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理性人思想并以它为基础进行经济分析之后，理性人假设便成为经济学大厦的奠基条件之一。但对于理性人假设的批评从来没有消停过，特别是在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理性人假设似乎有被颠覆之势^①。在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追捧理性人假设，几乎成为信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笑柄。理性人假设提出的背景如何，其价值何在，如果不了解这些，单纯地以现实中的特例否定理性人假设，很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从众螺旋。本文是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卷入对理性人假设批判，对理性人假设越来越强的质疑声的一种回应，也试图通过对这些批判文献的批判，进一步探究理性人假设的重要价值。

①本文所查阅的中文文献中，几乎所有文献都对理性人假设充满了质疑，即使有几篇文献试图挖掘理性人假设在其他领域的借鉴意义，也无不在文章的结尾阐述理性人假设的缺陷和限度。

经济学致力于探究在既定社会制度下如何进行有效生产，利润最大化成为对生产者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范式。边际革命把经济分析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效用最大化成为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范式。显然，这两个范式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即每个经济单位都为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行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继承了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思想，并进一步抽象“经济人”的本质^[1]。他提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2]。“经济人”假设提出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演绎其他理论的一个公理。“经济人”概念提出之后，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地进行修正，他们使用了“偏好”这一概念替代原来的“利益”，追逐利益的“经济人”于是更正为“理性人”，但追求最大化的内核始终未变。“经济人”假设到“理性人”假设的转变并没有使质疑者噤声，批判声减轻。

批评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不符合社会生活中人的真实状况。如澳大利亚学者休·史卓顿用一位35岁的女性埃利生活与工作中的行为来证实“理性人”假设不符合社会现实^[3]。中国学者则常用雷锋的例子说明人不是利己的，而常常会利他，并且一再强调“雷锋”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第二，行为经济学试验证实，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理性人所追求的目标常常失效。2002年诺奖获得者卡尼曼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行为试验研究，这些研究就个案而言反证了理性人假设。于是他批评道，“对于理性过分的相信，对于模型的过度依赖，对于计量化、模式化的论述过于强调，这不仅是传统经济学的缺陷，也是现代思维之大弊”^[4]。在中国深受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影响的学术界，对于理性人的批评更加尖锐和激烈。一些学者认为，理性人假设是将公民设想成一群内心冰冷、追逐私利、金钱万能、毫无道德和责任感的人^[5]。诚然，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为理性人假设辩解的声音，如正是因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才导致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如利他也是一种理性。但是，由于这些辩解并没有真正了解理性人假设的本质和价值，所以不但没有消解人们对理性人假设的批评，反而为“理性人”假设招致更多的误解^[6]。理性人假设为什么遭致那么多的批判？其提出的价值几何？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解读，不谋求为理性人假设“正名”，只为引起学者们对理性人假设提出的价值作深入探究。

一、 理性人假设是一种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研究所必须

方法论是有关人类社会认识世界方法的理论。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方法论案例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诞生，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德以他的《几何原本》^②著称于世。但是，他的巨大贡献不是建立了一门几何学，而是在于开创了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裨益于后人的，远远超过了他所创造的几何学本身。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形式表述的演绎方法用于构建知识体系的人。正是这种演绎方法使得几何学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门严谨学科，它从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众多的定理，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欧几里德本人对他的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并不十分关心，他最为关心的是他的几何体系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为后人研究空间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知识的整理及系统的阐述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逻辑。从此以后，将人类的知识整理为从基本概念、公理或定律出发的严密的演绎体系成为人类的梦想。

百度百科.演绎推理[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112.htm.

欧氏的贡献就在于他从假设出发，用推演法把几何学的知识贯穿起来，揭示了这个领域的整体知识体系结构。他创造性地开辟了方法论逻辑道路，即创立了推理演绎法思想体系。演绎法诞生之后，逐渐成为科学家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不仅自然科学家如此，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同样如此。在对其对象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们普遍遵守的一个基本范式就是在研究前提即先验假设下，探索对象的本质特性或者它的发展规律性。牛顿力学是遵照演绎法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牛顿虽然声明“我不需要假设”，但实际上，他如果不用假设，就无法得到“万有引力”这样的普遍规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大小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前提是在真空中演示，尽管伽利略的实验并没有在真空中演示，但没有人质疑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

