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别，因其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经济、科技、艺术、教育价值且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联而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合川峡砚，又名三峡石砚，是重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合川峡砚素有“巴渝三大名砚(合川峡砚、金音石砚及夔砚)”、“中国十大名砚”之美誉。但是作为巴渝地区目前仅存的传统砚台制作技艺的合川峡砚正面临失传的危机。

目前学界对合川峡砚的关注甚少，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本文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及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出发，结合合川峡砚的生态现状和问题，探讨合川峡砚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途径，寻求合川峡砚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发展策略，以期为地方文化、旅游事业乃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 传统技艺“非遗”保护的方向选择--生产性保护

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普遍性课题。世界各国都在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使“非遗”在传承中得以保护，在保护中实现传承，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并使“非遗”传承者及“非遗”产品拥有者具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创新活力。在“非遗”保护的方式选择上，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形态、不同境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有区别、有侧重地采取抢救性、立法性、生产性抑或整体性保护等不同保护方式。

所谓“生产性保护”，“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可以预见，这些法规性文件的颁布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特别是对其生产性保护实践起到较好的规范、引导乃至推进作用。

但是“重申报，轻保护”以及经费不足、扶持微弱、保护工艺与手段落后、市场开拓不力等诸多问题导致传统技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尴尬境地，一些传统技艺甚至有失传之危。而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经济一体化、文化趋同形势下，如何发挥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软实力--民族文化对促进民族发展、延续民族精神和保持民族文化竞争力、增强文化自信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每个有前瞻性的民族都要思考的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作为维系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根基命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保护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十二五”时期的支柱性产业。毋容置疑，“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倍增计划给蕴含民族文化特质的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

包括合川峡砚在内的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经历了悠远的历史流变。因其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通过生产工艺环节来体现，广大民众则主要通过拥有和消费传统技艺的物态化产品来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因此，传统技艺必然并且只能回到生产和生活中，才能维护其“活性态”，也才能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得到有效保护。

从实践上看，“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较其他保护方式具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从经济价值看，生产性保护使传统技艺类“非遗”以“物态化”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完成“非遗”自我造血的流传和发展。传统技艺“非遗”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流转而传承下来，其本身就有它作为物态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并从而产生出经济价值，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标，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而且要促进文化资源到经济效益的转换”^[2]。同时，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无论是人的传承还是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自身形式，在其本身的传承中产生的效益来保障自己适应时代变迁”^[3]。例如在汶川地震时羌族的刺绣曾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濒临绝境。然而在震后重建的过程中，当地结合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生产性开发，把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产品转化为资金效益，从而使“羌绣”这一国家级技艺类“非遗”得到较好的保护。

生产性保护不是简单的物态静止的保护过程，而是让“非遗”恢复自身生产力，使其自身具有造血机能，从而得以良性发展。“非遗”作为活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其自身的传承中，需要借助于市场走向社会，从而转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态，满足人民的文化精神文化需求。让“非遗”自身变成文化的一种特殊产品，并体现出经济效益，在文化消费中自我造血，从而获得发展的活力和生机。

二是从社会效益看，生产性保护是传统技艺“非遗”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生产性保护以文化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非遗”的历史价值、收藏价值、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让“非遗”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 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民众、融入生活, 并在丰富、滋养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

伴随着“非遗”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非遗”进入到文化产品市场中，在经济的潮流中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色，并让自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竞相绽放。

例如福建海峡寿山石艺，就是在市场的宣传下，实现自身价值，从而盛行至今。再如有些“非遗”通过市场拍卖的方式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消费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价值，并保障其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和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增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此外，通过市场宣传让广大民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增强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了解，促使他们自发地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

河北张家口的剪纸一条街吸引了全国各地剪纸名家落户于此，他们以传统的剪纸技艺为业，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年产值过亿元。这样，既解决了当地长期困扰的就业问题，也增强了人们对剪纸艺术这一“非遗”的认识，加深了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

生产性保护完全符合“非遗”保护的精神，并且通过市场化运作有机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同时又有利于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满足人们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生产性保护是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必然选择。作为拥有几百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合川峡砚，其传承与保护自然也离不开生产性保护。

二、 合川峡砚的历史流变

据《合川文史资料》记载，早在宋代时期，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穿越汇聚的合川，因其扼川北水陆交通之咽喉，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不仅商贸发达，更是文风盛行。相传数百年前，古代巴渝人发现了一种叫做黑玉石的极其特殊的石材，其色淡雅、其质坚实细腻。“以此石磨刀，可让利刃吹毛断发；以此石为砚，不仅不损笔锋，且砚中蓄水能数日不干，于砚中研磨，储墨不腐”^[5]。这种特殊的石材便是现在合川区草街镇嘉陵江沥鼻峡段的特产。“上天赐予上好的峡石也成了能工巧匠们雕刻峡砚的首选材料，峡砚也便由此而得名”^[6]。

