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霍桑很早就被评论家视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有人认为早在1840年)，而且自他的时代起，不管文学流派怎么发展，文学评论怎么改变，他经典的地位从未被撼动过，他的作品也始终在文学评论家眼里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早在19世纪，最先引起了评论家广泛关注的是霍桑庄严的文风。爱伦·坡在1842年看过霍桑的几篇短篇小说后对他写作风格的评价是“克制、安详、睿智、平滑”，“有类似华盛顿·欧文的节制”^[1]67,①还有评论家把霍桑的文风比作“一潭清水，纯净，祥和有古典之美”^[1]69。但作为同时代的另一作家兼评论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却从这种安静、透明、优雅的文风下面看到了一种黑暗的力量。他认为霍桑关于黑暗主题的描写与宗教有关：“霍桑是把这神秘的黑暗简单地当作一种产生光和影神奇效果的手段呢而或者在他身上本身就潜伏着一种他自己也未所知的清教徒的灰暗？我还不能完全确信，但我能确定的是他身上的黑暗力量来源于加尔文主义的原罪观，这是任何一个进行深入思考的头脑都无法完全逃脱的。”^[1]107不同于麦尔维尔的宗教性解读，1879年亨利·詹姆斯在他著名的传记式评论《霍桑》一书中拒绝承认霍桑作品中的宗教性思考，相反他认为霍桑虽然与生俱来地获得了清教徒的理念，但他并没将其内化为一种道德意识，他只是把宗教或者清教理念当作他想象作品的素材，简而言之，对所谓清教题材的借用不过是出于美学上的方便。

①爱伦·坡还尤其赞扬《威克菲尔德》、《牧师的黑面纱》、《三座山间的空谷》等几个短篇小说的效果统一，认为“其中每一个单词都掷地有声”，并将其作例子解释了关于如何让小说和诗歌达到效果统一的理论。

二

但是不管是麦尔维尔对霍桑宗教观念上的挖掘还是詹姆斯对霍桑美学上的探索，他们都属于传统印象式的点评。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日渐学科化和系统化，霍桑研究也在与每一次新的文学流派相结合的同时，不断增添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一) 传记研究

最早开始撰写霍桑传记的是他的家人。霍桑儿子朱利安(Julian)写的两卷传记《霍桑与他的妻子》(Nathaniel Hawthorne and His Wife)(1884)详细追忆了霍桑与妻子苏菲亚幸福的家庭生活。女儿罗斯(Rose)根据母亲的信件写下回忆录《霍桑回忆录》(Memories of Hawthorne)(1897)作为对哥哥朱利安男性视角的回应。霍桑孙女希尔德加德·霍桑(Hildegarde Hawthorne)也在新的世纪为年轻读者写出关于祖父的传记《浪漫的反叛：纳撒尼尔·霍桑的故事》(Romantic Rebel: The Story of Nathaniel Hawthorne)(1932)。在霍桑家人写的这些传记中霍桑是文雅的丈夫，慈祥、和蔼的父亲(祖父)，拥有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轨迹。但在20世纪之初，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一批评论家根据霍桑的早年经历和作品中的灰暗色调，在谈到霍桑生平时则极力渲染其孤僻、阴郁、悲观的人格心理。保罗.E.莫尔(Pual E. More)190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名篇《纳撒尼尔·霍桑的孤独》(The Solitude of Nathaniel Hawthorne)描绘出的霍桑是一个离群索居的艺术家，一个推崇清教教义但又羞涩自卑、沉迷寡言的北方人。1929年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的《霍桑》(Hawthorne)一书也认为霍桑总是与同时代人的疏离，但他认为霍桑这种孤独异化感是现代作家如艾略特、福克纳等人的先驱，是一个现代时代预言者的孤独。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Alfred Kazin先后在各自的名篇《我们的霍桑》(Our Hawthorne)(1964)和《霍桑--新英格兰的艺术家》(Hawthorne: The Artist of New England)(1966)中把霍桑比作卡夫卡。他们认为霍桑之所以能激起很多心理学家或者神学家的重新阐释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旧世界和旧时代的一个问题。

