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养老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在老龄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亟待提高。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结构以及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使得中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反哺”模式受到巨大冲击。

近年来，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逐渐兴起。对多种养老方式的讨论主要强调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却未注意到老年人群体自身的主动参与作用。尤其在城镇，老年人年轻时多数有稳定工作，退休后也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和保障，在养老的经济来源方面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现实家庭生活中，老年人对子女经济上的支援以及生活上的帮助同样不容小觑。但在有关代际交换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相关研究中，往往重视来自于子代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作用，而对于亲代对子代的投入及帮助很少被提及，缺乏亲子之间双向支持的系统研究。

本文旨在观察现代家庭中代际交换的发展趋势，探讨双向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并尝试解释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期丰富代际交换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并且基于分析结果重新审视城市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反映了稳定、长久的态度和意愿，是评估个体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维度^[1]。生活满意度能够反映个体各方面在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主观满意程度，是测量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状况主观感受到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常用的方法之一^[2]。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关于社会指标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对个体生活质量的各种研究。林南80年代对天津和上海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就是使用生活满意程度作为生活质量的量度^[3]。早期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而对其中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鲜少涉及。90年代起，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研究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有关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挥了社会学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以定量研究居多，并且多关注生活满意度的水平及影响因素。如李德明等基于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得出了超过半数老年人对目前的生活满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人口学变量、生活质量、养老方式、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的结论^[4]。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深入讨论了年龄、收入、婚姻关系、代际关系、养老方式、社会支持等各种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家庭关系(尤其配偶及子女)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性得到了共识。老年人在寻求帮助时，在对象的选择上有偏好顺序，配偶和子女是其社会支持的核心^[5]。这也使得代际关系研究受到足够的重视。

代际交换是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是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从家庭中获取的代际支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规模上都日益减少。代际支持中，子女的日常照料出现“不足”^[6]，老年人处于代际关系的弱势^[7]，这已取得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种日益变化的代际关系，以及代际支持交换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何影响，却很少被关注。

回顾代际交换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研究发现，两者的相关关系研究不多，且主要局限于农村。而城市现代化程度高、生活方式改变快，城市家庭中老年人与子代之间的代际交换实际上展示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因此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代际交换是子代与亲代之间的双向交换关系，子代对亲代支持的作用固然重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也不容忽视。然而，对代际交换作用的讨论，侧重于观察子代对亲代支持的作用，而亲代对子代支持的现实状况以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却被忽略了。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文旨在验证双向的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根据研究问题，提出假设。

H1：子代对亲代的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具体化为子假设：子女提供家庭护理、子女给钱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

H2：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具体化为子假设：经济方面资助子女、事业方面帮助子女、生活方面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及帮助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

(二)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调查”。调查对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按照上海市2012年年底户籍老年人各年龄段和性别不同比例抽取。整理数据后，样本量为2 763(表 1)。

(三) 研究变量 1. 自变量：代际交换

选取双向的代际交换，包括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以及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作为自变量。

子代对亲代支持包括：生活照料上的支持，即子女是否提供家庭护理；经济上的支持，即子女是否给钱。分别按照“是”、“否”及“不需要”转化为虚拟变量。

亲代对子代支持包括：经济上资助子女、事业上帮助子女、生活上帮助子女料理家务与帮助子女照看孙辈。分别按照“是”、“否”转化为虚拟变量。

2.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关注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态度，“非常满意”、“比较满意”=1，“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不知道”=0。

3. 控制变量

选取性别、年龄、户口性质、文化程度、月收入、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变量，男性=1，女性=0；年龄根据调查年份减去老年人出生年份计算所得；户口性质，非农业=1，农业=0；文化程度根据教育年限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技校职校=5，大专=6，本科=7，硕士=8，博士=9；月收入按照老年人实际收入计算所得，并转化为对数；健康状况，好=5，较好=4，一般=3，较差=2，差=1；生活自理能力根据完全能自理、部分能自理、完全不能自理转化为虚拟变量；婚姻状况，在婚=1，不在婚=0；子女数根据存活儿子数、存活女儿数相加计算所得。

三、 数据分析 (一) 亲代对子代支持情况

亲代对子代的代际支持展现的是家庭内部资源向下流动的趋势。由于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经济、健康状况等存在很大差异，为子女贡献的能力差别较大，故分年龄段观察亲代对子代的支持情况(表 2)。

从表 2看，老年人在4个方面对子女的支持中，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的比例最高(50.7%)，超过半数的老年人在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其次是照看孙辈(39.1%)；经济方面资助子女的老年人比例较高(33.2%)；老年人在事业方面仍然在帮助子女(17.4%)。相比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由于身体条件更佳，经济状况更好，因此在各方面资助子女的比例更高。

在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于2003进行的“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中，也有关于老年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两项支持情况的相关数据，为了更好地观察亲代对子代支持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将这两项数据进行对比(表 3)。

从表 3看，老年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的比例从2003年的34.1%，提高到2013年的50.7%，帮助子女照看孙辈的比例从2003年的29.0%提高到2013年的39.1%，10年间，亲代对子代的支持，至少在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帮助子女照看孙辈这两方面，不仅未减少，反而有所提高。这表明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换中，资源向下流动的情况增加了。

