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但可以找出企业内部的“病毒”，更能培植免疫的“抗体”。良好的内部控制对航空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民航企业的自然垄断和传统行政管理理念的烙印，中国航空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更多是迎合监管部门的需求，其内生性需求不足^[1]。企业缺乏利益相关者间的制衡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被视为航空公司内部控制低效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导入会增强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2]。而近期发生中联航乘客吸烟事件、大面积航班延误导致群体事件、吉祥航空不避让事件、东航集体返航事件、屡禁不止的航班“超售”和“拼班”事件以及航空排放导致的航空污染都表明，航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比较淡薄。

2010年4月26日，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既反映了监管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严重关切，也显示了对嵌入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提升企业发展品质的信心。把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耦合互动建设作为制度规范和技术规章强制执行对企业来说还缺乏自觉执行的价值驱动力，而社会责任履行成本与内部控制建设成本的投资回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才是企业的真正考量。研究航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作用企业绩效中的角色，为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企业和谐度，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民航提供经验证据。

二、 文献综述 (一) 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但国内外的研究结论至今并不明确。Pava等总结了1972-1992年20年来21篇文章的研究结论^[3]，Griffin和Mahon统计了1972-1997年的51篇论文的研究结论^[4]，郭红玲总结了1997年以后的11篇相关文献^[5]，结果发现，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不同观点。表 1显示，承认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文章占多数，如Preston和O’Bannon分析了美国67家大公司1982-1992年的有关数据，发现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绩效^[6]。中国的田虹分析了46家上市通信行业企业2002-2005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与当期和前三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呈显著正相关^[7]。也有文献认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了企业资源，增加企业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地位，降低企业绩效。如Brammer运用面板数据, 对英国451家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显著负相关^[8]。中国的李正研究发现，从当期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的价值^[9]。还有少量文献发现两者没有关系，如Mc Williams和Siegel对524家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中立状态，不存在显著相关性^[10]。中国的陈玉清、马丽丽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结论是现阶段会计信息披露与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相关性不强^[11]。

我们认为，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指标选取有一定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单一指标衡量企业社会绩效，后来逐渐发展为多指标衡量，企业绩效也存在会计收益、股票溢价、市场风险等多种衡量指标。评价方法的差异性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产权结构的特点也决定了其社会责任的特征和内容不同，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二) 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但多数意见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的否定意见视为坏消息。Willis认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是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内部控制报告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股价正相关^[12]。Ogneva等选取2004年11月至2006年2月2 515家美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SOX法案颁布后首次报告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内部控制与权益成本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权益成本高于作为控制样本的没有此类缺陷的公司^[13]。Ashbaugh-Skaife也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特有风险、系统性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14]。Dhaliwal发现披露404缺陷的公司，公开交易的债券的信用利差会上升，贷款银行会对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采取更加严格的非价格条款^[15]。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比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表现出更低的条件稳健性^[16]。Beneish以303家根据302条款披露未审计信息的公司和383家根据404条款披露已审计信息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经济后果。302条款披露伴随着-1.8%的负的非正常报酬率和68个基点的非正常权益资本成本上升；404披露则没有显著的影响^[17]。Hogan则发现内部控制问题越严重，审计收费越高^[18]。国内的典型研究成果主要有：林钟高等人通过A股的数据分析，发现内部控制的完善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呈现出逐年强化的趋势^[19]。方红星发现，盈利能力影响内部控制建设的财务资源，盈利好的企业存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机率较大^[20]。迪博公司的研究表明，内控水平与年度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年度盈利的公司比亏损的公司内控水平更好^[21]。

文献综述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这可能跟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不同有很大关系。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虽较为清晰，但大都没有分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而只是停留在相关性分析阶段。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建立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决策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价值创造及分配机制、监督机制、风险治理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等平台引导职业经理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资源的流向和流量，降低经营风险，提振投资者信心。航空公司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等相关信息安全可靠，提高企业资产安全性，整合企业技术性能力、功能性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经济收益。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l:内部控制质量与航空公司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两权分离导致企业多边契约关系的产生，不同的利益关系人对内部控制价值诉求各不相同。利润至上的经营模式会割裂企业与社会的脐带关系，产生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影响客户口碑和忠诚度。航空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社会公共关系的质量，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成本，增强合作效果，提升企业价值。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航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与企业财务业绩正相关。

