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新时期的“朦胧诗论争”，给中国文学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艾青由于其诗坛泰斗的地位，他在不同的环境与场合关于诗歌的经常性发言，很容易成为青年诗人注目的中心，从而与青年诗人发生龃龉。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发生冲突几乎是必然的。艾青在发言中体现出的倾向性，来自其自身持守的诗学理念。在“朦胧诗论争”中，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冲突很典型；艾青的态度在事实上也推动了论争的进一步发展。

面对朦胧诗，艾青的态度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初期是支持肯定的，后来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攻击后也有情绪激烈愤懑的反对，后来以政治定性的方式压制，事后又有由衷的肯定——论争中的生动细节，如一面面镜子，饱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诗学经验。从朦胧诗“崛起”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看，这透露了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登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从意识形态看，毋宁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摇摆之姿；某种程度上这一境况如一学者所言：“朦胧诗及其论争中所提出的疑难与困惑并没有真正解答，所包含的紧张与痛苦并没有真正消除，那些看似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语言所暗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没有被真正领悟。”^[1]无论在什么时候，为了避免我们的话语成为脱离历史环境的一种游说，重新进入历史总是显得很有必要，特别是在如今唯新是尚的浮浅的物质主义时代，重返历史反而能给我们日益萎顿的精神带来庸倦之后的清醒，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份思想的动力。

本文拟对艾青在论争中的立场进行综合打量，在充分同情的基础上，努力揭示被遮掩的历史信息，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两代人不同的诗学理念

1980年7月23日，艾青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与青年诗人谈诗，随后这次谈话以文章形式在同年《诗刊》第10期发表，题目为《与青年诗人谈诗》。对艾青来说，这只是他发表的文章中很普通的一篇；但是这篇很普通的文章却在随后的日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两代人的诗学观念借这篇文章发生了尖锐的碰撞——他在这篇文章中谈论了北岛的诗，也可以这样说，这是艾青第一次公开谈论朦胧诗：

有些人写的诗为什么使人难懂？他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不到的，这样的诗别人就难懂了。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生活》，诗的内容就一个字，叫“网”。这样的诗很难理解。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爱情是网，什么都是网，生活是网，为什么是网，这里面有个使你产生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有一种引起你想到网的媒介，这些东西被作者忽略了，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读者就很难理解。^[2]462

艾青谈论的是北岛的组诗《太阳城札记》中的一首题名叫《生活》的诗。如上的谈论很快发酵成诗坛的一件公案，就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需要质疑的是，论者们大都因其中有“这样的诗别人就难懂了”这样的句子而认为艾青没有读懂这首诗，认为艾青是反对朦胧诗的。这种粗暴的断章取义制造了历史的误会，青年们据此而攻击艾青。从常识上判断，曾接受法国先锋艺术(象征主义诗歌与印象派油画)洗礼的大诗人艾青读不懂这一首对多数人来说都不会成为问题的一字诗，是说不过去的，也是无法让人信服的。“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爱情是网，什么都是网”——如此的句子已经给出了答案。艾青对这首诗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只能从其诗学理念中去寻找答案。一个诗人的诗歌批评的背后，是他的诗学理念在提供价值支撑。

如果全面地看，我们可以读出，艾青批评北岛这首叫《生活》的诗，关键之点在于批评其写作的“过于随意”。艾青批评其只是写了作者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那种“使你产生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的“介质”被作者忽略了。也就是说，艾青认为《生活》一诗中“网”的“形象塑造”不成功，不丰满，会让读者发散思维乱想，因为也可以想到“爱情是网”，什么都是“网”等。艾青认为，在诗歌写作中，通往“形象”的路上，必须有一些起“界定”作用的“媒介”。很明显，这里说的是关于作诗法的问题，是关于诗歌形象塑造的问题。那么，在艾青的诗学理念中有关“形象”的塑造，都有着怎样的论述呢？这是艾青看法的源头，我们必须去访问。

