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层次，盛行已久的“拿来主义”理应落幕。原因是，如果社科研究者只是开展形似数据挖掘的经验研究，不可避免地滑入臆想问题、过度解释和形式完美的研究陷阱。一旦过度地依赖拿来就用的经验数据，就很容易产生惰性思维，很容易丧失追本朔源的研究精神。近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可信性受到大数据的严峻挑战^[1]，社会科学研究(定题和实现)再次处于问题和知识导向的十字路口。在各种数据唾手可得的时代大场景下，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更需要了解基本事实。谈及社会科学研究实现的方式方法时，可以作此“调查即实验”的经验判断，理由是调查本就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范畴。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能够获取的第一手调查数据价值远高于研究活动本身。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数据库建设独占优势，多个研究中心早已走在了各自学科领域的前沿^①，分设机构分别有CPS\ICPSR\PSC\RCGD\SRC。在具体调查方法革新方面，众多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在不断作出尝试。已经建立起来的跨国调查数据库代表当属于WVS^②，该调查覆盖了世界六大洲近90个国家，涉及世界85%的人口，得到数十万公众的价值观数据^③。从国内学者的讲述中可以得知，近年来国外相对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讨论已经不拘泥于老的争论，开始从一般的“个案研究”演变为资料相对比较完整、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故事研究”。现阶段，应该把参与式的试验研究和对不同个案的实地观察形成记录，都作为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的科学方法予以强调；否则，那些吃苦耐劳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少^④。调查研究的价值并不只是“获取数据”，而是发现问题，寻求解释真实社会的答案。

①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http://home.isr.umich.edu/centers/src/。

②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③数据下载网站http://www.wvsevsdb.com/wvs/WVSData.jsp，WVS FIVE WAVE AGGREGATED FILE 1981-2005 (STATA)。

④来源：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9-12-03/9229.html，详细论述见：温铁军：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问题意识——兼谈农业经济学研究客体的分类，2009年。

一、 为什么要开展调查：从农村问题研究说起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自我反省之时，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在社会科学大体系中，理论通常来自实践，然而放之四海而不皆准，经济学家不合事理的言论可谓最好的例证，经济理论总是被质疑和诟病^⑤。在此，再现调查研究之经典文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历时一个多月形成)的方法论意义重大——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在解释为什么需要合作社运动时，精湛的论述一语道破：“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⑥该报告最后的文字阐述，后来俨然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试验的“潜台词”：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⑦。第二个例子，罗素对中国前途的判断。罗素于1921年来到中国，1922年将其对中国进行观察所做的报告改写成书^⑧。他认为中国的前途有以下四种可能^[2]：“其一，中国可能会被一个或几个西方国家所奴役；其二，中国会被日本所奴役；其三，中国恢复和重新夺回自由。”最后一句话：“目前还有第四种可能，那就是白人强权与日本共管中国。”罗素给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中国看见”。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历史没逃脱这样的“宿命”和“超前预知”。社会科学研究所依赖的实验场域在人间(人性中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合二为一)，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把零星松散的知识与常识集成化，唯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当代中国研究才能集大成。

⑤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关键领域，研究内容的公理化和分工的精细化进程正在将“人”视为“物质”而自然科学化。

⑥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

⑦具体内容参见：http://www.agri-history.net/history/selecdoc/hunanpesant%27s%20m.htm。毛泽东在湖南省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32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⑧参见《中国问题》一书，(罗素，1922；秦悦，1996)，P5。

纵观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农村问题倍受青睐，土地问题通常也被视作“三农”研究的逻辑起点^⑨。近年来，关于农地流转制度设计的研究日渐增多。简单回顾20多年来中国的土地政策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年)第二条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限作出规定，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2013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对农地流转作出调适性的新规^⑩。2007年以来，我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多项有关城市化与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3-4]。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发展问题时，获取较为精准的农村土地面积数据尤其困难；土地利用失范，通常被政界和学界的人用来作为鞭挞城市和农村发展失调的有力武器。周其仁^[5-6]有这样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但到今天为止，却还常常搞不清最简单的事实：到底中国有多少耕地、多少人口？”接着土地问题的讲述，让我们再看一个“农村公路是如何修起来”的故事。在周雪光和程宇^[7]一文中^⑪，呈现了作者通过7年跟踪调查获得公共政策弱化集体治理的实证证据，其中一个干部讲道：那时(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项目就像现在的“村村通”工程，都是政治任务，只要你是村干部，就必须贯彻执行……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村有七八家企业，但没有一家企业盈利，最后都倒闭了。这都是在国家政策倡导发展乡镇企业时，镇政府动员我们做的。诸如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不走入基层将永远不可能触及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做成真正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

⑨CNKI检索，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⑩第73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2002年8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⑪英文参见：Zhou X G. The Road to Collective Debt in Rural China Bureaucraci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odern China, 2012，38(3)271-307. ……政府推动的“村村通”工程本来还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但在2004年的第一轮工作中，因为上级政府必须拿出一部分启动资金，因此限制了整个工程部署的规模：摊派给各个乡镇的修路成本有一定的限制。

