接实证分析地方官员的影响。毋庸置疑，地方官员对辖区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有实证文献已经发现：一是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1,3-5]。比如徐现祥等^[3]采用1978-2005年间具有异地交流任职经历的省级正职领导样本构造与其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发现，平均而言，官员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二是地方官员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比如，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6]，地方官员在短期内能够显著影响辖区内的产业结构变动^[7]，中国市委书记对辖内城商行的信贷投放有显著影响^[8]。

既然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那么寻求地方官员的作用机制自然成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在这方面，有部分文献从地方官员的来源视角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的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相同。王贤彬和徐现祥^[1]发现不同来源的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王贤彬和徐现祥^[1]把来自中央部委的地方官员称为京官，并考察了他们的经济绩效，发现从中央部委调任到地方省区担任首长的京官，其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记录显著地低，再次揭示了地方官员在经济绩效上的异质性。此外，一些实证文献探讨了地方官员来源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影响，包括来自本地的地方官员可能导致矿难发生频繁^[9]和土地违法频繁^[10]；而来自外地的官员则能够缓解地方主义、促进专业化^[11]，减轻地方腐败^[12]。这些文献一致注意到了地方官员来源的重要性，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辖区之中地方官员之间的匹配问题。既然地方官员来源是重要的，由于每个地方都是党政兼备，因此党政首长的来源匹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经济学文献对此进行分析考察。

中国实行的是党政两条线的政治体制，每个地方都同时配备一个党委首长和一个政府首长。党委首长和政府首长所处的体系具有差异，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尽相同，省委书记更多考虑谋篇布局的工作，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方面都负有关键的责任，省长则对经济社会等工作负有更加直接具体的管理责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对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两者工作又不完全相同，这意味着两者的来源都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绩效。来自本地的党政首长熟悉本地经济社会状况，与本地经济利益主体有更加密切的联系；来自外部的党政首长相对不熟悉本地经济社会状况，与本地经济利益主体的联系较少；来自中央的党政首长有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经验以及中央职能部门的具体信息，但对地方经济社会运作了解相对较少。多种来源的党政首长，构成多种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1：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与地方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相关，不同的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基本上是在地方层面推动实现的，由于经济建设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因此经济建设的推动往往需要具备相对扎实和丰富的地方工作经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众多方面也不尽相同，熟悉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状况成为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建设综合性和地方状况复杂性的交织之下，对于本地晋升的地方首长，具有地方工作经验并且熟悉本地状况；对于外地调入的地方首长，具备地方工作经验但相对不熟悉本地状况；对于来自中央的地方首长，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也不熟悉本地状况。这使得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来自外地特别是来自中央的地方官员具有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绩效。这种状况将在党政首长匹配上体现出来。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2：由外来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的类型，会有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由来自中央部委官员匹配的地方党政首长类型，经济增长绩效较低相对突出。

在省长和书记之间，存在工作性质上的差异。省委书记往往作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身份致使省委书记可能是在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搞好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由于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而各级政府均是党委书记掌握更高的实际权力，也具有更多的决策权与主导权，因此党委书记的背景可能会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随着干部管理体制逐步趋于稳定，中央强调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央的一致性的时候，党委书记来源背景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弱化，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负具体责任的省长的来源背景将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干部管理体制之下，党委书记是否来自外地逐渐不会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起主要影响的将会是省长的来源背景。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理论假说。

假说3：在中国处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影响力，随着干部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稳定化，行政首长的来源背景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影响会弱化。

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通过计量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上述三个理论假说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三、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 数据

我们采集整理了1978-2010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首长的数据(图 1)，构建了相应的面板数据。

与以往相关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是1986-2010年的数据，舍弃了1978-1985年的数据样本。原因是尽管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实际上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干部队伍以及干部人事体制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调整中，党政干部的来源实际上难以反映应有信息。我们分析整理了各年省级党政首长的更换频率，具体为：对于省长而言，1978年以来大部分年份省长更替人次都不超过15，即全部的1/2。1979、1983、1998、2003年4个年份的更替人次达到了15。1993、2007两个年份的省长更替人次也相对较高。对于书记而言，1978年以来大部分年份省委书记更替的人次都不超过10，即全部的1/3。1978、1985、1993、2002、2007年5个年份的更替人次达到了10。可以看出，1985年后，省级党政首长队伍相对稳定下来，因此我们将1986年作为考察样本起始年份。

