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批判时期的康德初步形成对上帝的反思，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力图把“上帝”、“存在”、“证明”等“还原”(restitute)^①，寻找一个真正符合“上帝”本性的答案；探求能够为“上帝”、“存在”作出合理解说的哲学基础，从而为批判时代的到来奠基。

①虽然康德先验哲学思想是胡塞尔的还原的重要来源之一，二者都主张用先验哲学还原事物的本质，胡塞尔的还原更注重于用直觉的方法，而康德力争在先验哲学的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思考，他认为以前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是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清造成。要想终止混乱状态，必须在先验哲学的基础上，使其还原至本来面目，从而让它们真正为人认识。之所以用“还原”，而不用“批判”，是因为康德认为“但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1版第3页)。批判是相对于一般理性而言，而对于一些概念，如“证明”、“存在”、“上帝”等则更确切地说是还原，这种还原立足于批判基础上，把这些概念还原至真实面貌，防止出现循环论证。

“还原”问题首先由胡塞尔提出。胡塞尔受到康德的启发，发展了“目的论的历史解释方法”，这种方法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还原”，而达到“还原”的基本路径是“中止判断”(epoche)，通过“中止判断”将间接的知识放在一边，直接面对直接知识寻找可靠的开端，防止转移论题，防止循环论证。康德认为前哲学家们常常把“证明”、“存在”、“上帝”当做探讨问题的边界，把这些当做自明的概念，所进行的论证都立足于感性层面，或者没有真正深入到理性层面，这样就避免不了循环论证。康德寻找证据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这些概念的“还原”过程，《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标志着康德开始对“上帝”进行系统论证。当人们把这些概念放到理性基础上进行分析时，事物的本质就显现出来。康德通过对“证明”、“存在”、“上帝”的“还原”，以追踪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一、 对“证明”的“还原”

以前的哲学家们力争证明“上帝”的真实“存在”，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明”，这些证明从原因出发、从结果出发、从世界出发、从存在出发、从自我出发等等。比如从自我出发，康德认为“思维着的我并不是一个如此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我是变化的，别的任何不存在是可能的”^[1]51。即使从世界存在结果出发也都是如此。再比如从存在出发，我们却没有弄清楚存在的概念而自认为它是清晰可变的，而且拿过来论证一切。康德认为以前的证明都带着我们一定能够证明的自信，并为此从各个方面搜集证据。然而集中起来也就三大证明：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论证明。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本体论证明。事实上这些证明并不可靠；“有时候，人们像在形而上学这样的科学中敢于解释一切，证明一切；而有时候，人们却只敢怀着畏惧和怀疑来从事这样的活动”^[1]28。

康德对以前的证明一一驳斥。“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时候，所有那些想把我们从他人的错误引入他们自己的错误的人，都是这种腔调”^[1]33。但康德否定的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而不是上帝存在本身。他要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还原。以前的哲学家们首先立足于证明，对“我能够证明”毫不怀疑，充满信心。然后为证明搜集证据，竭尽脑汁，可是总令人难以信服。康德则逆其道而行之，他要对“证明”予以还原，证明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能力证明？怎样证明？一旦深入到对证明的反思，便打开了哲学思考的新领域。“康德之所以都从先验的意义上来探讨它们，是由于面对当时的独断主义与经验主义，康德对人类知识的来源重新做了一次界定”^[2]3。“旨在指出人类理性的一种误用，并将这种理性认识能力引向正确使用的途径”^[2]3。

(一) 把“证明”还原为证据的可能性问题

康德认为最重要的是证据可能性，他这样做就能够做到把证明的可靠性前置，因为只有证据可能，才能够谈到证明可能性问题，否则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前人哲学家习惯于从现实出发，从结果出发，但是从结果出发能够得出它必然实存，而不能得出绝对必然的实存这种方式。康德认为上帝并不是惟一实存着的实体，我们并不从结果推导出原因，而是完全从绝对必然的东西出发认识存在者。而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据之所以成立，仅仅因为某种东西是可能的。据此所进行的证明完全可以是先天的。这种证明不能以现实的实存为条件，而是“从绝对必然性的内在标志出发”^[1]51而得出。但是从某种东西绝对必然地实存着出发，某种东西是其他东西的第一因是可能的；反过来从某种东西是第一因出发，只能得出“如果结果存在，则它也必然实存，却不能得出它以绝对必然的方式实存着这种结论”^[1]52。

