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的历史、现状、发展、规律、本质的认知、评价和预期，客观反映国家安全状态。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这是习近平同志立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方法观察分析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并用以指导中国国家安全活动的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又一次伟大理论创新。对此，许多论者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术语来描摹概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深邃，思想深刻，比较传统国家安全观，从思想方法、价值理念、框架模式、方法路径四个维度彰显了独特的变革性特征。

思想方法与世界观、认识论是一致的，对于我们看待分析问题具有根本指导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宗旨、根本、保障、依托”的关系界定，立足时代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突出“多维度”框架构建，统筹考量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与功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认识和推动实践上，既重视国际环境安全，又重视国内环境安全，突出实现国际国内两大安全战略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与时俱进，又体现统筹兼顾，彰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思维特征。

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我们过去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偏重政治、军事、国土、经济等国家实体安全方面，对文化、生态、社会等潜在安全要素关注不够。由于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全面跃升，中国的国际方位和外交处境微妙而复杂，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利益格局的多样化背景使得世界发展不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要素不断出现，中国国民整体诉求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各社会群体的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主体，已不再像过去一样局限于国家或政府，而是出现了个体安全、集体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等多元化的趋势。与之相应，作为安全威胁之源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威胁主体不再是某些主权国家，也可能是某个政治实体和宗教团体，甚至行踪不定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也就是说，除了领土、主权、资源、人口等传统要素外，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环境均能够对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要素连同其多样性、复杂性和交互作用，渐次成为总体安全观的核心内涵。这些迹象和特征表明，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任何问题的解决同其他问题的解决相互依存，既可视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也表现为其他问题解决的结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综合治理思想在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贯彻和落实，从根本上实现了唯物的和辩证的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出系统整体与综合治理的辩证思维品格特征，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这一品格特征的战略运用。

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国内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安全的关键，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内部各种制度和体制相对稳固以及社会发展和谐稳定^[2]。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坚持以生存安全、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以此推进了大规模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极大地稳固了新生人民政权根基，从而又进一步保障了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我们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从而使中国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牢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协调推进，在关注发展问题的同时，更要重视安全问题，实现发展与安全的辨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3]67。历史逻辑同理论逻辑共同印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3]82。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激烈演变，为这一重要论断作出了不证自明的新注脚。

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亦注重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内安全，也包括国际安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两种要素的交互作用，一旦契合，危害尤其严重。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安全关联日趋紧密，国家安全的状况愈发处于动态流变之中，想要单凭一己强势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安全问题，在当今国际社会已然难以实现，也难以想象。因此，我们不仅要面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国际安全的问题；同时，也要注重本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4]14。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能源运输和市场产销网络，这就使得中国国内安全同国际安全密不可分。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非但没有随着国家生存危机的下降而降低，相反，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多变。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1]，“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1]。这不仅包含国家安全关注视角的积极调整，也包含国家安全总体目标的理性丰富，中国国家安全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发展变革稳定的平安中国”和“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两个维度的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体现党的核心价值追求的执政理念，其中体现的浓厚民本内涵，贯穿于十八大以来党的若干重大战略部署。渗透以民为本价值追求的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这一论述充分回答了国家安全“为了谁”的问题，突出了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内在统一，明确了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体现了新安全观更加注重人民安全的宗旨，实现了国家安全观核心理念的进一步升华。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同过去的冷战思维密切相关。在传统安全视域下，国家安全概念中的“物的要素”痕迹明显，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点。受传统安全观的影响，国际社会谈及国家安全，则更多侧重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作为社会主体--人的自身安全价值却往往被忽略。其实，国土和国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具有内在统一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重视包括国土安全在内的所有“物的要素”或“物的安全”，更加突出强调“人的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重要性。所强调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而且更加突出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与此同时，对“人的安全”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意识的消减。实现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并行不悖，可以统筹协调同步推进。在传统安全视域下，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点关切。而在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国家安全则更加体现为维护国民安全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更加强调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既是目的同时又是手段，国家安全应该而且能够为国民安全提供充分保障。这样，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实现国家安全有着责无旁贷的担当和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也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以实现^[2]。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的安全”的充分关注，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新的普遍诉求，而且站在时代高度科学界定了国民安全同国家安全的辩证联系。在这种逻辑联系中，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终极目的，国家安全则是国民安全的前提条件，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国家安全的价值指向。这种突出以民为本的国家安全观，将我们关于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人的内在关切不断觉醒，人们自身安全的重要性更加为人所知、所重视。然而，事实证明，在国际关系复杂变化、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实践的新情况与新挑战，必然引发我们对国家安全伦理的重新调整与新的适应。和平与发展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经济和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因其同生产生活联系紧密，越来越成为各国民众的普遍关切。虽然冷战作为一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还会改头换面以新的特征和现象出现，还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畴发生影响乃至重大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实践要求，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充实了科学发展理念新内涵，这种人民本位的价值指向，是对冷战思维框架下片面强调国家安全的价值理念的扬弃，必将对世界安全与人类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安全概念已不是单个国家的“私事”。总体国家安全观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命运共同体”框架模式的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致力打造中国同世界密切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主张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世界是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现了与“他者”谋求共同安全才能最终实现自身安全的现代国家生存观和现代新型国际关系思想。

