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渐趋重视，有关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少成果，论著逐年增加，但也存在诸多缺失。主要是：有思维固化的现象存在，多受“国共对立”等内战思维基础上的结论束缚，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突破思维定式，以全球视野来深化研究，开拓研究领域，进而提升水准境界；很少对抗战大后方作整体研究，研究某一领域、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多，研究细节的多，有碎片化的倾向，很难彰显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难以构建对中国抗战史的总体认知；习惯于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若干理念套用于大后方研究领域，使独具特色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淹没于抗日战争史宏大叙述中，而忽视了大后方历史的独特个性；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成果多呈现于史实层面，局限于学术的圈子，而缺乏从中揭示历史规律的视野，缺乏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进上的运用，在国民抗战历史教育中的运用也有待加强。

简言之，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诸多基本问题，包括抗战大后方的概念、地位作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对象、研究价值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还没有进行系统梳理和学术规范。因此，与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相比，抗战大后方研究任重道远，需要从基本问题做起。这对于促进中国抗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以至于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秉持科学性、整体性、独特性、时代性的理念，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并期望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基本内涵

中国抗战大后方(以下简称“大后方”)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①。

①本文是作者对“抗战大后方基本问题”的第一次集中论证。对其中提到的“抗战大后方”概念，作者在《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中有所涉及。在写作本文时，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作者对于“抗战大后方研究基本问题”的完整认识，因此仍保留了“抗战大后方”概念这个问题，但只作简要阐述。

长期以来，涉及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论著不少，但真正有价值的不多，对“抗战大后方”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没有形成共识。多数学者或者是从“国统区”的政治性视角，或者是从“西南”、“西北”等地理性视角进行研究，很少将“抗战大后方”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给出科学的内涵^②。

②关于“抗战大后方”和“抗战后方”这两个概念，是何时由何人提出的已难以考证。其中“抗战后方”的概念提出较早。在抗战爆发以前和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的文献中，没有查到“大后方”的表述，“大后方”比较多地出现在报刊文献中，是在1940年以后，如《建国月刊》1940年第2期发表署名子明的文章《今日中国的西南大后方》，《经济周报》1941年第11期发表署名孟宪章的文章《迅速跃进中之大后方采金业》，《大众生活》1941年第22期发表的《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信号》，等等。在政府官方文件中，极少使用“大后方”的表述。相反，中国共产党编印的文献却比较多地使用“大后方”的表述，如1943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摘录编印的《大后方生活相》，1944年抗战日报社编印的《大后方舆论》，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所谓“大后方”或“后方”，是与“前线”、“前方”相对应的概念，是在战争中专指远离战线的地区，包括后方地域及其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建设与发展和对战争的支持、支援力量。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1]。因此，“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便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在抗战时期的文献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抗战大后方”与“抗战后方”的表述基本同义，“大后方”只是强调其后方地域的广大而已。

与“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表述相关的概念还有“西部”、“华西”、“内地”、“国统区”、“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等。其中，“西部”、“华西”和“内地”是地理概念。“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则主要强调其国防意义。“国统区”是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指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抗战胜利后开始使用。

从价值角度看，“抗战大后方”属于国防战略的范畴，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抗战大后方是与战区、沦陷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后方确实是抗战时期“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或“民族复兴的基础”。从空间角度看，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战略后方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地区(四川、重庆)、拓展地区(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③。从时间角度看，“抗战大后方”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域空间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动。

③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空间地域，当时即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后方大致即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藏和西北的陕甘宁青疆共10省区(陈长蘅，《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财政评论》1940年第3卷第11期)。国民政府的相关文献中，也有后方15省(《中国战后之粮食问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84页)和后方20省(《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40页)的说法。