(二) 子代对亲代支持情况

为了观察代际交换中资源向上流动的情况，分年龄段观察子代对亲代的支持(表 4)。

在家庭护理方面，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高，不需要子女提供护理比例明显降低，这主要是因为年龄的提高伴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以及护理需求的上升。60~79岁老年人得到子女护理的比例不高，仅3.3%，而高龄老年人得到子女护理的比例较高，为33.8%。

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不考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多少，仅从子女是否给钱看，各年龄分组上子女提供经济回报的比例无明显差异，并且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24.1%)小于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33.2%)。子代对亲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小于亲代对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这表明城市中家庭内部经济资源流动的方向呈向下趋势。在更多的家庭中，家庭内部经济资源的获益者并非是面临养老需求的亲代，而是子代。

(三)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情况

本次调查中，老年人对生活总体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共计87.5%，大多数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持积极态度，可见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

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通过交互表观察不同变量分组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情况(表 5)，分析发现：(1) 随着年龄上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2) 文化程度及月收入越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3) 健康状况越好、生活自理能力越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4) 在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不在婚老年人；(5) 子女数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有子女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无子女的老年人；(6) 不需要子女提供家庭护理、不需要子女给钱的老年人，即生活和经济独立能力高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7) 在经济方面资助子女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低于未在经济上资助子女的老年人；(8) 在事业、料理家务、照看孙辈三方面给予子女帮助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比不提供帮助的老年人稍高一些；(9)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性别、户口性质分组上差异不大。

(四) 代际交换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1，“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不知道”=0。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表 6)。

模型1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户口性质、月收入对数、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子女数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常理相符，老年人的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生活自理能力越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在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不在婚老年人，而有子女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无子女老年人。

模型2加入了有关子代对亲代支持的自变量。从分析结果看，子女是否提供家庭护理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在p < 0.05显著性水平下，子女给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在p < 0.01显著性水平下，不需要子女给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并且，通过对比发生比率发现，不需要子女给钱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比子女给钱的老年人更高。这表明经济上的独立性，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更大。

模型3加入了有亲代对子代支持的自变量。从分析结果看，在p < 0.05显著性水平下，帮助子女照看孙辈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为子女照看孙辈，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另外，在加入有关亲代对子代支持的自变量后，子女是否给钱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消失了，说明这种相关性并非必然。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城市家庭代际交换的方向呈向下趋势，子代才是家庭内部经济资源的获益者

本文通过数据证实了现代家庭中亲代对子代在经济、事业、家务、照料子女方面的巨大支持作用，老年人对子代的支持，至少在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照看孙辈两方面，在近10年间，有增无减。代际交换反映家庭内部资源的流动情况，子代对亲代的支持弱化而亲代对子代的支持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家庭内部的资源从上而下的流动趋势。

在关注养老问题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时，首先应该看到，在现实家庭生活中，家庭内部经济资源的获益者并非是存在养老需求的亲代，而是子代。

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实际的例子：一方面，相比刚进入工作阶段不久、消费观念开放的年轻一代，老年人经历了资本的累积阶段，消费观念更保守，多有部分积蓄。另一方面，由于高昂的房价，年轻一代在初成家时，难以拥有自己的住房，而老年人往往本身拥有房产，在资源占有上处于相对优势。考虑到年轻一代在成家立业时背负的压力日趋加重，在子女结婚时，老年人投入大量的经济资助已经司空见惯。有趣的是，一些老年人不认为被“啃老”，在资助子女买房、出资替子女操办婚礼时不仅是参与者，有时甚至是发起人。老年人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子女付出，更有一些经济条件不佳的父母由于不能给子女足够的经济支持而心怀愧疚。

(二) 城市老年人在经济来源上已经形成了“自我养老”观念，经济上的独立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回归分析显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家庭护理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两类支持旨在满足老年人健康和经济的需求，这种需求意味着老年人对生活控制力的下降以及对外界依赖度的增加，因此未必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正面作用。

在城市家庭中，子女给钱并不是老年人养老资金的主要来源，而是作为子代对亲代孝心的表现带给老年人幸福感。从经济独立性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中也可以看出，经济独立对老年人的“自主养老”十分重要。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能够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只有经济来源有保障，老年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体谅子女，在自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给子女添加过重的负担。

相比农村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对儿孙辈的期待、对自身养老方式的选择已经形成了许多新的观念。城市家庭大多是由以姻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并且城市中生活节奏快、社会流动性高、接受新观念的速度快、城镇地区老年人退休后多数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和保障，这些都为城市老年人“自我养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与家庭代际交换关系的变革，城市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观念正在不断强化，对“养儿防老”已经不抱过多的幻想。

(三) 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利他性，为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回归分析显示，为子女照看孙辈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不难理解，一方面，能为子女照看孙辈证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尚可，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能为子女尽一份心力；另一方面，从传统家庭文化来看，照顾孙辈对老年人来说也是一种天伦之乐。

现实生活中，为子女照看孙辈的老年人不在少数，由于子女多忙于工作，老年人往往扮演家庭后盾角色，为子女承担照看孙辈及料理家务的责任。这也验证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利他性。现代城市中老年人不仅在自身养老方面对子女无过多的期望，相反不乏老年人牺牲自己独立、自由、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为子女带孩子、做家务。更有甚者，一些老年人由于体谅子女在社会竞争的不易，为了减少子女压力，避免由自身的养老问题而引发家庭矛盾，在能够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们主动选择独居，即使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下，也宁可进养老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这些都再次印证了，随着社会的变化，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已经越来越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