可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另有一批传记作家却不认同所谓“黑暗的霍桑”的研究，他们认为霍桑积极务实，见多识广，不仅懂得市场运作规律，而且深谙政治经济策略，从未与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脱节。1948年由兰德尔斯·图尔特(Randall Stewart)撰写的《纳撒尼尔·霍桑的传记》(Nathaniel Hawthorne: A Biography)一书一经出版即获得普遍好评。此书作者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将霍桑还原成一个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政治生活，紧跟时代步伐的入世的霍桑。同年另一传记作家罗伯特·坎特韦尔(Robert Cantwell)出版的传记《纳撒尼尔·霍桑的美国岁月》(Nathaniel Hawthorne: The American Year)也认为霍桑早年在家乡的隐居生活是为了获得文学学徒期的自我选择。虽然这段经历后来被霍桑本人在著作前言中夸大，但这是霍桑为自己与公众之间制造的一层神秘的面纱，与阿尔文等人所说的幽闭性格无关。“真实的霍桑坚硬得如同钉子”^[2]。

值得一提的是2013关于霍桑的最新一本传记《霍桑的居所：一种文学生活》(Hawthorne’s Habitations: A Literary Life)在北美出版。传记作者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迈德尔(Robert Milder)教授在分析了霍桑大量信札、日记和几乎所有重要作品后得出“两个霍桑”的观点。他认为霍桑是分裂的，一个是在信札、游记、散文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霍桑；一个是在罗曼司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充满理想主义浪漫情怀的霍桑。

(二) 新批评研究

20世纪中期，反对结合作家生平和社会文化语境理解文本的新批评理论出现。新批评家如I.A.理查斯，克林斯·布鲁克斯，约翰·克罗·兰色姆等一致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有机统一体，评论家的主要任务是描述文本各部分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结构以及如何从象征、含混、张力、反讽、矛盾等语言特征中挖掘文本的深意。在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下，霍桑作品因为完美的形式结构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一举成为形式主义批评家眼中的诗学典范。

1941年，F.O.马锡森(F.O.Matthiessen)在“为纪念我们第一个伟大的文学鼎盛时代1850-1855”(XV)而作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其表达》(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eman)一书中，高度评价了《红字》的艺术性。他认为在这部小说中，霍桑“发展了他最连贯的情节。对称的结构设计围绕这绞刑台前的三个场景展开”^[3]。三年后另一形式主义批评家雷郎德·舒伯特(Leland Schubert)在他的《作为艺术家的霍桑--小说的完美艺术技巧》(Hawthorne the Artist: Fine Art Devices in Fiction)(1944)一书中不仅发展马锡森关于《红字》围绕绞刑台展开的观点，他还对小说框架进行了清晰的结构划分。比如他说，如果去掉《红字》的开头“海关”一章，和“结语”一章，小说结构对称匀称：绞刑台场景在第一次出现后，刚好重复地再次出现在文本中间和结尾；市场场景重复出现在小说的前三章和后三章。更绝妙的是，如果以中间绞刑架场景为界，文本重复出现了两次5章一组和3章一组的结构。在第四章和中间绞刑架场景之间的章节中，5章一组的章节主要是关于海斯特和珍珠，3章一组的章节主要是关于戴莫斯戴尔和齐琳窝儿斯。从绞刑架到后三章的之间的章节中，3章一组的章节是关于海斯特和珍珠，5章一组的章节是关于戴莫斯戴尔和齐琳窝儿斯。由此舒伯特总结说“(所以)我们发现《红字》其实是由成7个部分组成的有机结构”^[4]。除了勾勒出小说情景的重复对称，舒伯特还讨论了小说反复使用的意象，如战栗、阳光、红字；重复的单词，如生活、原谅、罪恶；重复的颜色如红、黑、金。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都给作品以一种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

50年代另一位新批评文论家里查德·哈特·佛哥(Richard Harter Fogle)继马锡森、舒伯特之后通过文本的光、影对比描述去探寻作品的结构。他在著作《霍桑的虚构：光与影》(Hawthorne’s Fiction: the Light and the Dark)(1952)中认为“光和影--这种清晰的设计表现出来微妙的含混意义”^[5]32。在佛哥看来“光”体现于霍桑透明的语言、平衡的结构，而“影”表现为不完美的行动、黑暗的情节。于是霍桑的文本结构就有一种关于善与恶、梦与实、明与暗模糊的混合。佛哥还说“光与影相互消长……虽然霍桑没有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或者为人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他用明确的天堂的光亮去平衡人世间的悲观”^[5]234。