追溯合川峡砚发展传承历史，可谓几度沉浮，风雨沧桑。据合川峡砚制作艺人王师傅向笔者介绍，合川峡砚雕刻技艺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迄今已有500余年历史。自宋代初期，合川当地便有人制砚，但那时制砚的人不多，其成砚数量也较少。当时合川工匠做砚雕的技术已经远近闻名。后来，随着南宋晚期宋蒙之间的交战，合川钓鱼城成为影响世界军事形势乃至版图格局的中心，受此战乱影响，合川峡砚曾一度停止制作，明代才得以恢复。到了明朝末期，又逢战乱纷扰，许多雕刻匠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携家迁逃，即便留下的也不能安心制砚，合川峡砚制作由此便再度被迫中断。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合川当地以李银山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匠人一起，又恢复了峡砚雕刻工艺，并使其逐步达到鼎盛期。到了近现代，民间雕刻艺人们不断改进工艺、造型，不仅雕制出条型、方型、小圆型砚品，还制作出各种栩栩如生的自然形状的造型。尤其是抗战时期，战时“陪都”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合川峡砚的影响随之扩大，并被列为“中国十大名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间雕刻艺人将峡砚制作技艺传承至今，随着科技发展及人们审美的变化，合川峡砚在工艺技术、品种门类等方面也有所创新，峡砚匠人逐渐开始在砚盖、砚台上篆刻仕女仙佛、竹石、龙凤等装饰，后来又有了浮雕和镂空结合等更为复杂、细腻的工艺，使峡砚在外观上更加精美。20世纪80年代以来，峡砚由几个款式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个品种。

合川峡砚造型题材不仅有动物、植物，还有人物、风景，更有传说故事、寓言神话、宗教仪式、戏剧情景等，其造型有的美观大方，有的细致入微，有的夸张诙谐。图案大多寓意深远、和谐吉祥，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合川峡砚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和捧爱，赞誉有加。相传明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曾在合川云游，并在八角亭(时称养心亭)著书立说，其奋笔疾书时所用砚盘，即为合川峡砚。明英宗时期吏部尚书合州(今合川)人李实曾留诗赞誉：“启墨云龙舞，运笔虎榜悬。石腻堪如玉，工艺圣手传。”^[7]到了近现代，一些知名人士如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法家、诗人谢无量、郭沫若，以及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也都曾题诗颂赞合川峡砚。

民国时期，合川峡砚闻名远近，当时上海四宝斋、徽州老胡开、汉口邹紫光阁等各大知名文具店均把合川峡砚列为名贵上品摆在显要柜位。建国后由合川设计雕刻的“百龙戏龟”峡砚亦被中南海作为收藏品陈列。20世纪70年代，合川峡砚大量出口到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等地，在展现其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 合川峡砚传承与保护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当今巴渝地区仅存的传统砚石制作技艺的合川峡砚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走入了发展低谷。一方面，作为峡砚制作主体的手工艺人正慢慢凋零，代际传承面临极大困难；另一方面，作为峡砚独特原材料的墨玉石等石材资源供应紧张，使得峡砚的生产日渐难以为继。此外，市场单一、资金匮乏也制约着峡砚的发展。

(一) 艺人年老，后继无人

合川峡砚工艺制作十分讲究。清代康熙年间，峡砚艺人李银山精于手工雕刻工艺。新中国成立后，峡砚嫡传艺人王智贤将制砚技艺传授给5个儿子。王氏兄弟5人目前平均年龄50岁左右，且只有2人还从事着峡砚制作工作，其余3人则因各种原因放弃祖传的手艺转而从事其他工作。作为重庆市命名的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合川峡砚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仅有3人，其中1人年事已高，很少操刀雕刻，1人主要从事峡砚推广和销售，只有1人尚在艰难地坚守于峡砚制作。不仅传承人寥寥无几，如今就连仍在以峡砚传统雕刻技艺为业的艺人也不过20位左右，可见传承后继乏人之状况甚危！

传统技艺师傅带徒弟、手把手传授的特点，在维护峡砚制作技艺“本真性”的同时，也受到了市场化、产业化的巨大冲击。合川峡砚制作工序复杂，技艺要求高，有雕、刻、凿、镂等多种手法，从石头到成砚，要历经选材、初雕、精雕、细磨等15道工序。峡砚制作又脏又累，并需耐心钻研，学习周期长，仅学雕刻手艺出师至少需要3~5年。长时间的雕刻制作，也极其容易积发颈椎疾病。因此能坚持下来的艺人少之又少，一些年轻学徒往往经不住苦累及微薄的收入而半途而废。这些问题成为峡砚后继乏人的现实因素。