二、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对象

抗战大后方研究对象是指抗战时期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艰难历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这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核心问题。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显示出“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2]的民族意识。国共合作既是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中心，又是其他政治势力的愿望。因此团结抗战是两党的最高利益，而维系两党合作则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在政治上斗争，军事上摩擦，甚至出现皖南事变那样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亡的重大冲突，但都没有导致国共分裂，这说明国共的团结合作始终是这一段历史的主流。国共因各自纲领和追求目标的差异必然使两党合作道路上充满荆棘，但这种合作的艰难更能说明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相忍为国的不易和伟大。

抗战大后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无疑是研究抗战大后方的重点和核心。

(二) 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

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为国际、国内所认同的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执政党。大后方是抗战时期由国民党及其政府直接统治的区域，把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题中之义。

对抗战大后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研究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不能既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又否定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这样做会形成一个逻辑的悖论：一个腐败、落后、妥协、投降的政府，最终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这一伟大而正义的历史性胜利。这种结论既无法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又使八年抗战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有必要以新的思维和理念开展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研究，“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价重庆国民政府对抗战的参与和贡献”^[3]。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曾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2]这不仅肯定了中国国民党的抗战业绩，并首次把中国国民党排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前面，这不仅仅是一个顺序的简单调整，更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历史负责的胸怀。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除国民党以外唯一拥有武装力量的政党。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与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是既有同一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就内涵和外延而言，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应包括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但在具体作用的表现形式上又有其特殊性。

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中共在大后方的活动以政治活动为主，其实是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相结合，彼此心照不宣。因此，在研究大后方历史时，不能只研究国民党及其政府，还要研究中共；在研究中共党史时，不能只研究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其控制区域的活动，而应当也研究其在抗战大后方的作为。因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抗战大后方，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表述，是笔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第一次提出来的，其源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对延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表述。长期以来，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分为8个部分：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二、红军长征到陕北；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四、八载干戈仗延安；五、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六、窑洞大学育英才；七、自力更生奏凯歌；八、延安整风铸党魂；九、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十、转战陕北、夺取胜利。经过“一号工程”的改造，200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建成并开放后，其基本陈列调整为六个部分：一、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二、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三、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四、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五、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六、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其中将延安定位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关键。据报道，这一陈列大纲和陈列方案，先后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充分论证、反复修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视察，做出重要指示。2006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批通过了陈列大纲和方案。(见2009年8月25日延安日报：《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精心打造时代精品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延安革命史陈列布展纪实》)笔者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延安及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的新表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民族的宽广襟怀，使这一研究达到了新境界。这也反映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的心声，故作上述表述。

政治上，中共坚持抗战到底，努力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这是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发挥的主要作用。在这方面，中共主要是通过南方局及其统战组开展工作。经济上，中共在南方局专设有经济组，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经济资料，团结工商界朋友，开展工商界统战工作，壮大了进步力量。军事上，中共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实践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总方针，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同样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文化上，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大后方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公开平台，推动和领导抗战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保存了民族文化精英，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使“抗战、团结、民主”成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为抗战胜利凝聚了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外交上，中共在大后方卓有成效地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秉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开始了与美军的接触，配合了美国对国共纷争的调停，作为中国的一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营造了有利中国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

同时，中共当时在大后方的许多工作处于秘密状态，史料保存不易，需要发掘，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需要考证研究。对南方局研究的论著正日趋丰富，但在研究思路、理论框架、原始资料等方面仍需继续深入。

(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是研究和理解中国抗战特殊性的钥匙。抗战大后方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区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大后方研究的主题和主线。因此，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研究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既要研究中共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也要研究国民党及中间党派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今天的研究尤其要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不必纠缠于党派纷争。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共在变，国民党在变，中间党派也在变。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演进过程，我们对其的研究也要用动态的思维予以观察和分析。

(五) 日本侵华对大后方造成的深重灾难

日本侵华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也包括对抗战大后方造成的灾难。但是，学界的研究对日军在大后方的暴行明显忽略。正因如此，对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的研究，成为近些年抗日战争研究进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4]。

