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儒家思想本身能够兼收并蓄、自我更新，更重要的是它在形成之初经历过社会的巨大转型与变革。

一、 社会转型：思想与价值传统延续的时代背景

从横向上看，传统的国家意志与个人的思想信仰及其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涵。从纵向上看，中华文明的变迁与延续实际上就是思想与价值乃至整个民族核心价值观变迁与延续的如实写照。任何深刻且合理、能够持续存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都不可能在平淡中诞生，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核心价值成型的客观条件都必然摆脱不了社会转型这一事实。换言之，社会体制的变革与社会思潮的崛起是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的必然依据，只有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中，思想才会变得深刻、深远，传统文化系统也不能例外。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就是在治乱之间的转变中，论证并建构起天、地、人是如何被合法地纳入这一秩序之中的，社会的深度转型呼唤统一的行动意识与伦理基础，这是任何时代都摆脱不了的“宿命”。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种稳定的、合理的结构是经过不断的论证与锻造而成的，人们在反复质疑与往复辩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这样一个价值认同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迁，思想话语的承负者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出现了分离，思想得以迅速滋生各种流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过去“那些无需论证就可以使人平静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威，对任何现象和事务的解释都要解释者从头说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道理”^[1]78。人们对思想的理性思索代替了对权威不容置疑的臣服。但对价值观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也等同于在混乱中价值观的缺场，这意味着战争和分裂一旦结束，社会便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来修复被划伤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怎样才能寻找一个属于国家控制的并为人们共同认同的、最终的价值依据与心理本原？答案只能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提出一套可供时间检验的价值体系。这也难怪孔子曾感叹，在他所身处的世界中，“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论语·八佾》)。从正统到混乱再到大一统的节点上，孔子期待通过他与弟子们的人本(仁)、宗法(礼)和中庸学说建立起“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礼记·学记》)的社会秩序。知识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强调外在的秩序格局与内在的道德底蕴相结合，才能建立有条不紊、协调和睦的社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离散的人心与失控的国家秩序，儒家没有办法将其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对于价值观建立的设想及至汉代的董仲舒终于得以实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与信仰的离散也随着国家趋于大一统而渐趋缝合。由于国家呼唤政治的权威秩序、观念的协调统一以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因此汉代在不断强调“天者，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夯实君王权威的同时，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德”、“刑”分治，“道统”与“政统”分离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建构起“礼法合一、德刑共治”的大一统思想。儒家学说通过建构自然法则作为合法渊源、以君主制度与循吏行政系统作为推行力量，以血缘亲情作为社会认同基础，以特有的话语系统作为思想延续的符号，使得这种以“家国一体”为根本特质的系统化意识形态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上成为“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中庸》)并宰制中国人上千年的核心价值观。正式“成为理路贯通、兼备形上形下、可以实用于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极富弹力和张力的系统”^[1]243。这种比较封闭、完整、自给自足的系统使得儒学在思想上取得寡占地位，因而它所输出的意识形态也自然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尽管自春秋以来的儒道之争暂时归于平静，但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分裂朝政治与宗教的趋势发展^[2]，即儒学也开始表现出神学化的倾向。

汉代之后，玄学兴起。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否定了儒学占据核心价值的地位，使得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话题的起点，“名教即自然”、“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哲学认知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再一次面临着转型与变迁。加之佛教东传，宗教信仰大有先于社会伦理而规训世俗世界之意。从公元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儒、释、道之间的纷争意味着大一统的国家价值观不得不与宗教团体共享原来的权威，人们的价值观被杂糅成为“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3]729式的灰色幽默，人们在三种价值的冲突与融合中变得无所适从。