曾经在法国学习绘画和接受象征主义特别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经历，给了艾青诗中色彩鲜明、意象明朗的特征，它们构成了艾青诗歌的基本特色，应该说，艾青在诗中对“形象”的塑造是很着意用力的。考察艾青的整个诗学历程，我们发现，“形象”是艾青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一直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词”。在作者写于20世纪30年代备受赞誉的《诗论》中，关于“形象”有专节论述阐发：“形象是文学艺术的开始”^[3]30，“诗人必须比一般人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外形与本质”^[3]30，“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诗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明确度上”^[3]31，“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艺术手法：意象、象征、想象、联想……使宇宙万物在诗人的眼前互相呼应”^[3]31。

在艾青20世纪40年代的《我怎样写诗的》文章中，作者说：

一首没有形象的诗！这是说不通的话。

诗没有形象就是花没有光彩、水分与形状，人没有血与肉，一个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体。

诗人是以形象思考着世界，理解着世界，并且说明着世界的。形象产生于我们的对于事物的概括力的准确和联想力与想象力的丰富。^[3]135

在7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艾青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只要深刻地观察生活，通过形象思维，尽可能表达得完美一点，这就是我的工作。”^[4]418并且在说及《诗论》时，他如是归纳：“我那本《诗论》基本上谈的都是形象思维，整个《诗论》都围绕着形象思维。没有形象思维是不可能产生好诗的。总而言之，诗人离开了‘形象思维’就像鱼离开了水。”^[4]421在《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短文中，更比比皆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以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5]80年代以来，在多篇文章及讲演中，艾青都有关于“形象”或“形象思维”的强调。譬如《和诗歌爱好者谈诗》：“有人问：‘现在写诗要注意什么？’我以为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写诗的注意力放在形象思维上。形象思维是艺术创作的灵魂。”^[6]

从以上对艾青创作生涯的简略追溯，我们看到，对“形象”的强调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在艾青眼中，形象思维是诗歌创作的根本大法，创造鲜明而深刻的“形象”，是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我们可以说，“形象”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相应的，“明确度”、“对于事物的概括力的准确”、“联想力”、“想象力”、“清楚”、“可感触”则是他对创造“形象”的具体要求。我们从艾青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非常忠实地践行着这一诗学理念。其诗作大多围绕一个“形象”进行演绎和结构，主题明确，意象(形象)鲜明。

艾青对北岛的批评，很显然，北岛的《生活》一诗在“网”这个形象的塑造上，是不能让艾青满意的。按照艾青的理解，一首诗是必须围绕“形象”来组织的，也就是说，创作一首诗，都有指向诗中核心意象的情感或心理趋向，正是这种情感或心理趋向“织”成了支撑核心意象的“结构”，也即艾青指出的“引起你想到网的媒介”，一首诗中也必得有这样的“结构”，诗中的“形象”才“立”得起来，给人以“深刻”、“鲜明”之感。而北岛的《生活》缺少的正是艾青所强调和看重的。或者这样说，在艾青眼中，《生活》一诗中的“网”不是一个成功的形象，而只是一个粗率的概念，一个随意的想法。因此艾青才说：

……不能够把自己最简单的、最狭隘的一点感觉，认为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感觉；或者是属于个人苦思冥想所产生的东西，也要别人接受。^[2]462

这实际上显示了艾青和北岛两人在诗歌风格学上的差异。北岛一贯冷峻、凝练的写作风格，使他认为一个什么都没有修饰(或无法修饰)的“网”字恰好可以表达自己那种无法逃避的压抑感和内心的恐惧感；而在喜欢围绕“形象”进行演绎(如《镜子》、《鱼化石》等)的艾青看来，却只是一个缺乏制导结构的“最简单”、“最狭隘”的“一点感觉”。撇开两人诗歌风格上的差异，艾青对北岛《生活》一诗的批评不但从他的诗学经验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创作的角度而言，类于《生活》这样的诗除了在形式上给人一种“惊骇”之外，在内容上并不能给人太多，经验的拓展更谈不上(艾青20世纪40年代在《火把》一诗中即写有“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开着要把我捕捉”的句子)，这也是此类诗不可能大量创作和走得远的原因所在。