与对沦陷区、敌后根据地造成的深重灾难相比，日本对大后方造成的深重灾难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特点。这种灾难是直接与间接相结合，以间接灾难为主。直接的灾难如日军对重庆长达近7年的大轰炸及对其它城市的轰炸所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⑤，间接的灾难如大后方民众为躲避日军侵略所形成的难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因此，研究日本侵华对大后方造成的深重灾难，既要重点研究如日军战略政略轰炸对大后方民众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也要研究日军侵华对大后方民众造成的精神伤害。

⑤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始于1938年2月，止于1944年12月，共6年10个月。见周勇.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六)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互动关系

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是正确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的前提。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这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早在二战最为艰难的时刻，盟国的领袖对中国的作用就实事求是地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罗斯福曾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5]。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丘吉尔都有类似论述。

但如果深入考察抗战胜利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抗战历史地位作用的评价，就会发现上述认知并没有一以贯之。从美、俄(包括前苏联)、英等国看，其主流学界对中国抗战历史地位作用的评价与当时其领导人的评价有较大差距，即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后来主流学界的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同。英国牛津大学米德教授在他著名的《被遗忘的盟国》一书中就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6]。这就凸显了研究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互动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盟国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复杂的，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乃至战后国际格局、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联系最紧密、最复杂的时期。厘清这种复杂关系是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中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统帅部所在地。这里是战时中国与世界的联接点，是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指令的发出地，是战后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命令的下达地，是中国受降将领和部队的出发地，是台湾光复的决策地和收复台湾的中国使团组建地与出发地，也是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的组建地和出发地，以及废除中国与美国、英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签订地。总之，离开了大后方，研究中国战时外交、研究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互动关系，就无从谈起。

当前研究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要特别突出利用西方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客观结论。

(七) 大后方在抗战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所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给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并影响深远。

政治上，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这对国共两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抗战结束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又造成了严重伤害，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需要认真总结。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均对其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出现了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如国民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推行新县制、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措施和活动；如中共在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国家领导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阶梯；如大批沿海企业的内迁改变了战时中国的生产力布局，特别是给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带来了巨大变化，对重庆城市发展乃至建国后城市地位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为维持抗战，国民政府主导了对西南西北的调查和局部开发，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可资借鉴；如因战争造成的高校内迁和人口流动对改善大后方教育，提升其人文素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地各族人民在交往中的相互了解、相互融合，促进了民族团结；各个地方社会习俗的交流、碰撞，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各类文化精英聚集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大后方城市，产生大量优秀的文化作品，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

(八) 大后方各族、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研究需要研究主流，也需要研究支流。“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历史，如果认为只研究国共两党就够了，不注意其它政党、其它社会势力，那就会像是只看到主干看不到枝干，只看到主流看不到支流一样，是片面的。”^[7]目前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资料丰富、影响较大的政党、派别、社团及人物，对不少因资料散逸或在政治舞台幕后或处于基层的群体研究还相对欠缺。抗战大后方研究应当把这些群体和人物纳入研究视野，这对于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凝聚民族共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 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 1. 抗战大后方是战时国家政权的地域依托，承载了战时首都重庆，发挥了唯一合法政府的重大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新建构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系、军事动员体系、外交体系。国民政府仍然是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尽管汪伪“国民政府”自命为国家政权的“正统”^[8]，但收效甚微。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始终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抗战大后方就是战时国家政权的地域依托和合法性政治象征的承载基础。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因其国家政治象征的标志性地位，而遭到了日军长期的战略轰炸。日军对重庆进行无差别滥炸，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罕见。这一时期，亚洲战场上只有中国单独对日作战，在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大片国土沦丧，绝大多数大中城市被日军攻陷，唯有重庆巍然屹立，使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一壮举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9]。同时，重庆也是中国战时外交策划、实施的中枢。中国战时国家政权始终在抗战大后方存在，这是国家合法政治象征始终屹立的根本标志。

依托大后方而存在的国民政府是领导中国正面战场抗战，打击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力量。没有大后方地域的承载，国民政府就丧失了统治的依托，就不能以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的身份坚持抗战。如果抗战大后方丧失，国民政府就会沦为流亡政府，自顾不暇，更遑论领导大后方人民坚持抗战。