随着隋唐统治者对于政权合法性的不断建构，三派的纷争趋于平息，新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被重新勾勒出来，“借助权力建立了常规的世俗利益与经典的知识话语的联系，把一种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知识阶层晋升的必有途径”^[4]5。唐朝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后迅速陷入了国家权威沦丧军阀割据的窘局，因而国家又不得不呼唤通过统一的思想与价值观重建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秩序与权威。“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是儒家对于知识、思想延续与更新最常见的主张，即对于价值的重建必须要得到回归历史与经典的支持，通过重新解释经典与历史谱系唤回价值认同。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韩愈的《原道》。韩愈通过重新“发现”孟子并重建其“道统”，借助若虚构若真实的历史谱系的重述，把国家拉回到“博爱、行宜、顺而祥、爱而公、和而平”(《原道》)的局面。使得儒家价值观的合法性在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得以再次通行无阻，国家与民族价值观的一元状态也得以再次恢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由于道统(文化重心)与政统(政治重心)的再次分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知识、思想与国家之间出现断裂。鉴于此，国家希望通过其与士绅的双重支持，建构一种囊括皇权、社会与自然的普遍真理，在这种普遍真理之下，士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回归，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得到重建。在此基础上，儒、释、道又重新融合为一种新的儒学，即宋明理学，理学家们将正统儒学的天命论与人道论相结合，使得儒学进一步走向精致化、程序化^[5]。从而使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同一性也渐次得到了巩固，儒家价值观中的经典原则被伦理化与世俗化。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宗族与以“忠”为基础的国家秩序获得了超稳定的结构，并且“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士绅的知识权力，使得文明由都市向乡村、由中心向边缘逐渐辐射，并构建了以汉族地区为中心的认同的‘同一性’……看上去，似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这种以家庭、宗族关系为中心的，理智、克制、和睦的生活规则和社会秩序，以及维护这种规则和秩序的伦理道德观念，于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文明的同一性，这才真正被建构起来”^[4]247-248。

总之，宋明以降，“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了传统文化价值与人性修养的新的进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演变为一切事物均遵循“天理”。因而名教与自然、先验与经验、伦理与政治得到了有机结合，儒释道一体的格局因之最终得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再一次展示了其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延续与更新。

传统三纲五常的名教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洗礼，锤炼后的价值观也以优胜劣汰的法则延续下去。它在社会转型中成长，又成为维护封建人伦与规范传统政治秩序的稳固基石。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与成长，“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6]。即便是处于政治动乱之际，核心价值观仍旧能在思想上、精神上发挥着巨大的统领作用。

二、 哲学对话：士子在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培育

任何时代的文化精髓所凝练的价值观必然都要求具有高远的立意。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核心价值观具备双重的面向：它不仅作为一种立身准则与行动标准，内化于每一个成员的精神-道德性力量以及规范他自己的政治秩序，同时也意味着这种话语符号是每一个成员孜孜以求却难以企及的道德制高点。所以孔子深谙“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在他看来，社会的核心价值一定要建立在既要能“立天地之大本”但又必须“知天地之化育”一类的思想和信仰基础上，所以“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礼记·中庸》)，君子之道存在于“费隐”与“能行”之间。千百年来的士子在吸纳传统文化的内核时，大致都有两条路径：一则进德，即“尊德性”，通过这种“极高明”的信念成就信仰上的修为。一则穷经，即“道问学”，通过“道中庸”的日常修为来“温故知新”，求得智识上的进步。所以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的培育理念下，以仰望星空的理念来做皓首穷经的志业，方能成就经典中对“士”或“君子”使命的塑造。对于今天的大学生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旧是其思想价值塑造的重要途径。任何一个在良性文化体系中成长的人都与这个体系及其内在的价值观形成一种人文的对话，即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理论与实践关系时强调，一方面，实践决定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的真伪，并形成新的理论，另一方面，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要通过理论与智识指导社会实践，这一点古人早就给予我们明示。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怀疑，曾国藩(1811-1872)这位在个人品德修养、社会关系塑造以及帝国的政治机器改造中都堪称表率的理学名臣、缝掖大儒不是传统文化培育下的骄子。对于在传统家国一体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君子的形成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曾氏的见解因其身份与成长经历的缘故，结合了耕读士子、知识精英与伦理“先锋队”的多重角色，因而可以清晰地呈现在传统知识世界里“士”或“君子”这一群体的价值观是如何构建的。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帮顽民梗化则忧也；蛮夷猾夏则忧也；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也；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也；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7]22-23。

