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刻不容缓。转方式根本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开放是实现经济转型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决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1]此后，中央多次强调，调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机制创新是改革取得突破的关键。

一、 现阶段中国经济矛盾的基本特征

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40 667亿元，同比增长7%，创下近6年来最低点^[2]。据英国金融时报网2014年10月15日报道，中国的钢铁需求骤降，人们日益担忧钢铁年消费量可能出现19年以来首次下降。根据行业网站“钢之家”提供的数据，某些等级的螺纹钢(建筑用钢材)在华北市场已跌至每吨2 600元人民币(约合419美元)，相当于白菜的零售价^[3]。宏观数据的持续下滑，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潜力逐步被利用，发展优势愈来愈不明显。治理经济矛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课题。

(一) 中国粗放型经济竞争力下降，结构性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基本取得了成功，与其他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所经历相比，成绩大、收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大。这些代价包括：资源的大量损耗、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腐败难以遏止、地缘政治日益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步积聚。这些代价从投资核算上来理解，不能仅仅从过去30年的收支上来核算，而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宽度来考虑。有些代价的付出是惨重的，甚至有些对于民族核心利益都是难以逆转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清醒的认识。可以说，从技术层面看，我们经济高速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损耗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外汇兑换的人民币主动贬值来刺激出口而获得的。这些代价的付出，所引发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投入产出比上我们不一定获利很多，更关键的是，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机制，一时难以根本扭转。这些结构性矛盾包括高耗能、高污染、高投资扩张、高出口依赖、高劳动力资源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依赖、自主创新弱等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自主创新型等的矛盾。这也意味着在新一轮竞争中，我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后发优势和粗放式优势，而且也难以建立具有新的竞争优势的经济结构。比如，阿迪达斯集团2012年7月17日宣布将在华唯一直属工厂迁往缅甸，位于苏州工业园的阿迪达斯中国工厂关闭。服装行业观察人士马岗表示，由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一直上涨，导致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逐渐衰弱^[4]。

(二) 中国经济下行伴随金砖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全面衰退

过去的100年，除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外，还从未出现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市场同时萎缩。日本经济衰退已经接近20年，没有任何回升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一直未能摆脱经济萎靡的阴影。欧洲目前已经不是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二度衰退，而是深度衰退。近10年来，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但自2013年以来，其前景变得灰暗起来，不仅中国出现经济下行，其他金砖国家也光芒不再。经济学家认为，新兴市场的后发优势在于其广阔的未开发的土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大量的人口引起的刚性需求，但这些优势在并没有用尽的时刻，经济的不良信号已经出现。中国大陆产能的一半成为世界工厂，其出口的42%面向欧美日三大经济体。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无力购买新兴经济体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没有施展舞台。目前世界各大央行联手降息，加入全球货币宽松行列，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估，期望值不甚乐观。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6日凌晨消息，15日，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担忧对欧股市场投资者的情绪继续形成压制，主要区域指数全面大幅下跌，欧股市场正式进入技术回调走势中，欧股指数全天交易跌幅达到3.16%。一系列糟糕的德国经济数据已经导致主要的欧股基准指数全面下挫，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状态的担忧对市场情绪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日本的经济数据也不是特别理想，国际油价还在快速下跌^[5]。

(三) 经济矛盾时刻可能转化为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近期，频发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社会不稳，特别是拆迁补偿问题、行业收入低问题和产业生态问题。如四川什邡因钼铜项目环保问题引发的冲突，广东汕头市群众聚集事件^[6]，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施工拆迁冲突事件^[7-8]。像这类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事件已经呈现高发态势。

二、 改革攻坚期中国经济矛盾治理的困境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轮增长弱周期，大拐点已经悄然出现。短时间内，不大可能重回过往动辄双位数的强势增长周期。花旗分析师预计，最快到2016年，中国人口红利将消耗殆尽，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出口、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全面缓行，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近30年最危急的时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了一篇新的经济综述，名为“中国经济末日的5个迹象(公司减少贷款、制造业产量迅速减少、利率意外下调、进口持平、GDP增长速度预期将会下降)”^[9]。尽管国外研究机构或媒体对中国经济存在唱衰的动机，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的下行通道。