2. 抗战大后方是正面战场抗战的军事后勤基地，支撑对日作战，直到最后胜利

“兵民是胜利之本”^[10]，军队兵员的补充直接来自于人民。抗战大后方是正面战场兵员补充的后方基地和慰藉抗战将士的后方家园。经过第一阶段抗战后，国民政府兵员损失惨重。为保证军队员额得到补充，抗战大方人民提供了大量的青壮兵员支持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出兵30多万、广西出兵30多万。而四川一省(不含西康省)在抗战期间提供的壮丁人数就超过257万，占同期全国实征壮丁人数的18.36%。这一时期，四川将士伤亡64万余人，约为全国伤亡将士的1/5。正是这一壮举，才有了“无川不成军”的盛誉，足见大后方对抗战胜利贡献之巨^⑥。

⑥参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M].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 1982；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

抗战大后方为正面战场提供军事物资补给，是正面战场抗敌前线的军事后勤基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大量兵工企业内迁，抗战大后方承接了中国军事工业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军工体系，支撑了抗战危局。如果没有大后方的兵工生产，在国际通道基本被封锁、外援极少的情况下，正面战场将陷入弹药断绝的危险境地^[11]。

国民政府利用内迁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工业技术和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有利条件，在落后的西部地区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工业基础，工矿的内迁也带来了沿海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生产要素的优化，为抗战的长期坚持提供了经济支撑^[12]。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时措施，统一征收和支配粮食，以供军需民用。虽然其中存在不少弊端，但对支撑抗战、维持大后方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3. 抗战大后方为战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栖息的家园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没有中断，在经历了初期的损失之后，出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中国奇迹。抗战大后方为中国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战时十分难能可贵相对安定的栖息家园，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创造、高等教育的延续和科学研究的坚持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精英汇集于大后方，他们秉持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作生产了丰硕成果。不仅鼓舞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战，更有一批不朽之作，影响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抗战大后方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土壤。东部与北方的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内迁至大后方，保存了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基础，让文明薪火得以相传，更为战后中国的发展积攒了知识和储备了人才，甚至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许多高级人才^[13]。

(二) 抗战大后方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重大作用的政治舞台 1. 抗战大后方记录了国共合作、相忍为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如何维系统一战线，这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中共在大后方的活动主要通过南方局(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及各地办事处)实现。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14]。南方局坚持与国民党在谈判中求合作、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政治策略，很好的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方针政策，即使在国共合作处于破裂边缘时，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顾全大局，准确地把握了“相忍为国”、“斗而不破”的原则，维护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而言，它对中共南方局及第十八集团军各地办事处开展的各项活动，虽然有种种限制，甚至出现十分严重的摩擦，但总体上国民党及其政府为中共在大后方的正常活动提供了空间，这在客观上是南方局在大后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保障。

抗战大后方见证了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利益，克服矛盾、相忍为国的重大历史进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沦陷区人民保留了一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曙光到来的民族希望，也维护了中国独立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战时国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抗战从开始的同情到支持，最后走向全面的结盟。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抗战时期维护和争取国家、民族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也为世界其他追求民族独立的国家做出了榜样。

2. 抗战大后方为中间党派团结抗战提供了活动空间，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抗战时期，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中间党派聚集于大后方，空前活跃，大后方成为中间党派开展政治活动、成立正式政党或酝酿组党的重要区域。各中间党派积极参与社会动员，对唤起民众参与抗战、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批评，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做了许多润滑、协调工作^[7]。

3. 抗战大后方为战时民主政治提供了实践平台，推动了中国民主进程

抗战时期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存在及演变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国民参政会1938年夏设于武汉，秋迁至重庆，1946年迁往南京，共开过四届十三次会议，其中十一次会议是在重庆开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表达政见的场所，强烈表达了拥护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的意志，不断掀起抗日民主的热潮。