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的终极目标都是降低经营风险，实现企业持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不但扩大了企业利益关系人的范畴，还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经济目标向社会目标聚拢；发展模式从依赖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到商业信用、社会资本、企业形象、人力资源、研发能力等无形资产过渡；内部控制的设计理念从“经济人”视角开始渗透“社会人”属性。漠视利益关系人会引发冲突和危机，降低企业绩效，危及企业的持续经营。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社会责任是内部控制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变量。

(二) 数据来源

2012年3-4月，我们利用中国民航大学的两届MBA学员返校和航空公司高级管理培训的机会现场问卷调查，要求被调查者主观评价中国航空公司的社会责任状况、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绩效情况。被调查者均为民航系统的中层干部，对行业有深入了解，因此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于被调查者素质较高，且现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发放回收的178份问卷中有161份是有效问卷。论文数据采用Excel和SPSS17.0统计软件的进行处理和检验。

(三) 研究变量

1.因变量

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经历了从单一指标到综合指标的演变。早期多使用单一的财务指标，如总资产收益率、Tobin Q值、净资产收益率、自由现金流量现值等。后期研究多采用指标体系，如Parket、Eilbirt采用净利润、销售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Griffin等使用总资产规模、净资产投资回报率、总资产投资回报率、5年期销售回报率、资产年龄。我们认为，衡量航空公司的绩效不能单看财务绩效，市场指标也不可或缺。由于中国航空公司只有5家是上市公司，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我们对财务指标的选取重点考察销售利润率和总资产报酬率两个相对值指标，市场指标我们选取有民航特色的运输总周转量、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三个指标。

2.自变量

(1)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很多，有基于结果的，也有基于过程的。由于我们的研究样本大多是非上市公司，不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控审核意见。因此我们借鉴林钟高等人的方法，按照内部控制5要素设计问卷，要求被调查者采用Likert量表(5级得分)的方式打分来代替内部控制质量(表 2)。

(2)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责任，结合我们前期的研究成果和航空公司的特点，中国构建了社会责任体系包括员工、顾客、股东、社会、政府、供应商和债权人7个维度。每个航空公司的社会责任状况仍采用Likert量表(5级得分)的方式打分(表 3)。

3.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会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尤其是在民航运输业，大型航空公司枢纽运营会在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联盟合作、品牌影响力、市场控制和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形成规模效应。另外，企业规模不同，内部控制的建设资源、管控要点、执行难度等诸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

(2)所有权性质。

不同性质产权的企业获取资源的途径、代价、目的各有不同，国有产权与政府存在天然的政治联系，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垄断性资源和超额利润。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也受到较严格的要求和监管。

(3)资产负债率。

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合理的负债水平可以减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升企业绩效，但过高的财务风险也会侵蚀企业绩效和企业竞争力。

(四) 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提出的假设，我们采用OLS估计法，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

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计量模型

$CP{\rm{=}}{\beta _0}+{\beta _1}ICQ+{\beta _2}SIZE+{\beta _3}OWNER+{\beta _4}LEV+\varepsilon$

(1)

2.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计量模型

$CP{\rm{=}}{\beta _0}+{\beta _1}CSR+{\beta _2}SIZE+{\beta _3}OWNER+{\beta _4}LEV+\varepsilon$

(2)

3.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计量模型

$CP{\rm{=}}{\beta _0}+{\beta _1}ICQ+{\beta _2}CSR+{\beta _3}SIZE+{\beta _4}OWNER+{\beta _5}LEV+\varepsilon$

(3)

如果在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计量模型中加入社会责任变量，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明显降低，且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认为，在内部控制作用财务绩效过程中，社会责任变量发挥中介效应。

四、 实证分析 (一) 变量因子分析

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表 5显示，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的KMO值都大于0.8，表明问卷的题项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的P值均小于1%，说明可以做因子分析，问卷效度较好。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进行迭代运算，抽取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显示，所有变量的公因子的影响可以能够有效地解释因变量。

(二) 信度检验

我们利用Mann-Whitney U Test对问卷涉及的各项目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 统计结果未显示出不同身份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采用克隆巴赫系数对样本数据进行可信度检验。

$\alpha {\rm{=}}\frac{K}{{K - 1}}\left| {1 - \frac{{\sum\limits_{i=1}^K {\sigma _i^2} }}{{\sum\limits_{i=1}^K {\sigma _i^2}+2\sum\limits_{i=1}^K {\sum\limits_{i=1}^K {{\sigma _{ij}}} } }}} \right|$

(4)

