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人”鲁迅

鲁迅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是20世纪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化巨人，以笔代戈，以文代盾，挖掘着国民的劣根性，拷问着人类的灵魂。一提到他，让人想到的字眼就是“伟大”、“圣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还说过“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如果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那么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老舍说：“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法捷耶夫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刘再复教授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的第一句话就说“鲁迅是中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何满子说：“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鲁迅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被称为“近代文学之父”。日本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山上正义说：“鲁迅20年来对中国文坛所作出的功绩，是不能简单地用泰斗等言词来加以论断的。他在具有特殊的发展形态、而今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当前文坛上，作出了极为特殊的功绩。”^[1]46佐藤春夫说“他的作品，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地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了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1]48。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在《文学家之魂》中说道：“倘若以一言来形容鲁迅，我只能说他有着古武士之气概和中国式血肉之躯，该强硬的时候他绝不妥协。”“他身上不仅有那种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有对百姓苍生的同情心”。还说“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正直的人格”。在他看来“鲁迅先生称得上是世界的伟人”。

在中国，在全世界，对鲁迅的盛誉层出不穷，总被套上各种闪烁的光环，被放置在“圣人”的位置，无人可及。可是鲁迅也出生于凡尘，他的文学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在日本，鲁迅也有属于他的一席之地，不是被当作外国作家，而是作为“国民作家”来对待的，这也为日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奠定了特有的基础，日本的鲁迅研究一直有其独到之处。在日本的鲁迅研究有三种鲁迅形象：小田狱夫的《鲁迅传》中的反抗政府的爱国者、民主主义的鲁迅；“奠定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石”的竹内实先生提出的“虚无的(绝望的)文学者”的鲁迅形象；战后60年代在当时关于“政治与文学革命”论争中丸山升先生提出的始终为一个“革命者”的鲁迅形象^[2]。无疑这些鲁迅的形象都是伟大的。竹内实以“沉默的十年”的鲁迅作为他的鲁迅观的切入点，伊藤虎丸先生更关注日本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木山英雄先生特别钟情于《野草》时期的鲁迅，丸山升先生则始终如一地集中考察“作为问题1930年代”中的鲁迅，即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发生了复杂关系的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晚年鲁迅^[3]。

竹内实也是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但与其他学者不同，他认为把鲁迅称为“圣人”是因为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演时口号的提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毛接着又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4]233竹内实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将孔子和鲁迅同等看待，而是把鲁迅看作了第一等圣人，把封建社会的孔子看作了第二等圣人。“如果琢磨其言外之意，显然应该是如此”。接着竹内实又说：毛后来在《新民主义论》中，并没有再把鲁迅比作圣人。这也许是因为，一般人听到“圣人”二字，很容易联想到孔子身上去。虽说鲁迅是第一等圣人，但以前的人还没有这样承认过。“可是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个评价，确实确定了鲁迅的地位。尤其是到了1974年，鲁迅地位被抬到了极高的程度”^[4]233。在这里竹内实认为鲁迅被称为“圣人”有被刻意拔高地位的嫌疑。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谈了三点：第一，孔子在死后交了好运。第二，权势者，或者是想成为有权势的人，任意装扮他，抬高他。第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已经死了，不能再开口了。竹内实说：“我觉得，这三天点对鲁迅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4]238也就是说竹内实觉得鲁迅的地位被人为抬高，在他死后其身份被人利用。

竹内实剥离了鲁迅的“神性”，在他看来鲁迅就是一介凡人，他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分析与生活的考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活的周围条件、担任的职务与世俗身份等，融入到鲁迅的平凡的点滴生活中，渗入到鲁迅的作品中。正如他所说：“我并非是什么只为揭穿别人内幕的侦探，甚至连原告也说不上。我只是开始阅读鲁迅。自己不过是一介读者。”“影子你要知道，我一生下来，便想走进鲁迅所写的那种黑暗中”^[4]33。正如矛盾所说：“要冒着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须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二、 文学中的渺小鲁迅