谋求科学性的经济学同样如此，需求定理表述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反向变动，即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它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随它价格的下降而增加”^[7]。在定理的解释中，需要注意的是：其一，其他条件不变是研究前提，意指需求定理在假定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商品本身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离开了这一前提需求定理可能就无法成立。其二，需求定理是指一般商品的规律，不排除例外的商品，如炫耀性商品和吉芬商品。尽管存在着以上的看似难以满足的假设，然而需求定理的正确性，以需求定理为基础的价格决定理论的正确性鲜有人就其假设提出质疑。不仅经济学家如此，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同样如此。如苏力在《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中，梳理得到海瑞有关司法的两个定理：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8]。但前提是“讼之可疑者”，也就是疑案的判决才可以使用此司法定理。张翼在《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一文中，探寻中产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差异性，首先假设中产阶层在生成的过程中在对政府的信任、对制度的公平性评价、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程度上与其他社会阶层无差异^[9]。即使文学家也不例外，被国人奉为经典的《西游记》中编撰了多少惊险猎奇的故事，带给多少人奇思妙想和欢声笑语，所有惊险故事设计的一个关键的假设前提就是“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研究普遍遵从这种范式，为的是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两个最为经典的模型“货币循环流量图”和“生产可能性曲线”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在假设中忽略了现实世界中有关模型的细枝末节、非关键变量，抽出关键因素建构模型来解释和揭示经济规律。模型简化了复杂的经济，以便强调一些基本的但极为重要的思想：稀缺性、权衡取舍、效率、机会成本和经济增长。“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10]。从这些假设出发，推导出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也为预见对各种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可以避免研究人员以偏好的改变来解释事实与其寓言的明显矛盾。总之，基于综合假定的“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也就是说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9]。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理性人假设并不是对人类行为目的的经验描述，也不是归纳结论，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只有观测到有一次太阳没有从东方升起，就验证了归纳结论的错误性”。理性人假设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假定，比如说雷锋不是理性人，因为他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毫无私心的帮助他人(帮助他人也有大量的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人)。即使存在着雷锋，也不能推理出雷锋不是“理性人假设”的正确性。因为理性人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结论。相当多的学者对理性人的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区别，把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误以为是经济学家倡导的行为准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尽管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争议，但就事实表现而言，理性人不仅概率占优，而且在科学研究中条件占先。换句话说，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理性人比非理性人在研究中更有优势。

二、 理性人假设并非没有约束前提

追溯“理性人”的原发点，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曾有表述。在书中，斯密认为“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肯定并发扬了这一观点，1884年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并阐述了“经济人”假设提出的必要性和应有之义。他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12]。自此，“经济人”的内涵演变成为自己追求最大化利益。“经济人”假设自提出以及被引进经济分析之后，这一假设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

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经济人”假定是从店老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此假设完全排斥。他的继任者希尔德布兰德、罗雪尔和克尼斯等同样批评“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此假设把经济分析建立在“经济利己”这一并未得到认同的概念之上，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动机等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致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发展史^[12]。事实上，他们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历史发展文明积淀的产物，极具复杂性，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成功观与他人紧密相关，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反映出人的全貌。

在学者们的尖锐批评下，新古典经济学派不断修正这一假设，他们使用了“偏好”这一概念，原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被更正为“理性人”，“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13]。在这里理性人不再是自利人，既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利己心”，穆勒的“经济人”，还是边沁的“理性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私利”或是“偏好”。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最大化自己的偏好，是追求最大化偏好，而不是实现了最大化偏好。第二，在约束条件下，“尽管他们没有对经济人或者是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作出完备性的论述，但是亚当·斯密与安东尼·唐斯都对其作过一定的限定”^[14]。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前辈们提出理性人假设时，其中隐含了理性人知识、经验以及信息等不完美的约束条件，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的理性决策人，就落入了二律背反的怪圈：如果理性人是后来经济学家们普遍批评的完全理性人，则它是具备完全知识和计算能力的人。作为完全理性人一定知道每一个人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完美的这一知识，否则他就不是理性人，而是万能的神。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超人或者神灵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最优配置的科学，基于这样的妄加前提，必然得到荒谬的结论。经济学的学科核心是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核心内容用数学语言表述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在这里的约束条件，既可能是稀缺资源的约束，也可能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约束，只不过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将上述这些变量看成是外生变量，主要将精力集中于物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上而已。