艾青对北岛的批评，使我们看到两代人在诗学理念上的差异。从两人的作品看，艾青的写作是努力创造贴近时代和人民的鲜明的“形象”，从而更好地为他们代言为时代精神代言，其内心情感是热烈而充满希望的，对现实是理解和贴近的；而北岛的写作是尽可能包容更多更复杂的经验，通过异质性的意象并置所产生的对比与撞击，表达对现实的怀疑和否定，展现一个抗争者的带有悲剧性的紧张的内心冲突，其情感基调是冷峻、充满怀疑、犹豫和恐惧的，其对现实是否定性的“我不相信”。艾青的诗风追求的是明朗、饱满，充满现实主义的深情；而北岛的诗风追求的是与复杂现实相对应的深刻、悖谬、自我嘲讽，充满现代主义的怀疑和反抗。事实上，“朦胧诗论争”也可以看作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登场所激起的反应。但有一点需要明白的是，艾青在《与青年诗人谈诗》中对于北岛的批评，只是基于个人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而作的一点点评，不是批评整个朦胧诗，更谈不上反对朦胧诗。

二、 基于愤怒和误会的反对

艾青对北岛的批评出炉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出现公开反对朦胧诗的声音(“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声誉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①。而此时社会政治阴晴不定，刚刚走出极“左”思想意识钳制的整个中国学术界，仍充斥着把现代主义贬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代表的强大舆论，如此环境氛围给了当时的青年诗人们以巨大的压力。恰在此时，艾青对北岛《生活》一诗的批评声音出现。由于艾青当仁不让的“诗坛泰斗”地位，其发言尤让青年诗人们关注，艾青的发言也就与当时的时代氛围联系在一起。于是艾青针对北岛个人的批评，被误解为是对新生力量的反对，从而引来了青年诗人一致的围攻，有的甚至直接对艾青进行人身攻击。

①指《诗刊》1980年第8期发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贵州诗人对艾青的攻击最为激烈。1980年12月，由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份油印民刊《崛起的一代》在第2期(1980年12月油印出版)以专辑形式发表了8篇针对艾青的诗文^②，集中于艾青对北岛《生活》一诗的批评展开批评。他们语气尖刻，情绪激烈，言语之间充满不敬：“你说你不理解某新诗人的‘生活-网’一诗吗？那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在‘网’中挣扎过，这网就是天罗地网，它囚禁着我们这一代人……艾青，许多新芽要出土，有的已长成树干挺拔的大树，这是任何网也‘网’不住的。如果你实在想‘网’，那也只是挂在树上的一片蛛网而已。”^[7]这些文字把艾青视作时代压迫性势力的一部分，字里行间充满了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不满，充满了对时代普遍的压抑的反抗情绪。

②这八篇文章是：方华《艾青——“网”》、黄翔《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哑默《伤逝》、张嘉彦《有谁听说过艾青》、邓维《也谈艾青》、梁福庆《给——》(诗)、吴秋林《答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诗)、田心《笔谈〈与青年诗人谈诗〉》。从1980年5月到1983年12月，艾青发表对“朦胧诗”直接或间接批评的文章约有七八篇。除本文中提及的之外，艾青的这些批评文章还有《首先应让人看懂》(《作品》1981年第3期)、《谈诗》(《星火》1981年第6期)、《艾青谈诗——答本报记者问》(《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18日)。

在这些文章中，数黄翔的文章最有气势也最为尖锐。他直呼艾青为“老人”，并且把矛头指向艾青的诗歌，声言要把艾青的诗歌送进“火葬场”：“你还是永远去唱你那时代的‘牧歌’吧。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当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决不为它建筑一座诗歌的‘纪念堂’。”黄翔用蔑视一切的语气宣称：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拆掉你的诗歌的“纪念堂”，把我们的大合唱的队伍开进去；就是要把你时代的“牧歌”连同那些不幸地与你联结在一起的风派的“风歌”、歌德派的“孝歌”、现代圣教徒的“圣歌”统统送进火葬场!

诗歌不需要偶像，必须把僵尸占据的地盘空出来!

