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考察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区别时认为，社会资本很难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且不易观察和测量^[1]。尽管如此，“社会资本”概念自1915年提出到1990年代开始成为学术热点，目前已成为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和方法。然而，在精彩纷呈的研究背后却存在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性及其由此带来的测量高难度。综观国内外已有的社会资本研究，笔者首先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已有经验性研究中的测量指标进行分类讨论，并指出测量指标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旨在推进当前社会资本研究。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文献概况 (一) 西方学术界的社会资本研究

托克维尔1830年代提出民情和社团参与对美国民主的意义，1910年代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强调社会交往在教育和社群生活中的重要性，成为首位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研究对象的学者^[2]。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论述美国大城市存亡时指出邻里关系网络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3]。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在分析种族收入差别的原因时，论及在家庭和社区组织中存在着作为社会结构资源的社会资本，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为个体人力资源发展以及社会化提供了条件^[4]。1986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rdieu)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明确提出了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概念，“社会网络成员或集体拥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总量，这些资源与成员拥有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是特定群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财产，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5]。

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引入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定义，明确提出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方面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性资源”，其功能在于为结构内的个体提供便利^[6]。并首次对个体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的操作化处理，随后社会资本的量化研究日盛^[7]。1993年普特南在其《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首次从宏观角度将其推向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等领域，强调社团参与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及社会规范的作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Web of Knowledge中搜索标题为“social capital”的文献条目可以看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资本”研究持续升温。这一时期正是人们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及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导向的研究方法，并强调制度及文化因素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将信任及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引入经济发展及政治秩序的传统研究中，成为文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研究范围包括人际网络与政治参与的关系^[8]、经济发展、政治秩序，集体行动^[9]、教育发展、公共环境以及职业健康等，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环境学等学科领域。

(二) 中国学界的社会资本研究

中国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分界线，在此前后“社会资本”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5年之前，“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在此“社会资本”是与“个别资本”相对的概念，由许多独立发挥职能的个别资本所组成，包含个人消费和与此相适应的简单商品流通。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中心任务在于阐明社会产品各部分在价值和实物形式上能否补偿当年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即阐明社会产品实现的条件^[10]。在此，社会资本更倾向于经济学研究所讨论的社会产品生产中价值的保有与增殖。

1990年代初期“社会资本”的概念开始突破马克思主义社会大生产的内涵，零星地出现一些对国外社会资本的译介，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指的是“基础设施”^[11]。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社会资本”也被用于国有企业改革，指利用现有国有资本，吸纳社会融资，解决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依靠国家和银行所不能解决的资金短缺问题^[12]。1995年之后，作为“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研究在中国出现，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关注私营企业的发展、农民工的流动以及下岗职工社会资本与再就业机会。

目前，作为融资渠道的社会资本和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共存，但后者的发展势头日盛，包括了西方社会资本研究的译介和综述，同时这一概念也被用于分析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同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社会资本”为篇名的4 808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学科分类如表 1所示。

表 1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资本研究的内容是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和规范，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民工、大学生、企业家、企业、村庄以及城市社区。对社会资本作用主要强调其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就业、公民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从学科分类上看，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 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分类

大量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表明，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概念，在不同的研究情景中其内涵和测量指标各异。但总体来看，大多从研究的内容和层次角度出发定义社会资本。

在研究内容上，Nahapiet & Ghoshal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决定了摄取多少资源；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认知维度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在组织内还包括默会知识(语言的通用程度、价值观的相似程度)等^[13]。也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和文化两个方面^[14]，或者是Anirudh Krishna和Norman Uphoff所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15]。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或结构型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拥有者的网络关系，在规则、程序和先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包括了相关联系和活动的参与范围和强度；社会资本的文化方面或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资本拥有者中的无形的规范、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相较于结构的可视性和易于观察性，文化或认知型社会资本内嵌于个体或组织之中，难以观测。笔者认为“关系”在实际测量中很难与“结构”精确区分，因此可并入结构维度之中。