(三) 神话原型批评研究

同样在20世纪50、60年代，面对将文学文本看成是一个自我满足、自我参照、自我解释的封闭系统的新批评研究，一些批评家开始逐渐转向其他学科，期望从其他文本中建立起与文学文本的参照关系。于是在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57年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写成《批评的解剖》(The Autonomy of Criticism)一书，他将圣经/神话的类型学阐释与人类想象作品相联系，为整个西方文学研究指出新的方向。1957年注定也是霍桑研究出现新的方向的一年，理查德·蔡司(Richard Chase)的影响巨著《美国小说及其传统》(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和罗伊.R.梅尔(Roy.R. Male)的《霍桑的悲剧视野》(Hawthorne’s Tragic Vision)相继出版。在第一本书中，蔡司首先温和地批判了新批评把研究诗歌的技巧用来研究小说的不恰当，接着他主要论证了美国小说的罗曼司传统和英国小说的Novel传统。他在比较两者的特点时认为前者更倾向描写人类普遍共同的经验，反映抽象的真实。能为蔡司分析的这一特点作出充分注解的则是梅尔和他的《霍桑的悲剧视野》一书。在这本书中，梅尔不管对霍桑短篇小说如《好小伙布朗》、《拉帕其尼的女儿》、《欢乐的五月柱》还是对他的4部长篇罗曼司小说都进行了基督神话模式的解读。他认为霍桑最有成效的主题就是关于人类的道德成长，而成功处理该主题离不开男人遭遇女人这一原型。在这个遭遇中，要么男人走向成熟，要么失败。如果他走向成熟，那么他男性的新教徒式的激进改革的空间视野必定被女性的天主教式的家庭的时间观念所修正。他还认为霍桑正是以这种对照，暗示出两性的道德文化，由此撰写新英格兰的神话、美国的神话乃至整个人类的神话。在梅尔之后，挖掘霍桑作品对人类经验或人性的普遍的昭示意义成为霍桑研究在后形式主义评论时代的主要关注点。1958哈利·莱文(Harry Levin)在他的《黑暗的力量：霍桑、坡及梅尔维尔》(The Power of Blackness: Hawthorne, Poe, Melville)一书中指出霍桑、坡和麦尔维尔的作品应被看作是表达或再次表达一个又一个世纪传承下来的寓言，每一则寓言都有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莱文发现，在霍桑、坡和麦尔维尔的寓言中都涉及到“善与恶”的冲突，尤其是黑暗的力量，莱文分析说这种可怕的黑暗的力量把我们带回到美国独特的清教徒的黑色的起源，“身着黑色，面色沉重的一群人跨过凶恶的黑色海洋，黑着面向欧洲扭转头”^{[6]24, ②}亦或者说是把我们带回到“世纪的本初，带到上帝在分开光与暗，日与夜之前的混沌的黑暗”^[6]26。所以莱文认为霍桑等作家作品中关于黑色的意象验证了古老的关于黑暗力量的神话和人类对它的认识。其实莱文并不是第一个把霍桑的作品当作远古寓言或者神话来解读的评论家。比如早在1953年威廉·比希·斯坦(William Bysshe Stein在他的《霍桑的浮士德：恶魔原型研究》(Hawthorne’s Faust: A Study of the Devil Archetype)一书中就把霍桑的小说看作是古老的浮士德神话的近代版本。霍桑的神话原型批评家们除了探讨霍桑作品中宏大的神话主题如人类堕落、福斯特，或黑暗的力量等，也力图挖掘霍桑所构建的个体的神话。1969年雨果·麦克弗森(Hugo Mcpherson)在他的《霍桑--神话的创作者：想象的研究》(Hawthorne as Myth-Maker: A Study in Imagination)一书中指出“作家个体的神话其实是作家思想的来源，因为一个艺术家整个艺术生涯创作的不是他的艺术作品而是生动的内心戏剧场”^[7]。他认为霍桑最根本的神话是关于墨丘利式的幽灵主人公对爱、对人际交流和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位主人公，他被黑暗夫人(Dark Lady)、黑暗男人(Black Men)和无数的强权铁人(Iron Men)所包围，他们阻碍他去发现被面纱遮盖的秘密或赢得娇弱的公主。