如何介入农村问题研究？近年来，农村空巢化(有房子无人)、土地上不断地种出空房子的问题备受关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方面，与建房运动可以相提并论的严峻形势则是“谁来种地”，“土地上种什么”等。自2005年以来，笔者长期穿梭在各地农村和城市实地调研来回答此问题^[8]。查阅文献发现，社会学、地理学和人口学针对空巢化、空心化问题的研究众多，他们已经对此展开了深度描述和发展透析^[9-15]，此类研究可以看作“特征事实”刻画的经典范文。然而，学界的研究并未将流动人口返乡的频次、空间位移距离作为主要的解释因子进行剖析。在相关研究文本中，能够全面描摹空心化现状的调查和统计数据较为缺乏。人口流动性增强大背景下，普查、统计数据也面临巨大挑战。

我们在云南省某县开展调查时发现，电力公司拥有农村家户完整的用电量数据(分月度核算数据)，该数据平台之所以能够建成，得益于农村电网改造，该县电力部门早已实现了对农户用电进行智能化控制。透过该数据，1年12个月的用电量数据如果为“0”则说明无人居住，如果中间某个月的数值非0则说明返家；如果农户在春节前后的用电量数据突然剧增，则说明回家过年的人数增加，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频次增多。此外，根据企业的分月用电量精确记录数据，可以推知企业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⑫。当然，如果能够集成各地区各级电力部门的电度监控数据，则与农村空巢化、农村发展治理相关政策制订“无效无序”的问题很可能迎刃而解。此例证可以视为“复杂问题简单化”，用简单数据去破解扑朔迷离的学术研究谜题，这也是挖掘大数据信息讲事实的经典案例。

⑫这是笔者2013年在某县调研，从电力公司获得了部分农户家庭的数据。基于有限数据分析而做出的上述论断，具体情况在另文中将做深入探讨。

当然，还可以展开“反事实”分析，既然各地农村空心化问题渐现，农村“新房”却不断建成，各地农村的房子还没建成就已经成为“暂时性”空房^⑬。如果仅仅只是关注建房现象本身，对于农村人而言他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转而思考，为什么大量逃离农村的农民辛苦在外打工赚钱还要回乡修房，然后为了获取收入还得再离乡外出。从理性人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作出解释，甚至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者将回乡建房视为非理性行为。然而，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能够得到不一样的解释，建房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老有所居，子有房产，长期以来中国式家庭养老观念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相悖的；再者，乡土社会面子重于里子，农村土地承包(包产)到户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村社会产权界定运动都可能影响到建房^⑭。因此，需要从社会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切入，我们才能够获得解释农村建房行为的较为完善的答案。如果空心化真的只是经济问题，那就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农村建房运动，这也是我们正在展开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此问题的政策大背景和城乡互动发展现实场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可以通过建房故事求证政策适宜性和农村与城市发展道路选择的时代难题。

⑬在重庆、贵州、四川和云南省多地农村调查时，随处可见这样的房子。重庆和四川的农村尤其明显，在外地务工获得收入回来建房，建了房子收入亏空再次外出打工。

⑭农村建房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问题。城市化进程又如何影响农民的建房行为，城郊农村的农民建多层已经给出了答案，拆迁事件已是有力证据。

在孙立平对中国“现代化”预言文本中^[16]，2013年广东的乌坎实验提供现实例证^[17]。中国学者应该有勇气去讲述中国转变^[18]，“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其程度和意义堪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依据实地走访调研实践和观察总结，广义调研不外乎三类：其一，考察式，寄希望介入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和出谋划策(官员走马观花的考察行为可以纳入此，学者通过政府及相关部门安排引荐介入典型样本地区)；其二，探访式，开展调研之前对样本地区存在的问题毫无“了解”，通过调研捕捉经验事实和发现问题(皇帝微服私访是典型代表)；其三，问题式，准备好带着问题和研究判断走访以求证，并通过调查获取“答案”和采集相关研究素材，以此还可以说明知识生产的动力源来自于人间。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调研，都需要了解现实情况，追溯过去历史。因此，调查工作是多内容体系的集成，点面结合，纵向串联，横向关联。

二、 中国问题研究：问题意识是逻辑起点 (一) 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

按照汪丁丁的讲述，问题包含三个要素，其三点论有必要熟知。具体内容是：(1) An Issue不仅仅是A Problem，根据西方学术传统(康德的)，前者(不妨直译为“议题”)有两个以上同等有力量并且相互冲突的问题求解路径；(2)必须能够打动“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心灵，让你感到犹如韦伯所说的“神召”(Calling)一般，充满着激情，以致你认为求解这一问题乃天降大任于你，非你莫属；(3)不仅打动了你(注：读者通常是研究者)，而且在你之前打动过其他的学者以致在学术传统里留下一些前辈求解这一问题的痕迹(例如参考文献)，让你有迹可循，谓之“学术传统”或“思想源流”^⑮。文献或知识导向研究固然能够承袭学术传统，但也需要社科研究者做到与时俱进，也即关注社会发展动态的演化，把脉未来走向。此时，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变得更为重要。当然，对于中国问题研究而言，采取一种区别于文献综述的研究范式值得推荐，将其称作“基于研究(问题而非知识或文献)的研究”^{[3, 19-25]}。诸如此类的中国问题研究，既是一种历史知识汇总工作，又是超越前人研究最为直接的手段。

