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至50年代达到高潮。在这片文学的荒原上，结出了爱默生的《自然》(1936)，霍桑的《红字》(1850)，麦尔维尔的《白鲸》(1851)，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和惠特曼的《草叶集》(1855)这些文学的硕果。这段时期被看作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即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正如鲍尔斯所说的那样：“从风格上，尤其是从哲学的洞察力的深度上来说，美国文学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加在一起的成就。美国文学将这些作家从早期的对欧洲模式的盲目模仿或盲目拒绝中解放出来，第一次戒除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形成美国自己的文学——说自己想说的话，并且是出于想说的意愿——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平和质量，成为一个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语能被理解的范围内的真正的文学。”^[1]9对这个时期文学的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是以拉尔夫·埃尔多·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尽管超验主义在美国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学领域：“……当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超验主义思想家们如何表达他们提出的问题时，超验主义的精神能被最好地理解，因为他们对待那些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诗意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并且他们注重创造力和自我表达。”^[2]9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美国17、18世纪为数不多的一些文学作品体现的是对英国和欧洲文学传统的模仿，并且深受清教主义的束缚。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19世纪的美国文人开始深刻地思考传统与发展的问题。爱默生用他“诗人-神父”的理想，对19世纪处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的美国文学重新定位。“诗人-神父”的理念既保持了与宗教传统和欧洲文化传统的联系，又把文学从宗教和传统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抬高文学的地位，强调人的创造力和独立性，使美国文学向着民族化发展迈出了一大步。用爱默生自己的话说，超验主义“支持一个新的希望……相比人们已经接受的法律和普遍的观点，它对自然和人的能力显示更大的信赖”^[3]。超验主义对传统教义和经典的哲学以及神学的观点进行了质疑，相信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提供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点和价值观，是一场“深刻的对新的民主的精神基础和道德含义的探索”^[1]346。

一、 从清教主义到超验主义

超验主义的发展融合了许多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康德的唯心主义、东方的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卡勒里、歌德和斯威登伯格等人的哲学思想；美国唯一神教派的思想也为超验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察从清教主义，到唯一神教派，再到超验主义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神性到人性，由宗教到文学的演变过程。

美国文学一开始就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7世纪清教主义便在美国本土扎根，清教思想在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不少教士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美国初期可以被称作文学作品的布道，历史记载等内容也主要是由教士书写。清教主义的作者们以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宗教内容来要求文学作品。在他们的严厉审视下，每1 000部小说中有500部是“卑鄙下流的，仔细地阅读它们是浪费时间，最大的罪过”；剩下的500部，其中的499部可以“被看作是有着肯定的诱惑和堕落的倾向”^[2]27。即使是宗教小说也受到怀疑。

18世纪晚期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崛起的唯一神教派也反对“不虔敬的文学”。但是文学批评中他们反对清教主义以道德和宗教作为评论文学的唯一标准。唯一神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艾里瑞·钱宁指出，真理应该是“温热的，有生气的，带着它自灵魂中产生，并且从灵魂中流出的爱”^[4]。钱宁在他自己的布道中采用的是启发而不是说教，是歌颂而非理性地辩论。唯一神教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威提出：“只要是包含了纯洁的情感，只要是以道德的美感和虔敬打动人心的(作品)，都和宗教相一致。”^[5]这一句评论相对于当时道德至上的批评氛围来讲，其革命性体现在提出了“道德的美感”——宗教道德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应该具有美感。从1810年到1835年，美国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否定的宗教约束原则”到“肯定的道德理想主义原则”的转变。批评家的核心观念发生了转变——由“这部作品让不道德的行为产生诱惑力了吗”到“这部作品让道德看上去美吗”^[6]。唯一神教派的观点具有革命性，因为他们把被清教教士鄙夷的文学的艺术性上升到与宗教性和道德感同样的高度。