②对清教徒的这个描述，Levin是引用D.H Lawrence在Studies in American Classic Literature的说法。

(四) 精神分析研究

对霍桑及其作品的心理学研究其实并不新鲜。19世纪后半期评论家分析宗教神学对霍桑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传记作家借助新兴心理学对霍桑人格心理的分析都包含了精神分析研究的因素^③。但真正对霍桑的精神分析研究造成重大影响的当属弗雷德里克·克鲁兹(Frederick Crews)1966年出版的《父辈的罪恶：霍桑的心理学主题》(The Sins of the Fathers: Hawthorne’s Psychological Themes)一书。在这本书中，克鲁兹认为霍桑对“罪恶及负罪感”这一主题的极大兴趣，对“伦乱及阻止乱伦”这一题材的反复书写都来源于少年时俄狄浦斯情结；霍桑本人的乱伦冲动和超我压抑之间产生的性心理焦虑被无意识地反映到他的札记、短篇小说和长篇罗曼司中。就克鲁兹看来，霍桑最强烈感到本我与超我冲突的时候是在《红字》的创作时，就像德莫斯代尔通过自我鞭刑压抑对海斯特的性渴望，霍桑也是通过写作来压抑自己对母亲的欲望。但克鲁兹认为霍桑在写《七个尖角的房子》时，潜意识里的羞耻心和负罪感已经开始控制我们的艺术家的本我，他开始把玩历史虚无主义和神秘的因果论，《福谷传奇》里还能看到这种焦虑隐藏在叙述者对故事的叙述态度中，等到写《玉石雕像》时，人物身上已经看不到这种困扰。所以克鲁兹最后总结说霍桑最好创作和后期创作的主要差别是“(在后期)他把他的人物牢牢地困住，防止压抑感情迸发”^[8]。虽然克鲁兹生硬地用俄狄浦斯情结解读霍桑的每个作品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他打开了精神分析批评的潘多拉盒子，使得霍桑的精神分析研究成为50、60年代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并驾齐驱的霍桑研究理论。在克鲁兹之后，追随其对霍桑作品进行弗洛伊德式解读的还有乔安娜·菲尔特·迪尔(Joanne Felt Diehl)。在《重新阅读此‘字’：霍桑、恋物和家庭罗曼司》(Re-reading the Letter : Hawthorne, the Fetish and the (Family) Romance)一文中，她认为红字A在很多方面可以等同弗洛伊德概念上的恋物(Fetish)，它的存在唤起欲望与压抑欲望之间的冲突。所以红字A像其他被崇拜物的物品一样代表不能说，但内心被压抑的最强烈的渴望，即是对母亲的渴望。

③莱文曾说“霍桑是一个地道的加尔文主义者，如果不是从神学意义上说的话，至少从心理学角度确实如此(Levin, 55)。

(五) 女权主义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以前所有建立于此的二元对立结构受到质疑。受解构主义影响，文学研究在反对文本中心论的倾向下不仅颠覆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颠覆了男性与女性、历史与文本、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由此催生了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

同时代兴起的女权主义研究，致力于发掘被男权文化忽略的女性作家和重访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女性题材。霍桑因为对女性的矛盾态度自然成为女权研究的焦点。一方面，霍桑曾将女性作家贬低为“乱写乱画的女人”(Scribbling women)，强烈反感美国早期女权代表人物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但另一方面他也创造出了海斯特(Hester)、齐诺比亚(Zenobia)、米莲(Miriam)等强有力的女性形象，连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卡洛林.G.海尔布若姆(Carolyn.G. Heilbrum)也对此不禁赞不绝口^④。那么像霍桑这样一位男性到底是女权主义的提倡者还是女权精神的反对者呢？女权主义理论多大程度地帮助读者理解霍桑的文本呢？

④Carolyn G. Heilbrun在她的《走向雌雄同体的认识》(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一书中认为海斯特是美国小说里中心女性人物。