为了考察地方官员匹配类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变化，我们对样本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其中1986-1997年为第一个子样本，1998-2010年为第二个子样本。1997年也恰好将我们的整个样本分割为容量基本相等的两个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经济史上重要的一年，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同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五大，1997年中国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结束了之前的经济高涨进入了经济调整期，随后也迈入了更加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阶段^①。

① 朱镕基1998年初出任总理，推动了许多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上任前的任职背景，我们把地方党政首长的来源分为以下2种类型：(1) 本省区内部晋升；(2) 来自本省外部，这又包括两类，即来自其他省区、来自中央部委(图 2)。

图 2显示，从时间维度上看，最主要的来源是本省晋升，比例长期稳定在70%左右。来自中央或者外省平调等外来任命方式比例始终不大，这意味着从本省官员中晋升省长具有某种内在的必要性。

图 3显示，从时间维度上看，本省晋升的书记比例有下降趋势，而外省调入和中央调入两类比例则呈上升趋势。本省晋升的早期比例接近60%，近年来则快速下降到20%左右。这一现象与省长存在一定差异，本省晋升的省长占有70%的比例，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本省晋升的书记则没有显著的单一优势。这表明书记有很高的比例为交流官员，包括了跨省交流、中央到地方的交流，即交流现象在书记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趋势与差别反映了怎样的内在机制，本文将初步实证分析回答这一问题。

根据上述党政首长来源的分类，党政首长的来源匹配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书记与省长均来自本地；第二种是书记来自非本地而省长来自本地；第三种是书记来自本地而省长来自非本地；第四种是书记与省长均来自非本地。

图 4显示，在时间维度上，4种匹配类型有显著的变化规律。最为突出的是，本地书记本地省长初期占比接近50%，而最近已经下降到约10%；同时，外来书记本地省长早期占比约为30%，而最近已经上升到60%左右，成为占据主导的匹配类型；其余两类的占比始终较小，特别是本地书记外来省长的比例越来越低。这说明了，在过去的25年间，党政首长匹配类型发生了规律性变化。

表 1统计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4类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类型所对应的经济增长绩效。Panel A显示1986-2010年期间，外来书记本地省长类型的平均绩效为11.3%，其他类型的大概为10.6%，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差异。Panel B和Panel C显示出1997年前后不同匹配类型的经济绩效表现并不一样，外来书记本地省长类型在此前具有相对低的绩效，而此后具有相对高的绩效，并且样本数也大大提高。总的来看，某些匹配类型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差异，但是这种简单的统计结果是否具有严谨的相关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二) 实证模型

我们将规范地实证检验省级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类型是否会对各省区当年的经济增长绩效产生影响。具体实证模型为：

$ \begin{gathered} {g_{i{\text{t}}}} = {\beta _0} + {\alpha _1}matchtyp{e_{1i{\text{t}}}} + {\alpha _2}matchtyp{e_2}_{i{\text{t}}} + {\alpha _3}matchtyp{e_{3i{\text{t}}}} + \hfill \\ {\beta _1}\log ({{y}_{{i}{\text{t}}{ - }{\text{1}}}}) + {\beta _2}log({{n}_{{i}{\text{t}}}}{ + }{\gamma _{{i}{\text{t}}}}{ + }{\delta _{{i}{\text{t}}}}) + {\beta _3}log({in}{{v}_{{i}{\text{t}}}}) + {\eta _{i}}{ + }{\mu _{\text{t}}}{ + }{\varepsilon _{{i}{\text{t}}}} \hfill \\ \end{gathered} $

(1)

在回归模型(1) 中，g_it是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matchtypes_it是当年该省区党政首长的各种类型，在基本回归中，我们将“本地书记本地省长”匹配类型作为基准组，以其他3种类型作为对照组设置虚拟变量；y_it－1、n_it、δ_it、γ_it和inv_it是一组刻画省区的经济变量，分别是上一年年末的人均实际GDP、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技术进步率和投资率^②；η_i和μ_t分别是省区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② 如果解释变量中是滞后一期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那么解释变量一般是当期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速度，本文被解释变量采用了当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是最直接最受关注的经济变量，并且其统计数据也更为可信。

