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39。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层面。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1]19，所以把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中之重，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2]。然而，面对目前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这篇文章做好，就必须有新的载体来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20。在“新四化”之中，城镇化具有不可代替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3]，同时也是把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的重要载体。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开化发展程度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进步、美好、发达等诸因素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阶段的一个新的标志，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产生的诸多弊端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超越工业文明思维，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它以敬畏和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在社会发展史上，首次把文明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都植根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4]。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肯定了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文明产生、形成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指明了自然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产生、形成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有这样的论述：“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9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6]“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5]120-122。因此，“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7]10。但是物质生产实践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类文明是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作用和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辩证统一。同理，也即是说社会的经济运动是自然生态的演替进化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的统一。

既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作用和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辩证统一，那么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的生态文明必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作用和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是物质变换的过程，是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207-208。“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 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9]。也就是说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实现物质的循环往复、永续再利用的过程。虽然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考察过程中提出来的，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7]215。经典作家科学地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物质变换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刘思华通过研究指出，物质变换包括自然界的物质代谢、人类社会的物质交换以及两者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三个方面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的这一过程也就表现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运动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利用自然资源后改变了其物质形态，同时又不断将废弃物归还自然界的过程，人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这就是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最基本的联系，也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和联系通过物质变换、能量转移、信息传递、价值转换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而生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自然物质因消耗而减少，得不到补偿，阻碍了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代谢，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然使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变换也同时受阻。尤其是“传统经济学过分强调经济运动和生态运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物质运动，把两者的差异性绝对化，就必然将社会经济运动纯化，从而把它看成与自然生态运动完全无关甚至绝对对立的运动，是纯而又纯的社会经济运动”^[10]。因此，社会产品在物质上、价值上补偿自然生态再生产过程中自然物质的减少，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得以顺利实现对人类劳动生产的基本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得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协调，要求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始终贯穿以下原则：一是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必须和生态环境的补偿以保证其良性循环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既要改变和全面建设自然，同时也要创新和美化自然，实现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与经济完美统一的和谐的理想境界。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创立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考茨基认为，通过耕作技术的进步，辅助肥料在最大限度上负有使土壤肥沃的使命，从土壤中流走的物质完全能够恢复回来，而无需增加人工肥料，但是这一切应通过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来实现。列宁也认为：人工肥料替代自然肥料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天然肥料不仅被白白抛弃浪费，而且集中抛弃还使得局部自然环境的自净功能超负荷，污染了自然环境。虽然很少一部分排泄物被一些大城市周围的农田利用，但是这种利用是十分不够的，没有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布哈林尤其卓越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思想：“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是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如同我们所知，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与从外部自然界向社会的物质能量的转移相一致……于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使用着人类劳动的能量和从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就是“自然的物质”)那里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能量。消耗的与获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显然是社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假如在劳动中所获得的超过了所失去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就会随之发生重要后果，社会将随着超出的数量而变化。”^[11]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斯大林在其著名的为指导苏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只阐述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根本区别，而没有提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将社会和自然之间本来固有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为割裂，使工业化和城镇化日益脱离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物质变换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城镇最初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是在农业生产有了剩余、手工业从农业分离、社会分工细化进而商品交换扩大形成固定交易市场并与具有防御功能的村庄融为一体中，由村庄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化、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是与工业化共同成长、相伴而行、相互促进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城镇化有利于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集约使用资源，符合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基本原则。但由于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共同成长、相互促进的过程，而工业化起初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这就使得城镇化先天地、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背离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出现物质变换裂缝。

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工农业相互促进的过程，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大工业和大农业都出现物质变换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2]918-919。

违背物质变换理论的城镇化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在经典作家的关注视野之中。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密集，人口的大量聚集一方面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物质变换的障碍也在人和自然之间造成了，“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7]579。“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12]115。

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应该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大农业和大工业的发展反倒使城镇化成为物质变换断裂、城乡分离的罪魁祸首，使土地的成分不能重新回归土地，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以生活资料形式消耗掉的，这也就破坏了土地维持正常肥力从而继续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城市中人类排泄物的流失引发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一系列的生态灾难。那么，如何才能消除城镇化中的物质变换裂缝呢？那就是要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能消灭这个不断反复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各产业按照全国统一的计划合理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按照最适合于各产业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的要求来进行产业的布局^[13]646。也就是要使生产者成为社会化的人从而联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有能力符合自然规律地调节社会化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6-927。“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和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13]322。

自20世纪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生态环境危机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不畅导致了自然异化，这与马克思的理论无疑存在很大距离。其原因在于：在理论认识上，传统社会主义受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较大，未能在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环保精神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缺乏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未能找到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日起，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之中，把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目标，全力加快工业化步伐，削弱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由于这些原因，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要完全避免走环境污染这条弯路，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么也是极其困难的。