让所有大大小小的过时了的诗歌“圣灵”在一代新的苦行者的身边纷纷倒下吧。

……

我们曾经用新鲜的血液给他注射活力，或者说艾青曾从他的大量的崇拜者的大量的诗稿和书信中获得氧气，但是他老了，已经不行了。

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还不敢正视人生真谛!……

“艾青”，已是历史“陈迹”。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 ^[8]

黄翔如此尖刻而激烈的话语，使我们看到社会转型时期“代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每当社会处于转型或转折时期，“代沟”的体现便分外鲜明，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的冲突便分外激烈。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之中，之间的误会与不和谐便会加深；“代沟”的出现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更新，从而加快推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样它也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引发思想文化转变的阵痛。从黄翔的文章中，我们看到当时年轻的一代对整个时代诗歌写作的强烈不满，也看到了他们要反对和打破这种诗坛现状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要在诗坛上找到自已应有的位置和空间。

某种程度上，艾青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和抗议的靶标。这些情绪化很浓重的语言，充满了经年的不满，“弑父”的情态激烈而鲜明。特别是，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艾青的年龄，显得异常的粗野无礼。黄翔如此无礼的有如战斗檄文的“攻击”，深深刺伤了艾青的心。在多个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艾青都无法释怀黄翔要把他送进“火葬场”的攻击，“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9]。“这几年……陆续地谈了我对于诗歌的意见，想不到招来了很多的仇恨。有人造谣，有人污蔑，有人希望我早一点进火葬场”^[10]。古稀之年的艾青对这种攻击的无法释怀及其产生的痛苦和愤怒，我们都不难理解和想象，它们毫无疑问加剧了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对立。特别是，艾青以为这事件背后的指使系北岛所为^[11]。这种激烈的攻击和人事的误会，直接把艾青推到了朦胧诗人的对立面。至此，艾青对朦胧诗的论战帷幕正式拉开。在接下来的两三年，艾青写了多篇关于“朦胧诗”的文章作为回击，并且随着支持朦胧诗的“三个崛起”^③论的相继出现，这种“回击”也就主要表现在对“崛起论”的反对。

③参看李润霞文章《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第18条注释)。

1981年5月12日，艾青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朦胧诗”谈起》的文章，公开反对支持朦胧诗的言论：“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艾青认为这种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12]530。艾青如此看待年轻的一代：

他们对四周持敌对态度，他们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自己。

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

他们因破除迷信而反对传统；他们因蒙受苦难而蔑视权威。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很骄傲。

“崛起论者”选上了他们。

他们被认为是“崛起的一代”。^[12]537

很明显，联系前述所引黄翔的文章和早在此之前就已发表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我们不难看出，艾青在文章中的所指是很明确的。如果说之前艾青的发言尚未直接对朦胧诗进行批评，那么从这篇文章开始，艾青已经在直接地批评了。他在文章中告诫年轻的一代“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却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听到几个‘崛起论者’信口胡说一味吹捧的话就飘飘然起来，一味埋头写人家看不懂的诗。盲目射击，流弹伤人”^[12]538。

针对后来的“三个崛起”论，艾青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看法。艾青认为“崛起”论者是借“崛起”论崛起了自己，认为其是“庸俗的、不科学的、不严肃的吹捧”，“被捧得不知东西南北的是作者，被污染了思想和心灵的是广大的读者”^[10]580。同时艾青也批评了“崛起”论者的“自我”论，把学术的论说牵联到政治思想上的“没有人民、没有党，也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问题”上来：

写诗的人必须要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这是对的。然而假如把“自我”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这样的人就会目空一切，心目中没有生活、没有人民、没有党，也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三个崛起”的错误理论对青年人的毒害厉害得很。^[10]581

与“清污”运动的来临相应，艾青态度中的政治倾向性已非常明显，其批评中的断语，庶几接近于臧克家对“朦胧诗”所下的结论——“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写诗根本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感情颓废”、“晦涩”，是因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结果^[13]。在此，论争已不可能平和地争讼下去，论争双方的胜负已分，就像以往历史上曾多次出演的有关学术论争的结果一样，动用政治手段解决已成必然。

三、 不能略去的背景及论争后的分化

当然，艾青批评朦胧诗的声调并非总是如此之高。作为事实上的诗坛领袖，诗歌的繁荣与发展，正是其心之所系：

我再三肯定“朦胧诗”的存在。只是不要捧得太高，甚至说它是诗歌发展的方向。大家都写“朦胧诗”，整个世界也就烟雾弥漫，大家都在捉迷藏了。^[14]