此外，还有三点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是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之所以采用回归方程(1)，是因为，如果不考察当年该省党政首长匹配类型的影响，式(1) 类似于Mankiw等^[13]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发展的实证经济增长模型，现已成为实证经济增长文献的标准模型之一。二是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假设γ_it+δ_it=0.10。这样设定可能有点武断，但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文献的相关发现，改变这个设定并不会对后面的实证结果带来实质性影响。三是α₁、α₂、α₃是我们最关注的参数，当回归系数α₁、α₂、α₃的符号显著时，就能够说明不同的党政首长匹配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 基本结果

表 2报告了基于实证方程(1) 的基本回归结果，分别考察了1986-2010年整个样本段、1986-1997年和1998-2010年两个子样本段。

1. 1986-2010年阶段

第1列显示，在1986-2010年整个样本期间，相对于本地书记本地省长基准组而言，外来书记本地省长、外来书记外来省长两组均显示出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只要省委书记不是本地晋升的，无论省长是否是本地晋升，都具有相对较差的经济绩效。整个样本期间，省委书记来源成了决定地方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阶段期间，尽管党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存在工作分工，但是由于中央所设定的核心目标任务是经济建设，加上党委书记具有比省长更高的决策权力，因此党委书记实际上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成为决定地方经济发展的本地政治因素。我们的发现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党委书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党委书记是否足够熟悉地方经济事务有重要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推断2是否成立，我们进一步细分了外来党委书记的类型，即来自外地的书记和来自中央部委的书记两类。我们根据这一更加详细的类型设定对1986-2010年的全部样本进行了回归。第2列，在所有的类型匹配当中，来自中央书记来自本地省长、来自中央书记来自外地省长两种匹配类型的经济绩效显著低于其他类型，这显示来自中央部委的书记类型的经济绩效相对较低。在党委书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来自中央部委的党委书记由于相对缺乏地方经济事务管理经验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经济绩效。

2. 1986-1997年阶段

为了更加细致地考察不同政治周期阶段，地方党政官员匹配类型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1986-1997年间的样本进行了回归。第3列显示，外来书记本地省长匹配类型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地低。此外，外来书记外来省长的回归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大，相应的t值绝对值超过1。这表明，与整个阶段的发现类似，外来书记类型是这一阶段地方经济增长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类型分类，重新做了回归。第4列显示，所有考虑的匹配类型系数中，来自中央书记外地省长匹配类型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远大于其他类型回归系数。这一结果突出地显示了不同类型官员匹配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在这一特定阶段，当书记和省长均不是来自本地，特别是书记来自中央的情况下，管理具体经济发展事务的省长本身缺乏本地经济管理经验，而手握大权的书记更是缺乏经济管理经验，从而导致相对偏低的经济增长绩效。

3. 1998-2010年阶段

我们接下来重点考察1998-2010年地方官员类型匹配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第5列显示，外来书记外来省长、本地书记外来省长两种匹配类型的回归系数均在5%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这显示了这一阶段，只要省长是外来的，都导致了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绩效。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与早期不完全一样，省委书记是否来自本地相对变得不重要，而省长的来源则显得更加重要。这更加符合稳定干部管理体制下的特征，省委书记具有综合的决策权，而省长则负责整个省区的经济发展管理事务。在这种分工体制之下，省长是否熟悉本地经济的具体状况，显得更加重要。

与省委书记来源类似，外来的省长至少可以细分为来自外地的省长、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两类。来自外地的省长尽管缺乏本地经济管理工作经验，但一般担任过地方副省级职务，很多都具有地方经济管理工作经验；而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则更大程度上缺乏地方经济管理工作经验。根据这一逻辑，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将具有相对更低的经济增长绩效。第6列显示，在所有考虑的匹配类型中，外来书记搭配来自中央省长这一匹配类型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负。此外，本地书记搭配来自中央省长这一匹配类型的回归系数也大致在10%统计水平为负。这显示出，当省长来自中央部委时，地方经济增长绩效相对较低；特别地，当他搭配的是外来的党委书记时，地方经济增长绩效非常显著地低。也就是说，当省长本身缺乏经济管理工作经验，而书记也不熟悉当地经济事务时，地方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较低。这显示出，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匹配是重要的。

