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 宁波 315100

2.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 宁波 315100
2.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P. R. China
中国经济改革走过了37年的路程,其发展速度和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 000美元;从一个绝对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国和制造国[1, 2]。
与中国同样有着长时期、连续不断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不少,包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它们都有过同样辉煌的发展历程。同时,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入了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新加坡,人均GDP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许多西欧国家。
也就是说,仅仅从经济的发展速度、持续时间和人均水平看,中国不是唯一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是世界到目前为止的人口最大国,其历史漫长而复杂,地区差别巨大,能够这样长时间不间断地发展,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亚洲四小龙总人口的16倍。按人均收入计算,中国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就等同于日本要增长10个百分点,“四小龙”增长16个百分点[3]。
1978年以前,如果按照现在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90%,而现在的贫困率已经小于10%。在消灭贫困人口方面,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最大。30多年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不到1%,而现在的份额已经超过11%。同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原来的32%,下降到现在的18%。美国占全球经济比重的下降份额,绝大部分被中国所取代,因而形成目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双巨头的局面。
可以预料,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可以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左右。那时,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不仅是世界的第一位,而且将是美国的两倍。这样的发展方向,与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相吻合。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可以归纳为三个触发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农业翻天覆地地变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业物资基础;外资流入和出口拉动促使中国技术急速升级和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促使中国充分挖掘国际分工的最大潜能。改革成功的秘籍可以归纳为16个字——务实探索、循序渐进、从易到难、以点带面。而经济发展成功可以归纳为四大要素,那就是政府的开明政策,人民的勤奋和节俭,科技教育的大力投入,以及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并举的发展策略。
二、经济“新常态”的国际及国内背景 (一) 国际背景2007年,美国的“两房”债务危机引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经过7年多的挣扎,美国是第一个从危机的“泥潭”中慢慢走出来的国家,“适度”的量化宽松、科技的创新和制造业的重振使美国取得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在欧元区,由于欧元设计的先天不足,使欧洲央行的许多宏观调控措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欧元区国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并且各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存在严重的异质性,高负债的国家对整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形成拖累,由原来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债务危机,使有些国家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日本经济熊市不改,人口老龄化、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匮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安倍上台后,对日本经济低迷采取了三项措施:货币宽松,加大政府支出,剌激私人投资。但是,日本2013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仅为0.3%,大大低于此前预期的3%至4%的水平。其中,2013年第四季度的个人消费仅增长0.5%,出口增长仅为0.4%,日本央行每月向市场投入近8万亿日元资金,造成流动性严重过剩。
受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影响,许多原来靠资源出口推进经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俄国、南非和巴西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本国货币严重贬值,它们都在忍受着经济调整的激烈痛苦。
(二) 国内经济形势背景经历了30多年近两位数连续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到2014年,增长速度下降至7.4%,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下调至7%。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急速下降,甚至出现短期的负增长。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也大幅下滑。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面对“三期叠加”所造成的困难和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换档期,面对前期快速增长所形成的过剩产能消化期,以及从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期。另外,过去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攀升,污染严重,人民币升值,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减少贫困和城乡一体化进展缓慢,这些都是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4, 5]。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明显的激发点。先期的外资流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因此,下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增长拉力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并维持稳定的、中高水平的增长速度。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与挑战 (一) 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中国的GDP增长率,同时逼迫转变增长方式。GDP由过去片面追求数量的模式,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举的模式。片面追求速度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土地资源浪费、农民利益直接受损和大量过剩的产能[6, 7, 8]。
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发展策略产生了明显的转变。习近平提出经济要发展,也要保住国家的青山绿水,要让老百姓记得住“乡愁“。发展经济要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结合起来,这是对地方政府的一大挑战。告别对GDP增长速度的过度崇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再唯GDP论英雄,而是以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作为主要考量指标[9, 10]。
此外,欧美国家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急速下降。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二升一降。出口占比下降,既有国内自身的原因,又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原来出口型的企业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加上劳动力和资源价格飙升,人民币持续升值,极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11, 12]。
全球经济不景气,欧洲出现通缩,购买力下降,美国制造业回流,等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以前大多数行业是粗放式发展,所以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产业占主导。就拿钢铁行业来说,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50%,可是特种钢、优质钢占比很小。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钢铁价格大幅度缩水,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面对着关停并转的巨大压力。