根据社会资本研究对象的层次，学界的分类包括个体和集体的二分法以及微观-中观-宏观的三分法。前者以科尔曼、波茨(Aleiandro Portes)以及中国学者赵延东和罗家德为代表^[16]，科尓曼最早按社会资本是为个体还是为群体带来回报，将其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群体社会资本^[17]。波特斯等人认为，微观(外在)社会资本产生于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是一种嵌入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的资源，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在资源；宏观(内在)社会资本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表现为群体内部的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18]。

三分法以布朗(Thomas F. Brown)为代表^[19]，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Adler and Kwon依据资源的来源，在波茨的内外社会资本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外兼顾的社会资本，指介于微观个体和宏观国家之间的中观社会资本^[20]。笔者认为虽然中观(内外兼顾)社会资本与宏观(内部)社会资本都具有相对于个体资本的团体性质，但二者又有不同。相对于宏观社会资本强调团体内部的互惠合作关系、信任关系、成员所共享的组织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念等，中观社会资本也侧重于组织具有的外部联系^[21]，因此，可将其分为微观(个体的)社会资本、中观(团体的)社会组织，以及宏观(共同体的)社会资本。

我们借用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从内容和层次两个方面建立表 2，以明晰当前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不同研究对象及其所造成的混乱。

从微观结构层面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主要讨论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即处于网络结构中的个体如何获取和使用网络资源，包括资源以及可以提供资源的结构。如洛瑞(Glen Loury)从个人社会资源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个人社会关系中的那些能促进或帮助个人在市场中获得技能或其他有用价值的资产”^[22]；波茨从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出发提出社会资本的“组织嵌入论”，即“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获取和运用稀缺资源的能力”^[23]，格兰诺维特(Granoveter)、林南和边燕杰也从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出发，提出社会资本埋藏在社会网络中，是活动者为了其利益可以接触和使用的资源^[24]，包括了“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25]。伯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强调网络结构中由位置(即“结构洞”)带来的社会资本^26]。在此，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既包括了个人可以接触的潜在社会资源，也包括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可以运用的社会网络资源。

虽然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但也指出微观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含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等^[27]，武考克(Woolcock, M.)也认为存在于个体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源也包括能带来互惠的信息、信任和规范^[28]。然而，从整体研究文献看，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中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文化方面关注比较少，而且信任、规范与惩罚等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存在，将其作为个体社会资本有失妥当。

中观层面的研究更侧重于某个区域或某一团体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可促进其发展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组织内社会资本和组织间社会资本，前者是支配特定区域或团体内包括信任、互惠等影响人们行动的整体准则，以及团体成员的相互关系；后者包括组织之间通过互动建立的以互惠和平等的规范为基础的责任和期望，以及与外部相关方存在的潜在收益的关系网络形态。

宏观社会资本概念以社会为中心，主要讨论整体层次上社会网络资本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如普特南的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作决定民主制度绩效的关键变量，是“社会组织中诸如人际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之类的一些共同特征，它们能促进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协同合作，并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29]。福山的研究更突出了社会资本的文化维度，强调社会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包括诚实、互惠和信任，其中信任尤为重要，高信任度的民族更容易发展合作关系和规模经济，有助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30]。世界银行在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黏合剂，是存在于社会组织中的能促使人们协调一致以实现预定目标的那些规范和社会关系^[31]。

从总体看，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在目的性行动中可以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其嵌入某一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获取其他主体的合作、信任以及声誉等的途径，社会资本的拥有者既可以是微观层面的个人、中观层面的社区或社会组织，也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重点是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结构网络中的个人如何获取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提升个人职业和社会地位，以及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以及对企业家个人收入的影响；以中观团体或宏观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重点是组织内成员构成了何种形式的组织联系(包括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团体的频度和强度)，以及在这种联系中成员形成了何种心理特征(信任、互惠和合作关系)，从而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可以是社会网络、规则或规范、社会信任或为行动者所用的社会资源。狭义的社会资本只是对某一方面的考量，综合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则纳入了对宏观、微观以及结构和文化的考虑。

三、 社会资本的分类测量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经验研究概念，其定义的操作化处理及测量指标的建构尤为重要。然而，学者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局限于不同的层次、侧重于不同的内容。因此，虽然当前社会资本的研究日盛，但其概念的有效性仍受到学者质疑。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指标体系，本文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概念的测量进行讨论，力争分析各种测量指标背后的共通之处。