(二) 稳健性分析 1. 剔除少数民族自治区样本

在中国，有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中央在五个省区设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的地方有一个法律规定，为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由实行民族自治区域的民族来担任行政首长或长官，即自治区主席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这意味着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政首长类型匹配并非是随机的，而是必然遵循了省长本地晋升的规则，这可能会对基本结果产生一定的干扰。因此，我们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样本剔除，对剩余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3。第1列显示，整个样本段中，外来书记本地省长、外来书记外来省长两类匹配类型具有相对较低的绩效；第2列显示，这一结果主要由来自中央的书记与各类省长匹配造成。这再次验证了在整个样本段中，来自中央的书记相对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第3-4列报告了1998-2010年的回归结果。第3列显示外来省长无论与何种类型的书记匹配，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绩效；第4列显示这一结果主要是由来自中央的省长与各类书记匹配造成。总的来说，再次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官员匹配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崭新的动向，更加趋向于一个稳定合理的匹配状态^③。

③ 中国的直辖市与一般的省区可能也存在一些隐性的差别，这可能体现在官员配置上。我们也做了剔除直辖市样本的回归，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高度一致。

2. 剔除党政首长更替年份样本

官员本身是异质性的，不同官员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官员的更替会导致辖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变化^[14]。这意味着在基本回归所采用的样本里面，地方官员更替年份的样本难以准确确定匹配类型，从而使相关的样本具有杂质，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因此，我们将官员更替对应的样本剔除，重新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见表 4。第1-2列显示1986-2010年整个样本段的结果与此前的发现完全一致。第3列报告了1998-2010年段的结果，本地书记外来省长匹配类型的经济绩效相对较低，第4列印证了这主要是由本地书记中央省长这一匹配类型造成的。这反映出，随着中国干部管理体制的演进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化，对官员干部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来自中央的省长尽管有中央部门的工作经历，但往往缺乏地方经济事务的综合工作经验；本地晋升的书记尽管拥有本地工作经验，但仍然难以抵消外来省长的负面影响，并且可能在大局观等方面处于隐性劣势，不利于宏观上的经济决策。

3. 年龄与政治激励的影响

现有基于官员视角解释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实证文献，一般强调两种效应机制，即分别是政治激励机制与能力经验机制。本文的理论逻辑与能力经验机制更为贴近，因此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依赖于是否控制了政治激励机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激励机制与能力经验机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遵循已有文献的一般做法，以年龄差异作为政治激励差异的近似度量。我们剔除了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官员样本，重新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见表 5。第1-2列显示1986-2010年整个样本段结果与之前的结果完全一致。第3-4列显示了1998-2010年时间段的结果，第3列显示本地书记外来省长的经济绩效相对较低，第4列显示这主要是由本地书记中央省长这一类型所造成的。这些发现与剔除党政首长更替年份样本的实证结果一致。由于这些样本更加干净以及控制了可能存在的政治激励机制，因此结果更加可信。

五、结论性评述

中国各级政府实施党政结合的管理模式，党政官员的匹配成为一个重要却被学界忽略的问题。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级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的数据，首次考察了党政首长匹配类型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实证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与地方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相关，不同的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由外来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的类型，会有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来自中央部委的地方党政首长，经济增长绩效较低相对突出；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实际上起着关键的影响；随着干部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稳定化，行政首长的来源背景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委首长的来源背景影响在弱化。

本文的发现展示了中国干部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在4种来源匹配类型中，本地书记本地省长匹配的类型，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并不居于劣势。尽管理论文献认为本地官员可能会被本地精英俘获，从而因为利益偏向而导致经济政策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但是从本文的发现来看，中国的地方官员即使与地方经济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关联，也更多地呈现一种发展型官员的角色，通过做大蛋糕来获得与分配更多利益。在当前阶段，外来省长而非外来书记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潜在的不利影响，这与党政首长的基本职能分工是一致的，党委书记需要更多的大局观，而省长则需要对本地具体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外来书记本地省长并未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占有显著优势，这意味着中央近年来对此种匹配类型的偏好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逻辑机理。这些都是未来不容错过的研究方向。

致谢 徐现祥、张莉、黄亮雄、周靖祥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