社会矛盾存在多种形式和演变趋势，但一般都会找到经济方面的根源。换句话说，经济状况决定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也决定了社会矛盾的发生率、性质和剧烈程度。因此说，要减少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增长这根生命线。但目前，中国保增长变得十分艰难，难在不是不能增长，而是增长的副作用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一) 保增长，风险大

保增长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在谈及目前经济下滑的动因，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GDP回落的根本原因是房地产调控，因此，已经有个别地方为调控政策松绑。地方政府也明白，过多地依赖非税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公共财政，必将带来财政收入结构将更不合理，进而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卖地支持房地产畸形发展实在是迫不得已。但问题严重的是即便房地产完全放开，对于经济的刺激也不会很长久，因为很快中国将进入房产过剩时代，而且是不可逆的。

湖北《投资时报》2014年10月12日发布“中国大陆城市‘鬼城’指数排行榜(2014)”。据榜单负责人称，“鬼城”、“空城”的判定标准即城区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均低于0.5或稍微高于0.5。按照这一指标体系，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近50座“鬼城”。面对可能出现的大量“鬼城”、“空城”，中国有关部门开始控“鬼”。国土资源部近期下发了《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指导意见》。但是地方政府依然难遏规划新城新区的冲动。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部分城市新城总面积已达建成区的七八倍，“空城”、“睡城”和“死城”等现象频现^[10]。

因为人口少，刚性需求越来越小，必然引发需求不足。而唯一的杀手锏就是扩大投资，也是正在采取的办法。这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只能加剧产能过剩、资源耗损、环境污染等生产结构性矛盾。今天经济衰退本身就与以前投资规模过大有关。但是，不投资就今天滞长，投资就是未来滞长，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

(二) 调结构，难度大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共识是调结构、转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弱周期之下，必须想方设法给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创造优质的生存环境。除了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化解融资难题，更要处理好国有资本和民间资金的“进退”问题。近10年来，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惊人，中小企业运行困难，劳动力成本明显加大，招工困难。一方面，多数高利润行业不是被国有企业垄断就是被大型跨国集团垄断，利润被外资赚走，使得国内中小企业发展不前。“2014中国企业500强”资料显示，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等，利润占据500强的40%。但是这种经济结构已经形成，短期内不可能得到破解。另一方面，调结构首先要放弃房地产这个经济引擎。过去，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依赖过重，有了房地产就有了土地出售、商品房出售、连锁的材料、装饰、餐饮、娱乐、家电、家具、百货等商业开发的经济拉动，可以多次往返征税。放弃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最不愿意做的。因此，现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阻力很大。

(三) 增收入，差距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7月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国广义货币(M2)2015年6月末余额13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11]。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必须使广义货币投放量比例高于GDP比例，但结果必然是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新一轮物价上涨，带来新的贫富分配不均，国家再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补贴。补贴的不均匀，就引发不同行业涨工资，垄断国有企业带头涨，国家公务员接着涨，事业单位跟着涨，最后引发一线劳动力成本上涨。为了满足此起彼涨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增加远远超出经济实际增长所需的货币投放量，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均的压力。房价推高也是经济恶循环不断积累的结果，高房价带来高成本拆迁，最后又引发房价上涨。有些地方为了稳定，一味迁就拆迁户的要求，引发下一轮拆迁成本愈来愈高，更引发无休止的拆迁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统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但反而带来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尤其是行业收入差距更大，物价越来越高。现在两难的困境是不超额投放货币经济就不增长，投就通货膨胀，带来更大的分配不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表示，全国收入差距已达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中国正面临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新兴市场国家跨越贫困陷阱后容易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即由于缺乏创新，无法获得新的价值增长点，同时失去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基尼系数低于0.33，而中国远高于0.4的临界点^[12]。

三、 改革攻坚期中国经济矛盾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机制创新

改革进入攻坚期，也意味着改革所触动的不是个别政策调整和具体措施，而是关系到社会整体结构的重新设置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以及社会整体利益格局重新规划。其难度不仅在于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一定的固化，利益分配格局难以撼动，更在于整个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强力地控制着国家与社会的命脉，要作出根本性改变需要首先在制度与机制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13]88这种从有机整体出发的宏观战略思维和系统要素全面运筹方法是我们实现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法。

