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集团,欧盟历来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之后,欧盟便积极酝酿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目前,欧盟是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诸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研究欧盟气候政策意义重大。然而总体来看,国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国外学术界倒有不少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成果出现。基于此,梳理和评析国外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相关成果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 研究的总体状况20世纪80代末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之后,欧共体就对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酝酿采取共同的气候变化立场和措施,此时国外学术界并未对欧盟气候政策给予重视。随着《公约》的批准和生效以及为1995年召开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做准备,欧盟气候政策研究进入美欧学界的视野,尤其是欧洲学者开始探讨欧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共同气候立场和气候目标。国外主要的学术刊物刊登欧盟气候政策研究方面的文章日渐增多,欧洲国家相关的期刊和研究中心更是成为该研究的基地和中心,英国还创办了专门研究气候政策的杂志--《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自此之后,国外学术界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的著作和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深度日渐加强。
首先,多部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学术专著、编著先后出版。1992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组织了一次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的专题讨论会,与会者的论文后被编辑出版,是国外学术界第一本从国际政治角度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论述的著作[1]。此后,多部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主要的编著有:蒂姆·奥里奥丹和吉尔·雅格主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欧洲人的视角》[2]、尤特·考利尔和拉格纳·鲁夫斯泰德《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现状》[3]、乔伊特·古普塔和迈克尔·格鲁布主编的《气候变化与欧盟领导权》[4]、贝恩德·汉斯尤根斯主编的《气候政策中的排放贸易:美国与欧洲的观点》[5]、马里安·皮特斯等主编的《欧盟气候政策--新管理倡议的挑战》[6]、保罗·哈里斯主编的《欧洲与全球气候变化》[7]、迈克尔·福莱和马里安·皮特斯主编的《气候变化与欧盟排放贸易》[8]、塞巴斯蒂安·欧贝特和马克·帕伦埃尔斯主编的《欧盟的新气候政策:盟内立法与气候外交》[9]、安德鲁·乔丹等主编的《欧盟气候政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困境》[10]、迈克·赫尔姆等主编的《使气候变化为我们所用--欧洲的减缓和适应观》[11]、乔伊特·古普塔等主编的《气候变化纳入发展合作--理论、实践以及对欧盟的启示》[12]、鲁迪格·乌泽尔和詹姆斯·康奈利主编的《国际气候政治中的欧盟领导权》[13]、卡瑞纳·凯斯基塔洛主编的《多层治理视角下构建欧洲适应气候变化的理论与实践》[14]、斯凯亚希斯和欧威·爱克兰德主编的《公司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反应:抵制、创新和责任》等[15]。与此同时,欧盟气候政策研究也涌现出部分学术专著,主要有:马尔库斯·杰克腾富克斯的《欧洲联盟与温室效应》[16]、嘉德林的《气候变化政治在欧洲:德国与环境的国际关系学》[17]、斯凯亚希斯和尤根·维特斯泰德的《欧盟排放贸易--起源、决策与执行》[18]、赛纳蒙.P.卡拉尼的《美欧气候变化立法与政策比较》[19]、哈维尔·拉瓦艮的《欧盟气候变化立法和政策的分配选择》[20]、丹尼·埃勒曼等著的《碳交易--欧盟排放贸易体系》[21]、莱昂纳多·马赛的《欧盟气候与清洁能源法和政策》[22]和《欧洲联盟与<京都议定书>》[23]、依琳·布森和斯凯亚希斯的《欧盟气候政策--工业、政策互动和外部环境》等[24]。此外,也有部分著作专章研究了欧盟气候政策,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其次,大量论述欧盟气候政策的学术论文在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期刊上发表。国外学者基本上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环境科学等三个主要领域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发表成果的期刊总体比较分散。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截至目前,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学术论文相对集中地出现在《共同市场研究》(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欧洲公共政策》(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环境政策与治理》(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气候与发展》(Climate and Development)、《国际环境协定》(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欧共体及国际环境法评论》(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全球环境政治》(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能源与环境》(Energy and Environment)等学术期刊上,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