尼娜·贝姆(Nina Baym) --霍桑女权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她的著作《霍桑创作生涯之形态》(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 (1976)以及前后三篇重要论文《霍桑罗曼司情节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Plot in Hawthorne’s Romance)、《挫败的本性：作为女权主义的纳撒尼尔·霍桑》(Thwarted Nature：Nathaniel Hawthorne as Feminist)和《重访霍桑的女性主义》(Revisiting Hawthorne’s Feminism)中多次重申了霍桑女权主义作家的身份。她认为“提出一个女权主义的霍桑是冒风险的，但是霍桑确实在他的罗曼司中为女权主义研究留出了许多新思考的空间”^[9]548。比如，“不管海斯特有什么样的瑕疵和过错，她的观点和视野都比同时代的男人深刻。即使齐诺比亚、米莲与她们同时代的男人霍林华斯(Hollingsworth)、卡福台儿(Coverdale)、肯甬(Keyon)比较起来，也不能说女人比男人多感性就少了理性”^[9]553。贝姆最后总结说，“在有关两性问题上，霍桑的罗曼司总是把离经叛道的女人置于中心，坚持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否定世俗的家庭理想模式”^[9]557。对霍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持有同样关注的克里斯汀·赫尔佐克(Kristin Herzog)，她在1983年的《女性，伦理，异域：19世纪中期小说力量的意像》(Women, Ethics and Exotics: Images of Power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一书中认为霍桑的女性形象都充满一种原始的活力。她们的这种活力通常与东方的、地中海的、印第安等其他异域或种族因素相连，并且常常受到推崇理性和科学的浮士德般男性角色所压制，他们总是妄想行使非自然的力控制女性的自然倾向。如短篇《胎记》中的阿尔默(Aylmer)想用科学实验去掉乔治亚娜(Georgiana)脸上的胎记其实象征着去掉女性身上蕴含的原始的生命力量。《拉帕尼奇的女儿》中父亲拉帕尼奇把女儿比阿特丽丝(Beatrice)养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其实是想掐断她的欲念。另外和妮娜·贝姆一样，赫尔佐克盛赞海斯特、赫普兹芭、齐诺比亚、米莲等霍桑笔下的女性人物，认为她们都是具有异域和其他种族力量的美国夏娃。

与贝姆、赫尔佐克两位女性评论家不同，男性女权主义评论家利兰德.S.柏森(Leland S. Person)在他1988年的《头疼的美学：坡，麦尔维尔以及霍桑作品中的女性及男权政治》(Aesthetic Headaches: Women and a Masculine Poetics in Poe，Melville and Hawthorne)一书中特别从霍桑的生平背景出发，分析霍桑对女性特别是女性艺术家(海思特有高超的刺绣手艺，奇诺比亚是一个诗人，米莲是雕塑家)认同的原因。如霍桑自己所说，他选择了一个被他的男性先辈们看不起的“说故事”的职业(在19世纪美国，男性被认为应该在社会上从事金融、政治等职业)。所以利兰德认为，霍桑是想通过对笔下的女性艺术家创造力的认同来肯定文学、艺术等职业的价值，反驳、削弱、解构杰克逊时代顽固的男性霸权思维。除了对霍桑笔下女性形象文化意义的研究，1994年艾米丽·米勒·别蒂克(Emily Miller Budick)在她的《罗曼司的产生：女性作家和罗曼司传统，1850-1990》(Engendering Romance : Women Writers and the Hawthorne Tradition, 1850-1990)一书中把霍桑作品意义不确定性与女性文本的特点联系起来。她认为不同于事有定论，条规死板的男权观点，霍桑建立的女性罗曼司传统奉行文本意义的多重定义和多重构建，代表了多层面的意识的多种声音。别蒂克还特别追溯了这一传统在卡尔森·马科卡勒(Carson McCuller)、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er)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体现

(六) 新历史主义研究

与40年前的旧历史主义批评相比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历史主义研究出现了两大变化：第一，不再把历史当作理解艺术作品的背景信息而是打破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将文学文本和各种文本综合起来考察。第二，汲取了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理论、女权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等各种批评理论的成果之后，新历史主义研究强调文学和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共同参与了社会意识的塑造。