(一) 扭转房地产在地方经济中的引擎地位，建立严密宏观调控督察机制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偏重土地财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重滞后。尽管有各地政府的全力支持，2015年的楼市依然没有实现转暖，深度降温的趋势仍在继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66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有两个城市环比持平，有两个城市环比上涨^[14]。这种发展态势为楼市调控松绑提供了机会，因此也得到了相关决策层的默认。也正因此，放松房贷政策被看作楼市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地方政府能用的政策都已经用过了，但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并未改变”^[15]。由于房地产利润空间巨大，吸引了准备投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资金，使实体经济日益虚弱，加剧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同时，房地产巨大的虹吸效应吸取了居民手中的巨额资金，势必让刺激消费的政策再次落空。对于房地产调控这种进退两难、摇摆不定和效应衰减的局面，必须建立严密的督察机制，扼制倒退风险。

(二) 坚决遏止超产能投资，建立新上投资项目环保评估公开机制

目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国家决策层要求各地各行业保增长的任务艰巨，一些地方在内需和出口乏力的情况下，开始动用加大投资的传统办法。一些企业本身也由于传统项目赢利能力差，竞争力下降，面临产业转型、培植新的增长点的巨大压力，不顾市场需求，调研不足，盲目上新项目，势必促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特别是传统机械、食品和能源产业在面临困境、寻找新的增长极时，都会把目光投向新兴产业、新能源行业，特别是光伏产业、风能等大规模项目。这些项目的盲目投产，不仅产能过剩，而且还透支国家大量产业补贴。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污染已处于不可逆转的局面，西部地区生态脆弱，难以承受大规模工业化，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数，不顾环境压力，还在上高污染的钢铁、化工企业。这些项目都有环境评价报告，但没有得到公开监督。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迅速建立环评的公开机制。

(三) 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格局，建立各类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发机制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市场机制，大型国有企业在稳定市场、保障供应和国家利益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僵化机制和高位收入，引发社会矛盾加剧和企业本身的活力下降。国家在打破垄断格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通信产业的分解、国有四大银行的民间资本的注入、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中国铁路向民间资本的全面开放等，都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整体垄断格局仍然没有打破，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困难，盈利能力差，吸纳就业岗位有限，这些问题是未来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隐患。建立一个平等竞争，消除特殊化，减少行业收入差距的创新创业活力激发机制势在必行。建立一个活力四射、创新驱动的企业平等发展的机制，是调结构、转方式、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

(四) 以优先考虑改善就业结构为原则，积极探索建立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整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

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同时，要优先考虑改善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积极探索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建立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把就业质量纳入政府绩效综合指标考核体系。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投机引导的增长模式，缺乏研发能力和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高端人才和高质量的高校毕业生，这既失去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加剧了中国人才培养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要在产业结构创新驱动中，提高中国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特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路径创新。要落实扶持政策，优化创业环境，减少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人员的创业动力，提高创业成功率。把建立科学化和制度化的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整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考核指标。

(五) 克服经济矛盾后期补救模式，建立货币投放、GDP增速、物价水平、收入分配等核心经济指标科学联动制约机制

目前在处理经济矛盾过程中，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是盲目应对，哪里出问题补救哪里，不顾副作用，比如农民收入低就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又带来城镇居民的粮、菜价格上涨，这样只好提高城镇居民工资，又带来电价、油价等工业产品整体物价上涨，结果农资价格又上涨，农民负担又加重，就这样无止境的轮番涨价，带来货币超量投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经济质量越来越差，行业收入越来越不平衡，社会矛盾加重，维稳成本越来越大。因此，建立一种主动、积极、科学的中央与地方协调的指标联动制约机制刻不容缓。这些问题目前还停留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在政策与制度层面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实践模式与启动机制。

四、 结语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指称两个问题：一是治理体系，即关于国家运行的制度设计; 二是治理能力，即关于治国理政的能力及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问题”^[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包括科学评估处于世界历史趋势和世界主义文化思潮下中国道路的矛盾体系，深刻把握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建立激发社会活力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真正实现治国理政法制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经济问题，其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背景，而中国经济问题的治理也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和体系重建提供动力和范式。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全球创新呈现新的特征，对于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和创新驱动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3]121。机制创新既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矛盾治理取得突破的关键指标，也是考验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中的领导力的主要参数，更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取得实效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