⑮更多内容详见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234277028.html。

为开展问题意识而非知识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的要求就是“找准问题”，真实的症结在何处，以及如何识别哪些问题能够构成学术问题。通常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助于经典的文献资料，而经验性的应用研究问题必须是明确的，抽取问题也必须依赖于对现实的观察和了解。近年来，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者，在开展应用研究时也还是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提取，然后贴上“中国”的标签。从文献到文献，不太重视从现实社会的观察中抽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相比之下，政府智库或学者型官员借力内部人优势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倒要务实得多。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离不开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对以往全部人文与社会思想要保持这样一种反思的姿态^⑯。理论来自对实践的观察和总结，又总会受到外行人和学者质疑^[26-27]，但是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作用于真实世界的条件是人们的所想和所为受其影响。前述的分析意在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问题”，研究实现的过程依赖于“方法”；即便是开展实证研究，也不能够保证理论的正确性、可信性程度。好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理论问题的反省这两个方面^[18]；没有好的问题就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最多算是游戏逻辑。马克思也早已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调查能够帮助发现问题，提供解释，洞察社会、经济变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变趋向。

⑯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944.html。

(二) 中国发展探因

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必须知晓全球经济发展史。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曾有过三段增长的黄金时期，分别是1870-1913年、1950-1973年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将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概括为，以开放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世界性科技革命。然而，中国却因闭关锁国而坐失良机，致使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20年的1/3下降到1952年的1/20，1952年中国人均GDP停滞在1890年水平。直到1978年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把握住现代经济全球化重大机遇而实现快速复兴^[29]。党纲和经济战略确立了发展方向，正式制度的形成、变迁来自于党的指导，中国实践改变了政治学和经济学教科书俗套的认识，非常规出牌和实用主义发展道路选择更是打破了条条框框。在此背景下，解密政治与经济联动逻辑，有助于理解党指引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走向。

近2年，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议、讲话以及文件，梳理关于“发展战略”的公开表述。希冀构建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对“文本表达”的数据化及量化处理，分析政治与经济联动的数量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根据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汇总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我们可以看出“改革”是贯穿中国发展不变的主线条(图 1)。在发展中谋求“改革”，但又不失增添了的“倒逼”色彩^[30]。1987年，改革出现的频次是175次。结构转变与改革同步，投资、消费需求的重要性认识也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对应着拐点的变化可以找到与投资、消费和收入对应的特殊年份，依次是1980年、1985年和1990年，这些年份都对应着中国的重大变革。除此而外，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寡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出现频次的减少则意味着某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已经得以化解。针对此，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研究陈述和判断来加以佐证：改革后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31]。

(三) 中国问题研究方法初探

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各种问题交错出现。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学术界受限于有限的研究认知，系统性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往往会成为“未知”区域。随着数据的可得性逐渐增强，加之社会科学研究数量分析工具的运用，研究或许会改变我们的认识和判断，勾勒出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过事件的清晰脉络。进入21世纪，偏向定量方法的经验研究被极力推崇。然而，研究不可量化的问题时需要定性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依靠“数据”才能讲述故事。研究者若能够通过对现实和历史场景的信息进行加工，就可作出较为合理的推断和超前预知。开展定性研究并非易事，需要研究者拥有完备的知识储备以及连续性思考。由此认为，定性和定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分析方法(研究范式)，根本不是对立和不可兼容的。方法只是与问题相对应，没必要人为地划清界限。甚至于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必须花大量精力和文本来阐述和证明，偏倚某个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某种程度上讲，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处处点缀着“学术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重拾“常识”，并传递给大众。当然，我们也需要“纯粹理论”研究工作者来推动学术进步。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大量的经验研究工作日渐精细化，学者们开始追求“精确的模糊”。在追求形式完美的过程中，遗弃常识的研究行动需要反省，当代中国脱离世态的理论或思辨研究行动也并非一无是处。以孙立平在20多年前对“现代化”的文本解释为例来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已经追求了大半个世纪；然而，只有在今天(该书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人民才真正看到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曙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必然会同时引起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人民思想意识上的各种变革”^[16]⑰。就在2012年，广东乌坎上演了一场“从上访到上街，一场选票下”的基层民主实验，实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17]：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在这样的一次社会科学研究跟踪实例中，“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的命题更需要重点思考。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智慧的挑战。透过现实社会观察，作者在文中将问题的本质深度解析为：“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观念改变世界，问题直觉和科学意识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问题意识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数据是实证或经验研究的加工原始材料，方法论或分析工具提供了处理方式。我们认为，研究总是基于有限认知为选择问题探求答案，以期能够循序渐进地将解释逼近于规律。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全局或总体性知识总会存在永不可知的“灰色地带”。

⑰在真实、现实世界里，1993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化。各种危机缠身，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入体制改革”，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同时伴生的是财政、金融、税收和外汇四个方面改革，微观领域的改革即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由政府直接出面要求国企裁员。1993年底，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