再次,一批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硕士、博士论文、研究报告陆续出现。国外学界中以欧盟气候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超过30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哲学社会科学视角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博士论文有6篇,分别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纳兹米娅·巴尔塔博士的《欧盟扩大后的气候政策--机构、效率与公平》[25]、比利时鲁汶大学西蒙·舒姆兹博士的《欧盟外交政策及其影响--基于欧盟对联合国气候机制影响的历史考察(1991-2009)》[26]、卡玛拉·穆霍维奇-多斯纳博士的《财富、权力、正义和气候变化--一种分析欧盟应对气候努力的新框架》[27]、沃纳·谢弗博士的《欧盟气候政策决策中的利益与争论》[28]、依琳·布森博士的《多领域的气候政策--欧洲国家气候政策决策分析》[29]以及卡莱尔·杜邦博士的《欧盟气候政策与能源政策一体化研究》[30]。就研究报告而言,诸多国外智囊机构也开展相关的项目研究,发布了不少相关研究报告,例如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英国东安哥拉大学廷德尔气候变化中心(Tyndall Center for Climate Research)的系列研究报告等。
最后,研究主题随时间推移,既有所继承,也有所转变和发展。总体上,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97年京都会议以前,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多数著述主要围绕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欧盟气候政策的要素以及欧盟如何形成共同气候立场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气候目标展开。(2)从京都会议结束到《议定书》生效,国际社会围绕《议定书》的批准和生效进行了艰难的博弈。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议定书》,构建京都气候机制的努力陷入困境,欧盟经多方斡旋努力和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促使《议定书》在2005年生效。在此过程中,欧盟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确定了具体的量化减排目标,而且对排放贸易的看法也由反对转为支持,并宣布将率先启动欧盟范围内的温室气体限额贸易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基于此,国外学术界的研究转向欧盟政策的实施、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和欧盟在国际气候机制中的领导地位等方面。(3)自2005年,伴随着后京都气候谈判的进行,欧盟的后京都气候政策、欧盟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气候领导权)的保持和作用则成为国外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热点之一。(4)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和德班平台谈判启动以来,国外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转向后后哥本哈根时代欧盟气候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2020年后欧盟气候谈判立场以及2030年欧盟能源与气候变化目标和立法进程的研究。
总之,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首先,研究的视野日益开阔,研究主题日渐丰富,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其次,从事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队伍不但扩大且成分多元,不仅有国际关系学者,更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学者,尤其是目前大多数成果的作者是经济学学者。
二、 研究主题与基本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末欧盟气候政策研究启动以来,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既有对此前研究的继承和创新,更有新的研究主题的增加。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构成(包括内部气候政策和气候外交)、国际地位和作用(即国际气候领导权)等方面。
(一) 概论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自1992年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首次召开欧盟气候政策专题讨论会之后,国外多位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视角。
1. 阶段分析的视角对欧盟气候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外学者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主要的分法有三:塞巴斯蒂安·欧贝特等依据公共政策形成理论将欧盟气候政策分为议题设定阶段(1988-1995)、欧盟气候政策形成阶段(1995-2001)、对《议定书》的执行阶段(2002-2009)以及政策重新评估和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准备阶段(2005-2009)等[31]。欧盟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战略项目(ADAM Project)负责人--安德鲁·乔丹等依据欧盟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和治理困境将欧盟气候政策的演进分为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1988年以前)、首次追求国际气候领导权(1988-1992)、欧盟气候承诺与实际气候行为差距的扩大(1992-1997)、重拾国际气候领导权(1997-2001)、加强和扩展国际气候政策框架(2001-2005)以及实现京都气候目标和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2005-2008)等六个发展阶段[32]。西蒙·舒姆兹则基于欧盟在构建国际气候机制中外交努力和作用的变化,将欧盟气候政策分为创立联合国气候机制(1991-1992)、强化联合国气候机制(1993-1997)、拯救联合国气候机制(1998-2004)以及2012年后联合国气候机制的改革(2005-2009)等四个阶段[33]。
2. 层次分析的视角鉴于欧盟气候政策涉及主体的多层次性,国外学术界不仅关注欧盟共同气候立场和政策的形成,而且对成员国的气候政策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尤根·维特斯泰德和迈克尔·格鲁布从成员国层面、欧盟层面以及全球层面上对欧盟气候政策作了梳理,并对其前景和未来进行了评估[34-35]。蒂姆·奥里奥丹和吉尔·雅格主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欧洲人的视角》考察了欧盟及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的气候变化观和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尤特·考利尔等主编的《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现状》从国内政治、欧盟政治和国际政治三个层面对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等的气候战略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仔细的比较研究。保罗·哈里斯主编的《欧洲与全球气候变化》则从政治、外交政策和地区合作的视角考察了欧洲国家气候政策的特点及欧盟气候政策的形成、执行和决定因素。嘉德林的《气候变化政治在欧洲:德国与环境的国际关系学》论述了德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地位、对国际气候政治的参与方式和影响,并以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和《公约》缔约方第八次会议为案例做了实证研究,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专著。