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在西蒙看来，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把所有的影响因素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预料所有备选方案以及预测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提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15]。更确切地说有限理性学说并没有否定最优化行为本身，而是增加了“理性人”的约束条件或缩小了选择的可行域。笔者看来满意解就是最优解。首先是谁的最优解？由于资源的多用途性，资源的配置必然存在多种方案，尽管在外人看来A方案优于B方案，但是对于决策人来讲，他仍然可能实施B方案。因为他不可能获得做决策所需的完美信息，即使可以获得，还需考虑获得完美信息的成本和交易费用问题，在此情况下，B方案劣于A，但仍可能是决策人的最优解。其次，由于决策人自身知识、信息和能力的缺乏，可能难以准确地对备选方案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判断，这使得一些客观上占优的方案可能会被剔除出方案集。此外，决策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带着所处社会环境的烙印，其决策受技术条件、文化水平、道德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下，他“无奈选择”的满意解其实就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还需要明确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人学说实质上是理性人假设学说的一个子集。西蒙的研究丰富了理性人假设的研究，是对理性人假设的继承与发展。基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学者们所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是对理性人假设价值的又一个佐证。

三、 理性人假设更为接近现实，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

社会的治理路径有千万条，道德和法治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路径。“人性善”可以看成实行道德治理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人性恶”亦是实行法律制度治理的基础。两大重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以不同的人性模式分别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一些学者们提出“道德人”假设，基于“道德人”假设的政治家的行为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但显然道德人假设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人所呈现出的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1]。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阐述到“文中所述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以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6]。及至今日，如果政治学家眼中的“道德人”更符合现实人性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就无法理解，就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对交易如此乐此不疲？也无法理解偷窃、诈骗等一些非法的行为，进而推知，有关此类种种的法律制度也无建立的必要。如果道德人假设为真，那么贪官污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一典型社会现象似乎应该绝迹。道德人显然并没有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如果说有价值的话，也只能说它是一种让人们从善和实现公共利益的良好愿望，鼓励人们不贪心，多做好事。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事件之后，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具有“阴阳”二重性，既有道德伦理又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言行不一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特别奢侈，他集聚了许多珠玉好玩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17]。基于“理性人”假设下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容易导致政府预算扩张、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等弊端。现实中各国政治实践中，上述现象的广泛存在，就是对官员也是理性人的明证。尽管并非是充要条件，如果没有理性人的假定，那么政治清明、官员廉洁这样的设想只是理想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理性人假设被公共管理学派拓展到政治学领域，用来研究集体行为。无论是布坎南的多数票、唐斯的投票人行为还是尼斯·坎宁的预算，最大化动机都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17]。这些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遍接受并维护理性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党、利益集团都是理性决策者。理性决策模型也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内核。这使得当代公共管理学获得了新的方法论资源，使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学派能够独树一帜，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它不仅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而且还成为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取得成就的背后一定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公共管理实践对理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一定有力地指导了公共管理实践或者对公共管理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不可能有当今的地位而被重视。取得成就的原因就是在研究中设定的基本前提为政治领域中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基于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理性人行为，从而相对准确地与政治活动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

复杂人无疑最为贴近生活现实，但如果没有理性人假设，可能就没有经济学。因为无法做到对经济行为的模型化，无法处理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就经济理论而言，不管理性人假设有多少缺点，重要的是它可以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从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总结归纳出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在熨平经济周期、防止社会经济萧条、提升人类福祉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真知灼见。“复杂人”的设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都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鉴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机会成本的考虑，也许理性人假设是在目前约束条件下的“满意”选择。

四、 理性人假设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逻辑前提

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建立在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一个是理性人假设，一个是资源的稀缺性。学者们对于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从未间歇，但是对于资源的稀缺性笃信无疑。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经济资源，物力资源还是人力资源，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并证实了它的稀缺性。在主流学者们眼里，这些资源是为人类所用的，它的存在要为人类提供利益。任何研究者无法否认人们的行为是有动机的，这种动机实现过程，或者说欲望的满足过程必然会利用稀缺性的资源。理性人追求的就是效用的最大化满足，欲望的满足程度就是效用。因此，理性人追求欲望(自利或者他利)的最大化满足。但遗憾的是，人们欲望需要的物品总是远远大于现有资源能够生产的物品。资源的稀缺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一个是客观条件，一个是主观心理，但没有主观心理对资源利用上的最大化追求，就没有稀缺性。因此接受资源稀缺性之前必须承认人的理性假设。