(二) 资源不足，开采困难

制作峡砚的原材料是嘉陵江沥濞峡地区一种特有的墨玉石。这种硖石细腻光滑、材质坚硬，需人工从地下3 000多米深处开采而来。材料开采难度大，危险性极高。恶劣的施工环境和落后的开采技术，导致安全事故频发。尽管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峡石开采的管理，有效保护了当地生态和矿工的安全，但是经年不休的开采已使矿石量下降，使得峡砚制作原材料供应紧张。据统计，合川区博钰公司为合川区最有影响力的峡砚公司，如今所用的石料也仅为先年所存矿材，估计最多能维持5年左右的生产。

(三) 市场单一，成本高昂

既然是文化产品，必然要与市场相联系，并通过市场的杠杆来体现其效益，而效益影响着传统技艺的生存发展。目前峡砚的市场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峡砚销售非常单一，除收藏、馈赠及少量出口之外别无其他销路，以一种被动接受的销售形势存在着。

近年来，由于原料匮乏等各种原因，峡砚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据测算，制作一块砚品，原材料成本就会占去三分之一，由于是纯手工雕刻，加之工艺繁多，制作周期长，因此人工成本也占了相当比重。一方普通手工峡砚的市场价在一千元左右，而同样规格端砚的市场价却只有二三百元。这使得峡砚失去了低端市场价格竞争优势，被迫走上开发高端产品的道路。以合川石刻工艺厂为例，建国初期该厂的手工峡砚名扬海外，销量和效益均十分可观。改革开放后，机器生产的砚台横扫市场，不少以手工峡砚为主的制砚厂因受此冲击而倒闭。一些传承人面对廉价机器砚的围攻，只得转而将发展重点转向中高端峡砚产品市场。但由于产品制作周期性长、价格高昂等诸多原因，这一转型并未能扭转峡砚发展的颓境。

(3.4) 重申报、轻保护比较突出

中国“非遗”资产丰富，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扶持力度的加大，各地方政府纷纷上报本地区“非遗”项目。一些政府部门重申报而轻保护，强调规模开发而忽视规范管理, 强调工业化、产业化而忽视其“本真性”、“活态化”，往往把“申遗”作为目的，当作政绩工程来做。就合川峡砚的保护状况看，奖励制度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协会支持力度低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奖励方面，目前政府部门只对传承人颁发荣誉证书，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物质鼓励。像王卫国制作的峡砚作品“满载而归”斩获国内大赛银奖，却不曾从当地政府手中获得过与此殊荣相匹配的奖励。这让峡砚制作者难以获得应有的职业尊重，从而导致传承人缺乏精神上的鼓舞。

在税收方面，当今合川仅存两家峡砚工艺厂，即合川钓鱼城峡砚厂和合川博钰公司。两厂均为重庆市首批“非遗”峡砚保护单位，在峡砚保护和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在税收上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的优惠政策，传统手工技艺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任何优势。

从协会支持力度看，除了重庆工艺美术家协会对博钰每年有少数补助外，其他政府部门没有实际的补助。此外，某些协会的赞助经费往往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峡砚艺人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峡砚传承人的创作热情。

四、 传统技艺“非遗”生产性保护措施建议

透过合川峡砚传统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可以折射出当前中国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普遍性问题，结合传统技艺“非遗”生产性保护特点，笔者认为传统技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传承人的扶持与培养。人尤其是掌握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者是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世代相传，经久不息，与传承人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了传承人或者传承人不发挥作用，其传承将难以想象。针对传统技艺制作艺人后继无人的困境，国家应该加大对现有“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力度，设立专项基金，让他们生活上树立自信，能比较体面地生活，而不仅仅徒有作为传承人的责任压力。同时应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其在传承中创新，增强他们技艺上的信心。

要着重对“老龄化”的传承人给予特殊照顾，如在补贴上优先照顾。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奖励制度，对于优秀作品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物质奖励，从而激发艺人的创作热情。加强舆论宣传和教育，坚持“非遗”保护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美术课中适当添加对一些传统技艺“非遗”项目的介绍，激发青少年对传统技艺的热爱和认同感，让他们从小就潜移默化地感受“非遗”魅力。艺术院校应积极参与到培养专门的传统技艺“非遗”的保护人才之中，通过理论学习、技能指导以及到相关企业实习等，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政府要通过相关扶持政策为专业从事传统技艺的从业者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进来，让“非遗”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让传统技艺薪火相传。