竹内实说过：“鲁迅是人，不是神，所以鲁迅不可能没有缺点。”竹内实通过对鲁迅作品详尽的分解，以呈现出鲁迅是“人”，也一样是凡夫俗子，而非神；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解读，通过作品透出的人情味，去扑捉鲁迅的平凡生活、普通人格。

在《汉诗纪行辞典》中竹内实对鲁迅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这首诗写于1903年(明治36年)3月的某一天，鲁迅21岁，风华正茂，他剪掉了发辫，这在留学生的预备校弘文书院的江南班里是第一个，为了作纪念，他拍了照片，托回国的朋友带给弟弟周作人，还送给了朋友许寿堂。他剪掉了象征中国人落后愚昧的发辫，可是面对民众对于祖国的危机全然无知的状况，他一样无助，只有在寒冷的夜晚，仰头对着星星诉说^[5]91。在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战败，日本获胜，清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关心为什么日本可以获胜，鲁迅正是在国家、民族危机感的压迫下，从矿山学校毕业考取官费到了日本留学。面对国家的落后、国民的愚昧，面对国破山河，鲁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可他还没想到要用手中的投枪去拯救国人的精神，仅想从仙台医科学到比较好的医学知识、技术回国后医治病人。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首《自嘲》诗鲁迅作于1932年10月12日。竹内实对此的解说是：在某天晚上的宴席上，突然想起小时候，被占卜交华盖运，在迷信中交华盖运是很幸运的，可是“华盖”是佛教寺院的装饰，能带给幸运的应该是僧侣，鲁迅想到此，再想到自己的境遇，带自嘲地作了此诗。甚至把这个时期的杂文集结出版命名为《华盖集》。本不是因为相信吉凶、运势，而只是一种挖苦，从该诗的题目可以看出来。鲁迅认为：“我被说交华盖运已经足够，本就没有期望太多，可是却四处碰壁。”^[5]575鲁迅当时帮助青年作家，给予他们鼓励，可是却遭受一部分青年作家的攻击说他落后于时代，后来在文学运动的方针上也与之形成对立。即使遭到许多人的指责、攻击，他一样不动摇，一样和孩子们玩耍，甚至扮成牛让他们骑着玩。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下一代的关爱、怜惜。与横眉相对的是俯首，面对批判毅然不动，可是面对小孩却可以低头，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他可以做一切事情，甚至低头为他们做牛做马。或许可以自己藏在一个小屋子里，就成为一个天下，就不需要管其他什么人和什么春秋冬夏。正如《求乞者》中一样，“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在“四面都是灰土”的社会里，在人们“各自走路”而互不关心的社会里，或许我也应该一样地麻木，躲进自己一个人小的屋子里，其他的一切就将和我无关，可是鲁迅又怎么能做到？对于青年们的不成熟，群众的不觉醒，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后他就只有起来抗争，争辩，也就出现了后来鲁迅与青年们的文坛争辩。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后来被毛泽东在延安赋予了新的解释，说意味着“为人民大众奉献的精神，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5]576。竹内实明确地说出鲁迅精神被抬高了，因为本就是一首自嘲的诗，却被提到一种精神层面。周海婴也在回忆父亲时说：“或许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爱憎分明，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正如竹内实所说：“这是一种自嘲的诗，在整体的文脉中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出毛泽东那样的解释。作为问题的两句诗，最多也只是说在文坛上遭到谩骂而沉默，所以只在家里玩些个孩子当马骑的游戏，也就这种程度的文字吧。”^[6]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即使是春天的夜晚，漫漫长夜却无法入眠，因为带着妻子儿子外出避难，想到在北京的母亲，梦里都不由泪满面。夜不能寐，睁着眼睛看到城头变换大王旗。想起被杀害的朋友，作下此诗，却无处发表，只有在月光如水中深深哀悼^[5]578。这是只有寻常人才有的儿女情长，圣人孔子是不可能具有的，圣人在意的只会是天下大事。竹内实通过这些字里行间看到了鲁迅平凡的一面。因为鲁迅不如圣人那般只为了推行仁政礼教，即便逃亡也会带上妻室儿女，不会如孔圣人一般放下妻室儿女，周游列国14年。此诗也看出了鲁迅的无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他为了不被逮捕，不得不带上妻室儿女逃亡；为了纪念被杀害的青年朋友，拿起手中的投枪写下这首诗，可是因为在逃亡途中不能发表，只有让如水的月光照在深色的衣服上，带去对他们的哀悼之情。这首诗写于1933年，是为了纪念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的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5位左联作家。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了，可是“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7]232。正如他所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7]219。鲁迅孤独无助，只有写诗揭露敌人的凶残卑劣，表达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恨。