(二) 关于欧盟内部气候政策的研究国际气候政治是集团政治,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其中,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然后再进行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摊。由此,国外学术界对欧盟内部气候政策的研究首先关注欧盟共同气候立场和政策的形成及内在一致性,此后转向气候政策措施在联盟内的执行,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重点也不断变化。
1. 欧盟气候政策措施及其内在一致性西方学者认为,欧盟在联盟层面上采取了包括统一碳税、推进节能专项行动(SAVE)、可再生能源专项计划(ALTENER)以及温室气体监测机制等在内的多种政策努力,但是多以失败或者政策的“严重缩水”而告终,欧盟机构管辖权的缺乏和“辅助性原则”的限制是最主要的原因[36-37]。马尔库斯·杰克腾富克斯的《欧洲联盟与温室效应》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考察了欧共体气候变化观的变化与欧共体气候政策演变的关系,是欧盟气候政策研究方面的第一本专著[38]。维也纳大学的纳塔利亚·古德兹则建立了分析欧盟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认为欧盟气候政策的内在一致性取决于政策领域、机构、偏好、认知以及外部冲击等五大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欧盟气候政策内在一致性的变化[39]。汤姆·德鲁克斯分析了外部环境对欧盟气候政策一致性和效率的影响[40]。
2. 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研究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是欧盟气候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文献最多和国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在《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欧盟对排放贸易持强烈反对的立场,但是2000年欧盟态度发生大逆转,并且宣布将从2005年起启动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伴随着这一决定,国外学术界掀起了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研究的热潮。
美欧学者首先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欧盟对排放贸易立场转变的原因上,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尤根·维特斯泰德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议定书》签订后欧盟对现行气候政策不满而带来的政策学习,加上其他内外因素共同促成了欧盟对排放贸易的支持[41-42]。二是本杰明·斯蒂芬等认为,美国退出《议定书》后带来的国际气候霸权“真空”和对气候霸权的接替是欧盟转变立场的根本性原因[43]。
自2005年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启动以来,该体系运作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开始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研究重心主要包括:第一,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内在运作和发展。以欧盟环境总司中负责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的委员约斯·德贝克为代表的欧盟委员会专业工作人员以亲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管理等视角对欧盟排放贸易的起步到执行做了透彻的研究[44]。与此同时,研究学者也参与其中,诠释了欧盟排放贸易中的各种力量--政府、工业以及非政府的游说团体--之间的互动,代表性的著作当属挪威的乔恩.B.斯凯亚希斯和尤根·维特斯泰德的《欧盟排放贸易--起源、决策与执行》。第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中排放配额的分配。在排放贸易的试行阶段(第一阶段),排放配额免费且由成员国自己决定,此后再经过两个阶段最终实现欧盟排放许可的完全拍卖和市场化。在欧盟排放贸易实施的第一阶段(2005-2008),国外学者全面分析了欧委会分配方案的特点、政治和经济内涵。对第二阶段配额分配的研究则集中在免费配额的分配方法上,即“祖父条款”(Grandfathering)与拍卖(Auction)两种分配方法之争。第三,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影响和前景的研究。欧盟排放贸易体系进入实施之后,主要欧洲学者适时对其运作进行了评估。总体看,这些学者对该体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对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和未来前景上。英国《气候政策》杂志先后组织了三期欧盟排放贸易研究的专刊①。同时,诸多欧盟学者,例如卡德利·梅亚德[45]等分析了企业游说、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制度设计和运作的影响。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总结欧盟既往排放贸易体系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对2013年启动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第三个执行期(2013-2020)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预测,并且针对当前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中可能出现的碳泄漏和碳价偏低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评估,提出了初步的解决办法[46-51]。
①英国《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的三期专刊分别为2005年的第1期(Vol.5, No.1)、第3期(Vol.5, No.3)以及2006年第4期(Vol.6, No.4,)。