在此，我们以工资收入决定的研究为例，简单分析工资政策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形成的逻辑。近年来，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变化频繁^⑱。最低工资水平是内生决定还是政府外生制定，本就是值得探讨的学术和现实问题。我们认为最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讨价还价机制催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工资水平内生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微观经济问题研究必须考虑到宏观的约束条件、区域经济发展、行业结构转变、城市化以及区域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寻找宏观问题的机理、机制研究方面，经济学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过程中考虑到“运行”宏观环境和中观制约也是必须的。有关工资变化的研究见卢锋^[32]：在过去30余年时间里，名义货币工资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经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的实际工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农民工与正式职工工资的比率呈先高后低走势。由此看来，在微观层面最低工资双重标准下最重要的工资收入决定变量即为劳动时间，这同时又是个人工资收入决定方程所必须考虑的关键变量，最低工资上涨可以视为中国劳动力“低工资”时代终结的经济性标志，更是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市场自然形成的重要推动力^⑲。自2003年以来城市和农村两部门工资都在快速上涨，媒体报道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工资高于大学生，年薪能够达到10万元。如果考虑到劳动强度、职业类别差异，两者的名义工资收入是不可以进行简单比较的。在农村，工资上涨不仅体现在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工资仍然是每隔3年左右就翻一番。一方面，农民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另一方面，农村部门的工资也在跟随城市部门上涨^⑳。从四川和云南两地的长期跟踪观察看，区域、城乡工资收入都在趋同。通过观察各地各行业(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变化，结果发现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自2006年开始的最新一轮工资上涨可能已经使增速达到顶峰。2014年，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工资上涨倒逼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机制已然出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工资水平都与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年龄紧密相关，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工资上涨会使城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速。虽然不同地区产业转型会有差异，但内生动力都来自于工资水平的阶段性变化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不拒绝这样的判断：人口转变的倒逼机制形成在起作用，工资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更是技术进步(创新)的源动力。

⑱2014年4月1日，北京、上海和天津再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 620调为1 8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4元调为17元，两个标准均为全国最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是22%；2012年有25地调整，平均增幅是20.2%；2013年有27地调整，平均增幅是17%。

⑲从宏观经济发展视角切入，高工资时代到来必将催生经济结构转变。短期看，工资政策是政府制定的；放到更长期看，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所决定的(内生动力是经济发展)。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⑳2013年，四川省合江县白鹿镇农村建房子的日工资是240元(一日三餐外加一包烟)，插秧和收水稻的日工资是130元(供三餐和一包烟)，犁田的日工资是170元(供三餐和喂牛草)。

三、 实地调查：判断经验研究所使用数据的可靠性

我们都知道，数据构成实证或经验研究的主要元素。数据可得渠道日渐增多，但早期主要来自于统计部门，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各国统计体系逐渐成熟后，数据可得性不断增强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唾手可得的加工原材料。依据统计的特征描述，有两种特征较为明显：其一，数量性(社会经济统计的认识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包括现象的数量表现、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和质量互变的数量界限)；其二，社会性(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社会经济统计以社会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的统计体系、统计标准和口径及指标设定等都在发生变化，发展统计科学技术是为了追求更高“精确性”，大数据正在改变着统计方式和方法。统计的外延性会不断地向纵深方向演变，横向融合之势也在加速。只有明晰统计标准、指标口径和统计指标具体含义，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如果质疑统计数据，那么先找到足以推翻统计数据真实性的确凿证据，由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判断：实施实地调查是校对统计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有利手段。2013年1月，笔者在重庆某县调研时，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办公楼二楼楼道上张贴出连续3年的“统计”数据。该镇2009年的总产出是1.95亿元，2010年是4.02亿元，2011年是5.28亿元(表 1)。与当地基层政府人员座谈时，问及负责人他也坦承此公布数据与真实经济运行不符，对此主管人员进行了详细解释，工业化和圈地运动考核虚增了产出数据。细看结构就会发现，引起突变的是工业增加值，到镇上的工业园区和企业访谈可以更进一步证实地区生产总值公布数据是“虚假”的，投产的厂房像是在做样子。但是，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较为真实的数据，再假也假不到哪去，这就是财政预算收入数据，此数据无明显突变。2009-2010年依次为586万、633万和744万，2012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为负。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当地主要产业是煤矿生产，2012年煤炭价格下降对当地税收收入造成巨大冲击。如果不是实地调研我们很难弄清楚数据背后的真实经济故事。我们在统计数据中无法知晓数据造假及背后的原因，也只有到“第一线”才能够了解清楚真实情况。

另外一个关于调查校对数据的例子则是来自“乡”的证据。2013年2月在云南省某乡调研时，在乡政府办公室看到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生成较为“原始”的表格，该乡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现价)是9 381万元，本级财政收入718万元。但是，在拿到的表格中，“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栏的数据是空着的，其他用“铅笔”改动较大的主要是农业种植面积数据。笔者2013年7月在湖南省某地级市调研时获取的2010-2012年连续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显示，3年来该市(下辖2个市、4个县、3个区和4个非行政区) GDP分别为1 539.36亿元、1 899.49亿元和2 199.92亿元。A区GDP分别为128.78亿元、155.20亿元和383.74亿元；B区GDP依序是67.42亿元、83.44亿元和273.14亿元^㉑。查阅该市统计部门公布数据时发现，2011年GDP是2002年的4.2倍；2011年财政收入是186亿，此数值是2002年的7.3倍。上述内容讲述意在说明：其一，改进统计工作的重要方向不仅仅是提高统计质量剔除水分，还应涵盖数据生成、公报和调整的系统性工程^㉒；其二，地方政府竞赛(序)促成的诸侯经济发展过程强化了区县、乡镇构成省域、县域经济的微观经济单元功能，基层地方政府更重视地区生产总值和最能够带来实惠的财政收入，谋求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因此，如果要讲述中国经济增长故事，就请到县乡(镇)两级政府看看，那里正在或已经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套取经济理论、拿来统计数据就解析增长经验和勾画未来增长之路。作为局外人在批评数据的同时更应该身体力行去校对数据，开展调查是提高研究可靠性、真实性的重要弥补手段，更是严谨治学学术精神的具体行动^㉓。