(二) “证据”可能性的基础：自然知性

在分析证据的可能性基础的同时，康德对前哲学家和自己两种不同的理性神学进行界定。以前的神学建立在繁琐的推理之上，没有以“自然知性”为基础。二者虽然都是理性神学，但是基础不同，中世纪的理性神学建立在经院哲学基础上，这种哲学虽然也属于理性哲学的范畴，但没有对理性进行“深刻的形而上学研究”。学者到处证明，寻求精确的概念，利用各种规则，试图达到证明的完善，结果却难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没有对理性的根基进行分析，对理性的本性没有深刻的把握。比如在考察“上帝”的概念时，应该把它交给一般的“自然知性”。“自然知性”知道“这种证明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作出的，但是人们还是不得不试图作出这种证明^[1]28。可是在康德看来这是“形而上学的无底深渊”。沿着这条路，我们不可能得到什么好结果。

(三) “证明”的发展方向：关注整体

康德一开始就力图从整体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关注着尝试的整体，通过考察尝试的主体的部分与一座出色的大厦所能够具有的关系，这一类的证明才算真正的证明，而那些仅仅盯着一个个的小部分，却不顾整体的判断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真正的证明应该把它们交给“自然知性”，也就是回到所谓的人的认知能力。“天意并不希望我们那些为了幸福而极其需要的认识建立在繁琐的精巧推理之上，而是把它们直接交给一般的自然知性”^[1]28。这位监管人“对争议双方的理由都予以考虑，在思想上设身处地为提出这些理由的双方着想，发现这些理由都非常有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然后才认定自己赞同哪一方”^[1]30，这样一来，意见分歧就会少得多。研究者们就会很快统一到一种尽可能地为对方着想的道路上来，这才是公正合理的态度。

(四) “证明”的艰巨性

康德认为目前还不能证明，证明可能是后人的事情，但至少这种证明还从未被人发明出来，他本人虽然做了思考，但他所提供的也不过是一种证明的证据罢了。但这并不是证明本身，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所做的思考只是未来哲学家在找到规则后建造大厦的“建筑材料”。康德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清晰地指出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我常常只是提出证据，并不自以为现在就能够清晰地指出它们与结论的联系”^[1]29。“就像我并不想得知我所提供的东西被视为证明本身一样，对我所使用的概念的解析也并不就已经是定义”^[1]28。这些概念是“事物的正确标志”^[1]29，它们自身具有“真实性和清晰性”。

1763年的康德还没有系统地形成先验哲学思想，但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证明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时自认为证明问题能够解决，但要靠一辈辈的努力，因为“这座大厦”不可能一蹴而就，仓促得出结论的证明没有证明力。这种由证明的自信到证据的可能性反思就是系统先验哲学思想的前奏。

二、 对“存在”的还原

“我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研究，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一个开端’等等。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我转到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似乎与它自身矛盾这种怪事”^[3]242。虽然出发点不是上帝存在等问题，但是在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康德又回归到对存在问题的探析。同样地以前的哲学家们并没有对“存在”作出严格的区分，上帝“存在”成为一种信念。“因为信念完全是感性的，从而是非常生动的，受人欢迎的，据此也是通常的知性的易于领会的。”^[1]73所以在他们看来，上帝存在、三角形存在、金山存在与尤里·凯撒存在等等一样，其中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存在”问题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纯属多余，因为他们把存在视为再清楚明白不过了。但是在康德看来，正是由于“存在”才产生一系列的纷争，这个概念作为哲学的表述才会产生歧义，“这一方法并不足以说明就是哲学的，而且还经常阻碍哲学认识的传播”^[1]74。

康德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定性，上帝也不例外。尤里·凯撒具有许多规定性，包含着身高、体重、视觉等等，甚至还有时间和地点，但是尤里·凯撒仍然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最高存在者”给予这个世界所有的谓词，但“最高存在者”在对事物进行表象的时候，实存并不包含在内，在对事物认识的时候，它能够认识所有的谓词和规定性，但把它们仅仅当做可能的事物。对于事物来说，它不缺少任何谓词。实存的问题仍然由“最高存在者”决定。如果实存它们也不多包含一个谓词。所以对“存在”意义的混淆使人不能够看到上帝的真正本性，必须对存在进行还原，要让存在回归到人的实践理性上才能够看清楚存在的意义。