3. 对欧盟气候变化立法的研究韦罗尼克·布鲁格曼和布拉姆·德尔沃率先对《公约》和《议定书》生效以来的欧盟气候立法进行了系统梳理[52]。2005年,欧盟启动了“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的内部谈判,国外学者紧扣其进展做了一系列分析。在该立法的制定过程中,国外学者关注的是该立法草案的主要内容和可能产生的效应。立法正式通过后,国外学者转而重新评估其政策含义和实施的前景, 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当属塞巴斯蒂安·欧贝特等主编的《欧盟的新气候政策:内部立法和气候外交》和安德鲁·乔丹等主编的《欧盟气候政策:适应和减缓的困境》,目前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立法是当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为后京都气候谈判的成功提供了动力,而大多数环境非政府组织中的研究学者却认为,欧盟一揽子气候立法并不足以推动欧盟形成有活力的后京都气候政策,同时欧盟在该立法中的减排承诺是不够的,更高的承诺才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
4. 对欧盟内部气候变化责任分摊的研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然而在这样一个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联盟内,如何分摊欧盟成员国的气候变化责任也成为国外学者尤为关心的问题,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斯蒂芬森等认为内部责任分摊协议的基本原则是团结和能力[53]。皮尔·欧纳夫·马克伦德、约翰·艾克曼斯等认为责任分摊协议的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德国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艾德和格瑞纳指出“欧盟成员国承担的减排责任的份额取决于一国可接受的国家目标、其他成员国承诺的状况以及主持谈判的成员国在欧盟中的地位[54]。伯德则认为责任分摊协议是政治妥协的产物[55]。斯宾塞等欧洲学者还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对欧盟气候政策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气候目标和责任进行了分析[56]。
(三) 关于欧盟气候外交的研究 1. 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分析总体看,国外学者的分析重心在于欧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动因上,主要有五种视角:第一,经济利益分析。丹尼尔·科勒曼认为奉行严格环境标准的欧盟产业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巨大冲击使欧盟期望在国际环境领域充当“领导者”,把欧盟环境标准扩展到全世界,减少对欧盟的经济冲击并从中获利[57]。第二,建构主义分析视角。范登·布兰德从“规范”、“认同”等观念性概念出发,分析认为欧盟积极的气候谈判立场源于气候变化问题为欧盟进行内部合法性和外部认同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绝好的途径[58]。路易斯·冯奇克和西蒙·舒姆兹的联合研究更是认为,利益虽然也是驱动欧盟推行积极气候政策的因素,但是规范则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的欧盟气候政策表现得更加明显[59]。第三,双层博弈分析。路易斯·冯奇克、卡雷尔·冯赫克、塞巴斯蒂安·欧贝特、克莱尔·凯利等将欧盟的内部需求与外交战略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欧盟积极的气候谈判立场基于进一步推动一体化的需要、缓解能源安全和实现国际问题解决的“欧盟模式”等[60-61]。第四,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乔恩·夏晖等人借助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了在美国退出《议定书》之后,欧盟依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积极立场的原因[62]。雅各布·斯科夫格德则以欧盟在2007-2011年间减排目标谈判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欧盟气候政策上的有效性与缺陷[63]。第五,结构主义分析。弗兰克·比尔曼认为从国际气候格局看,欧盟处于美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之间,充当南北之间纽带作用和提升欧盟的地位使其愿意采取较为积极的气候立场[64]。奥里奥尔·科斯塔则以“颠倒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分析了气候政治对欧盟产生的影响,认为国际环境与结构对于欧盟气候立场的塑造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65]。
2. 关于欧盟双边气候合作的研究在《公约》框架之外,欧盟进行了大量的双边气候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但国外学者主要将研究集中在美欧、中欧等大国间的气候合作上,而较少对欧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给予重视。
美欧气候合作是国外学者有关双边气候合作中研究文献最多的一个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美欧气候政策分歧及其原因的研究。贝恩德·汉斯尤根斯主编的《气候政策中的排放贸易:美国与欧洲的观点》较为全面地比较了美国与欧盟在排放贸易理念、战略与实施手段上的差异。米兰达·施罗斯等人主编的《跨大西洋环境与能源政治》虽未直接谈及气候变化,但却从根本上对美欧环境政策理念的差异做了比较分析。卡拉尼的专著《美欧气候变化立法与政策比较》在对美欧气候立法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两者的异同,是此类研究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约翰·佛格勒和夏洛特·布雷瑟顿分析了美欧在构建国际气候机制的不同立场,认为其源于双方的文化差异[66]。海耶斯等则认为对国家安全的不同认知造就了欧美气候战略的巨大差异[67]。斯凯亚希斯等欧洲环境问题研究专家则用单位否决、议程联系和联盟形成等三大理论解释了日渐扩大的美欧气候政策差异[68]。
中国与欧盟的气候合作也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研究议题,目前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大卫·斯科特通过分析中欧之间的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及其他气候合作项目深刻剖析了气候变化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地位[69];康斯坦丁·霍尔泽和张海滨对中欧间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的潜力和局限做了深度研究[70]。此外,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三代环保主义(E3G)、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赖性研究》阐明了就今后25年内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目标合作展开了联合研究, 目前上述机构的合作项目已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新的研究成果正不断发布和出版[71-72]。