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强调其对于个人的目的性行动的功用，其测量侧重于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包括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状况和在实际情形中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指标有个人关系网络的潜在规模、特征(网络的异质性、关系人的具体特征)以及有效性或可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具体的测量方法有基于定名法的朋友网和讨论网、基于定位法的职业网和拜年网以及“饭局网”^[40]。

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以及管理学中的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家族企业，测量指标多为包括结构和文化因素的综合研究指标。其中结构维度的测量指标包括：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包括邻里关系、家庭和朋友的联系)、社会支持(包括合作关系)；文化维度的测量指标包括：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区凝聚力(包括对差异的容忍、共同愿景)和社区归属感^[41]。

企业社会资本是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其测量指标仍有较大的争议。以Nahapiet和Ghoshal的指标体系为典型。包括结构维度的网络关系：如企业与外部财务机构的关系；以及文化维度的信任(如商业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共同愿景(企业各部门的共同目标和愿景)^[42]。边燕杰等从社会网络尤其是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入手分析中国企业的发展，用企业法人代表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43]。刘林平在此基础上将关系网络的交易成本也引入进来，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中，是企业建构其关系网络的交易费用，不包括与企业内部员工的组织关系^[44]。而乐后明和武博则强调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是重要的企业社会资本^[45]。尉建文从组织层面和群体层面上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前者将企业看作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的特征；后者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员工的内部信任及其在人际网络中的位置^[46]。韦影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企业社会资本包括了内外部的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3个维度的6类联系^[47]，是企业社会资本测量中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

帕特南将托克维尔对民情的强调进行了实证化，在其之后，宏观社会资本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在政治学研究中，主要强调公民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与民主政治、宏观制度绩效、公共政策执行、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也包括了结构和文化两个方面，但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差别。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更倾向于结构方面，即参与社会团体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协会和体育运动的普及率和公民读报率)以及公民政治行为(全民选举中的出席率和特别支持票的投票率)。这种测量受到诸多质疑，如将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概念相混淆。福山和怀特利(Whiteley, P. F.)等则更侧重于社会资本的文化维度，甚至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48]。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设定信任量表与参与量表，测量个人对制度、陌生人和熟人的信任；个人对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

世界银行在对全球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开发出了系统的测量工具：A-SCAT (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也包括了组织联系、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等结构维度的指标和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规范维度的指标^[49]。并利用这些指标实施了大量项目旨在开发和构建社会资本。但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格鲁特尔特等在世界银行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本测量的整体问卷(the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SC-IQ)，也包括了群体和网络、信任与团结(对邻里、陌生人、政府各部门的信任情况)、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社会凝聚与整合，以及赋权和政治行动^[50]。这一测量虽然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内容，但却将社会资本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当前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一是测量某一团体在某一时期的社会资本总量，二是将社会资本作为因果关系的某一端，测量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测量的指标体系与测量对象密切相关，针对不同社会资本分类，测量对象也主要围绕着不同方面展开：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及家庭的收入状况、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网络位置、社会关系强弱、交往频率等；中观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可通过组织内部关系、组织信任、规范、组织归属感以及组织外部的联系、组织内核心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指标予以测量；宏观共同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用社团密度、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等指标测量。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各个层次是相互关联的，故各层次的社会资本相互渗透^[51]。当前关于综合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将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测量进行结合的倾向，尤其是大型的综合类调查，往往使用综合的指标体系，如世界观、价值观等大型调查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涵盖了个人社交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市民规范三个方面。

四、 社会资本测量有待解决的问题

综观以上分析，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指标具有很强的情景性，往往与使用其中的现实情形和层次紧密结合，因此我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各种操作化的讨论及其有效性和可信性的评估，都必须依赖于对被应用于其中的环境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由此笔者认为，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存在着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一，概念和测量指标的分散化与综合化。从社会资本的分类看，社会资本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及结构和认知两个维度。在实际研究中，学者往往专注于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维度。总体来看，社会学的研究更关注于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形成及运作，而政治学者的研究侧重于组织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经济学的研究强调微观理性个体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并实现合作，对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都有涉及。这些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在实际模型中，社会资本的多维要素往往没能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并未作为独立的变量进入研究者的分析模型。因此，不同测量维度之间如何进行联结，组织内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本如何跨层次转化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如何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其有机联系起来，是社会资本整体指标体系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界当前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社会资本指标的综合化。