《大学》开篇就提醒士子们：“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即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如同向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所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围扩展。想为国家与社会缔造良好的政治秩序，则首先应当在家庭中陶冶其个人的人格。因此儒家的经典为所有的价值观认同者提供了一种心灵道德培育与国家秩序治理相连接的线索，从而国家、民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即意味着个人心灵秩序的建构。这种“个人-家庭-宗族-社会-国家-宇宙观”环环相扣的认知、实践模式便是传统文化对人的改造的基本假设。按照儒家的假设，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建构他自己的这种梦想，他所建构的普遍性原则就能与家族、社会、国家的行为相联系，那么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就有可能“民胞物与”，他所处的国家才不至于“蛮夷猾夏”。因此在这种理想的模型之下，君子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完美的近乎珠玉的存在，以至于“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仅有这种假设也无济于事，孔子的悲剧在于尽管他构建了宏大主题的社会价值观雏形，但是这一优良的秩序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流行，甚至等同于妄想，被贴上“过时”、“反动”的标签^[8]84。在儒家的学说中，总有一个先设的道德标准与理想准则，它如同孵化机孕育并改造士子们的精神世界。但传统的文化毕竟无法摆脱对人的构造程序过于理想化这一事实，因为人的塑造不是流水化的生产车间。对于那些传统文化机器孵化出来的“半成品”或“残次品”，经典通常只会将他们弱化为“小人”、“愚者”、“不仁者”、“小肖者”这种渺小的形象，并作为凸显君子美德的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谴责。

传统的文化体系其强大之处在于，它能构建出既深不可测的神圣信仰又接地气的操作手册。即便是有可能多数人都会被打上“名不见经传”的标签，但也仍旧不妨碍这种文化体系所具备的强大凝聚力，吸引人人都渴望能成为君子的事实。

马克思曾说，“哲学并不像蘑菇那样从地下冒出来，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9]120。哲学从其内外部都要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发挥作用。所以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洞见君子的改造是如何可能的，并很清晰地在展示传统核心价值观合法性的同时缕析了人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立体”结构的人，曾国藩对君子培育的看法，实际上也包含着个人、社会、国家这三种关系，三者互相交错，各为因果。在国家层面，君子应当以拯救国家衰亡、政治腐败、生民凋敝为己责，以国家昌盛、政治清廉、人民富强为己任；在社会层面，君子应当推己及人，通过德行与礼教使生民开化；在个人层面，君子应当“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在心中立道德之法，以美德信仰作为仿效的目标。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当君子有了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样上下求索的志向，他便有了立足于社会及博取政治与机遇的资本，进而其自身的修为也成为了一座美德的山峰供其他的士子瞻仰。同时还要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建立在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上，传承与延续是儒家价值观区别于其他流派、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根本所在，所以孔子一再强调，儒之为儒，是要“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礼记·儒行》)，即君子虽安身于当今之世，却能时刻与古人对话；虽立命于当今之世，却能成为后世楷模。恐怕也正是这种注重伦理本位、阐明主体意识、身处辩证结构、关注现实政治、强调线性思维、重视人际关系^[10]，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得以贯穿古代社会始终，能够表现出士子的哲学思想并以此区别于他族别国的思想与价值特质。

三、 现实意义

坚守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并传承坚定的信仰与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青年才俊；青年只有将个人前途与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才能大有作为。因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青年意味着希望与未来，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邓小平同志强调，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必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11]95；江泽民同志强调在新时期内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2]27；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1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更强调，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14]。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每一时代的青年人都能通过自己所处时代的条件，凭借机缘与际遇去规划人生、书写历史。当下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近百年前，以学生为主力军、领导工商界及广大民众通过罢工、请愿、示威、游行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等进步精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孜孜矻矻争取的核心价值，也可以说，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滥觞于近百年前那场青年学子谱写的、旨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亿万民众寻求光明与幸福的青春乐章。“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近百年来，五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谋国家民族的福祉，争民众与个人的权利，在为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与个人的尊严的奋斗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将这种价值的传承与认同镌刻在个人思想与信仰的最深处，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激起思想碰撞的火花，亿万个梦想汇聚成为了中国梦，亿万青年的先进思想汇聚成了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4]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青年人思想世界建构的期许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追求的目标与承担的使命，任何时代对青年培养宏观意义都是相同的。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培育上，过去与现在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