(四) 关于欧盟气候领导权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实际上是欧洲学者)主要关注如何保持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先地位。1999年,两位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欧贝特和赫尔曼·奥特在对《议定书》谈判过程和具体条款进行系统分析后,提出了保持欧盟气候领导地位的建议:一是确保《议定书》的批准和生效(即使美国从一开始就置身其外);二是以欧盟和成员国层面气候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发挥“示范性”领导作用;三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气候战略合作[73]。2000年,乔伊特·古普塔和迈克尔·格鲁布在上述建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两条保持欧盟气候领导地位的新提议:一是欧盟应采取新的外交手段确保其对外影响的统一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二是欧盟和成员国需进行全面的公众教育和拓展宣传运动,使公民理解欧盟为执行气候政策和措施需作出的牺牲[74]。
2001年美国退出《议定书》之后,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开始,研究欧盟气候领导权的学者和文献也越来越多。总体来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欧盟气候领导权含义的考察乔伊特·古普塔和迈克尔·格鲁布认为欧盟具有结构性、工具性和方向性领导权等三种形式。布兰德认为欧盟环境领域(气候变化)的领导权既包含有权力目标,也包含有规范理念的目标[75]。克里斯蒂·尤西罗瓦则以欧盟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为对象进行话语分析,得出“欧盟环境领导权的内涵随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同”的结论[76]。狄梅根则在提出了评价欧盟地位的新框架,将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地位与作用分为领导者、推动者和拖后腿者三种情况[77]。
2. 欧盟气候领导权的动力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学者的总体观点比较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米兰达·施罗斯和伊夫·泰伯费恩认为,欧盟对国际气候领导权的追求缘于其分散的治理结构下不同政治层级间的竞争与多层互助的相互作用,其领导地位的保持取决于欧盟内“绿化”国家的行为和承诺、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公众的支持以及欧盟的道德承诺[78]。塞巴斯蒂安·欧贝特指出,四大要素决定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欧盟的制度构架、欧盟气候政策的协调性、气候政策的示范效应以及保持国际气候机制框架正常运作的能力[79]。路易斯·冯奇克和西蒙·舒姆兹则认为,规范和利益因素共同推动着欧盟对国际气候领导权的追求,但规范因素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使欧盟选择追求“示范性领导权”[80]。而鲁迪格·乌泽尔和詹姆斯·康奈利主编的《国际气候政治中的欧盟领导权》系统研究了欧盟机构、成员国和欧盟内的社会行为体在确立欧盟气候领导权中的地位与作用,代表了此方面研究的最新成就。
3. 欧盟气候领导权的未来前景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波研究开始于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议定书》之后,这一时期学者重在评估欧盟是否具备充当气候领导者的能力。约翰·佛格勒认为欧盟具备了某些引导全球气候政治的能力,但是欧盟实现其承诺的能力和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影响其领导地位的确立[81]。乔伊特·古普塔、拉塞·雷杰斯和古纳尔·斯泰特等指出,行为体能力不足和成员国国情差异是欧盟发挥气候领导潜能的主要限制因素。第二波研究开始于《议定书》即将生效之际,其核心是2012年后欧盟的气候领导地位。阿克西尔·迈克尔洛瓦率先对后京都时代欧盟气候领导权进行了评估,认为“就长期气候目标而言,欧盟是无疑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但其兑现承诺的能力不足,影响2012年后国际气候领导权的维持[82]。塞巴斯蒂安·欧贝特和克莱尔·凯利则对欧盟气候领导权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其未来发展的五大挑战:一是盟内气候承诺的深化和执行;二是欧盟环境外交的进一步协调;三是欧盟扩大的挑战;四是减缓气候变化之外其他气候政策的强化,尤其是对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五是在多种分化欧盟共同立场的因素面前确保欧盟内在的一致性[83]。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研究进入第三波,以克里斯蒂安·艾根霍夫、约瑟夫·柯廷、安东·乔奇夫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欧盟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和后哥本哈根时代欧盟气候战略的调整、国际气候领导地位的状况等进行了剖析,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欧盟国际气候领导权面临巨大挑战,但依然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欧盟在未来国际气候领域的地位在很大意义上将取决于欧盟在德班平台谈判上的立场和2030年欧盟能源与气候变化目标以及相关立法进程的进展②
②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Bertil Kilian and Ole Elgström, “Still a Green Leader?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5, No.3, 2010, pp.255-273;Stavros Afionis,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negotia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11, Iss.4, November 2011, pp.341-360; Diarmuid Torney, “External Perceptions and EU Foreign Policy Effectiveness: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4, pp.1-16; Thomas Bernauer, Robert Gampfer and Aya Kachi, “European Unilateralism and Involuntary Burden-sharing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A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 from the Other Sid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15, No.1, 2014, pp.132-151.。