阈于自身持守的诗学理念，艾青如此的表态可以理解。甚至我们还能读出其对自身话语权的维护。如果我们把艾青的警告视为针对那些真正晦涩无解的鱼龙混杂的“朦胧”诗作而发，而这种倾向是连后来支持朦胧诗的谢冕与孙绍振都断然反对的时候，以后见之明来度艾青的态度，其合理性自在其中。历史地看，我们不能忽略艾青一颗真诚而勇敢的诗心，不能仅仅凭籍其在“朦胧诗论争”中情绪性的态度而断定艾青保守。如前所述，论争是因为两代人正常的诗学理念碰撞，也有人事方面的误会。作为一个艺术家，艾青有着自己的担当和坚守。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1979年(1月17日)，在新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艾青即大声疾呼“诗人，应当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15]；艾青急切地呼吁政治上的民主，认为“比什么都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只有政治民主了，才谈得上艺术民主”^[16]。作为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一代诗人，艾青的发言自然是建立在对过去历史的省视之上，但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的良知和敢于担当的勇气。

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是：艾青对北岛的诗是很赏识的。在《与青年诗人谈诗》中指出北岛的《生活》写得不好时，接下来的话——“当然，有些别人不懂的诗，也可以是写得很好的诗，像刚才提到的这位诗人，就有一些好诗”^[2]463——只是这种赏识是很细小的一个脚注。北岛与艾青有着很深的交谊。据蔡其矫回忆，1975年，他经艾青介绍认识了北岛，1977年蔡其矫又带舒婷认识了北岛，然后北岛又带舒婷认识了北京诗人^[17]492-493。《今天》第一期(1978年)发于第二条的舒婷的《致橡树》，最初是蔡其矫拿给艾青看，“艾青十分欣赏，给北岛看，北岛就要去用了”^[17]493。可见艾青是称赞朦胧诗且也间接支持了《今天》的创办。就在前述那次批评北岛《生活》一诗的会上，艾青对青年诗人们是整体肯定和鼓励的，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鼓励他们写出好诗来，“各人按各人的兴趣写，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听从这样写那样写的指令，思想解放一点，不要怕这怕那”^[2]462。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意，清晰可掬。

当然，政治意识对艾青的影响是致命的。同那个时代的诸多诗人作家一样，艾青的写作理念深受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影响，新时期大量的应制诗即是明显体现。在一篇文章中他如是坦承：“现在，事隔40年，国家和个人都历尽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农兵’。”^[18]他把歌颂光明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表示要把自己“融合到人民的事业中去”^[10]582。

从青年时候起，艾青即有很强烈的政治意识，并一直贯穿其投奔延安之后的所有生涯(包括新时期)。1937年夏，艾青批评何其芳的《画梦录》，其政治意识的强烈就可见一斑：“何其芳有旧家庭的闺秀的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样新鲜，感觉与趣味都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他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引起热闹，很可能证明那些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的新起的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19]1939年3月在得知何其芳到了延安之后，艾青又说：“现在听说何其芳已到了西北，衷心愿望这是《画梦录》作者的一种思想上进步的表现。”^④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艾青在《文艺与政治》一文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不是降低了文艺，而是把文艺无限地提高了。”^[20]如是的论调已完全背离《讲话》之前的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的观点。在1984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诗集序》中，他这样评价徐志摩：“具有纨袴公子的气质。他从教会学校出来到外国学银行学。写了不少爱情诗……喜欢在女人面前献殷勤。他的诗，常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21]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政治意识的影响已深入艾青的血脉，这种影响深深地左右着他对艺术包括对朦胧诗的评价。

④该段话收入艾青《梦、幻想与现实》一文后附记的“好消息”内。见《艾青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随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有明显的体现：在尚处困扼之时，政治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没有体现出来的机会时，艾青能以一颗纯粹的艺术家之心以已度人，称赏朦胧诗人的作品，与他们(特别是北岛)建立了深厚的交谊。一旦在重获身份与地位之后，政治意识开始抬头，使艾青对待朦胧诗及其支持理论的态度发生“合乎时宜”的变化。艾青的同龄人，诗人蔡其矫感受到了艾青的这一变化，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他(指艾青)30年代就批过何其芳，虽被打成右派了，但他本质上是古的。他到日本去开了个什么会回来，就完全是官方口吻了。他有了地位后，就慢慢显出他的古了。这是官方意识对他的影响，所以他就反对“朦胧诗”。^[17]495