诚然，国民参政会并非“民意机关”，与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但较之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以及民初以来的“民主政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表现出进步性。国民参政会的存在及演变记录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艰难前行的历程^[15]。国民参政会促进了战时民主政治的发展，抗战大后方为国民参政会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实践平台。

抗战大后方也为各地方实力派、各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界爱国人士积极投身抗战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地域空间，发挥了凝聚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决心和意志的作用。

(三) 抗战大后方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 1. 抗战大后方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中国与英美等盟国商议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及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盟国军队作战，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中国战场则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成为盟国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在滇缅战场，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派出远征军与盟军共同作战，特别是为救援英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在第二次滇缅战役中，中国军队与盟军一道收复了日军侵略的缅北地区。为支援中国，美国筹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美军第14航空队，夺回了大后方的制空权，结束了日本飞机大规模肆意轰炸和平城市、排斥中美军队在滇缅战场战略行动的状况，在整个抗战期间击落日军飞机2 600多架^[16]，功不可没。1938年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以大后方为基地，抗击日军对中国领土尤其是大后方的空袭，作出了重大牺牲。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与盟军共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战区统帅部指挥中国战区盟国军队在亚洲大陆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南下的战略行动，支持了盟军的海上作战。

正是因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存在，中国战区才有了稳定的后方依托，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各项指挥职能才得以顺利实施，中国战区才能在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发挥支柱性作用。

2. 抗战大后方是维系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与世界关系的桥梁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外交的中心。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印度、荷兰、土耳其、阿根廷、瑞典、葡萄牙、波兰、秘鲁、挪威、墨西哥、伊朗、丹麦、捷克、智利、加拿大、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意大利(1938-1941、1945-1946)、德国(1938-1941)等2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大使馆或公使馆^⑦；美联社、路透社、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刊社，以及国际性反战机构都向重庆派出了常设机构。中苏、中英、中缅、中越在重庆建立了文化协会。

⑦Chinese Year Book 1937, pp.1292-1293; Chinese Year Book 1938-1939, pp.726-727; Chinese Year Book 1940, pp.799-800; Chinese Year Book 1943, pp.842-850; Chinese Year Book 1944-1945, pp.1127-1134; China Handbook 1943, pp. 875-876;Diplomatic Lists 1937-1945.转引自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诞生(英文，未刊稿)。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南方局外事组，与美国、苏联、英国等国使领馆及外交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广泛交流与合作。1944年5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推动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参观访问，成为西方世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冰之旅。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也进驻延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11月，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将军从重庆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17]。中共与西方世界的频繁交往，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使得中共有机会向西方盟国直接表达自身坚持抗战和建立民主中国的主张，展示了边区的真实景象^[18-19]。

中间党派也利用抗战大后方这个政治舞台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其中“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作用尤其突出。保盟1938年创建于香港，1941年迁到重庆，由宋庆龄领导。保盟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积极与主要盟国战时救济机构接洽，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物资和经费支持，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来自美国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机构。著名的援华人士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就是由保盟派出到抗日根据地考察和工作的。保盟还积极为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边区唯一的一台较先进的X光机正是通过宋庆龄的斡旋由史迪威派美国军机运到延安^[20]。

3. 抗战大后方是中国外交由屈辱走向平等起点的重要基础

中国的顽强抗战和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一系列成就提供了基础，而大后方则是它的地域基础。

抗战之初，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尤其是西方大国彼此的博弈中处境尴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开始赢得盟国的尊重和同情。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展开外交努力，美英两国主动率先废除了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约；在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以后，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和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签订平等新约。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21]。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努力为收复失地争取国际支持。开罗会议上，中国最终获得英美盟国对中国收回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正义要求的全力支持。会后签订的《开罗宣言》要求，把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从法理上保证了中国能在战后收回被侵占的领土主权。