三、 已有研究的不足国外学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是我们更进一步研究欧盟气候气候政策的基础。然而纵观国外学术界的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现状,其仍然存在一些研究上的不足和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首先,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注重经济学分析,缺乏从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视角的考察。在国外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文献中,经济学视角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专著,而且有诸多期刊文章,还有多种形式的研究报告。固然,这与欧盟气候政策的构成有关,即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是欧盟气候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排放权的分配问题,因而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他们借助各种模型、分析工具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多强调经济层面的影响。然而,气候变化的多面性和公共问题属性决定了欧盟气候政策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多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已不仅仅是具有经济内涵的“低级政治”,而且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高级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其政治内涵可能已经超越了其经济含义,由此,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分析尤为必要。
其次,国外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足。从研究对象看,国外学者多从欧盟气候政策的某一方面着手进行了极为详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也是国外社会科学学者的特长所在,譬如国外学者研究较为集中的两个领域: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和欧盟的国际气候领导权,微观研究的文章近百篇。然而这种研究风格和特点也使从宏观上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关注不够,这也决定了国外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成果多为学术论文,即便有著作出版,也多为论文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截至2014年9月,国外出版的欧盟气候政策著作30余部,大多数为主编的论文集,专著相当有限,这也使欧盟气候政策的宏观研究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再次,理论视角的研究缺乏。国外学者在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实证研究,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非常少见。目前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对欧盟气候行为进行解释,但是基本上是将研究欧盟其他问题的框架进行简单照搬,理论分析的对象也比较狭窄,主要局限于运用制度主义理论中的“规范牵制”和“行为体属性”分析欧盟气候行为的转变和欧盟气候政策的内在一致性和行为体地位(Actorness),也有少数学者运用“双层博弈理论”进行研究③。欧盟气候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领域之一,尚缺乏运用一体化理论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分析的尝试,如何将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用于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并在此过程中改进和提升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将是未来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挑战之一。
③借助“双层博弈理论”分析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Angela Liberatore, “The European Union: Brid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in Miranda A. Schreurs and Elizabeth Economy (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8-212; Kathryn Harrison and Lisa McIntosh Sundstrom (eds.), Global Commons, Domestic Decisions: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2010.
最后,欧盟气候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有待提高。欧盟气候政策作为环境政策的一个分支,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政策领域之一,欧盟和成员国在此领域享有共享权限④。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需要欧盟及成员国之间的努力,由此应对气候变化将改变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权限划分,欧盟机构希望借助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一体化,提升欧盟机构的合法性和权限,成员国则试图借助这一进程强化国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欧盟气候政策已经具有了多种政治意义,尤其是一体化含义。然而目前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少量成果重在分析欧盟内在的一致性(欧盟共同气候立场和政策的形成)以及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行为体属性。对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如前所述,大部分是经济视角的分析,研究的是欧盟气候政策对欧盟及成员国经济的影响,而对于欧盟气候政策对欧洲一体化发展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何影响欧洲气候政策制定和执行则少有论及,是未来需要努力加强研究的方向。
④《里斯本条约》将欧盟在不同政策领域的权限分为专属权限、共享权限、政策协调以及支持、协调和补充行动等四种类型,详见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Vol. 51, C115, 9 May 2008, p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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