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言，共和国诞生时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从建国初期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即对新中国进行了全面封锁和禁运，只有苏联、东欧等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新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百废待兴的国家必须尽快强大起来才能摆脱困境，新中国不得不以尽可能快的高速度发展。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有的人提出应该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把更多的资金和物质用于轻工业的发展，尽快改善人民生活。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机器制造、冶金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是农业、轻工业以及运输业、建筑业的装备基础。如果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这些重工业，其他行业所需要的钢材、水泥、电力和燃料就得不到保障，保卫国家的军事工业就无法发展起来，国民经济就将长时期陷于落后的境地^[14]。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全国上下加快发展的迫切心情。这种迫不得已对速度的深度关注，自然也就使得生态环境问题不被放在重要位置。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姓“社”不姓“资”，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占绝对优势、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之下，中国不可避免要全面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同时，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负面影响。“但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态环境方面的偏差和失误，也无法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对全球环境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相提并论”^[15]。

中国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就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乏力、城乡发展不协调所导致的，其实就是物质变换严重出现裂缝的表现。因此，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1]39。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关键词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其实质是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做到物尽其用，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促进城乡、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城镇化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物质变换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发布的数据，对世界部分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2008年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城市人口比重(城镇化的重要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二元变量的相关分析，以管窥城镇化是实现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具体国家数据见表 1。二元变量的相关分析用于描述两个变量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其特点是变量不分主次，被置于同等的地位。根据变量类型不同，可分为定序变量和定距变量的相关分析。定距变量又称间隔变量，取值之间可以比较大小。在本研究中，选取了符合典型的定距变量特征的城市人口比重和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这两个数据，所以二元定距变量是较为适合的相关分析方法，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城市人口比重两个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为0.719。本研究采用了简单相关Pearson系数来分析二元定距变量是否相关，该系数通常用来测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号的意思是在这个统计分析中，当显著性水平为0.05时，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0.05，意味着两个变量没有显著线性相关的可能性≤0.05，即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城市人口比重显著相关，且为正相关。从绘制出的散点图(图 1)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散点沿对角线相对均匀分布，即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城市人口比重呈正相关，城市人口比重高的国家，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也低。

表 1(Table 1)

表 1 2008年世界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城市人口比重 国家和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吨标准油/万美元 城市人口比重单位：% 美国 2.04 81.7 墨西哥 2.57 77.2 加拿大 3.07 80.4 日本 0.99 66.5 韩国 3.02 81.5 巴西 2.89 85.6 英国 1.20 72.8 法国 1.77 77.4 意大利 1.50 68. 1 德国 1.60 73.6 澳大利亚 2.40 68.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 1 2008年世界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城市人口比重

表 2(Table 2)

表 2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城市人口比重相关性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城市人口比重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Pearson相关性 1 0.719* 显著性(双侧) 0.013 N 11 11 城市人口比重 Pearson相关性 0.719* 1 显著性(双侧) 0.013 N 11 11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2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城市人口比重相关性

图 1(Figure 1)

图 1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城市人口比重图

从以上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城镇化有利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物质变换。但是，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世界各国在城镇化的实践中既受益匪浅也有过不少的教训。早在1995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秘书长沃利·恩道就说过：“城市化极有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尽管如此，要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的工业化、城镇化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推进城镇化的过程是资源和要素在空间上优化的过程，自然资源是城镇化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十八大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珍惜每一寸国土。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1]39-40。城镇分布必须以自然资源的现实状况为基础。城镇化必然会大量占用和消耗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和草原、森林、淡水、渔业等可再生资源，城镇化的过程必须考量当地这两类资源的现状。具体说来就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必须小于自然再生率。不可再生资源的占用量或开采量应该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统一性及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内部要素意义的基础上实现最优化。

拉美一些国家也有很高的城市化率，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但是这些国家还是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不能把它们列入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合理并因此导致失业问题严重而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出现了大量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十八大提出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1]22。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最重要的内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中国以往城镇化的主要表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非正规就业较多，事实上，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正规就业”的方式转移是国际上公认的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的标志。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的转变。在实践中，就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支撑作用，着力优化产业布局，使之围绕城镇化战略来进行。实现人的城镇化面临的两大难题就是：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产业对接能力不紧密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因此，必须把提高城镇产业的正规就业吸纳能力与强化城镇体系、专业化分工协作结合起来。发展吸纳正规就业能力强的现代化城镇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为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提供基础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分工合理、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十八大报告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不断扩大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经阶段，实现有利于资源节约的城镇化必然要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尊重“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中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片面增长，要受消费资料生产的制约。十八大提出要“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1]20。现代服务业着眼于扩大消费和拉动内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这些产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小，消耗少，使得以往在城镇化中把投资尤其是把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以及为增长而增长的的倾向得以改变，从而使社会扩大再生产回归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城镇化在根本上成为节约资源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