(二) 应对能源效率低下与环境污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导致许多因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和食物污染引起的疾病给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污染抵消了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另外,交通拥堵也成了当前最大的城市病之一。人民口袋里的钱多了,拥有的物质多了,尤其是汽车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上升,然而,由于交通拥堵,许多城市不得不采取限行和限购政策,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要扭转污染和交通拥堵的被动局面,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把GDP的增长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兼顾速度和质量两个指标,而不是盲目追求速度。发展现代农业,把农村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城市,发展高端服务业,全面实现智能化管理,改善制造业的生产环境,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通过结构转型,用高效率的内生增长驱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争取用最低的环境代价,换取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经济建设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综合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13]。
(三) 持续反对腐败、消灭贫困,努力缩小贫富差别腐败问题是人类社会一道很难迈过去的坎。古今中外,腐败问题无法根除。但是,良好的政治体制,良好的监控体系,良好的人才政策和干部体系,可以把腐败控制在最低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到3年的时间,通过高压的反腐斗争,党风、政风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反腐斗争与廉政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为官之道,要让领导干部学会”热官冷作“的思维,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不会贪。
中国的腐败问题来自于一些官员做人做事的素质低和体制的管控效率低。另外,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可以寻租的空间巨大。权力的过度集中,加上体制建设跟不上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导致许多不该发生的腐败现象发生了,有的甚至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别于任何其他发展模式的地方,就在于政府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这是中国经济可以快速发展的一大特色,但是,这样的发展特色也有负面的问题出现,那就是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利益往往与商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权力没有得到监督和控制,就很容易形成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导致社会不公和政府官员腐败,形成一种非常负面的体制安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国务院的简政放权,配合党中央的反腐斗争,可以大大降低官商勾结的风险,为廉政建设和政府诚信提供必要的体制机制保障[14]。
两极分化是贫困难以消除的主要因素。30多年的经济发展,尽管人均GDP提高了数十倍,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还有1亿以上。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的倒“U”型理论[15],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如果不努力提高社会公平和公义,不消灭贫困,不消灭城乡差别,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近来学界与政界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有效控制收入两极分化和消除贫困,导致政治不稳定,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或徘徊不前的状态,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当前中国人均GDP刚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成功跨越陷阱的成功范例。
1972年,日本人均GDP接近3 000美元,用了12年时间,人均GDP在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人均GDP于1987年超过3 000美元,用了8年时间,人均GDP在1995年突破1万美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都没有把韩国搞垮。相反,韩国的经济发展步步为赢,如今,其人均GDP已经超过2.5万美元。
不过,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还不能自拔。亚洲的菲律宾、泰国,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GDP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 123美元。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 812美元,2008年仅达到8 209美元[16, 17]。
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 000多美元,而20年以后,也就是到了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还只有8 236美元。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该国的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经济增长出现不断的反复,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始终逃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四) 中国有条件和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述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人均GDP长时期无法突破1万美元大关,出现不断的跌宕起伏和经济危机,技术创新落后、政策多变、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贫富差别巨大。
中国国家幅员辽阔,有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区的人口或土地面积都相当于甚至大于欧洲的一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发展迅速,许多原来的小城市已经变成规模空前的大中型城市。深圳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超过1千万的特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台湾不相上下。除了深圳,全国还有许多城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包括除了重庆以外的其他3个直辖市,以及中国所有的副省级城市,例如广州、苏州、宁波、青岛和厦门。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大中城市群,在实现自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奋力发展,继续扮演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心的重要角色。这种长时期、不间断的城市发展态势,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必要条件。比如说,那些人均GDP已经超过1.5万美元的大中型城市,在未来10年,哪怕只保持5%以上的年均发展速度,同时,那些人均GDP还没有达到8千美元的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超过沿海发达地区,那么,中国必然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杭州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5万美元,2015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依然超过10%。宁波2014年的人均GDP是1.6万美元,2015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为8.5%。深圳作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2014年的人均GDP为2.5万美元,而2015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也超过8%。
重庆市最近几年的发展是落后地区超越式发展的范例。重庆首先是抓住汽车和电子两大产业集群,在短短的15年里,成长为年产值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产业组合。其次是积极发展10大新兴产业群体,力争到2020年,达到另外一个1万亿人民币产能的新型工业体系。在城乡建设方面,在全国率先破除户籍制度的魔咒。一个内地城市,开创全国领先的国际化路径,实现水、路、空三个国家一级开放口岸和保税区,实现出口和外资流入的逆势高增长态势。2015年前8个月的GDP增长速度高达11%,领先全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
