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下文简称《历史》)是一部多层次的哲学论文集，卢卡奇在该书中对革命理论的论证具备双重逻辑：一方面，《历史》本来就包含着关于革命推演的叙事逻辑，即从总体范畴推论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这构成其“显性逻辑”；另一方面，《历史》又展现出卢卡奇在思想上与黑格尔趋同，这使《历史》具有了运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去推演革命实践的独特理论旨趣，构成其革命推演的“隐性逻辑”。揭示《历史》中革命推演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对于重新理解和反思卢卡奇的革命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显性逻辑：从总体范畴推论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卢卡奇在《历史》中直截了当地提出革命问题，他说：“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1]79在这里，关于“革命原则”的理论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1)总体范畴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2)总体范畴的针对性。(3)总体范畴与无产阶级的关系。(4)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5)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问题的这几方面层层推进，不仅使总体性范畴成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而且使《历史》中推演革命的逻辑得以展露，构成卢卡奇革命推演的显性逻辑。

关于什么是总体性或总体范畴，卢卡奇首先站在哲学的角度考察，他认为“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1]80从而把“局部现象”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1]230)。“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58。因此，只有“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59。也就是说，卢卡奇首先把“总体性”或总体范畴理解和把握为“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

把总体范畴当作“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去理解，也就是把“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当作总体范畴来把握。当我们把“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作为总体范畴来把握的时候，历史过程中的所有人、所有关系和所有事情就显示出了历史的、暂时的、偶然的特性，这就构成了总体范畴的“历史性”特征；当我们把总体范畴作为“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去理解的时候，历史过程中的所有人、所有关系和所有事情就会具有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必然灭亡的特性，这就构成了总体范畴的“否定性”特征。因此，总体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否定性”的双重特征，而“历史性”和“否定性”的双重特征也就是辩证法的重要特征。这样，正是在对总体范畴所具有的“历史性”与“否定性”的双重关切中，资产阶级偶然的、历史的、暂时的和必然灭亡的现实才有可能被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否定的、对抗的、解放社会的现实才有理论上的立足点，而《历史》中关于革命推演的逻辑也才有理论上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

由于总体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否定性”的特征，所以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那种具有“超历史性”和“非否定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者又被卢卡奇称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而直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所谓“直接性”，既是对现存事态(领域、关系)所采取的合理化、数量化、分工的、可计算的、具有“拜物教形式”的“非否定性”思想；同时又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神话化、必然化、使其永久有效并适合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无对抗性的“超历史性”态度。卢卡奇认为，不仅资产阶级本身是这种“直接性”的必然代言人，而且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比如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也是如此。因为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对象性形式”所掩盖，也就是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而看不到这种“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就陷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中去。关于物化现象，卢卡奇说得很明白，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149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造成其表面上“十全十美”或“严格的自律”，这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超历史性”和“非否定性”造成的，简言之，物化现象是由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造成的。

要克服物化现象，也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对此，卢卡奇指出：“如果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生活的话，那么它的克服也只能采用这样的形式：不断地、一再努力地通过与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具体联系起来，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发展的辩证法客观上要求采取，然而它自己又无力采取的步骤时……它的实践才能改造现实。”^[1]300在这里，“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就是指总体范畴；“物化的克服”，就是指运用总体范畴去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从实践上打破物化结构”，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历史》就不仅清晰地展现出总体范畴，而且暗示着只有无产阶级能掌握并运用它去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从而进行革命的叙事逻辑。

可是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能掌握总体范畴，并以它为指导去进行革命呢？卢卡奇指出，虽然资产阶级也被物化、也能认识总体范畴，但由于自身阶级地位的巩固和阶级利益的推动，就禁锢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性”中。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这种存在的“直接性”中，总是用抽象的范畴、孤立的数字、合理的数量和无限的进展等观念来掩盖历史过程中的总体范畴。由于数量化是物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总体范畴所具有的阶级意义对资产阶级来说，“恰恰在于把新达到的质的阶段不断地重新变回到另一种合理计算的数量的水平上”^[1]265。另一方面，在这种更高级的“直接性”的复归的意义上，物化现象又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看作主体、进行主体活动的假象。资产阶级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2]234。于是，资产阶级在物化现象的财富中所体验到的是作为虚假主体的“自身力量”。他在其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2]261。所以，资产阶级不可能去掌握总体范畴。