唯一神教派否定了清教主义以宗教和道德作为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提出了艺术的美和文学的情感的概念。然而，对他们而言，艺术仍然是附属于宗教的。文学为传达神的启示服务，为宗教服务，以宣扬宗教为主要目的。布尔认为，“即使在唯一神教派作出那些大胆的评价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的是清教主义的观点……只要他们信奉的是神的启示的宗教，高于自然的宗教，他们就不能背离艺术是基督教教义表现形式的观点”^[2]29。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唯一神教派的教士，超验主义的思想是以唯一神教派的观点为基础。但是他们比唯一神教派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发展了自然的宗教观，将文学的地位提高到和神的启示，和圣经同等的地位，甚至更高；将诗人的地位提高到比神父更高的地位。

二、 爱默生的“诗人-神父”

1836年，在被看作超验主义代表作的《自然》里，爱默生提出了“俄尔普斯诗人”的意象。在1838年爱默生发表的《神学院致词》中，“俄尔普斯诗人”被进一步具体化为“诗人-神父”。这个核心意象的塑造体现了爱默生在文学与宗教和道德之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宗教观的发展。

对于从母体——英国和欧洲文学——移植而来的美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要完全摒弃传统的文化和宗教观是不现实的，也没有意义。爱默生借用“俄尔普斯诗人”这个欧洲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在美国文学的荒原上来复兴诗歌，激励文学的发展。“俄尔普斯诗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的意象。中世纪就有俄尔普斯-克里斯托斯(Orpheus-Christos，Christos是基督)的形象流传下来。他是一个牧人，一个诗人，是人在今生和来世的教导者。俄尔普斯的父亲是古希腊神学的创造者欧义古罗斯，希腊人“生活和道德的创造者，最早的预言家，诗歌王子”；俄尔普斯“本人的智慧……则是荷马，匹萨格拉斯和柏拉图的艺术才能和哲学思想的源泉……他的竖琴可以召唤岩石，森林，野生动物，让河流断流，甚至可以撼动最无情的地狱之王……”(Taylor iii)在古典神学中，俄尔普斯与摩西、赫尔墨斯、柏拉图等联系在一起，是人的哲学与神的教义的结合。新柏拉图复兴主义者托马斯·泰勒提出俄尔普斯是众多神的集合体，他的音乐和语言使万事万物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受泰勒的影响，爱默生相信俄尔普斯是历史上所有智慧和哲理的和谐的融合，是众多杰出哲人和哲学思想的集合体：“……培根，卡德沃思，普鲁塔克，柏拉图……”^{[7]Ⅴ 253-254}“……俄尔普斯，恩培多克里斯，赫拉克里图斯，柏拉图，普鲁塔克，但丁……”^{[7]Ⅲ 4}诗人是“代表，他站在不完整的人中代表完整的人”^{[7]Ⅲ 5}，他将历史上的智慧和哲学结合成宇宙的一个和谐的系统，与自然相联系。

“俄尔普斯-克里斯托斯”这个意象的一端是诗人，另一端是基督。在诗人和基督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文学和宗教，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处于平衡状态。但是清教主义片面地强调了基督的一端，轻视甚至否定诗人的价值。诗歌的丧失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失衡。美国文学要发展必须摆脱宗教的束缚。出生于一个唯一神教派的家庭，本人也做过唯一神教派教士的爱默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1832年爱默生辞去神父的职位，是因为他对自然的信仰与基督教的信条产生了矛盾。他“挣扎着去通过一种更为自由的基督教教义来挽救自己的信仰”^[8]7。爱默生挣扎和努力的结果是将“俄尔普斯诗人”与基督教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泛神论的宗教观，是“高度诗性化的宗教”(Buell 151)，其核心就是“诗人-神父”。在爱默生看来，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网络，神性无处不在，存在于自然和人的心里。人的精神与自然之间存在形而上学的(超自然的)交流。人和物质的宇宙——自然，都是神的创造物，自然的法则和人的道德准则，以及神性是合为一体的。自然的每一件事物都对人有着精神上的启迪作用。自然是一部比任何书写的经文更纯洁的圣经或启示录。解读、掌握并且把这部圣经的神示传递给世人是诗人的任务，因为神学家和科学家只会把自然的昭示降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内容，与自然和人性分离；而诗人则采用自然的表达方式：他接受的是灵感的指引，而不是逻辑，他通过意象来表现他的思想，和自然表现自己的方式一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人工制品，而是一个“第二自然”，就好像是从诗人的头脑里自然长出来，象一片树叶一样自然^{[9]Ⅰ 25-60, Ⅲ 3-37, Ⅳ 93-146, Ⅷ 3-57}。文学作品比圣经和预言更能带给人启发和灵感。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文学作品内容本身就是灵感和启示——诗人和作家感受到了天地的神性，获得某种灵感，将这样的灵感通过诗歌或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圣经的经文和先知的预言通过文学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让更多数的人获得神的启示，文学为人们提供了更容易通往上帝和神性的通道：“我注意到所有的诗歌在进行创造，或所有的事物都成为了诗歌…… ”^{[10]Ⅷ 321}反过来，圣经经文应该被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