㉑此数据由该市国调队某科室提供，时间是2013年7月22日。

㉒在统计数据质量纠错机制和惩罚力度未健全之时，统计工作质量改善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㉓大量的宏观经济指标生成依据“抽查”而非普查和精确等级，这也是统计的本质。知晓统计数据生成过程我们就不会轻浮地去评价数据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必备素质。2013年7月笔者在湖南省某市统计局调研时，谈及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及结构数据生成(登记户数是530户)，在与第一线统计人员的交流过程中了解该市农调队2010年的形成的抽样定点观测样本数、抽样规则等内容，以及依此数据为原材料生成相关指标的主要过程及内容；在另外一个市调研了解到2013年以前的追踪登记户数是430户，从2013年开始城乡归并抽样，抽样原则是按住宅为基准进行抽样。抽样变化致使收入统计出现变化，使用2013年居民收入数据展开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研究的纵向可比性讨论不可或缺。

事实上，数据监管和统计同等重要。目前更为关注的是统计“数据”本身，然而对真实性的质疑也主要是集中于公报数据，质疑第一手数据和生成过程的论述极为少见。《中国统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制定本法。”^㉔接着，第十六条又对数据生成的属性规定：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通常情况下，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此外，国家统计局有着严格的统计制度、统计规定和指标解释等规范性措施^㉕。为进行详细说明，我们以城镇化率“偏高”的质疑为例：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以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计算的城镇化率为52.57%，而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的非农户籍人口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估计在35%左右。2012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城镇化率为52.7%，相关论述则指出仅在30%左右^㉖。根据西南财大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按照居民的常住所在地统计，中国城镇化率为49.7%，而按户籍人口测算中国城镇化率仅为36%。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可以看出城镇化率的“概念界定”^㉗，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以此为例意在说明，如果熟知“城镇人口”的统计范畴，绝不会简单地做出“统计上的中国城镇化率偏低”断言。

㉔具体内容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fg/tjfl/t20090629_402568265.htm(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决定》修正，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又见http://www.stats.gov.cn/tjfg/tjfl/t20090629_402568265.htm。

㉕国家统计制度、国家统计主要指标解释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zd/，统计标准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bz/。

㉖2013年6月9日，在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3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甘犁教授称，这表明大约超过2.5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进城，但并未享受到城镇人口的福利待遇，也即尚未实现城镇化。来源：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70591。

㉗该规定已自2008年8月1日起施。

在使用“拿来”数据过程中，多一点质疑有助于我们展开真正的问题导向式研究。那么，什么样的调查方法才能辅助实现可靠的研究？接下来，我们将以教科书式调查和个人实践两块内容讲述。社会调查的主要类型有三类：(1)普遍调查；(2)典型调查；(3)抽样调查。普查通常是国家行为，抽查由国家部门和正式组织、机构完成。典型调查则带有一种特殊目的，为揭示重大现实问题而展开。在普查过程中，耗资耗力巨大，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共动员组织300多万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1 000多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统计、财务人员，对境内从事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517万个法人单位、682万个产业活动单位、3 922万个个体经营户，进行规模空前的普查登记，掌握内容翔实的第一手资料^㉘。另外一个实例就是2007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土地普查，共组织动员了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对全国2.3亿农户、40万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65万多个村和4万多个乡镇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调查，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㉙。机构和组织的抽样调查通常也是专项大样本调查，而抽样调查进行抽样的基本原则是“知晓总体”。对于典型调查(通常是专项专题调查)，我们再以国家审计署于2013年5月3日披露的2013年第2号公告为例：1 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审计调查的1 185个县分布情况分别是东部地区(8个省357个县)、中部地区(8个省382个县)和西部地区(11个省446个县)^㉚。调研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日常生活交流、QQ聊天、出租车上)。我们认为，随着互联网和即时通信工具的广泛运用，网络访谈作为一种新的数据信息收集方式应该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对于非正式专题调查而言，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在无意中寻求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再深入研究来进行证实。规范研究的定量化进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快速增长点，这方面主要反映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33]。当然，无论数据来源何处，都需要抱有怀疑之心。调查为什么重要？就如同在一次论文报告会上，报告人对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董事会结构及绩效影响高谈阔论，虽然笔者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问题也就只能在论文内容之外，极其简单：“你有到某一家公司或是与董事会成员访谈过吗？”答案是，“从来没有”。当然，到此不得不质疑整个论文的解释，甚至接近2个多小时的讲述内容和解释是否存在“虚构”仍然值得怀疑。

㉘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jjpc/1jp/indexch.htm。

㉙参见http://www.stats.gov.cn/zgnypc/jryw/t20080710_402491191.htm。

㉚具体分布的介绍如下：东部地区(8个省357个县)：分别是河北省48个县、辽宁省38个县、江苏省48个县、浙江省50个县、福建省58个县、山东省50个县、广东省50个县、海南省15个县；而中部地区(8个省382个县)分别是：山西省47个县、吉林省40个县、黑龙江省50个县、安徽省46个县、江西省50个县、河南省54个县、湖北省45个县、湖南省50个县；西部地区(11个省446个县)：内蒙古自治区47个县、广西壮族自治区49个县、重庆市19个县、四川省49个县、贵州省49个县、云南省50个县、陕西省50个县、甘肃省46个县、青海省30个县、宁夏回族自治区13个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4个县。