“零和博弈”模式曾一度被奉为国际社会关于国家安全的普遍模式，也曾经左右很多国家建立相应模式的国际关系。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安全观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种逻辑前提下，各国有权利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致力于追求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则可能被视作不安全因素、竞争对手或作为假想敌人，而被视为实现本国安全的阻碍。这些观念坚持本国利益至上，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处理国际安全事务，认为世界由一个个单子国家机械组成，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种观念把世界各国的普遍联系，简单地归结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认为各国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而忽视各国在共同安全基础上的共同利益。依此，各国之间特别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关系必然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因而实现国家安全的军事手段，便被认为是获得安全和利益的最佳途径。然而，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物的资源和人的资源融合与流动，各国依存度不断增强，特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困疾病等问题，已经不是单个国家的私事，任何国家哪怕是高度发达国家，很难单靠一己之力解决。因此，当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国际合作则是实现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面对当今安全挑战，世界各国有着共同的责任与担当。国家安全绝非哪个国家的单方安全，我们需要在实现人类共同生存发展基础上构建世界各国的总体安全。显然，“零和博弈”观念已经不能适应一体化发展的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牺牲他国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自身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主张构建“互利合作”、“多边共赢”、“竞争共处”的安全模式，超越了“零和博弈”的历史局限性，彰显了“非零和博弈”理念的时代生命。“对话好于对抗”。以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模式观念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各国长远的国家安全，实现全人类永久的共同安全。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秉持什么样的国际交往理念，遵循什么样的认知模式，往往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安全系数。正如习近平形容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烧掉自己的胡子。在励精图治、综合国力劲增的时代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显示的绝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零和式安全框架模式，而是遵循和平发展，倡导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安全的新型国际关系框架模式。当然，非零和框架模式并非没有底线的无限妥协。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其他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5]。对此，我们需要坚持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政策与举措，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相协调，更加善于把握合作与斗争的平衡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发展大潮中顺势而为，致力构建休戚与共的国际安全框架模式，在推动共同安全中谋求自身安全，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维护中国的国民安全与国家安全。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防范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又叫“新的安全威胁”，主要指近些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在注重应对传统安全要素威胁的同时，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是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

一方面，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判断，我们认为其他国家或组织使用军事手段颠覆中国政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可以逐步排除，传统安全威胁已不是国家安全防范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国家安全战略重心已经由维护生存利益转向维护发展利益。虽然如此，但传统安全的威胁仍然存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而不能疏于防范。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他们发展的阻力或者障碍，因此纠集很多利益同盟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这使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周边的个别区域领土、领海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威胁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如美国重返亚太国家战略的实施，客观上使亚太地区“火药味更足”；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及中国东海南海权益争端，使东亚南亚各国在外交舆论宣传上一度“剑拔弩张”；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权益争端，使中国在维护南沙群岛和南海固有主权问题上仍然“如履薄冰”；因朝鲜核扩散争端等历史和现实问题引发的朝鲜半岛问题几乎“从未消停”；由于长期冷战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东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仍然继续”。由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模式渗透侵蚀的长期挑战，这种安全威胁虽然已经不是中国国家安全防范的最主要方面，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中止或者消失的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大环境急剧变动和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超越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中国安全防范需要特别注意的新挑战。比如经济和金融安全问题、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生态恶化问题、信息化背景下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同发展密切相关的能源紧张问题、自然灾害及由此引发的民众恐慌问题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国家安全。以能源为例，中国的能源依存度预计2020年将超过70%。海湾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能源供应地，我们却无力掌控。诸如马六甲海峡这样的世界级交通要道的安全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安全受到很大影响^[6]。此外，尤为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安全需要的日益增强，人们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防范呼声日益高涨。北京“10·28”、昆明“3·01”、乌鲁木齐“4·30”、乌鲁木齐“5·22”等多起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表明，恐怖势力不断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安定和谐。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将恐怖主义带入了“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打下去，反而不断蔓延。其袭击手法更具多样性，袭击目标更具针对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恐怖袭击的次数也在增加。上述提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需要重点解决的新的突出矛盾，需要从国家整体战略的高度积极应对。

当然，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不能截然分开。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同传统安全威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有着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的时代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传统安全及其要素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认识进一步深化^[7]。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将二者统筹考量。在有效应对两种威胁的过程中，超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单一片面思维方式，注重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真正实现国家总体安全^[1]，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有效应对当前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挑战。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深化了系统综合治理的国家治理理念，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在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具体运用。在思想方法上，更加体现系统综合的辩证思维特点；在价值理念上，更加突出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在框架模式建构上，更加凸显休戚与共的时代特征；在实现安全的方法路径上，更加重视非传统因素的严峻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基于新的战略判断，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新阐述，不仅是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一次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对未来世界发展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