爱默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颠覆了上帝的权威。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自然和人共存，成为人的精神象征。对清教主义和唯一神教主义来说，宇宙的核心是上帝。爱默生用“诗人”取代了上帝，在“诗人-神父”这个意象中排在“神父”的前面，是一个在宗教与文学，精神与现实之间进行平衡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诗人是受到神示的半神，在创作时担任上帝的角色，并再现了创造，和先知一样具有开启人们智慧的力量。进行创造的文学家具有神性：“创造，就是神性的证据。创造者都是上帝，而无论有什么才能，不创造的人都不具有神性”^{[7]Ⅲ 240}。诗人是理想的人(Ideal Man)，代表全世界的人(Universal man)，核心的人(Central Man)。在抬高诗人的地位，强调诗人的神性的同时，爱默生否认了基督教教义中的神的权威。所有的先知和耶稣基督不是特殊的权威，而是“神圣的诗人(Holy Bards)”^[9]Ⅰ126；他们的话语是诗歌，是他们受过神的启发来给我们启示，以促进我们达到视野的同样的高度，给人以精神上的指引，而不应被看作是我们应该追随，对我们进行约束的绝对真理。超验主义赞同唯一神教派对三位一体的反对，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因此耶稣不是神，而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只是被教堂神圣化，他的教义被神化。将耶稣人性化暗示着人类也可以在现实的世界实现基督的理想。诗人是先知，是基督；反过来，先知和基督是诗人。布尔指出：“在超验主义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美国文学所努力表达的诗人是世界的创造者的观点的最早的例子。这种努力是他们对待神学的矛盾态度的自然反应……他们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分离开来，却对自然有着热忱的信仰。他们对传统的布道没有耐心，但是珍视活生生的语言(诗歌的语言)。他们对布道者的职能的尊重已经消失，但是他们希望通过把布道者转换成一个诗人-神父从而保存布道的实质。”^[2]142

19世纪美国文学发展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欧洲文化的传统和历史的影响，一边要寻求民族性；一边是对传统的宗教观的背离，一边又要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他们需要真理的指引，而在爱默生看来，诗歌是“唯一的真理”^{[10]Ⅷ 321}；诗人比神学家更接近真理，诗人“通过象征感知思想的独立性、思想的稳定性以及象征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他离事物更进一步”(转引自Carlson xviii)。在《诗人》一文中，他指出真理不应该是以直白的形式向人们显现，而应该通过诗歌变形的形式展现；直觉和想象力是通往真理的渠道。爱默生希望用语言和音乐驯服万事万物，让他们文明开化的俄尔普斯诗人代替上帝，以诗歌代替基督教的真理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诗歌与想象》中，他写道：“我听说有一种希望超越，而且必须超越有形或无形世界的所有的科学。而那个科学使在两个世界的那个希望得以实现。我认为斯威登伯格和华兹华斯的天才促进了哲学的改革，把诗歌还给自然——还给自然和思想的融合，消除曾有的分离……”^{[7]Ⅷ 66}。查尔斯·非德尔森指出爱默生创造一个诗意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在哲学的领域去促成一种改变，以激发和证明文学的价值，同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提供一个诗意的矫正方法”^[11]。