(一) “存在”不是一个谓词

到底何为“存在”？如何理解“存在”成为问题的关键。首先康德认为“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后来他改为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这样显得更为准确)，用存在表述事物根本就不能给事物增添任何的规定性。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表述，这种表述作为日常用语仅仅是为了使人理解方便，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成为一种准则的话，将会在哲学范围内产生歧义。因此，在普通用语中，与其说“存在”是事物自身的谓词，不如说它是人们关于该事物思想的谓词。所以说“独角海兽实存”不如说“某个实存着的海洋动物具有我在独角海兽身上所设想的全部谓词”^[1]34。

(二) “是”不能推出“存在”

“是”与“存在”的关系是个难题。以前哲学家认为“是”与“存在”是一回事，或者由“是”可以推出“存在”。康德认为，“是”的概念仅仅表示两个逻辑概念之间的关系，“上帝是全能的”只表示“上帝”与“全能”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至于上帝是否“是”，是否“实存”，则没有设定，因此不能够由“上帝是全能的”中的“上帝是”推论出“上帝存在”。“如果说‘上帝是全能的’这一命题是真的，因为上帝概念是与能力的无欠缺相一致的，那么‘存在着上帝’这一命题则‘像任何实存性命题一样是综合的’”^[4]271。

所有的谓词与其主体的关系都绝不表明某种实存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必须已经被“假定”为实存的。“上帝的存在必须直接属于他的概念如何被设定的方式。因为在谓词自身中是找不到他的存在的” ^[1]36，“上帝是一个实存着的事物，那么，这似乎是我表述了一个谓词与主体的关系。然而，在这一表述中还蕴含着一种非正确性。准确地说，应该是某种实存着的事物是上帝，即一个实存着的事物具有我们借助上帝这一表述所表示的全部谓词。这些谓词是与这个主体相联系被设定的，但事物自身连同全部谓词都被无条件地设定了”^[1]36。因此上帝存在是一种设定。“肯定或设定的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与是的概念完全是一回事”，“倘若不仅仅是这种关系，而是自在自为的事物本身被看做是被设定的，那么，这个是也就无异于存在”^[1]35。

(三) “存在”的根基在先验哲学

头脑中的一百元与口袋中的一百元不是一回事，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物自体的存在和现象界的存在也不是一回事。物自体范围内的存在是一种悬设，不在我们的认知范围，而经验界的存在则是一种实存，一种“绝对的肯定”。“存在是对一个事物的绝对肯定”^[1]35，“独角海兽实存，而独角陆兽不实存”^[1]34。为了说明命题的正确性，我们不是在概念中寻找，在概念中寻找只是一个分析命题，在这里人们只能找到可能的谓词；可是人们要在认识的起源中寻找，比如有人说我见过独角海兽，那么这就成为一个综合命题。而上帝存在，我们没有在经验中看到它，而只是在概念中认识它，那么存在就只是一个可能的谓词，既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由于我们的知性能力有限，认识的对象的本性不允许超出认识能力范围，一旦超出范围，我们就不能够对事物的概念进行分解。对存在的解释就是如此，解释清楚的前提是对我们的知性能力进行分析，这是先验哲学思考的主题之一。

三、 对“上帝”的还原

通过对“证明”、“存在”的还原，康德对上帝的阐释也会达到更深的层面。他立足于先验理性，把有血有肉的上帝请下神坛。使上帝还原为理性的设定，以及种种目的和完善性的根据，乃至一种不可知的超越的纯然的对象。

(一) “上帝存在”是一种道德的设定

“不是神学道德，因为神学道德包含着预设一个最高的世界统治者的存在的道德法则，与此相反，道德神学是对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的存在的信念，这种信念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1]184。

在概念层面上，我们在讨论主体的时候就已经对主体进行了设定。比如我们想到张三这个概念，就会对它的形象、声音、行动等特征进行设定，而它否是实存是另一回事，同样上帝也是如此，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中，并没有对上帝这一概念附加新的谓词，因为我们开始就对上帝这个概念进行设定，这个概念本身具有上帝这一表述的全部谓词。一个实存的东西并不比单纯可能的东西设定更多，“上帝实存”与“上帝”从规定事物的谓词来说，并没有设定更多的规定性。但“三角板”比“三角形”有着更多的规定性，这里涉及对事物自身的绝对肯定。

而在实践理性层面上，“上帝”就是一种悬设。由于实践理性对于“至善”的不懈追求。而至善的实现需要道德与幸福的同一，然而这二者没有必然的统一性或者匹配性，道德并不必然导致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存在就成为一种悬设。在这种信念下，人们在追求理念的时候就会减少痛苦。所以上帝存在是道德的公设(Postulat)^②。，此所谓“道德必然导致宗教”。