在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影响下，霍桑研究者不再将霍桑作品看作是清教历史的静态反映，而是更注重研究19世纪本身的历史文化形态如何影响了霍桑的历史意识，从而影响了他对清教主义时期历史的虚构和对现实事件的回应。比如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ll)在他的著作《新英格兰文化--从革命到复兴》(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From Revolution to Renaissance)(1986)一书中分析了整个后独立战争时代的文化大气候。认为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人民充满了对共和国起源的文化怀旧和对现代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不仅是霍桑，在他同时代其实也有一大批同样热衷于清教徒历史的罗曼司作家。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霍桑并不着眼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仓促地对清教主义传统作出价值判断，他更注重梳理清教徒历史与共和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查尔斯·斯旺(Charles Swann)在《纳撒尼尔·霍桑--传统与革命》(Nathaniel Hawthorne：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1991)一书中也认为历史意识几乎贯穿霍桑的所有创作。斯旺认为正是霍桑这种同时包含了传统与革命，回归与决裂的历史意识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共和国向何种方向发展提供了思考。迈拉·耶兰(Myra Jelen)在《美国化身：个体，国家和大陆》(American Incarnation：Individual，the Nation and the Continent)(1986)一书中认为霍桑虽然为处在危机的共和国提供多样视角，但最终他支持的还是美国不需要改革而能自动完成更新的自由民主理想。关于霍桑本人的政治态度，拉里.J.雷洛兹(Larry J.Reynolds)和斯坎文·伯克维奇(Scavan Bercovitch)分别在各自的著作《欧洲革命和美国文艺复兴》(European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Renaissance)(1988)和《 < 红字 > 的职责》(The Office of The Scarlet Letter)(1991)中以“红字”为例力证了霍桑对暴力革命的反对。不同的是，雷洛兹结合欧洲革命的历史语境分析了霍桑对革命的反感，伯克维奇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由，认为霍桑赞成的是政权的缓慢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⑤。除了对霍桑政治和历史意识的分析，还有一批新历史主义研究者从19世纪大众文学接受语境解读分析了霍桑作品，如1985年麦克.T.吉尔摩(Michael T. Gilmore)在《美国浪漫主义与市场》(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一书中把艺术家的角色与内战前美国资本主义营销制度联系起来。大卫.S.雷洛兹(David S.Reynolds)在他的《美国文艺复兴之下：在爱默生和麦尔维尔时代颠覆的想象》(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2008)中更正了以前认为美国文艺复兴时经典作家如霍桑、麦尔维尔等与时代脱节的看法，提出其实这两位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回应着那个时代文化所涉及的谋杀、犯罪、捕鲸、中产阶级婚姻、女权运动等流行话题，只是他们用反讽、矛盾、含混、象征等手段，使主题更加复杂化和不确定，颠覆了流行文学直白的叙事模式。持同样观点的是彼得·韦斯特(Peter West)他在《现实的仲裁--霍桑、麦尔维尔与大众文学的兴起》(The Arbiters of Reality : Hawthorne, Melville and the Rise of Mass Information Culture)(2008)一书中认为两位作家是报纸杂志等大众文化兴起时代的先知。在大众文化为赢得市场把现实戏剧化和惊悚化的威胁面前，两位作家用更客观、更复杂的态度更艺术的视角重新书写客观现实。