中国的粮食统计数据总是备受质疑，实则是粮食安全与实际耕种土地以及分类粮食种植量化的精确统计问题^㉛。在农业经营中，由于种子的更替已经基本实现了“一年一换”。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根据各地种子部门的种子销售数量来推知粮食产量数据(通过田野调研测算单位面积产量和种子种业与产量的关系)。当然，粮食安全除了数量之外，还包括价格安全、质量安全等。价格的管制是否会扼杀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以及种业发展、种子安全是否会波及粮食安全，诸如此类的技术性问题都可以通过种植业管理部门(农业、种子管理站等)得到有效监管^㉜。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一则报道再次重提粮食问题的重要性^㉝：2013年6月5日-6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赴安徽调研夏粮生产时指出，“仓廪实、天下安”，粮食既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抓好粮食生产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这次报道中还提到：各级统计调查机构和农业统计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调查、独立报告，把粮食调查的各个环节做扎实、做细致，切实搞准粮食产量数据。事实上，最为直接的统计手段和监测方式即为“种子”销售量和销售额，借此可以推断粮食种植面积，并反推当年粮食产量。以重庆彭水县为例，2012年，该县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小麦、油菜、大豆、马铃薯六大作物种植面积为102.2万亩，其中：杂交水稻种子60个品种，销售数量11.42万公斤，种植面积14.2万亩；杂交玉米种子104个品种，销售数量37.2万公斤，种植面积37.2万亩；油菜种子7个品种，种植面积15.9万亩；小麦种子6个品种，种植面积2.1万亩；大豆种子3个品种，种植面积5.6万亩；马铃薯种子3个品种，种植面积27.2万亩。调查结果显示，彭水县当年水稻、大豆、小麦、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与上年基本持平，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下降，其原因是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到该县发展“红缨子”高粱基地，实际种植面积达5万亩，占玉米种植面积的12%；而油菜良种是由农委统一采购发放，实现了100%的双低良种种植，而面积与去年相比略有增加^㉞。

㉛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曾于2001年联合公布《土地分类》，土地管理方面从2002年初开始启用土地三级分类体系。但在具体的土地数据统计中，建设部、林业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由此造成了土地统计数出多门，统计数据比较混乱。

㉜周靖祥：《粮食生产及种业管理动态变迁研究：重庆市案例》，重庆交通大学，2013年工作论文。

㉝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130607_402902733.htm。

㉞资料来源：http://www.cqagri.gov.cn/detail.asp?pubID=534886。

在研究论证过程中，使用不同结构和来源的数据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国内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已经由质疑使用统计数据的研究转向质疑“数据”本身。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提速之时，经济学研究对数据的依赖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域。由于资料不全、资料掺水、资料有偏见等多种问题同时存在，诸多方面的标准处于空白状态，追求逻辑自洽的社会科学研究备受统计数据可得性与可信性双重困扰^㉟。2013年6月6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安徽副省长倪发科1999年的粮食数据造假欺骗朱镕基总理；6月5日-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赴安徽调研夏粮生产^㊱。马建堂指出：“中国粮食产量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依靠每一位调查人员实割实测的结果推算出来的。”^㊲就在2013年7月，我们在湖南省某市展开农业生产调研时了解到，在全国粮食9年增产的大背景下，湖南省粮食产量2012年则减少(增速为负)。这也是湖南省破天荒地“承认”粮食产量下降，期间有着复杂的纠错过程和纠错机制。根据讲述，上报时农业(粮食)和统计部门的数据出现“打架”的情况，后来国调队“插手”地方统计才“改增为减”，对先前的粮食生产数据进行了调整。就是在这样的深入调查过程中才找到了湖南省为什么2012年、2013年在益阳和岳阳等市推进大规模“双季稻”种植的简单答案。在笔者最后修改本文文字时，财政部公布了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计7个项目)决算数据：总收入为3.14万亿，比2011年增长22%；总支出2.39万亿，比2011年增长27%。当年结余7 480亿元，滚存结余3.75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为1.83万亿，支出1.39万亿，结余4 351亿元，滚存结余2.27万亿^㊳。举例意在说明，完善数据是存在的，只是统计、监管部门对数据“公开”的遮遮掩掩往往为鱼龙混杂之人和机构提供了“浮夸”的遐想空间。再就是，学术研究不是图一时之快和“语不惊人死不休”，虽然时下的中国不乏这样的研究机构和个人。

㉟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15/c_123824737.htm，《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㊱调研时他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执行粮食产量调查科学统一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确保粮食产量数据真实准确。”

㊲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130607_402902733.htm)，《马建堂在安徽调研夏粮生产时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切实搞准粮食产量数据》，2013-06-08。

㊳2012年，各大机构和学者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亏空进行了估测，亏空额度测算值介于2~20万亿之间，这一次财政部的公布数据可谓是“让那些胡乱猜测的人闭了嘴”。