如何限制资源的使用或者有效率的使用？解释并解决这一问题是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原因以及得到快速发展后应该承担的重任。经济学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即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各种各样的物品或者劳务(资源)都有价格，越稀缺价格越贵，反之越低。价格成为衡量资源有限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但绝非经济学一家研究理性行为与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解决稀缺性。以上的说法或许太过武断，但是限制或者激励人们有效率地利用稀缺性资源，是绝大多数制度设立的根源。即使是充满了人性中所有美好愿望如爱、关怀、责任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从发生学视角重新解读婚姻制度和配偶权，婚姻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效解决关于性资源稀缺性的产权制度，它首先要解决同性之间的互不侵犯，其次才是鼓励两性之间的互助合作”^[18]。配偶权和婚姻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性资源的稀缺，特别是女性性资源和生育资源的稀缺。尽管以上的解释为一家之言，但是产权虽然自私有制度产生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的几千年的时间里，内涵不断丰富和变迁，其经久不变的仍然是对产权诞生原因的解释，那就是人们理性追求下的稀缺性。“资源的相对稀缺是确立产权的前提，如果一种资源已经丰富到像阳光、空气那样唾手可得的程度，确立产权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19]。海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得到法律、制度和产权的眷顾，是因为人类利用海洋的方式主要是航行、捕捞，人类的理性行为不足以影响海洋的可持续性，海洋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可供人们尽情享用，不会枯竭，不会发生短缺的对象。正是因为在人类追求欲望最大化满足的情况下，新的资源开发技术诞生了，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陆地上的经济繁荣和物资生活的丰富，同时也引发了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高潮。特别是近海海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也成了多种利用形式之间，多个利用主体之间矛盾的焦点，为解决这些矛盾，海域有偿使用制度随之建立。

任何一门学科都在试图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共性的经济学，它在寻求基于一般统计规律的人类行为的共同特性和可预期的趋势，与单个经验事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如“美国人比中国人富裕”这一论断，鲜有人不同意。但是如果用“李彦宏”的个例质疑“美国人比中国人富裕”的结论，显然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理性人假设没有否定社会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理性的差异性，也不排斥人类感性行为的存在，也不与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某种特殊性、偶然性直接冲突。这正是制度设计的必然要求所在，模式化的制度针对的是它要规范的一般对象，而不是特定个体。公共政策的目标并不必然要求它所涉及的每个个体目标的实现，它只是试图保证每个个体在遵循一般性规律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预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在民主制度下应该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公共选择是基于个体的选择，如果个体的选择是感性的、利他的、冲动的、无目的的，公共选择便是一个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的过程。但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和驱动的内因一再表明，民主决策、公民参与的结果更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和稳定性，公共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也一再证实了公众理性的现实性及重要性。另外，对理性人假设的非现实性的批评，也导致了社会科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出现。如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约翰·海萨尼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反而，试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理性人”的倾向使研究无法模型化，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反复证明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人并非都是理性的。

激励是让人们产生某种行为的东西。它以组织成员的需要为基点，以需求理论为指导。价格是一个有效的激励，它指引着市场上的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西方市场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证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个人谋求个人利益的改善，就没有交换，没有交换就没有市场。可以说，没有人们的理性行为就没有市场以及市场制度。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公社制度到个人家庭承包制度的改革，那么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群还是那些人群。中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产品极度匮乏到产品相对丰富的转变靠的就是制度。基于自利动机设计的制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采用理性人假设、把自利行为的存在看作基本的事实、研究自利行为在各种制度下的表现，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的规律。30多年市场化大潮中涌现了若干非理性的“雷锋”、若干“雷锋”的非理性行为，但仍然无法否认基于自利动机设计的制度的正确性，作为一种制度也不需要对制度框架内的每一个个体行为作出准确解释和预测。制度设计遵循自己的“效用逻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决策者，以“失败”惩罚那些非理性决策者。

理性人假设让制度设计和制度分析成为可能。“如果假定人都是感性人或者是利他主义者，就难以讨论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坏制度，也无从解释好制度是如何产生出来的”^[20]。因此布坎南指出，“唯有通过构造广义上追求财富极大化的‘私人’，才能设计其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并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当地利用市场的法律和制度”^[21]。

五、 结语

20世纪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扮演了提高人类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角色，它不仅研究经济现象，而且还研究人们的行为。鉴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之间的复杂性，在经济分析向其他领域攻城略地之时，凸显了理性人假设的狭隘性，对理性人的质疑和批评也随之广泛化和激烈化。人们批评理性人假设无视人性中“善”的特质，把人抽象成冰冷的、唯利是图的人，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反对的观点似乎义正言辞、心地高尚，但事实上有把经济问题伦理化的倾向。反对者需要了解“理性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22]。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解释了经济现象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它消解了人们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

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经济分析在披荆斩棘向外扩张形成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它具有强大洞悉力，解释往往一针见血地揭开含情脉脉的面纱，直抵人们行为的本质。尽管人们不喜欢它，不接受它，但是在各种决策的场合，特别是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人们绝不能忽视它的参考价值。超越理性人假设也许是当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甚至期待整个社会科学在人类行为的模型化方面有所突破。尽管期待，但在目前丝毫不能否认理性人假设的重大意义，即使是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