其二，规范取材，合理保护。传统技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都离不开其特需的原材料供应问题。比如针对目前峡砚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治理力度，规范开采行为。通过鼓励投资、引进先进设备、科学管理、财政补贴等办法，在保证生态健康及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峡石的开采效能，降低开采成本，使更多的石料进入工厂，为峡砚的创作保证充足的原材料供给。

此外，政府应加大对现有的传统技艺“非遗”相关产品制作企业及个体传承人的扶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和贷款优惠，使企业、个体传承人等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生产运营。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支持传承人及相关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搭建营销平台，加强市场推广，为传统技艺“非遗”相关产品重振昔日辉煌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三，市场多元化，旅游同发展。作为技艺类的“非遗”必须在市场流通中才能真正解决资金匮乏问题。生产、产品、市场，三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文化产品市场的规范和开发，除了生产经营者的自律和努力外，更离不开国家的法律保障及政策扶持。对合川峡砚来说，一是政府应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文化的全局来规范、优化砚制品等文化产品市场秩序，扶持传统手工技艺，打击伪劣侵权行为。二是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为积极开拓市场引领方向。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可借助举办相关活动、设立“非遗”宣传推广日等形式来推介传统技艺“非遗”的艺术价值，为传承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四是在产品定位上，高中低各档应有所体现。比如对合川峡砚，既要有雕工精良、价格不菲的深浮雕、镂空产品，也要有面向平民的价格在2 000元以下的浅浮雕及平刻产品，以此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艺术产品开发与旅游事业协同发展，是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现实性策略选择。应注重将“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与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协调，互动共赢。就合川峡砚而言，合川地处三江穿越交汇之地，有著名的钓鱼城古战场遗址，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文化产业是合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合川峡砚的发展可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借助旅游业的发展，为峡砚提供广泛的市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峡砚。从峡砚自身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上看，峡砚不仅拥有收藏价值，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可以通过制作旅游产品来进行开发、营销，不仅实现峡砚“非遗”的经济价值，也可提高当地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

其四，与高校合作，优势互补。高等学校作为教育与文化高地，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职责与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承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正是高校理应传承的核心内容，因此高校义不容辞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科学研究重镇，是重要的价值和文化的生产传播基地。地方高校在血缘上与当地风土人情有着更深的关联，师资和生源也有很大的本土化特点。地方高校通过对区域文化遗产研究，可以发掘区域文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信念和精神品格”^[8]。对高校而言，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课堂，增加了学术研究的新门类，开阔了理论探析的新领域。而另一方面，高校也为“非遗”的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

通过“非遗”进大学校园活动，让更多的人熟悉并关注“非遗”，营造一个“活态空间”。重庆市地方高校作为巴渝文化弘扬与传播的主阵地，理应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承担责任。作为重庆当地“非遗”的合川峡砚应该加大与当地高校的合作力度，通过与重庆大学、重庆文理学院、四川美院等高校的合作，开设相关“非遗”课程，邀请峡砚传承人走进大学校园，实现大学与峡砚“非遗”的面对面互动。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学习传统技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力, 提升文化素养和内在品格。有相关专业学位硕士点的高校，还可以与“非遗”项目传承人合作，聘请其担任外聘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通过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传授传统技艺。另一方面，传统技艺传承人、“非遗”项目相关产品制作企业也要充分借助高校的研究平台和充裕的智力资源，借力高校文化创意、造型艺术设计优势，推动传统技艺的产学研共赢合作。

其五，适度开发，维护本真。应当明确并牢固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即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和归宿是为了更好地使传统技艺得到有效的传承与保护，传承是传统技艺生产性保护的根基，这个根基不能动摇。生产性保护不是单纯的生产过程，更不是片面的工业化、产业化。因此，要特别强调适度、适当原则，不能因为机械化、产业化而使传统技艺失去了本身的文化内涵。合川峡砚这一传统技艺非遗的核心就是传统手工雕刻技艺，无论采取什么保护方式，都不能失去其“活态性”、“本真性”，而要坚守合川峡砚传统手工艺制作流程的整体性和手工雕刻核心技艺的真实性这一底线。

五、 结束语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价值独特的瑰宝，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潜力远大的生力军。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其丰富而深远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通过生产性保护，既能保持传统技艺自身的“活态化”，又可以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为其永续流传提供不竭动力。政府、企业、高校及行业协会合力促成下的生产性保护系统，使得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中自我造血，在发展中有效传承。同时，生产性保护不仅符合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使得传统技艺更加紧密地融入人们生产生活之中，有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满足广大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增添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