⑤伯克维奇在《 < 红字 > 的职责》一书中认为霍桑描写的海斯特虽然以持异议者(dissenter)的形象出现，但是她也为自己的激烈反叛付出了代价。而稳定统一的意识形态却因为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值得一提的是新历史主义研究还影响到由特里林和蔡司等人创立的罗曼司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一批文学评论家认为罗曼司这一文学类型是自霍桑以来美国文学的独特传统，相对于小说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细致描写，罗曼司通常是用神秘、象征等手段去表达抽象理念和普世真理。持这种观点的评论家从各自的著作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共同阐释美国文学的这一传统特征，形成了罗曼司理论派。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有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的想象》(Liberal Imagination)(1951)，理查德·蔡司(Richard Chase)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57)，里查德·波利尔(Richard Poirier)的《另外的世界--美国文学的风范之地》(A World Elsewhere--the Place of Style in American Literature)(1966)，约珥·波特Joel Porte的《美国的罗曼司》(Romance in America)。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罗曼司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研究学者的质疑。首先他们认为罗曼司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知识阶层用来对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与美国左派文学争夺文化霸权的工具，通过罗曼司这一类型的描述，美国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力证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共识和独特的民主制度。结合20世纪50、60年代世界政治历史格局来分析美国罗曼司理论的冷战思维的研究有拉塞尔·瑞森(Russell Reising)的《与众不同的过去--美国文学理论与研究》(Unusable Past-Theory 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86)，唐纳德.E.皮斯(Donald E.Pease)编著的论文集《美国主义经典的修正干预》(Revisionary Interventions into the Americanist Canon) (1994)，以及杰拉尔丁·墨菲(Geraldine Murphy)的文章《冷战政治和经典美国文学》(Cold War Politics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88)，艾米丽·米勒·别蒂克(Emily Miller Budick)的文章《斯坎文·伯克维奇、斯坦利卡文尔和美国小说的罗曼司理论》(Sacvan Bercovitch, Stanley Cavell, and the Romance Theory of American Fiction)(1992)。紧接着还有一部分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者建议还原霍桑时代罗曼司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语境，重新解释罗曼司本身蕴含的历史与政治深意。麦克·大卫·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的《美国罗曼司的发展--牺牲的联系》(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ce-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和约翰.P.小麦克威廉斯(John P.Mcwilliams Jr.)的《霍桑、麦尔维尔和美国性格》(Hawthorne,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1984)分别从19世纪上半期国内外文化现实出发，说明美国罗曼司小说创作的政治文化诉求。同时妮娜·贝姆(Nina Baym)的文章《霍桑时代的罗曼司理念》(Concepts of the Romance in Hawthorne’s America)(1984)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小说和罗曼司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谓分明，由读者、评论家和小说家构成的接受语境对罗曼司和小说具有相同的期待视野。另外从罗曼司作品本身出发，阐释其现实主义特征和时代意义的研究有威廉姆·埃利斯(William Ellis)的《罗曼司理论--美国知识史的意识形态》(The Theory of the American Romance-An Ideology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1989)和大卫.H.赫希(David H.Hirsch)的《早起美国小说中的现实与理念》(Reality and Idea in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1971)。他们认为面对19世纪工业化和资本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代罗曼司作家期待借罗曼司文学实践去恢复和完成美国建国之初所许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梦想。所以这种新型的文学类型允许理念上的对立和冲突，叙事上要求读者的解释与参与，主题上寄托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因此诚如赫希所说“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们，不是逃离现实，相反他们是直击现实，在最要害的中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10]。

三

以上追溯了从19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150多年霍桑研究的主要流派和主要方向。伟大如霍桑总是能在不同的文学潮流下引发评论家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积极的文学争论，当然也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穷尽他所有的深刻与伟大。霍桑为美国文化和文学做出的卓越的思想与美学贡献滋养和鼓励了一辈又一辈的美国知识分子，促进了美国学界的繁荣。评论家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Richard H.Broadhead)专门用“霍桑的传统”(Hawthorne Tradition)这一专有词组来确定霍桑在创作主题、叙事策略、意象选择、人物塑造等方面给美国虚构文学留下的美学遗产。另一评论家塞缪尔·蔡司·科尔(Samuel Chase Coale)在分析霍桑对美国现当代作家如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乔伊斯·卡罗·欧茨(Joyce Carol oats)、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作家的影响时，曾形象将其比喻成影子，他说“霍桑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投射下的影子是如此之长，在他阴影下产生的作家和评论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时我都担心会在里面迷了路”^[11]。

但即便如此，霍桑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和必要。2009年霍桑研究专家利兰德.S.柏森(Leland S. Person)在论文集《美国文学研究展望》(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里谈到霍桑研究时说，关于霍桑我们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比如他未完成的4部罗曼司研究、霍桑的国际影响研究、后现代写作特征研究。他对科技的双重态度，对基因学和遗传的关注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先锋的意义。时值2013年，随着一本关于霍桑的新传记《霍桑的居所：一种文学生活》的出版，我们看到在霍桑研究这条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评论家，学者欣然前往，乐此不疲。我们也再次体会到作为经典作家的霍桑不朽的时代魅力和永恒的艺术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