第一种方法是将社会资本的综合指标分为不同的子项，并按结构和文化两个部分对其分别测量，之后运用统计方法合成社会资本指数。这种方法将社会资本不同类型纳入特定研究之中，可以全面测量社会资本，而且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社会资本总量的测算更易于进行比较研究。但这种综合的方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造成信息的流失(如在不同的社会运行阶段以及目标达成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不同子项的差异没能反映出来，社会资本各子项之间的互动也被忽略)，在综合成社会资本总量时各子项指标的权重分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会导致不同的测量结果。而且社会资本的测量一般在个体层面进行，通过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源，并将个人的变量值汇总、平均之后形成总体社会资本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组织的特征指标。这种方法虽然克服了社会资本总量测量中的问题，具有可行性，但其精确性受到质疑^[52]。因此，尽管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建立社会资本的综合指标体系(包括社会资本的总体参照系、子项参照系和权重比例等)是社会资本测量的首要工作，但由于存在以上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且工作量大，致使至今学术界尚未大面积开展这项工作^[53]。

第二种方法是分离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和结构维度，利用某一维度的指标作为总体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资本中普遍信任和民间参与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是社会网络以及嵌入网络中的资源的派生概念，因此，用社会网络代替社会资本。边燕杰认为，网络差异与社会资本问题指标有近乎同等的解释力^[54]；但马得勇的研究则强调社会资本的观念内涵，而非其结构内涵^[55]。这种用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代表总体社会资本测量的方法并没有被学界广泛接受，也没有达成共识，但值得反思。

其二，概念和测量指标的本土化与标准化。学界关于是否存在全球通用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存在着争论。一方面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在全球共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因此应建立一套标准的测量指标体系以便进行跨国比较。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是更侧重于文化意涵的概念，因此其测量必然与其使用之中的文化情景相一致。中国有着和西方显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底蕴，社会资本作为源于西方的概念能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如何运用相关测量工具做本土化调适，对社会资本的有效测量十分必要。如由于中国的志愿性社团组织不发达，且大多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与西方以某些公共议题为中心自发组织的志愿组织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以参与地方性志愿组织作为测量社会组织网络的因素可能存在信度和效度问题^[56]。在个体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学者做出诸多尝试来寻找本土的核心网络，从西方的“讨论网”、“互助网”和“朋友网”，到林南为代表的“拜年网”和“最大宴席网”^[57]。在对社会信任的测量中，中国学者更强调中国的差序信任格局，而非以某一题项作为测量总体社会信任的唯一指标。因此，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设计应在总体框架内，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并允许指标的本土化。当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不同的情景中时，如何与不同的文化背景相融合，以及能否得出与西方相同或可比较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其三，测量方法的科学化。社会资本概念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其测量方法的多样性和集成性。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可分为质化和量化两类。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和深度访谈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有助于了解社会资本的内在特征和结构，有助于进行测量问题的设计和深度剖析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量化方法则包括了问卷调查、试验方法等，大规模样本的问题调查是数据搜集的主要方法，但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一的问卷调查方法可能存在各种误差及其对心理机制测量的无力，因此，开始使用有效的、现场可控的实验方法，如设计“囚徒困境”博弈，考察在这些博弈中合作博弈出现的频次，或利用归还丢失钱包的实验，观察个人行为中的社会信任。成本是量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测量指标应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尽量保持简洁性。将量化分析和质化分析进行融合是测量社会资本的必由之路，但其操作难度仍需在实践中进行克服。

五、 结语

社会资本概念将结构和认知涵盖其中，具有极大的包容力和解释力，几乎任何学科和问题都可以与其联系起来，找到一种“社会资本”的解释范式。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的测量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其有效性。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是否需要及如何发展出有效的跨文化测量指标体系，将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的社会资本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各国、各地区都能接受并涵盖社会资本所有维度的测量体系，是进一步开展社会资本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致谢 感谢南开大学马得勇老师和浙江财经大学裴志军老师提出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