竹内实在《关于鲁迅的短刀》中说到鲁迅的复仇观念极强，“他受了欺辱，所以想复仇，他看人受欺侮，所以想代人复仇” ^[4]116。“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信念”。鲁迅只是凡夫俗子，所以当他受了欺辱后一样想复仇，并且由于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复仇观念还特别强，这是只有凡人才会有的欲念。并且通过对《复仇(其二)》和《复仇》两文的新的认识，竹内实认为鲁迅最后想表达是只有断了复仇的念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复仇。“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两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7]339。“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7]340。因此为了避免沾染血污，还是不要复仇、不要杀戮比较好。但事实上鲁迅到死都没有放下复仇的念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8]。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这首诗，竹内实的诠释是：一些关心中国的人来到上海，希望能见到作者，于是就通过鲁迅的至交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引荐，达成了愿望，当然其中也有人希望得到鲁迅的签名，于是鲁迅就写了此诗，可得到此诗的人能明白多少鲁迅的心境呢？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当下人们过着贫苦的生活，杂草已经将房屋掩盖，都已经看不见房屋了，对此大地都颤抖了。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把这消息传播出去。在没有声音的地方，如果你侧耳倾听的话，会听到巨大的雷声。这是1934年，鲁迅赠与日本评论家新居格的一首诗，他希望能将中国的现状传播出去。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中的人民过着困苦的生活，山河破碎，万家凋零，人民在生存线上抗争。面对如此现状，鲁迅无能为力，深感自己渺小，只有痛定之后，长歌当哭，动地哎吟，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没有杜甫的愁苦，没有李白的疏狂，但他却有屈原那样驰骋飞扬的想象和深刻绵密的忧思，从“我以我血荐轩辕”，到“于无声处听惊雷”，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心事浩茫连广宇”，不为己，不为国君，只为万家墨面的人民。竹内实通过对鲁迅文字认真的阅读，全新的诠释，在字里行间发掘了一个渺小而平凡“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鲁迅。。

三、 失去故乡的孤独鲁迅

竹内实说：“对于鲁迅，有各式各样的看法。一般来说，大都将其理解为革命文学家。那么，是否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失去了故乡的人呢？”^[4]261鲁迅在《家庭为中国之根本》中提到：“我们的古今人，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7]243

可是鲁迅在北京为官时，却回故乡绍兴变卖了老宅，在北京买了房子，带领家族举家北牵，并将这次的实际感受写进了《故乡》里。鲁迅就这样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故乡，让人觉得就像是成了一棵无根之草样而四处放浪，有时甚至还会漂泊到海外^[4]262。“觉得北方固然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念，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7]62。离开故乡的鲁迅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时时荡漾在他的作品中。《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全都是孤独之人。

在《故乡》里“当乘着船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里涌生出了一种无名的感慨。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感到自己与闰土已经有些隔绝了”。浓浓的“孤独”感萦绕着鲁迅。正如竹内实说：“‘我’觉得，已不可能再回到故乡了。从此以后，必须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不断走下去。就这篇《故乡》而言，‘我’显然已经放弃了故乡。或者说，这是一篇向故乡宣告离弃的文学作品。”

“如果丧失故乡是极端痛苦的，那么另一个极端，则要数在城市里无家可归了”^[4]32。鲁迅离开绍兴，在北京也没有定居下来，而是在几年后离开北京，先移居到厦门和广州，最后才在上海定居下来。如一棵无根的草，四处流浪。因此，也不能说他曾经在北京扎下过根，他仍如无根野草。鲁迅的文章中无处不透出一种孤独感，有一种孤独的阴沉。