与此相反，物化现象使无产阶级遭受无限制的奴役和压迫，他“因而被迫成了过程的客体，忍受着他的商品化和被简化为纯粹的量”^[1]258。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中被简化为量，被物化为合理的、机械的商品，他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作为客体的“自身无力量”，他“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2]261。因此，无产阶级就力求被迫抛弃这种“直接性”：一方面，他不能停留在复归的更高级的“直接性”的意义上，而是要处于一种不断扬弃“直接性”的总体的辩证运动当中，这就要求无产阶级不得不去掌握总体范畴；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能否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性又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障碍，如果总体范畴不去克服这个内在障碍，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总体范畴不被无产阶级掌握，就不能克服这个内在障碍。所以，总体范畴只能被无产阶级掌握并用来指导革命实践。

所谓无产阶级掌握总体范畴，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到总体范畴的“历史性”和“否定性”特征，并以此消灭资本主义“直接性”的“超历史性”和“非否定性”存在，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卢卡奇认为后者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及其物化现象毕竟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因此要从“直接性”和物化规律出发才能产生阶级意识。其次，阶级意识的构造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思想运动，而必须把它当作社会生活形式的实际消除。最后，这种实际消除又不能脱离认识，只有对总体范畴进行深刻认识之后，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才能成为真正的实践过程。

此后，卢卡奇就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他认为：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革命的过程。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正是因为它理解过程的本质；因为它能够表明决定性的未来发展倾向。它正因为如此是正在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1]358“这种意识的改革就是革命过程本身。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逐渐地经过漫长的、艰难的危机之后才能获得这种意识”^[1]359。这里蕴含着两层极其重要的意思：第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由于它能理解总体范畴(“过程的本质”、“未来的发展倾向”)，又由于它理解了总体范畴，所以它构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第二，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这种意识的改革”)，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身，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获得的。《历史》就这样通过总体范畴顺利地推论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然而，它仍然只是一场发生在思想当中的革命。

二、 隐性逻辑：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到无产阶级革命

探讨《历史》的革命推演过程，既需要阐释其显性的推演逻辑，更需要揭示并反思其隐性逻辑。隐性逻辑体现了卢卡奇的研究范式，表达了他独特而颇具争议的革命理念，正是其革命推演的隐形逻辑，使《历史》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

《历史》把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当作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这只是作为“革命意识”而呈现出来的革命理论形态，这只是一场发生在思想之中的革命。《历史》中的一句话，为我们理解这种理论形态提供了线索：“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9这表明：(1)总体范畴是由“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加以“独创性地改造”；(2)总体范畴构成了“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关于第二点，卢卡奇又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1]49可见，这种“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就是指辩证法，而总体范畴构成了辩证法的本质。

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经由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构成辩证法的本质，其实质就是通过黑格尔去解读马克思。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真理是整体。后来在《小逻辑》的导言中又说：“认识到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构成逻辑学上一个主要的课题。”^[3]51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说：“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4]每一个在历史中发展的概念范畴，都是作为真理的全体的构成要素，它们必然具有肯定的、积极的性质，然而它们既然只是全体的一个要素、一个阶段，它们的发展就是不充分的，在其中就一定孕育着“否定的环节”。由此，真理被看作具有“历史性”的全体，“否定性”被看成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这在黑格尔那里早就有过详尽的论述。

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就是总体范畴的原型。只不过在《历史》中，作为“概念发展的全体”的真理被替换为作为“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的真理；概念范畴发展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被替换为“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的否定性、对抗性；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同一主体-客体的绝对精神被替换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同一主体-客体的无产阶级；而现实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被替换为思想上的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现实的革命因而在卢卡奇那里就成为了一种理论形态的“革命意识”。

可见，隐藏在《历史》中的革命推演背后的理论逻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它不仅展现了卢卡奇“以黑解马”的研究范式，不仅揭示了卢卡奇“以辩证法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旨趣，更重要的是，它还构成了《历史》中革命推演的隐形逻辑。卢卡奇在后来总结自己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5]203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历史》是“通过黑格尔的三棱镜来了解马克思”，甚至把卢卡奇本人说成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论断具有较强学理依据。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卢卡奇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迫切向往无产阶级革命，当他通过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构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时候，这样做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在哪些方面又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革命理论。