“诗人-神父”是一个灵感的获取和传播之间的“调停者”，他既能敏感直觉地接收神示，又能使之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诗人-神父，是诗意的，也应该是有信仰并关注道德的。“诗人倾听自然的语言，看到自然的所有物体。他所反馈的不是这些语言和物体本身，而是一个超验的整体”^{[7]Ⅷ 17}。诗人应该有一种综合能力，他“分解某个(固有的)整体的风格和精神”，将人类的才能通过想象力进行整合，而想象力是“具有综合能力和魔力的能力……体现出对不同或相对的物质的平衡和协调”^[8]57。爱默生的诗人是具有感知自然并用语言表达所感知到的真理的平衡能力的人。在爱默生看来，莎士比亚和斯温登伯格处在文学和宗教的两个极端，而真正的诗人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他认为莎士比亚有着独特的文学才能，但是他的作品不具有超出于美和娱乐的更高的目标；相反，斯威登伯格有着明确的道德目标，但他的思想里纠缠着“神学的决心”，于是他的作品是“枯燥丑陋的”。爱默生呼唤一个“诗人-神父，一个调解者，他既不会和莎士比亚这样的玩家一起游戏，也不会在坟墓里和斯温登伯格这样的哀悼者一起摸黑探索；而是会以平衡的灵感来看、说和行动”^{[7]Ⅳ 219}。爱默生对那些年轻的教士热情地呼唤：“你自己就是一个新生的圣灵诗人。抛掉一切的束缚，让人们直接与神接触。”^{[9]Ⅰ 146}爱默生甚至呼吁“新的圣经”，认为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圣经没有叙事诗的完整性，是零散的；他期待新的“老师”，希望同时代的诗人写出更好的圣经^{[9]Ⅰ 146}。

爱默生“诗人-神父”的理念在整个新英格兰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正统的教士无法接受将文学凌驾于宗教之上的观点。哈佛神学院院长认为爱默生的致辞是“可憎”的，爱默生再也没有被邀请去神学院致辞。爱默生曾经的导师，亨利·沃尔批评他对神的不敬；《基督观察者》发文抨击他的观点。就连没有那么严格地遵从基督教教义的唯一神教派也指责爱默生颠覆了教士在基督教启示录里的地位。在爱默生提出《诗人-神父》的理念之前，无论是在美国宗教历史里还是在美国文学历史里，都是宗教和神父在前，文学和诗人居于其后。而爱默生把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

爱默生降低宗教道德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评价中的地位，将文学提高到更高的地位，但他并不排斥宗教和道德，而是使之与文学相结合，这对于19世纪仍然在摸索中的美国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从17世纪到19世纪，清教主义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美国这个从地理和社会的角度都处于封闭状态的地方有很牢固的地位，要撼动宗教的根基绝非易事。上帝代表绝对的权力和真理，神父是最权威的阶层。爱默生借用了诗人-神父这个形象，既保持了与传统宗教和文化的联系，让受清教主义根深蒂固的新英格兰文化影响的民众接受起来不会那么困难，又发展和解放了基督教教义，解除基督教的权威性，提出宗教世俗化的希望。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精神层面和人性，于是就有了麦尔维尔、霍桑、梭罗和惠特曼等人的深刻关注美国社会和人性的作品。

三、 结语

爱默生的“诗人-神父”的超验主义的理念从三个方面促进了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的发展：第一，超验主义把文学创作提高到和神的启示等同的地位，就宗教的神性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把美国文学从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超验主义在唯一神教派的基础上，仍然强调道德，并没有脱离宗教，并且在承认神性和强调虔敬方面甚至和清教主义仍有相通之处。但是超验主义提出宗教和道德的最好的表现形式是文学，是诗歌；《圣经》应该被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诗歌也具有神的启示的性质，从而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为新英格兰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超验主义将人性提到一个和神性相当的高度，强调人的创造力，指出人在创造时也就有了神的力量，每个进行创造的人都可以是神，和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先知和神是神圣的诗人，文学家也具有神性。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新英格兰作家们的创造力，并且引导人们去发现普通人的价值，激发人们对有关人性和命运的深刻问题的兴趣，为这个时期的伟大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框架。第三，超验主义在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人的独立性，进一步呼吁美国文学的独立性，促进了美国文学的民族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