竹内实说：“鲁迅对我的吸引，与其说是因其所散发的光辉，毋宁更是那种孤独的阴沉。但是，鲁迅并没有身陷于那样的孤独中，而是将孤独深藏在心里。因此从外表上看起来，鲁迅仍富于活力，其身上闪烁着来自于白昼的太阳那样的光芒。可在鲁迅的心里，那颗被阴暗的高墙封锁着的心灵，却始终凝视那黑暗的深处。我觉得，在那种没有阴暗的地方，鲁迅也就不可能存在。对鲁迅来说，那种阴暗，便意味着生命。若非如此，那还得把鲁迅引进黑暗里去。因为只有那样做，鲁迅才有生存的可能。在那黑暗中，其生命才能够生存。”^[4]29“我将向黑暗里彷徨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空虚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底”。孤独者的决绝，远行，沉默于黑暗中，只要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7]338。鲁迅自己也讲：“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许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但黑暗终会过去，黎明即将到来，因为鲁迅坚信一切还是充满希望的，他努力地在寂寞中挣扎，“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他还是坚信美好总会来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便成了路”。

四、 为了活着的官员鲁迅

鲁迅是从中年才开始小说和杂文创作的。在这以前，他的社会活动角色首先是教员、校长，后来则是教育部的官员。竹内实在《周树人的官员生活》中写道：“鲁迅具有两种面貌：作为小说和杂文作者的‘鲁迅’，以及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科长，也就是官员‘周树人’。”^[4]269正如鲁迅在《伤逝》中所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首先得活着，生命价值的体现才能有基础。在他写给友人和亲人的信中，他曾不断提到生存的压力和写作的无奈。“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照片和书两本一并寄上，书没有什么意思，是为卖钱出版的”。“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今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于此我们看到了鲁迅为了生计而疲于奔波，也呈现他的凡人一面，有时也一样有凡人的思想，为了能活着，能生存，即使觉得书没什么意思，但为卖钱一样出版。所以到了后来虽然作为作家的“鲁迅”，并不适合当中华民国的官员，可他为了生活，为了活着，以“周树人”的身份当了15年的官。作为“周树人”的官员的工作与作为作家“鲁迅”的工作，共同构成了他的两个侧面，对他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鲁迅”和“周树人”这样两个面孔，郁达夫曾经这样写道：“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办的，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北师大。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9]是的，不管是教授也好，还是在教育部为官也好，对鲁迅来说都是不适合的。但他也是凡人，也会为生活所迫，为了柴米油盐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他甚至被章士钊从教育部免职，后对簿公堂，经诉讼胜利复职。对此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是这样说的：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不太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胜诉了的鲁迅，后来又官复原职，并且在北京买了房子，变卖了老家的房产，从绍兴接来了母亲、妻子和小弟弟。他在日记里也有记录为官与薪酬方面的情况。“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书，余为佥事”。“三十日阴。下午收本月俸百二十五元，半俸也。夜半雨”^[4]278-279。“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是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及二成五，端午节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4]287。鲁迅也曾因为政府迟迟不发薪水，统200余名教育部职员去财政部静坐。

对身为作家“鲁迅”的鲁迅来讲，他并不适合当中华民国的官员，但他仍然勤勤恳恳地当了15年的官。正因为鲁迅非“神”，而是一个凡人，“人必须得活着”，所以他才会为了生活在写作的同时还不得不扮演着“教授”与“官员”的角色；才会在北京买房，不会置家中妻子老母不顾；才会想到重振家风；甚至为了被免职而对簿公堂，为了俸禄而折腰到政府去静坐……这些行为都不是神应有的行为，而只是一个常人的生活中的琐碎。竹内实通过对鲁迅生活中的点滴渗透、融入，还原了一个脱掉“神性”外衣、摘掉“圣人”光环的平凡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鲁迅，在时代的荒漠里，摒弃“象牙之塔”一般飘然安逸的世界，独自苦苦在“孤独”中挣扎，如“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的《沉钟》的声音一般，他“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他举起他手中的投枪，用文字的尖刀，在民族危难之际，划醒了愚昧的国人。鲁迅是平凡的，而他的一生是辉煌璀璨的一生，是战斗不止的一生，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