从革命推演所存在的问题上讲，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引入主要会造成两方面的混乱：首先，“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难题会因此凸显出来。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辩证过程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简言之，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因此，现实就是概念范畴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逻辑，而逻辑则是概念范畴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现实。“理论转化为现实”的难题在黑格尔那里已得到唯心主义的解决，因为现实被黑格尔纳入到逻辑范畴、纳入到理论中去。但是当卢卡奇把总体范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的时候，他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难题：总体范畴的“否定性”只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否定，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抗性”则是现实上的、实践上的对抗，那么，总体范畴的“否定性”理论要如何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抗性”现实呢？简言之，理论要如何转化为现实？由于卢卡奇意识到这个困难但在当时未发现有效的解决途径，所以他只是效仿黑格尔，让现实驯服于、屈从于理论，从而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说成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过程。这样，卢卡奇所构建的革命理论从本质上就也陷入到唯心主义中去了。

其实，“理论转化为现实”的难题早在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中就已经得到了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并不把理论和现实的关系理解为“逻辑规定”及其“发展过程”的关系，而是理解为“现实的人”以“实践”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这集中地表现在一句名言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6从实践的角度去看待理论问题，也就是以“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为基础去对待“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难题，从而把“解释世界”的理论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应当说，“实践转向”已经蕴含着马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革命问题，以实践的方式去对待无产阶级革命。

引入黑格尔辩证法来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第二个混乱在于：他过高估价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从而使自己陷入激进左派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当中。如前所述，由于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掌握总体范畴并因而具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就成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以救世主自居。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度夸张的解读，就像卢卡奇后来自我批评的那样，他说：“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5]205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消除外化、返回自身，经历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由此才能成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精神是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然而，这个同一的主体-客体在卢卡奇那里变成了无产阶级，其地位被无限拔高，因而可以“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成为了唯一能掌握真理并以真理自居的主体-客体。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这种过高估价，不仅消解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真正的现实基础，而且也直接导致卢卡奇本人走向革命乌托邦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理论的真正的现实基础，并不在《历史》所理解的总体范畴之中，也不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中，而应该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进行阐释。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劳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所谓“人的历史发展”，就是每一代人利用前人遗留下来的材料、资本和生产力继续从事劳动，改变旧有环境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的立足点恰恰在于：在某个阶段上，旧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适应其生产关系，生产力构成了破坏的力量并通过资本和机器表现出来，从而产生出必须承担社会重负、又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则在于通过具体的实践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消灭任何统治阶级，因而也消灭他自己。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真正的现实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和“历史唯物主义”息息相关，但是与卢卡奇的革命学说却大相径庭。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卢卡奇的革命学说对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造成了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就表明他的革命学说一定蕴含着某些正确而深刻的见解，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借鉴。首先，卢卡奇的总体范畴准确把握住了辩证法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可见，卢卡奇的总体范畴确实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并予以发挥和创新。其次，辩证法的复活又狠狠地打击了当时的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由前所述，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陷入到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中而看不到他们被物化的现实，所以他们试图用资产阶级数量化、合理化的“科学”去理解、阐发、改良或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虚假地反对(其实是维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辩证法或总体范畴针对这种“直接性”，深刻批判了这些社会主义流派。最后，物化概念的提出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供了人道主义解释。《历史》中的物化概念与《巴黎手稿》的异化概念基本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奴役人，从而使人的本质丧失掉，使人的本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异化或物化的客观社会关系。为了克服物化、扬弃异化，人们就必须在了解这种客观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去付诸实践、进行革命。这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的理论依据，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解释的尝试。

三、 结语

探讨卢卡奇的革命理论，追溯《历史》中的革命推演逻辑，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内涵。卢卡奇在《历史》中把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我们更为切实和更为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它表达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理论自觉。卢卡奇把他撰写《历史》的时期称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这一时期也是卢卡奇本人向马克思转变的时期，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卢卡奇自觉到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自觉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从《历史》的研究范式上看，它的具体的革命推演过程也体现出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它从正面引导我们要超越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二是它又从反面警示我们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进行改革、发展和创新，无产阶级革命不能陷入激进左派的革命乌托邦主义中去。总而言之，作为一部多层次的哲学著作，《历史》在进行革命推演的过程中，拓展了我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视野，推进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