其中K为调查问卷的项目数量。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财务绩效、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的a系数分别为0.699、0.701和0.790，问卷的总体信度为0.914。说明题目之间指向相同特质的程度较高，问卷信息整体信度较高。

(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利用SPSS17.0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以各个公共因子对标准化观测向量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每个航空公司变量的综合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按照李克特5分制量表测度，样本公司企业绩效均值为3.331，最大值为4.019，最小值为1.102。近10年来，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速超过15%。内部控制变量均值得分2.598，属于“较差”到“一般”的范畴。说明中国航空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总体还比较低，很多公司存在控制环境薄弱、信息沟通不畅、风险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等管控问题。社会责任状况也不乐观，样本均值为2.391，总体感觉企业宣传的社会责任是“扬长避短”，报喜不报忧，实际履行情况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控制变量中企业总资产取对数后的均值为4.52，说明航空运输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大的企业规模标准差说明行业发展极不均衡。所有权变量均值为0.938，说明我们航空公司九成以上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民营资本市场准入规制仍然很严格。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786，说明航空公司属于高负债行业。

(四) 相关性分析

我们对内部控制ICQ、社会责任CSR和企业绩效CP三个变量进行了皮尔逊双尾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两呈显著正相关，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同时纳入回归模型^①。

①篇幅限制，略去变量的相关系数数矩阵。如果读者需要，可邮件索取，邮箱ljtian@cauc.edu.com。

五、 回归分析 (一) 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回归分析

根据公式(1)，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表 8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F统计量为245.069，显著性水平Sig=0.000，模型的解释力较好。内部控制与企业财务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H1得到验证。内部控制是扎根于企业的深层次、全方位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帮助企业理顺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抑制盈余管理，减少会计信息的噪音，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科学合理配置资源。内部控制的缺失会导致投资者失去信心，产生悲观情绪，从而影响公司的股价。控制变量中的总资产规模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航空公司总资产所决定的机队规模、人力资源、航线网络、航班时刻成为抵御市场“入侵”的利器，直接支撑了企业绩效。产权性质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拿到好的航线和时刻资源。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财务费用加重了成本负担，拖累企业绩效。

(二) 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回归分析

公式(2)的回归结果显示，F=10.802，Sig.=0.045，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社会责任的综合得分与财务绩效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H2得到验证。航空公司的设立即标志着企业与旅客、银行、机场、空管、航油、航信、政府、航食等利益相关者缔结显性或隐性契约。航空公司通过提高服务品质、维护股东和员工的合法权益、积极承担税务责任、及时支付供应商的货款和银行的贷款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向利益关系人传递可信赖的信号，增进企业关系的强度和持久性，可以持续地、廉价地从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资源和支持。社会责任履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投资，可以提升企业声誉，增强品牌忠诚度，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政企关系，缓解交易冲突，增强持有资源的异质性，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三) 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回归分析

公式(3)的回归结果显示，F=9.678，Sig.=0.049，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仍显著正相关，但回归系数由公式(1)中的0.309降到0.019，显著性水平也由公式(1)的1%降低到5%。公式(2)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协同效应，这说明社会责任变量会正向调节内部控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即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控制作用财务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传导效应，假设H3成立。航空公司面临最大风险是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风险，加强对社会责任风险的识别、分析、应对和防控，内部控制才能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利用战略规划、组织架构、管理哲学、企业文化把社会责任理念内化于企业控制政策和程序，形成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实现机制，进而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提高交易关系的质量和效率，并最终提高企业绩效。内部控制如果忽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将会导致企业形象受损、市场萎缩、人才流失、交易成本增加、融资困难等风险，进而侵蚀企业财务绩效。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MBA学员的调查调查问卷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航空公司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责任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航空公司内部控制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被动响应政府行政命令和号召是履行社会责任主要动因。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协同效应，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作用财务绩效过程中中介传导效应明显。

既然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那么完善内部控制、履行社会责任则成为不可逆的大势所趋。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使得“善有善报”的同向协同效应和刚性的法律约束不谋而合。因此，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嵌入社会责任的遵从意识就会水到渠成。对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回应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效率取决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利益关系人的护身符，社会责任则是推动内部控制建设的内在动机。缺乏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会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和内部控制效果的弱化。而缺乏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支撑，社会责任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也无法实现^[23]。因此，只有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高效互动才可能保障企业契约的顺利履行。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耦合互动机制要把社会责任观念渗透并落实到内部控制各个环节和流程中，通过组织结构设置、相关政策和程序来保障社会责任的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