②Postulat来自拉丁文postulo，该词的词根posco为“要求、恳求、吁请”之意。可见康德的公设也意味着一种吁求，一种必须。

“假定一个具有最高充足性的存在者的存在为一切可能的结果的原因，以便使理性容易找到它所寻求的解释根据的统一性，这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如此放肆，以至于人们甚至说这样一个存在者必然实存，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允许的假说的谦逊表现，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确信肆无忌惮的僭妄了；因为人们自称认识到其为绝对必然的东西，对此的知识也必须自身带有绝对的必然性”^[1]138。

(二) 关于“必然存在者”特性的推导

特性一：必然存在者是永恒的。

因为1.必然存在者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可能者的前提条件。

因为2.必然存在者以任何别的方式实存是不可能的。

所以1.必然存在者以自己的方式实存。

另外1.凡是存在的都有规定性。

  2.必然存在者之所以可能在于它事实上存在着(等于说：必然存在者的规定性是“是其所是”)。

所以2.必然存在者不能以其他方式被规定或改变。

同时由于2.必然存在者的不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3.必然存在者的起源和毁灭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4.必然存在者是永恒的。

特性二：必然存在者包含着最高的实在性。

“最高实在性”不同于“所有实在性”，“最高实在性”是根据。而错误观念认为：“人们把所有的实在性都当做谓词不加区分地赋予上帝或者必然存在者，却没有注意到它们根本不能作为规定性彼此并列地出现在一个惟一的主体中。物体的不可入性、广延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能是具有知性和意志的存在者的属性。借口不可把设想出来的属性当做真正的实在性，也是枉费心机”^[1]46。

“在这一存在者自身中设定了实在属性的最高程度，这种程度只能始终内在于一个事物”^[1]46。

因为1.必然存在者成为一切可能的实在性的最高根据。

所以2.必然存在者肯定可以发现一切可能性的材料。

  3.所有的实在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必然存在者而被把握。

  4.所有其他的存在者也都只有通过必然存在者才是可能的。

“这样一个存在者也就是一切可能的东西中最实在的东西，因为甚至所有其他的存在者也都只有通过它才是可能的”^[1]46。

(三) “上帝存在”的证据

当一个概念被视为理论体系的边缘时，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更丰富的解释，然而当建立更为宏大的理论，并反观这些概念时，那么这些概念的意义就会更丰富，康德要让这些概念经过先验哲学的检验，使它们的本质得以显现。“虽然敏锐的研究者到处为缺少证明、缺少被精确的规定的概念或合规则地联接起来的理性推理的准确性而若有所失，但健康理性的那种自身尚处在一般认识的局限之内的运用，毕竟还是提供了关于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和属性的足以作出证明的证据”^[1]28。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就会成为胡塞尔意义上的还原。胡的还原正是通过中止判断回归到先验哲学。“胡塞尔认为最本质的规律不是通过推论得出，它反而是一切推论的前提。它是通过本质直觉或者本质还原的方法得到的”^[5]。

康德认为在我们的体系中，存在着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按照一个目的，最终必然地导向秩序，“而由于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和规则性，以及大自然沿着协调和优美的轨道，人们就被导向了对一个根据的猜测”^[1]98。所有的秩序、优美与完善都以一个存在者为前提。事物依照秩序完善就像从一个主要根据出发，必然存在者是一切可能的东西的充足实在根据，那么在它里面能够找到这些关系。反过来不以符合知性的意志作为前提条件，外在的优美、完善就不充分。

“有某种东西绝对必然地实存着。这种东西就其本质来说是惟一的，究其实体来说是单纯的，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精神，就其实存来说是永恒的，就其状态来说是不变的，就所有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来说是最充足的。这就是一个上帝”^[2]50。所以必然存在者具有意志与知性，是一种精神。绝对必然存在者是唯一的、单纯的、永恒的、不变的、最充足的理由，这种精神就是上帝。

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还原，康德对自然神论提出怀疑，“这两个方面的证明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中，很少受到康德的学生们的注意。正是由于这两个批判我们才得以对康德的上帝概念形成正确的判断”^[6]。基于思考奠定了他的理性神学的哲学基础和先验哲学的体系。“我仅仅满足于使证据变得完美无缺。我的意图并不是阐述一种规范的证明”^[1]49。从某种角度说，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也是他形成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正是这些涓涓细流的汇聚才成就了他的伟大的批判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