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国人，特别是刚刚走过“文革”那一段特殊时期的文化人，其政治敏感异于常人，这种敏感也常常使他们作出适宜的调整。“朦胧诗论争”并不仅仅只是影响了艾青与青年诗人，也使艾青与其诗人朋友之间产生了分化，按蔡其矫的说法，往“政治性的问题引”是一个很大原因：“当时大家都很生气，干吗要把学术问题往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引？北岛的一首诗《彗星》是写爱情的，被当政治诗批判，攻击‘今天’派。杨炼的《诺日朗》也被当政治诗，这些都是乱来呀！我和艾青本来是好朋友，他在落难时我们接触比较多，‘朦胧诗’之争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17]495艾青的好友牛汉亦持与蔡其矫相近的态度^⑤。对过去历史的余悸以及自身诗学理念的不同，使这些归来者诗人对朦胧诗抱持不同的看法。绿原一开始对朦胧诗持支持态度，他以一个长者的姿态主张“不要责难他们，让他们写下去吧，即使是被认为‘读不懂’的诗，也让他写下去”，并为朦胧诗辩护，“他们的诗之所以‘读不懂’，我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们多年养成的非诗的读诗习惯和它们不相适应的缘故”^[22]。后来绿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站在了艾青的立场上，反对朦胧诗。

⑤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论争中朦胧诗人的劣势，与其所处时代氛围有关。对稳定的渴求与对动乱的厌恶，是刚刚经历文革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也是执政者的主要意识。1981年白桦的剧本《苦恋》所引发的争论，实际上表明了执政党的两难困境：“如何允许中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而又不使这种自由打乱以至完全破坏党所喜爱的意识形态结构。”^[23]《今天》的停刊和后来朦胧诗人的作品被官办刊物所抵制，以及《今天》的创办者、诗人黄翔等呈现晦暗的命运走向，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看似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语言所暗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四、 结语

艾青毕竟是心“向太阳”的，身处困扼之时，与朦胧诗人相同的生存处境使他能以心度人，能够理解和认同青年对世界“我不相信”的“回答”。一旦获得地位，政治意识就凭籍诗学理念的表达树杆而展露出影响的枝叶，这些“枝叶”在朦胧诗论争中代表了艾青的立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艾青不甘于青年对他指认的即将过气的“彗星”身份，某些时候，话语权的牢牢掌握出自生存的必须，也近于一种本能。同时，艾青个人的愤怒使论争走向政治解决也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朦胧诗论争”是一场给中国文学与文化带来深远影响的论争，它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的转型，也促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艾青在论争前后立场的改变，呈现出丰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识的影响，有随个人身份地位提升而来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有对诗坛话语权的争夺，有人事方面的误会，也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对艺术价值的坚持……这场充满了历史复杂性的论争，涉及意识形态及多种历史场域，让我们看到新时期转折时代文学面临的复杂境地，看到文学身上的各种束缚及其超越(超脱)的不可能。朱光潜在《诗论》中说，咎于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中国诗人往往无法在冲突中寻出调和，不能造成一个可以寄托心灵的理想世界，苟安于现世而无心在理想世界求寄托，求安慰——这是我们“民族性的累”^[24]。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我们一直尚未解决的“世纪难题”。我们总是过于偏重现世和实利，被它所影响、所役使、所驱遣，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以致于我们总是萎顿于泥涂，而不能有所飞升。以“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时代》诗句)自称的艾青身上除了浸入骨髓的政治意识的影响之外，还有民族性的累，他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置身事外的立场也使我们不能对他提出太多要求——倒是可以据此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民族性的累。如果我们通过对艾青立场的审视，通过不同背景相同归来的两代人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摩擦而读懂历史，并进而找出如何解答如何走出这个如魔咒一般缠绕在我们民族头上的“世纪难题”，那就表明了我们获得了超越历史和现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