四、 摒弃拿来主义：微观数据集成使用的注意事项

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年轻的研究人员“敢用”机构的微观调查数据似乎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伟大”创举，查阅国内主要期刊大多数的经验研究论文后不禁感叹“模仿、复制可谓是无知者无畏”。对于经验数据的选取使用和注意事项，国内学者李培林早已经作过阐释，获取数据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学术文章。他讲述道：“1996年，我组织了对全国10个城市5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面对上千万的调查数据，我心里却一直发怵……于是，我决心和课题组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个案访谈调查。”^㊴时隔3年多，借助该数据展开的研究被刊发出来(参见李培林及李培林和张翼^[34-36])。近年来，在中国浩瀚如海的经验研究中，企业级的微观数据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就是典型，其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企业行为和绩效所依赖的数据源。诚然，揭示数据本身的局限性本身就是一项研究，使用大样本数据库更需要小样本的个案调查。如果数据库存在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和变量定义模糊等严重问题，对此忽视可能会导致结论错误^[37]。从现实观察中发现问题，借助调查获取“精确”数据；调查是校验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结论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重要手段，也是避免陷入“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无意识陷阱的必由之路。研究中国宏观和微观金融问题的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分析离不开“中国人民银行”主体认识。就连高盛都只能猜测，不敢轻易依赖拿来数据作断言。故事是这样：相比2010年到2012年的模式，美元的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高盛猜测在市场中某种神秘的资金流动在起作用(“暗物质”)，这种“暗物质”最有可能是中国在吸纳储备资产^㊵。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着答案。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看，非常规出牌是逻辑起点，中国实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规的，并非偏倚泰勒法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早已讲述过^[38]：“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发生时，中国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来加以应对。”关注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实则也是“调查”，有助于矫正研究背景，避免过多地浪费试图去猜测“为什么”的无效劳动。

㊴而当时正值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以及后来的实践。

㊵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40507/135019029502.shtml。

2006年，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出，至今已过8年。在具体工作方面，2006年云南省测绘局就启动了勐腊县“数字乡村”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提供示范^㊶。该数据化工程建立数据库网站数按行政区划级别分省、地、县、乡和村(行政和自然村)依次为：省级网站1个、地州网站16个、县级网站130个、乡级网站1 348个、行政村13 431个和自然村124 206个。该数据涵盖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等内容，自2006年开始逐年更新，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村级面板数据库。笔者和合作者正在用此数据展开师宗县农村发展研究，敢用是因为2006年来每年都会走访师宗县3~5个村。2009年，我们亲自完成了一项烟叶种植的调查，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后来于2011年刊发在《世界经济文汇》杂志。近年来，在各地调研及课题研究过程中获取了部分“普查数据”(包括人口和农村普查)。比如2006年重庆市农村普查数据，我们可以依据“长表”将“村表”数据与住户数据中农户所在村匹配起来，得到村庄样本数为10 205个(最终出版的《重庆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中村的个数是10 148个，具体情况参见表 2)^㊷，据此做农户家庭行为研究，还可以就村级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深度透析。自2005年以来，笔者奔赴重庆29个区县的104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经历过下坡路上前车盖翻的惊险场面(电影中才能看到)，幸运地活下来继续赶路；坐过渡船、快艇、拖拉机和摩的，用行动述说前面内容的讲述。而笔者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在研究工作中不轻易使用任何一个数据库，除非能够熟悉样本数据背后的基本情况。

㊶云南省数据乡村网站：http://ynszxc.gov.cn/szxc/ProvincePage/default.aspx。

㊷重庆市在2006年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截止时间是200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6年度。关于此数据的更多内容参见http://tongji.cnki.net/kns55/navi/YearBook.aspx?id=N2011060059&floor=1###。

接着，转述吉登斯的一段话：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39]。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寻求社会事实背后的逻辑认识和解释，有两条路可以走：从经典理论和典型问题中发展理论，目标都是为真实世界的人类行为选择和发生的社会经济经验事实绘制出清晰的理论图谱和意象场景。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抽象性(一般化)和解释力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经典理论描摹在学术研究领域催生出“深信不疑”的学识场景时，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关键性或本质性影响的人类变量却被忽视了。在此，以人口问题研究为例。依据选择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调研活动(典型调查而非抽样调查)收集到第一手人口代际数据，也即“人口谱系数据”(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大同乡石碑村委会小坝上村设庄以来一个不漏的人口变迁情况，追溯到1753年)，在调研过程中还收集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校对”数据(云南省玉溪市××县××镇的家户登记数据)。2013年7月23日在湖南省岳阳市下辖屈原区和汨罗市调研时，我们关注到公路两边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和性别宣传的路面广告极多，其中一条引起笔者的注意“出生性别源于自然，选择性别有害社会”。借此可以捕捉到当地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性别选择较为常见的直觉信息，这同时也是地方基层政府关注性别失衡问题的第一现场证据。当然，大数据采集得以实现得益于发达的现代信息网络，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词条、专业数据库等信息容器也能够为我们跟踪收集数据提供便利。