如果我们把全国的大中型城市,也就是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比作一匹匹骏马,全国有100多个这样的城市,它们所覆盖的人口和周围的土地,足以成为中国地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天津和15个副省级城市,还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周围的主要中等城市,它们的人均GDP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城市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陷阱,在5年之内,那里的人均收入都将超过1.5万美元。
剩下的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均GDP也已经接近1万美元,只要它们保持高于6%或者7%的发展速度,再过5年,最多10年的时间,也会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到那时,全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小城市的人均GDP也会接近1万美元。如此一来,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超过1万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GDP总量,用现行价格计算,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必将稳固其高收入国家的地位。
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别,成了慢马追快马,快马拉慢马的马阵奔跑格局,通过你追我赶,实现区域经济趋同发展,实现整体均衡增长,来达到马群全部跨阱的效果。
我们把这样跨越陷阱的理论,姑且叫做“马阵跨阱”理论,其精髓是中国城市群之间的差别和互补所引发的“马阵追赶及趋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特色,也是大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稳定,政府领导力强,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强,因而,具备了上面所说的“跨阱”条件。这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拉美的国家小,一旦出现危机,整个国家就陷入困境。中国国家大,若干个省出现发展困难,如东北三省,只要其他地区继续发展,整个国家的实力仍然会不断上升。另外,通过有效的中央统筹与扶持,落后地区迟早也会追赶上来。
(五) “一路一带”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富强、文明和友谊。而今,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对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到目前为止,“一路一带”沿线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经济实力占29%。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稳步上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2013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
未来5年,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平均每年进口2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1千亿美元,出境人数1亿人次。这些经济活动,必将影响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里,我们着重讲一下“一路一带”与“板链式”发展。所谓“板”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集群,例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大西安,等等,它们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所谓“链”,就是“一带”,“一路”和“长江黄金水道”。这些“链”把各个“板”连起来,使“板”与“板”之间的距离缩短,使各个“板”之间所辐射的广阔地区,包括农村和小城镇,与增长中心的距离缩短。
这样,“一带一路”就成了“板链式”发展战略中的纽带,或是“输血”通道,把全国所有地区和要素盘活,从而激发它们的最大生产潜能。“一带一路”还可以延伸到周边的所有国家,把周边国家,例如东盟、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大城市集群,当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板”块,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的生产要素国际化,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在2015年3月的“两会上”,商业部部长高虎城说,2015年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一年,目前已与沿线50多个国家就规划和实施的一批项目进行了很好的磋商。
四、结束语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不过,从2012年以后,受内外经济环境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时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
新时期将出现经济结构向优、向高水平的方向转变,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的“新常态”。2015年10月5日,中国中医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世界公认的第一块科学“金牌”,极大鼓舞了科技创新的士气和信心。
但是,同一天,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定,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领域统一规范。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评论说,“TPP将给美国工人应有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TPP代表的12个国家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而中国并不是TPP的一员,一旦该协议在未来正式达成,对中国的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毫无疑问,TPP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一招妙棋,就像它在欧洲搞跨了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一样。
上面两件事生动地说明中国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文化、国际政治、金融等领域全面崛起,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与美国必将形成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动态发展格局。
中国必须做到的,就是修炼好内功。在“新常态”下,审时度势地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做到以我为本,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大力推动亚投行、中日韩自贸区、东盟10+1贸易平台等,将是对TPP协议的有力回应。TPP在未来的正式签署也许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这也倒逼中国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对国际挑战。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能够保持长时间、高速度的持续发展,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发展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力量。而今天“新常态”下面对的困难虽然很大,但是比起30多年前所面对的困难,那就要小得多了。
另外,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最近,中国自己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新区成功下线,充分展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力量。用7年的时间,中国就能造出C919,并取得517架的订单。高铁、核电和大型飞机是中国实力的表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发展风格和特有的民族精神。
中国的经济地位,世界上已经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可以来取代。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规模与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例如电子产业、互联网规模等。同时,中国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不断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发明,为我所用。通过进口、吸收和升级,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领先世界很多国家,成为如今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与美国一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双巨头。
最后,中国的内生增长潜力巨大,自我创新能力强,不同城市集群的差别和互补,加上“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必将促使各个城市集群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马阵跨阱”的态势,使中国在未来10年至20年之间,就有可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很难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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