这一时期，美英苏中四大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开始酝酿筹建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中国为此发挥了推动作用。中国参与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而且是提前签字的四大国之一。中国作为发起成员国之一，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直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和成立工作。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和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奠定了中国成为战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作为曾经长期受侵略压迫之苦的弱国，在筹建联合国这样的新型国际组织时能较自觉地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22]。战时中国的这些主张后来成为了联合国宪章中的重要原则。1945年9月28日，驻扎在大后方的中国军队第一方面军由卢汉主持，在越南河内代表同盟国中国战区接受了日军的投降^[23]。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国家地位重新走向国际平等地位甚至初步显现世界大国形象的开始。中国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从弱国的地位开始迈向了世界大国的行列^[24]。没有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没有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没有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从而对二战全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没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支持，也就没有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升。抗战大后方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战略支撑和外交上的政治依托，为中国战时外交成果的取得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价值 (一)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大政党。虽然在政治纲领、政治信仰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他们却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特别是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合作，对国家振兴、民族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通过各地保存资料的参照对比、梳理考证和重新解读，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真实；系统论证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总结梳理战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造成的严重伤害，进而充分认识“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的经验教训，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

(二)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化解两岸歧见，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抗战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既是两党求同存异、相忍为国，也是两党的智慧较量和实力斗争。国共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实现了民族振兴的转折，同时也对国共两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也与广大中间党派团结合作，努力争取实现抗日和民主两大目标，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党，为新中国政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初步得到国际社会的了解。中国国民党通过合作抗日，成功御敌、胜利还都。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以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认识这段艰难岁月的历史、成果、影响及经验教训，认清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有助于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历史认同，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构筑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石，排除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认知障碍。在此基础上，以史鉴今，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三)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可以全面展现中国战场的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的战场。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而且是东方主战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战后几十年来，中国和中国战场的地位作用被西方忽视了。

在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战时中国，就中国对二战的贡献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傅高义教授等倡导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已经开过四次会议就是一个创新的进展。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二战的结束功不可没”，“西方学术界应该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抗日战争”。牛津大学米德博士创办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最早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约100万日本军队，共发生了137次局部战事，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异”。“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战事会更加扑朔迷离，出现其他变数”^[25]。

这表明，只要把包括中国抗战大后方在内的中国抗战历史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审视，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观察，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重现中国抗战历史的荣光。

(四)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

抗战时期，日本陆海军主要航空部队对中国大后方进行了的政略战略轰炸，其中对重庆的轰炸长达近7年之久(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 妄图以此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仅重庆平民就有32 829名在轰炸中直接伤亡，灾民人数更达172 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⑧。史称“重庆大轰炸”。

⑧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以及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之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证人证言、英雄之城--大轰炸中的重庆、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出版社，2011等五部著作。大后方其他区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统计之中。

但是时至今日，日军的这一暴行并未受到审判，更没有受到法律的清算，这对深受战争侵害的大后方人民，特别是重庆人民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日本却仍有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基本事实，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缺乏对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害道歉和反省的诚意，进而质疑战后国际秩序。这就要求中外学界，要求每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全面系统地发掘和展示侵略罪证，深入研究日本侵略中国和亚太各国的历史，揭露日军罪行，戳穿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谎言，促使日本当局正视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维护得来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

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26]。历史表明，世界正义势力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最为无情和彻底的清算，其结果不是加剧了仇恨，而是使德国真诚道歉，然后赢得世界的尊重。这说明，“只有彻底清算，才有永久和平”。

(五)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

二战期间中美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中美两国大国关系的起点，是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和共同的历史记忆。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指出，中美“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7]。

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中美联合抗战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加强两国在抗战历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有的历史情感，联络中美两国人民的感情，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战场的地位作用，促使中美两国珍惜共同历史，共担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责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创造和平发展环境有重要意义。

(六) 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最基本的史实研究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总结出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没有客观、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缘由，也不可能对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作出中肯的评价。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坚持一党一派的立场，固守战场思维范式，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如今，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新兴力量的好奇，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能使西方世界对中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有利于中西方之间的合作与共赢。”这段话出自英国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对其研究项目“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介绍^[28]，这是很有远见的，更是值得赞赏的。

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更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着力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加强与西方主流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沟通，才能实现合作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