在研究中国问题的相关文献中，我们找到了曾经“变相鼓励生育”的研究例证。如果将此作为一种判断，此事实依据也能够作为求证中国人口生育控制政策负效应的反例。事实上，提出此分析逻辑实为说明基于研究的研究范式其实更能解释中国问题。其中的一篇研究文献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基于人情关系形成的“欠债不还”的“熟人政治学”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生育过剩”的理性经济学——既然“欠账”对于倒欠户来说“不着急还”，而生育行为又能够带来每年的口粮数，那么“生育”本身成为一种“搭便车”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无论是“欠债不还”的漠然态度还是由此产生的“生孩子赚口粮”的意外后果，都为我们展现了“倒欠户”实践逻辑的一个面向：即以农民自身的生存理性为基础的“追求好处”的实践逻辑。对于农民而言，这其中存在的首先是乡村共同体伦理下的相互庇护，而一旦理想中的体制边界被打破，那么农民就会按照自己的“成本/收益”模式来行动，从而形成了上述历史画面^[40]。研究当代中国人口问题，需要考虑经济高速发展所起到的隐形“避孕器”作用，同时必须引入外生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条件；但是，不能将政策视为生育干预的直接因素而矫枉过正，其他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相关研究早已指出，中国基层政府上级对下级计生工作进行频繁的“政策效果检查”或“指标考核”，而下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策略来应对。艾云以华中地区某农业县2007年度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从组织学角度分析、解读这一过程，研究认为这些非正式组织行为的普遍存在和重复再现常常导致自上而下“考核检查”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的不合理，尤其是监督制度、激励制度与组织目标、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不兼容和内在矛盾^[41]。极其典型的证据则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

如何实现调查研究？又如何理解“调查即实验”？我们应该分开来理解，调查和研究既是一对综合体，但彼此又有差异，相关的方法论讨论文献众多^[42-45]。风笑天对国内外社会学者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研究方法及相关的概念、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后认为^[46]，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两个虽有较密切联系但却有着明显差别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类型或方式；因而，将实验法、文献法、观察法等作为资料收集方法纳入社会调查方法体系中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至于经济学研究为什么需要调查，以留学美国再回中国执教的李宏彬为例。在他的相关简历和介绍文字中可以找到这样一段文字放置此处：不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其他学生，李宏彬是先了解社会(有过前期田野调查训练)，再接受经济学训练；先学会收集数据，再学经济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按照他的讲述“研究经济学要对人、对社会感兴趣才行，否则只有一堆的技术、工具，没有想法，不会有很大的研究成果”^㊸。对于经验或实证研究而言，如何较好地识别因果关系自然也就称为研究的“内核”，通常采取的方法即为实验方法。但是由于总体相同和总体区别只有实验室能够做到，故自然科学能够达到，而社会经济行为通常不可重复，在现实中只能做到“近似”。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难以避开内生性困扰，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因果性推断。针对此，陈云松和范晓光以社会互动研究为例^[47]，详细讨论了遗漏偏误、自选择偏误、样本选择偏误和联立性偏误等四种主要的内生性问题的来源。现实社会中，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往往是多因的，并且这些原因又彼此交织关联，那么要想确定A是B的原因就必须将其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而对其他因素予以“控制”。在劳动经济学和微观计量应用研究领域，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探讨始终受到内生性质疑和困扰。选择性偏误容易产生极其致命的研究误判，克服内生性的计量方法无法对收入的“先验影响”以及观念、意识的决定作用作出识别^[48-51]，计量方法的改进在增强结果的可信性方面也只是“蹒跚学步”。在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探求因果联系和相关性的统计分析方法总是会受到质疑。在争议中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方法论发展较为迅速，利用微观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必然祛除不了“内生性”识别及处理的困扰，也是因为此问题不容易被解决，效仿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才会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习惯了把机构调查的数据拿来即用，研究文本虽然做到形似但神不似，渐渐丧失了再调查的求真务实研究精神。

㊸参见：http://www.sem.tsinghua.edu.cn/portalweb/sem?__c=fa1&u=xyywcn/54012.htm，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因为喜欢，所以坚持》，该文刊发于2012年6月6日《中国科学报》。

五、 结语

让我们重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研究认识，调查本身就是寻求研究问题和解释答案的过程。

在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浪潮之中，中国学者不得不反思本土化、中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英文化”和对国际期刊的热捧^㊹。至今最有说服力的国家莫过于印度，以下我们转引《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篇短论。初看以下的文字是在讲述“印度”的研究问题，冥冥之中却又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大趋向：“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印度的‘尴尬’，并引以为鉴，那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就前进了一大步……在当今印度，谈到母语知识、母语知识文本及母语知识传统时……他们对母语知识一无所知。”^[52]引人深思。

㊹笔者常用来举例的主要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黄宗智和周雪光，详细情况参见他们的详细简历。反面例子则是经济学界的邹恒甫，高唱国际化背后就是国际期刊发表的“追求”。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走出去”发表的数量呈级数增长，单从形式上讲可谓跑步实现“国际接轨”。两大领域的研究者对实证、经验研究的“追捧”，与追逐国外发表可以相提并论。对于中国问题而言，研究者对拿来的知识、方法进行简单改进是否合用至今无人能解答。当研究者深陷赶时髦、国际接轨之时，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化无可厚非，社会科学研究文本语言的国际化(至少目前还是英文文本化崇拜)和走出去很可能是一场闹剧。正如邓正来等^[53]讲道：“中国社会科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至少是在学术规范方面长足进步……并且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形式规范固然重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要想上档次、提质量，未来之路何处寻？回答此问题的应该是中国学者，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本位主义轨道(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自律)。我们的论述只是触碰了社会科学研究之研究的冰山一角，文本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呈现只是“例证”，划分学科的讨论有待后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